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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现今学界所谓“汉学家”，是“Sinologists”一词的中译。这是西方对从事有关“中国”研究的学者的统称。这个称谓在过去（尤其是二十世纪以前）定位相当清晰，因为对西方学者而言，有关中国的种种学问，与西方的知识世界有相当的距离，故可以划成一角，供少数专家用心钻研。然而，至今文化认同历经散聚游移、学术范式不断拆解整合；此际要追问何谓“汉学家”？或者会带来有趣的思考。为了写这篇短文，我曾向一位从牛津大学过来的同事提问，他的答案是：“汉学家”是学养精深、见闻广博的中国学问研究者，如牛津大学的龙彼得教授（Pier van der Loon, 1920—2002），毫无疑问就是其中一位卓越的代表；至于他本人业师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却只会自许为专长于“中国史”的“历史学家”，而非汉学家。如果这个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话，“汉学家”在欧洲学界中已日渐退隐于“昔日的黄金岁月”。不过，当我把同一问题向我校几位研究生提出时，他们脑海中“汉学家”的形象重点却由研究课题转移到从事研究者的国族身份之上，“汉学家”之前即使没有加上“西方”、“日本”等限定语，这些学者和他们的成果也都属于“海外”或者“境外”的。这种理解相信是现今大部分中国学者所共有的。
所以说，在西方“汉学”之成立，原是为了区划出一个特殊的研究范围；是西方对异地文化或者文明的一种考察，其考察方式与西方固有的学科分门如经典学、哲学、语文学等，可以互不统摄。例如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还见到汉学家约翰·波普（John Pope）有这样的主张：“一般的”艺术史专家并不能胜任属于“汉学”范围的中国艺术研究（参《汉学或艺术史》〔“Sinology or Art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3/4 (1947): 388—417〕）。不过这种切割，随着现代学科知识的膨胀繁衍和文化的交叉错杂，已日益困难；于是昔日自成一角却又包容广泛的“汉学”，就渐向黄昏了。我们只要对照萧公权于不到二十年后在美国发表的《中国研究与专业学科》（“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1964〕: 112—114）的观点，就可以见到这个趋势。今天可能还有空间范围相类似、但更偏重当代情势的“地区学”（area studies），然而不少优秀的西方学者却积极在不同的专业范围（如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或者比较文学）与中国主题以外的同行交流对话，在西方学术主流中谋求应有的席次。回到中国的学术环境，“汉学”既以从事者的国族与文化背景为界划原则，一经圈定，中国学者就有与“外国”汉学家在同一学术领域中比较竞技的假想。由此又衍生了“中国强还是外国强”这种从“民族大义”出发的心结。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讨论“什么时候‘汉学’中心才能搬回中国北平”，大抵就是源自这种竞赛心理。正如上述，当今的“海外汉学家”不外是各种学门中以中国为主题的专家学人。和中国境内从事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等研究的人员一样，当中自有高下良莠，很难一概而论。对海外汉学成绩的认知，不妨博闻多识，保持开放的态度，以其个别的学术成果为主要根据。如果某位外地学者对《水浒传》的繁简本问题梳理得比前人都清晰有据、对鲁迅的幽暗意识有更深刻的发掘，我们都应该尊重、应该细参，如同尊重国内杰出的“水浒”和鲁迅专家一样。
我们说要关心具体的学术成果，但也不应把学术仅仅视为知识的生产或者贸易。我一直相信，学问到深处，必然会与生命相交感。“海外汉学家”为何自远方来游？其间的因缘和合，其人的心路历程，其实都很值得我们探问。就以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ek, 1906—1980）为例，他和夏志清就夏著《现代中国小说史》的言论交锋可说是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一次重要事件。照李欧梵的描述，在不少美国学生眼中，夏志清的人文主义文学批评似乎比普实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学主张更得人心。事实上，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里程碑人物，两位先生的文学见解及其文化资源都有可供今日借镜和反思之处。如果以二人的学风和关顾面而论，则夏氏的学术贡献应该属于美国二十世纪中叶以还所开展出来的“中国研究”类型，而普实克更接近欧洲传统的汉学体系，却又能焕发规模，推动汉学向前迈步。现在我们最常见的普实克著作是李欧梵编选的《抒情的与史诗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译《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因此对他的现代文学研究成绩会比较熟悉；另一本英文加法文的著作《中国历史与文学》（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1970）因为没有中译本，中文学界注意较少，但在西方汉学界却早负盛名，虽然柳存仁曾对书中一些疏误做过苛评，但学界还是非常尊重他对话本小说、蒲松龄和刘鹗《老残游记》等研究的贡献。现在，普实克以捷克文撰写、在一九四○年出版的《中国我的姐妹》（Sestra mojeCína）中英文译本都已面世。我们可以透过这位友善而充满好奇心的汉学家写出的中国游记，了解他如何修订自己的学术航道。
普实克在捷克查理斯大学修读的是古希腊、拜占庭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始于古史，再经由“近东”，他的研究兴趣开始移到中国。这渐次开发的目光，应是源于一种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的渴望。得到当时正在中国开拓市场的捷克鞋业公司的资助，普实克正式开展了他的汉学研究，先后到瑞典和德国攻读研习，写成有关先秦北狄民族的论文。然后他毅然只身赴远东研究中国经济史。从一九三二年开始，他在中国居住了两年，然后到日本继续研究。《中国我的姐妹》一书就是他回捷克以后所写的中国回忆录。在华期间，他和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来往，亲身体会这远国的语言鲜活，于是他更倾心于中国的口语文学传统，留意白话文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书中更描写了他与徐志摩、胡适、郑振铎、冰心、丁玲、沈从文等人的交往。这些因缘，应该可以说明他后来大力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背景。在此以前，中国的“新文学”从来没有进占过汉学舞台的前方。中国之行，让普实克揭开了这新的一页。
