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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清朝末年，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边缘的额尔古纳河两岸，采金业悄然兴起。横贯东北北部的中东铁路开工。随着招募的大量内地民工，河北、山东的“逃荒”者也络绎不绝。生活在这里的还有采金、放牧的俄国人和十月革命后逃亡的白俄贵族。远在他乡的青年人与俄罗斯姑娘日久生情、相爱结合，繁衍出一个个华俄后裔的特殊家庭。中西合璧的生活传统至今不曾改变，并依然传承……
华俄后裔的前世今生
从额尔古纳市出来，我们放弃了平坦的201省级公路，选择额尔古纳界河边上的边境公路，一直向北赶往室韦。开车的李师傅说：“这样在路上能看见很多的风景。”我想：室韦大概就在那美景里。
1922年伊万出生在俄罗斯赤塔，中文名字叫曲长山。伊万6岁那年，曲洪生带着俄罗斯妻子和孩子，回到中国落户在恩和。日本人占领东北时期，年轻的伊万学会了开车和打铁。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苏联号召侨民回国。许多俄罗斯侨民开始回国或去了比较富裕、民主的国家。伊万也曾动心想去母亲的祖国，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苏联再好，是人家的地方。这里才你的家。踏踏实实在家生活不好吗?你们不要回去!”父亲的一句话，影响了伊万的一生。接着娶妻、生子，同是华俄后裔的妻子，给伊万生养了6个华俄血统的儿子。现在伊万住在儿子曲德新家，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我在翻阅伊万的个人相册时，意外地看见一些老人去世出殡的记录性照片。伊万告诉我说：“我家在那边还有亲属，这边的老人走了，就拍些照片寄回去。像我妈妈一样，她到死也没回去过。”
曲洪生和阿西妮娜的墓地，坐落在村头公路边的一个山坡上。那里是恩和华俄后裔逝者的陵园。笔直的白桦树、芳草连连的山地，坟墓四周的木板栅栏上挂满彩色的塑料花束，给人肃穆、安静、神秘的感觉。在鲜花环绕的十字架上，能看见逝者的身份证或照片。站在墓地的山坡上，不远处华俄后裔的村庄一览无余。我想：即使在天堂，华俄后裔逝者的眼睛依旧从这里远眺，守望着额尔古纳河畔混血的家园。
相互包容的宗教信仰
在美丽的额尔古纳河畔，历史上并不是只有恩和、室韦和临江三个俄罗斯族村落。从民国初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距离恩和不到35千米的上护林、下护林、三河等地，也是俄罗斯族和华俄后裔聚集的地方。他们当中有受前苏联10月革命冲击的白俄贵族，还有像曲洪生那样的华俄结构家庭。在这些成分不同的移民生活里，逃亡的白俄贵族和华俄家庭的另一半，普遍信奉俄罗斯东正教，同时将异国的宗教文化带进了中国东北偏远的乡村。1921年第一座东正教教堂在下护林建成，此后的20年间该地区相继建成大小东正教堂18座。谁想，1956年初教堂的牧师和传教士，纷纷随大量苏联侨民回国，闲置的教堂也先后被关闭了。在我几次去恩和、室韦路过那儿时，只能看见仅存的俄式“木刻楞”房子，昔日的东正教堂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我走访过的华俄后裔家里，我看见每个家庭的墙角处都摆放着一个神龛，当地人叫它“博日卡”。上面放着耶稣和圣母玛丽亚的画像，周围缠绕着鲜花和树叶。我的房东冬妮娅每天吃饭的时候，总要站在“博日卡”那儿，用手在胸前划着十字祈祷一番才能回到饭桌上来。她告诉我：在华俄后裔的家庭中，大部分仍然保持着信奉东正教的传统。每天吃饭、睡觉前都会自觉地到耶稣和圣母像前祈祷一次的。她也尊崇老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每年的春节也懂得给灶王爷上香。她说连自己的名字也是按两个国家的生活传统起的。的确，在额尔古纳河畔的俄罗斯族村庄里，每个华俄后裔的家庭成员都会有两个名字。就像伊万的中国名字叫曲长山，于桂兰的俄罗斯名字叫冬妮娅……在57年前，无论哪个华俄后裔的家里添了新生儿，他或她在拥有一个中国汉族名字以后，还要在接受洗礼时由教堂的牧师给起个俄国名字。现在，许多孩子依旧叫着很动听的俄国 名字——娜莎、丽达、奥佳、维力等。这些孩子的俄国名字，是在他或她出生时村里的长者给起的。乡村里给新生儿洗礼的生活传统，也已经不多见了。
