“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这是来自佛教的句子，大概是“苦逼”一词的源头。没错，“苦逼”这个词，并不表示粗鲁。
　　今人但凡说到自己的“苦逼”，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谈工作。我们很少见到没有丝毫怨言地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人，因为从根本上说，无论从事任何一种工作，都不是人的自愿选择，而是被“自然机制”这一不可抗力所逼迫。这一“自然机制”就是伏尔泰说的：“生命在于运动。”不是“体育运动”，而是老子，是赫拉克利特。
　　生命的微观物质运动就像心脏跳动一样，一刻也不会停，这就要求我们用能量来支持它，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获取能量的方式都是工作。所以说，工作其实是一种先天的强制，就像人被生下来一样，不会也不必征得我们的同意。
　　一切强制，都是令人不快的。故而工作之“苦逼”，只有程度轻重之别，没有“是否”的选项，众生皆然。不过人又是智力的王者，这一特质的主要体现是人有理想，最平庸的理想，是工作轻松一点，生活得好一点。
　　那么，就人类整体而言，在通往这一平庸理想的道路上，我们是在日益进步吗？
　　工作的三重境界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说清楚什么是“进步”。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在这个问题上，价值判断恰恰最为无力，尽量客观地把工作的发展形态勾勒出来更加重要。
　　最初，在自然状态下，人的工作和动物、植物没有本质区别。采集、渔猎，对抗饥饿和寒冷，都是受本能支配。这是工作最低等的一种状态，也是工作的本义。由于人们没有掌握储存食物的方法，智力上也还没有这种预见性，所以自然是公平的，每天劳作，每天收获，机械循环，收获的丰歉，决定一天里有多“苦逼”。此时的“苦逼”不带有任何人文色彩，仅仅是一种生物状态，就像干旱之于一棵树。
　　我们离开自然状态已经很久很久，但这种最机械的生存搏斗，从未离开。读莫言的小说，或者观看冯小刚的电影《1942》就会发现，人为的或自然的灾难，以及由于一定的原因导致的绝对贫困，都会把人局部送回这种状态，每一刻的“工作”，仅仅是为了活下去。
　　活下去，这是工作的第一重境界。
　　社会诞生以后，让一个人的工作与更多人的“活下去”的问题、社群的发展问题发生了关联，人的心智升级，工作的目的也就附加了别的内容。“苦逼”产生了人文意义，那就是为了更高的目的，可以忍受更大限度的“苦逼”。
　　十几年前，在某城市采取粗暴手段清理街头流动摊贩的时候，当地媒体”都在为官方行为“鼓与呼”，而我的一个同事说了一句令人感触的话：“每当看到烈日下的流动摊贩，我都会肃然起敬，因为他们的工作可能养活着一个家庭。”
　　在这句话里，“更高的目的”非常明显了，那就是责任。责任，会维持人对“苦逼”状态的耐受能力。极端的生存困苦狀态虽然依旧小范围存在，但毕竟已日渐稀少，如今常态下的所谓工作之苦，往往是与责任相连。自然机制和社会机制，一起强制人们忍受自己的工作。
　　所以，工作的第二重境界，是责任。
　　接下来才来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我们要给工作附加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产生在实体之后，先存在某种实体，人们再给它赋予某种意义。比如人们经历着一代一代的生老病死，产生了困惑，于是宗教站了出来，各自自圆其说地给生老病死冠上有意义的解释。工作也是一样，艺术家的创造、公务员的重复、工人的机械性操作，为了自我说服，就被赋予了美学、公仆、螺丝钉等角色意义，如果我们认同这种意义，就会减少对“苦逼”的体验，增强对工作的正当性的认同。