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他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表现在他对文学运动以至文学作品的系统式结构理解；另一是他对现代文学的精神意蕴的体会，这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最有代表性。李欧梵以“抒情的”和“史诗的”两个概念去综括普实克的现代文学研究；我以为“史诗的”一语指向他结构主义思维的叙事倾向，而“抒情的”一词则显示了他与中国文学的默契知音。
“抒情精神”（lyricism）是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个重要概念，普实克可说是这个概念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另一位奠基人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陈世骧，同样是重要的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要理解这个创获的来由，除了直接归因于普实克个人的敏慧和学养、以至他对中国文化的深识之外，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考虑普实克思维的文化脉络。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尤其经历欧战之后，西方世界弥漫着消沉的情绪，一时间东方的精神智慧看来好像大海上的航标。位处中欧的捷克地区，开始承纳中国的诗性文化。早在一八九七年，博学多才的东方学家德沃夏克（Rudolf Dvok , 1860—1920）和捷克民族主义诗人符尔赫列支奇（Jaroslav Vrchlick, 1853—1912）联手把《诗经》译成捷克文，认为这是世界最好的抒情诗之一。其后，另一位捷克诗人马提修斯（Bohumil Mathesius, 1888—1952）从一九二五年开始以捷克文译写了不少中国古代诗歌。一九三七年普实克从远东回国后，以他的汉学知识结合马提修斯的语感和韵律，两人陆续完成了多种在捷克当代文化有深远影响的汉诗读本。即使在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沦陷于纳粹德军的黑暗岁月，不少捷克人的怀中响起远方的歌声──杜甫《兵车行》与之同忧戚，李白的《月下独酌》与之同寂寞。正如普实克在诗集后记所说，捷克人读这些诗时实实在在地感应到古代中国诗人向他们说话。我们想想，这位爱读韦庄《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的普实克（见《中国我的姐妹》，415页），对中国的抒情传统会是多么的向往。
事实上，如果把视野再进一步扩宽，我们更可以将这种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倾慕意识溯源到十八世纪末捷克民族复兴运动以来的波希米亚浪漫精神。从以马哈（Karel Hynek Mcha, 1810—1836）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到二三十年代的“捷克诗性主义”（Czech Poetism），捷克民族精神的召喚就与抒情空间的探索并存。因此，当普实克从中欧在地的观点出发，会注意到欧战以来西方文艺种种“前卫运动”中其实洋溢着一种“抒情精神”，更意会到这种文化思潮与远东中国文学精神的冥合。这些思虑，又自然会引领他对中国新文学做同一方向的观察，特别究心于新文学作品中“抒情的”元素如何突破“史诗的”框套（参考Prek,“A Confrontation of Traditional Oriental Literature with 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pp. 82—84）。当各种因素汇聚于普实克身上时，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向也就应运而生。
以上对普实克治学历程及其背景的梳理固然不算详细周密，但大概可以说明我的一些想法：面对纷至沓来的“汉学”成品，我们固然要具备判断能力，是其是，非其非；然而，我们若要充分领受“海外汉学家”的创获，也需要有开阔的胸怀，最好还能探索其学问的根源，体察其文心。为文论学，贵乎知音；而心照神交之余，更可以进一步反躬，省思自己的短长优缺。比方说，何以普实克在热心支持中国史诗式革命写实的同时，还能感应到“新文学”中的抒情精神？为什么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会对这固有的抒情精神如此冷漠甚至恐惧？这些方向的思虑，或者可以有助我们鉴远知今，从而更清醒地往前迈步。
（《中国我的姐妹》，〔捷〕雅斯罗斯拉夫·普实克著，丛林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二○○五年七月版，29.00元）