星期六的早晨我刚起床，冬妮娅跑进来叫我，她说要带我去教堂，那儿村里的俄罗斯族老人们在做“礼拜”。我脸也顾不上洗，立刻提上摄影包追着冬妮娅的脚步赶过去。
教堂在额尔古纳界河边的一片树林里。那是我至今见过的规模最小的东正教堂。它仅有两米多高，前后占地不过10平方米。简陋的教堂里挂着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神像。我赶到那儿的时候，老人们已经做完了祷告，十几个老人聚在教堂前的草坪上，互相分吃着小面包之类的点心。冬妮娅将我介绍给自己的母亲，这位慈祥的俄罗斯族老大妈，一边往我手里塞着面包，一边用生硬的汉语说“欢迎。好吃。孩子欢迎你，给我们拍张像片吧。”
这时我忽然发现，离东正教堂不远的地方，竟然还有一座很小的庙堂。它与教堂之间相隔仅仅10多米远，低矮的庙堂里供奉着观音，如来的陶瓷像。一位青年男子正在庙堂前叩拜着……这简直太令人惊奇了，东西方不同的民族传统崇拜，在这遥远、美丽的额尔古纳河畔互相包容并存，承载着人们的祈祷和祝福。这种独特的人文景观，也许只有室韦才能看到。
华俄后裔的新生活
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上下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额尔古纳河畔的华俄后裔，用勤劳、淳朴的生存本色，改变着自己的每一天。随着人们生活上的改变，他们的婚姻组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最初，第一，二代华俄后裔们的家庭构成均来自当地不同姓氏的华俄后代。这样的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转变。
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每天的早饭前，陆玉英总会将热好的牛奶和面包，端到公公伊万的面前。她早已习惯了老人俄罗斯传统的生活方式，尽管她的血管里并没有一丝华裔后裔的血液。今年53岁的陆玉英说起与伊万家三儿子曲德新的爱情，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她的老家在离恩和200多千米外的海拉尔市。1974年夏天，19岁的陆玉英作为下乡知识青年，来到恩和俄罗斯民族乡插队。与众不同的民族风情，热情，好客的华俄后裔，让这位城里来的姑娘顿生好感……转年，在欢乐的巴斯克节上，她被高大、俊朗的手风琴手曲德新吸引住了。曲德新浑厚的歌声和洒脱的舞姿，深深印在陆玉英的心里。
其实，比陆玉英大4岁的曲德新早就喜欢上了她。他们恋爱了。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曲德新不敢与家人说起自己的女朋友，他不知道父亲伊万能不能接受自己与不是华俄后裔的陆玉英结婚。他想出一个很巧妙的方法：他将自己与陆玉英恋爱的事情告诉给妹妹，让父亲最疼爱的女儿去给他探探大人的意见。伊万比他儿子想象的开明，他叫来曲德新坦然对他说：“既然你喜欢人家，不是俄罗斯族也没关系。只要人好娶回来给你做媳妇有什么不好!”他老人家一句话，成全了曲德新与陆玉英的爱情。当时，他的五个兄弟先后娶回当地俄罗斯族女人做媳妇，曲德新是恩和华俄后裔当中第一个娶汉族媳妇的人……二十几年以后，华俄后裔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生活现象，在额尔古纳河畔华俄后裔生活的村庄里，就不算什么新鲜事情了。
我在室韦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认识了长着红头发的安德列他有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叫傅来胜。安德列的家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看我拿着照相机出出进进的，就想让我给他刚满一岁的女儿拍张照片做纪念。就这样，我又认识了他的汉族媳妇杨淑荣和两个混血的孩子，也从安德列那儿听来他们的故事。1996年春天，27岁的杨淑荣在家乡加格达奇的一家饭店打工。一位同学的哥哥将好友安德列介绍给她。那年，28岁的安德列从家乡室韦来到加格达奇旅游，没想到还能谈上对象，当然很开心。可是，杨淑荣的家人都不同意她找个“二毛子”(当地人对华俄后裔的俗称)，还不让她上班以此断绝她们的联系。安德列失望地回到室韦。转年就在他想放弃这份爱情的时候，杨淑荣全然不顾家人的阻拦来到室韦，向思念的人倾诉了自己的真诚并做了安德列的新媳妇……结婚十年，我从杨淑荣的灿烂笑容里，能看出她与安德列家庭生活的舒心和幸福，但在他们十岁的儿子和刚满一岁的女儿脸上，却找不出多少前几代华俄后裔的形象特征了……