如今常态下的所谓工作之苦，往往是与责任相连。自然机制和社会机制，一起强制人们忍受自己的工作。

　　在1980、1990年代，南方城市里“打工杂志”非常受欢迎，这类杂志就是负责为打工者的工作提供意义。那时“螺丝钉”的价值观已经不再流行，“生活得更好”这一平庸的理想变成常态，但工作本身却和理想背道而驰，此时，发表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寄出一封“读者来信”、阅读相同身份者的精神分享，就会提供一种忍耐下去的支持，尽管这种意义已经和工作不太相关。今天的打工者不再需要“打工杂志”了，因为机会增多，选择空间拓展，物质上的存活能力也增强了，人们可以通过辞职、入职的缓冲来获得意义感的再生。
　　这是工作的第三重境界，意义。
　　“苦逼”的产生
　　每个人都会承认，就工作的三重境界而言，“活着—责任—意义”，“苦逼”程度是递减的，因为被自然强制的程度在下降。这就回到了“是否日益进步”的问题，而且我们已经可以理直气壮地以价值判断为标准，回答道：“是的。”
　　然而问题又来了：既然是“日益进步”，“苦逼”程度递减，为什么对工作“苦逼”的抱怨却越来越多了呢？
　　因为对意义的需求增加，但意义的消耗也更大，而且“活着”和“责任”的压力已经减小到无法有效制约厌恶工作的冲动了。
　　过去的数十年间，中国人的工作状态，基本吻合“活着—责任—意义”这样一个层次升级过程，但人们对工作却更不满意了。就生活而言，你过得比父亲好，父亲过得比爷爷好，但对工作意见最少的，反而是爷爷，其次是父亲。那些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是中国社会里对生活最为满意的人。
　　分而析之，第一个原因，是横向的状况对比。我们今天会见识到更大的世界，会看到更多种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对工作愉悦的标准提高了。许多人都听过父辈或爷爷辈的“唠叨”：“你们出生在了一个好时代……” 　　好时代，是说战争、灾难、贫乏渐成过去，饥饿与寒冷已远离记忆。然而人们似乎很难体验到时代的“好”，或者说，在前辈标准下的时代越“好”，我们反而越不快乐，越怒气冲天—这一点看看微博就知道了。从物质上说，这就是制度、治理所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称之为“相对贫困”。
　　第二个原因，是纵向的社会文化变迁。社会文化的变迁往往是技术带来的，而作为科学的物化的技术，往往会瓦解意义感，也会不断降低人的重要性。
　　20年前，我们还可以体验到收到亲人、朋友来信时那种强烈的喜悦，有时因为太过迫不及待，撕开信封时还会把信纸也一起撕烂。后来，手机、互联网和通讯软件、社交平台的普及，创造了一种虚幻的“同在感”，我们随时可以了解其他人的动态，也随时可以相约见面，但事实上了解的欲望反而不断下降，见面的次数也日渐稀少。除了暗恋的姑娘、小伙的回音，可能不会再有任何消息能让你不断查看微信了，一些人屏蔽了父母，一些人会对久未见面的发小、同学不断在朋友圈晒出生活状态感到无比厌烦。思念，是人类最为美丽的情感状态之一，但它已经很少事实存在，也很少出现在公共文艺作品里了。思念在不断枯竭，我们却需要不断为生活寻找“念想”。
　　工作也是同理，它变成了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涉，许多我们曾经珍视的意义消失了，因此对意义越发饥饿，对工作的意义的追寻，其实变成了那道熟悉的数学题：一个水池，进水的速度慢，出水的速度快，多久以后水会被放干？

　　技术进步还会让人的重要性下降，这从那些不断压缩和正在消失的职业（如收费员、柜台工作人员、装配工人、职业模特、司机、经纪人、个体商户乃至记者）就可一窥端倪。和“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分工不同”的时代不一样，这个时代明确告诉你，你的工作就是不重要。
　　尽管感情上比较难接受，但还是得揭示一个道理：如果你觉得工作很“苦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的工作不重要，你需要用“苦逼”的状态来试图对他人和对自己显示它的重要性。
　　第三个原因其实才是在心理上更加根本的—人们觉得工作越来越“苦逼”，是因为不想工作。而不想工作违背了“自然机制”，虽然有条件去设想，但这些条件又还不足以帮助实现，这是“苦逼”的真正源头。
　　未来，人可能不工作吗？
　　怎样才能实现“不想工作”的愿望呢？很简单，那就是役使他人。
　　人类社会总有一些人能够实现这一愿望，在前现代社会，等级制、暴力强制等办法，帮助一部分人坐享他人的劳动成果。现代社会也有一小部分这样的人，只不过其存在变得更加隐蔽。
　　当然，也有一些人可以不工作，那就是實现了“财务自由”的精英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再理事，让职业经理人去操持一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役使他人，只不过役使得合理合法。
　　“财务自由”是承载着人的平庸梦想的一个高级词汇，让多少人梦寐以求。正是这种梦寐以求的普遍性，让我们在一个把平等作为人人认可的珍贵价值的时代里，还是很容易洞穿埋藏在人心深处的那个顽固块垒—无论文明表面上如何进化，人类还是偏爱一个广义的不平等的世界，唯一的要求是这种不平等对自己有利。

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幸福”状态，肯定比工作的“苦逼”更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它违背“自然机制”，是对生命的反动。

　　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洞察，一些思想者提出了对乌托邦的想象，他们幻想着一种社会形态，可以彻底压制人们偏爱不平等的人性冲动。
　　在那些著名的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作品里，人都是被高度组织的。离现代社会更近的思想者会十分重视技术的角色，它往往是以一种组织、控制手段的面目出现。然而，无论是浪漫想象乌托邦，还是设想一个乌托邦然后再反对它的人们，似乎都忘记了一点，高度组织状态下的人，一定是不快乐的，既然不快乐，又何来乌托邦？
　　莫尔完全没有考虑现代技术，所以在他想象的理想社会里存在技术的替代品—奴隶，主要是一些罪人，或者异邦逃来的死刑犯，用奴隶来干那些最肮脏、最容易让人“异化”的工作。而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把技术作为一种反人道的力量，用来监视、控制甚至生产人类。
　　而马克思则善意地设想了技术可以扮演的角色，那就是为人类生产物质供养，把人解放出来。我们心知肚明，现实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实现“不想工作”的愿望是不可能的，而在不知远近的未来，如果人类能够完美处理好分配问题，则技术有可能为这一愿望的实现提供条件。人工智能的惊人表现今天已经有目共睹，将来很可能把工作的“苦逼”都转嫁到没有意义感、责任感和生存压力的机器身上。
　　倘使真有梦想成真的一天，人们就真的完全不再工作了吗？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幸福”状态，肯定比工作的“苦逼”更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它违背“自然机制”，是对生命的反动。
　　也许真正值得向往的是，在生活被机器所保证的前提下，每一个人都还有工作，都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
　　在“自然机制”不可逃避的现实下，没有社会性的无奈，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苦逼”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