乡村的快乐周末
临江，也是一个华俄后裔集中居住的村庄。它离室韦有10多千米远。山路依傍着额尔古纳河一直向北，穿过宁静的村落向前继续延伸着。我在路边一座用木栅栏围成的院子前停下来，那是李金成的家。
今年70多岁的李金城坐在屋前的台阶上，埋头修理着一架陈旧的手风琴。他老伴李大妈从菜园里放下手里的活计，赶忙过来帮我提进行李。“他那架琴用40多年了，也始终舍不得换个，用着得时候还得修修才行。”李大妈一边唠叨着，一边领我在她家房前屋后地转。庭院的布局与我在室韦见过的没什么区别，唯独李大妈的面包炉，是建在菜园边上的。她说这样夏天烤面包的时候，就比在屋里烤凉快多了。
李金成的手风琴修好了。看他专注调试音色的样子，好像位专业的琴师。他告诉我，自己这架琴是父辈从俄罗斯带回来的，也是留给李金成的私家念想。李金成年轻的时候，是当地有名的铁匠。打铁、修农具、敲洋铁桶，他样样活计做得很精细。上世纪60年代初临江屯还没有电灯。跳舞、唱歌，成为天性就热情、活泼的华俄后裔们唯一娱乐。他们喜欢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也喜欢当年人们传唱的经典“红梅赞”、“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现在尽管村里家家都有电视机、VCD什么的，可遇上谁家办喜事或盖新房子，人们还会不约而同地欢聚在一起，唱起熟悉的老歌，跳起欢快的舞蹈……
转眼，周末来临的晚上，我在房东家的俄罗斯式桑拿浴室里洗澡，从界河边传来的一阵阵风琴声，歌声告诉我，乡村里又一个狂欢的夜晚开始了。
夜色渐浓，篝火更红，歌儿正欢……蓝色的夏夜里，天宇间繁星点点，蔟拥着一轮明月，注视着人间不眠之夜的狂欢。我站在明亮的月光下，沉浸在人们忘我的歌唱中，慢慢地梳理、回味自己在华俄后裔的村庄里经历的真诚与感动。
清朝末年，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边缘的额尔古纳河两岸，采金业悄然兴起。横贯东北北部的中东铁路开工。随着招募的大量内地民工，河北、山东的“逃荒”者也络绎不绝。生活在这里的还有采金、放牧的俄国人和十月革命后逃亡的白俄贵族。远在他乡的青年人与俄罗斯姑娘日久生情、相爱结合，繁衍出一个个华俄后裔的特殊家庭。中西合璧的生活传统至今不曾改变，并依然传承……
华俄后裔的前世今生
从额尔古纳市出来，我们放弃了平坦的201省级公路，选择额尔古纳界河边上的边境公路，一直向北赶往室韦。开车的李师傅说：“这样在路上能看见很多的风景。”我想：室韦大概就在那美景里。
1922年伊万出生在俄罗斯赤塔，中文名字叫曲长山。伊万6岁那年，曲洪生带着俄罗斯妻子和孩子，回到中国落户在恩和。日本人占领东北时期，年轻的伊万学会了开车和打铁。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苏联号召侨民回国。许多俄罗斯侨民开始回国或去了比较富裕、民主的国家。伊万也曾动心想去母亲的祖国，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苏联再好，是人家的地方。这里才你的家。踏踏实实在家生活不好吗?你们不要回去!”父亲的一句话，影响了伊万的一生。接着娶妻、生子，同是华俄后裔的妻子，给伊万生养了6个华俄血统的儿子。现在伊万住在儿子曲德新家，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我在翻阅伊万的个人相册时，意外地看见一些老人去世出殡的记录性照片。伊万告诉我说：“我家在那边还有亲属，这边的老人走了，就拍些照片寄回去。像我妈妈一样，她到死也没回去过。”
曲洪生和阿西妮娜的墓地，坐落在村头公路边的一个山坡上。那里是恩和华俄后裔逝者的陵园。笔直的白桦树、芳草连连的山地，坟墓四周的木板栅栏上挂满彩色的塑料花束，给人肃穆、安静、神秘的感觉。在鲜花环绕的十字架上，能看见逝者的身份证或照片。站在墓地的山坡上，不远处华俄后裔的村庄一览无余。我想：即使在天堂，华俄后裔逝者的眼睛依旧从这里远眺，守望着额尔古纳河畔混血的家园。
相互包容的宗教信仰
在美丽的额尔古纳河畔，历史上并不是只有恩和、室韦和临江三个俄罗斯族村落。从民国初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距离恩和不到35千米的上护林、下护林、三河等地，也是俄罗斯族和华俄后裔聚集的地方。他们当中有受前苏联10月革命冲击的白俄贵族，还有像曲洪生那样的华俄结构家庭。在这些成分不同的移民生活里，逃亡的白俄贵族和华俄家庭的另一半，普遍信奉俄罗斯东正教，同时将异国的宗教文化带进了中国东北偏远的乡村。1921年第一座东正教教堂在下护林建成，此后的20年间该地区相继建成大小东正教堂18座。谁想，1956年初教堂的牧师和传教士，纷纷随大量苏联侨民回国，闲置的教堂也先后被关闭了。在我几次去恩和、室韦路过那儿时，只能看见仅存的俄式“木刻楞”房子，昔日的东正教堂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我走访过的华俄后裔家里，我看见每个家庭的墙角处都摆放着一个神龛，当地人叫它“博日卡”。上面放着耶稣和圣母玛丽亚的画像，周围缠绕着鲜花和树叶。我的房东冬妮娅每天吃饭的时候，总要站在“博日卡”那儿，用手在胸前划着十字祈祷一番才能回到饭桌上来。她告诉我：在华俄后裔的家庭中，大部分仍然保持着信奉东正教的传统。每天吃饭、睡觉前都会自觉地到耶稣和圣母像前祈祷一次的。她也尊崇老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每年的春节也懂得给灶王爷上香。她说连自己的名字也是按两个国家的生活传统起的。的确，在额尔古纳河畔的俄罗斯族村庄里，每个华俄后裔的家庭成员都会有两个名字。就像伊万的中国名字叫曲长山，于桂兰的俄罗斯名字叫冬妮娅……在57年前，无论哪个华俄后裔的家里添了新生儿，他或她在拥有一个中国汉族名字以后，还要在接受洗礼时由教堂的牧师给起个俄国名字。现在，许多孩子依旧叫着很动听的俄国 名字——娜莎、丽达、奥佳、维力等。这些孩子的俄国名字，是在他或她出生时村里的长者给起的。乡村里给新生儿洗礼的生活传统，也已经不多见了。
星期六的早晨我刚起床，冬妮娅跑进来叫我，她说要带我去教堂，那儿村里的俄罗斯族老人们在做“礼拜”。我脸也顾不上洗，立刻提上摄影包追着冬妮娅的脚步赶过去。
教堂在额尔古纳界河边的一片树林里。那是我至今见过的规模最小的东正教堂。它仅有两米多高，前后占地不过10平方米。简陋的教堂里挂着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神像。我赶到那儿的时候，老人们已经做完了祷告，十几个老人聚在教堂前的草坪上，互相分吃着小面包之类的点心。冬妮娅将我介绍给自己的母亲，这位慈祥的俄罗斯族老大妈，一边往我手里塞着面包，一边用生硬的汉语说“欢迎。好吃。孩子欢迎你，给我们拍张像片吧。”
这时我忽然发现，离东正教堂不远的地方，竟然还有一座很小的庙堂。它与教堂之间相隔仅仅10多米远，低矮的庙堂里供奉着观音，如来的陶瓷像。一位青年男子正在庙堂前叩拜着……这简直太令人惊奇了，东西方不同的民族传统崇拜，在这遥远、美丽的额尔古纳河畔互相包容并存，承载着人们的祈祷和祝福。这种独特的人文景观，也许只有室韦才能看到。
华俄后裔的新生活
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上下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额尔古纳河畔的华俄后裔，用勤劳、淳朴的生存本色，改变着自己的每一天。随着人们生活上的改变，他们的婚姻组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最初，第一，二代华俄后裔们的家庭构成均来自当地不同姓氏的华俄后代。这样的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转变。
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每天的早饭前，陆玉英总会将热好的牛奶和面包，端到公公伊万的面前。她早已习惯了老人俄罗斯传统的生活方式，尽管她的血管里并没有一丝华裔后裔的血液。今年53岁的陆玉英说起与伊万家三儿子曲德新的爱情，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她的老家在离恩和200多千米外的海拉尔市。1974年夏天，19岁的陆玉英作为下乡知识青年，来到恩和俄罗斯民族乡插队。与众不同的民族风情，热情，好客的华俄后裔，让这位城里来的姑娘顿生好感……转年，在欢乐的巴斯克节上，她被高大、俊朗的手风琴手曲德新吸引住了。曲德新浑厚的歌声和洒脱的舞姿，深深印在陆玉英的心里。
其实，比陆玉英大4岁的曲德新早就喜欢上了她。他们恋爱了。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曲德新不敢与家人说起自己的女朋友，他不知道父亲伊万能不能接受自己与不是华俄后裔的陆玉英结婚。他想出一个很巧妙的方法：他将自己与陆玉英恋爱的事情告诉给妹妹，让父亲最疼爱的女儿去给他探探大人的意见。伊万比他儿子想象的开明，他叫来曲德新坦然对他说：“既然你喜欢人家，不是俄罗斯族也没关系。只要人好娶回来给你做媳妇有什么不好!”他老人家一句话，成全了曲德新与陆玉英的爱情。当时，他的五个兄弟先后娶回当地俄罗斯族女人做媳妇，曲德新是恩和华俄后裔当中第一个娶汉族媳妇的人……二十几年以后，华俄后裔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生活现象，在额尔古纳河畔华俄后裔生活的村庄里，就不算什么新鲜事情了。
我在室韦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认识了长着红头发的安德列他有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叫傅来胜。安德列的家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看我拿着照相机出出进进的，就想让我给他刚满一岁的女儿拍张照片做纪念。就这样，我又认识了他的汉族媳妇杨淑荣和两个混血的孩子，也从安德列那儿听来他们的故事。1996年春天，27岁的杨淑荣在家乡加格达奇的一家饭店打工。一位同学的哥哥将好友安德列介绍给她。那年，28岁的安德列从家乡室韦来到加格达奇旅游，没想到还能谈上对象，当然很开心。可是，杨淑荣的家人都不同意她找个“二毛子”(当地人对华俄后裔的俗称)，还不让她上班以此断绝她们的联系。安德列失望地回到室韦。转年就在他想放弃这份爱情的时候，杨淑荣全然不顾家人的阻拦来到室韦，向思念的人倾诉了自己的真诚并做了安德列的新媳妇……结婚十年，我从杨淑荣的灿烂笑容里，能看出她与安德列家庭生活的舒心和幸福，但在他们十岁的儿子和刚满一岁的女儿脸上，却找不出多少前几代华俄后裔的形象特征了……
乡村的快乐周末
临江，也是一个华俄后裔集中居住的村庄。它离室韦有10多千米远。山路依傍着额尔古纳河一直向北，穿过宁静的村落向前继续延伸着。我在路边一座用木栅栏围成的院子前停下来，那是李金成的家。
今年70多岁的李金城坐在屋前的台阶上，埋头修理着一架陈旧的手风琴。他老伴李大妈从菜园里放下手里的活计，赶忙过来帮我提进行李。“他那架琴用40多年了，也始终舍不得换个，用着得时候还得修修才行。”李大妈一边唠叨着，一边领我在她家房前屋后地转。庭院的布局与我在室韦见过的没什么区别，唯独李大妈的面包炉，是建在菜园边上的。她说这样夏天烤面包的时候，就比在屋里烤凉快多了。
李金成的手风琴修好了。看他专注调试音色的样子，好像位专业的琴师。他告诉我，自己这架琴是父辈从俄罗斯带回来的，也是留给李金成的私家念想。李金成年轻的时候，是当地有名的铁匠。打铁、修农具、敲洋铁桶，他样样活计做得很精细。上世纪60年代初临江屯还没有电灯。跳舞、唱歌，成为天性就热情、活泼的华俄后裔们唯一娱乐。他们喜欢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也喜欢当年人们传唱的经典“红梅赞”、“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现在尽管村里家家都有电视机、VCD什么的，可遇上谁家办喜事或盖新房子，人们还会不约而同地欢聚在一起，唱起熟悉的老歌，跳起欢快的舞蹈……
转眼，周末来临的晚上，我在房东家的俄罗斯式桑拿浴室里洗澡，从界河边传来的一阵阵风琴声，歌声告诉我，乡村里又一个狂欢的夜晚开始了。
夜色渐浓，篝火更红，歌儿正欢……蓝色的夏夜里，天宇间繁星点点，蔟拥着一轮明月，注视着人间不眠之夜的狂欢。我站在明亮的月光下，沉浸在人们忘我的歌唱中，慢慢地梳理、回味自己在华俄后裔的村庄里经历的真诚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