所以说，在西方“汉学”之成立，原是为了区划出一个特殊的研究范围；是西方对异地文化或者文明的一种考察，其考察方式与西方固有的学科分门如经典学、哲学、语文学等，可以互不统摄。例如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还见到汉学家约翰·波普（John Pope）有这样的主张：“一般的”艺术史专家并不能胜任属于“汉学”范围的中国艺术研究（参《汉学或艺术史》〔“Sinology or Art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3/4 (1947): 388—417〕）。不过这种切割，随着现代学科知识的膨胀繁衍和文化的交叉错杂，已日益困难；于是昔日自成一角却又包容广泛的“汉学”，就渐向黄昏了。我们只要对照萧公权于不到二十年后在美国发表的《中国研究与专业学科》（“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1964〕: 112—114）的观点，就可以见到这个趋势。今天可能还有空间范围相类似、但更偏重当代情势的“地区学”（area studies），然而不少优秀的西方学者却积极在不同的专业范围（如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或者比较文学）与中国主题以外的同行交流对话，在西方学术主流中谋求应有的席次。回到中国的学术环境，“汉学”既以从事者的国族与文化背景为界划原则，一经圈定，中国学者就有与“外国”汉学家在同一学术领域中比较竞技的假想。由此又衍生了“中国强还是外国强”这种从“民族大义”出发的心结。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讨论“什么时候‘汉学’中心才能搬回中国北平”，大抵就是源自这种竞赛心理。正如上述，当今的“海外汉学家”不外是各种学门中以中国为主题的专家学人。和中国境内从事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等研究的人员一样，当中自有高下良莠，很难一概而论。对海外汉学成绩的认知，不妨博闻多识，保持开放的态度，以其个别的学术成果为主要根据。如果某位外地学者对《水浒传》的繁简本问题梳理得比前人都清晰有据、对鲁迅的幽暗意识有更深刻的发掘，我们都应该尊重、应该细参，如同尊重国内杰出的“水浒”和鲁迅专家一样。
我们说要关心具体的学术成果，但也不应把学术仅仅视为知识的生产或者贸易。我一直相信，学问到深处，必然会与生命相交感。“海外汉学家”为何自远方来游？其间的因缘和合，其人的心路历程，其实都很值得我们探问。就以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ek, 1906—1980）为例，他和夏志清就夏著《现代中国小说史》的言论交锋可说是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一次重要事件。照李欧梵的描述，在不少美国学生眼中，夏志清的人文主义文学批评似乎比普实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学主张更得人心。事实上，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里程碑人物，两位先生的文学见解及其文化资源都有可供今日借镜和反思之处。如果以二人的学风和关顾面而论，则夏氏的学术贡献应该属于美国二十世纪中叶以还所开展出来的“中国研究”类型，而普实克更接近欧洲传统的汉学体系，却又能焕发规模，推动汉学向前迈步。现在我们最常见的普实克著作是李欧梵编选的《抒情的与史诗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译《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因此对他的现代文学研究成绩会比较熟悉；另一本英文加法文的著作《中国历史与文学》（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1970）因为没有中译本，中文学界注意较少，但在西方汉学界却早负盛名，虽然柳存仁曾对书中一些疏误做过苛评，但学界还是非常尊重他对话本小说、蒲松龄和刘鹗《老残游记》等研究的贡献。现在，普实克以捷克文撰写、在一九四○年出版的《中国我的姐妹》（Sestra mojeCína）中英文译本都已面世。我们可以透过这位友善而充满好奇心的汉学家写出的中国游记，了解他如何修订自己的学术航道。
普实克在捷克查理斯大学修读的是古希腊、拜占庭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始于古史，再经由“近东”，他的研究兴趣开始移到中国。这渐次开发的目光，应是源于一种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的渴望。得到当时正在中国开拓市场的捷克鞋业公司的资助，普实克正式开展了他的汉学研究，先后到瑞典和德国攻读研习，写成有关先秦北狄民族的论文。然后他毅然只身赴远东研究中国经济史。从一九三二年开始，他在中国居住了两年，然后到日本继续研究。《中国我的姐妹》一书就是他回捷克以后所写的中国回忆录。在华期间，他和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来往，亲身体会这远国的语言鲜活，于是他更倾心于中国的口语文学传统，留意白话文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书中更描写了他与徐志摩、胡适、郑振铎、冰心、丁玲、沈从文等人的交往。这些因缘，应该可以说明他后来大力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背景。在此以前，中国的“新文学”从来没有进占过汉学舞台的前方。中国之行，让普实克揭开了这新的一页。
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他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表现在他对文学运动以至文学作品的系统式结构理解；另一是他对现代文学的精神意蕴的体会，这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最有代表性。李欧梵以“抒情的”和“史诗的”两个概念去综括普实克的现代文学研究；我以为“史诗的”一语指向他结构主义思维的叙事倾向，而“抒情的”一词则显示了他与中国文学的默契知音。
“抒情精神”（lyricism）是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个重要概念，普实克可说是这个概念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另一位奠基人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陈世骧，同样是重要的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要理解这个创获的来由，除了直接归因于普实克个人的敏慧和学养、以至他对中国文化的深识之外，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考虑普实克思维的文化脉络。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尤其经历欧战之后，西方世界弥漫着消沉的情绪，一时间东方的精神智慧看来好像大海上的航标。位处中欧的捷克地区，开始承纳中国的诗性文化。早在一八九七年，博学多才的东方学家德沃夏克（Rudolf Dvok , 1860—1920）和捷克民族主义诗人符尔赫列支奇（Jaroslav Vrchlick, 1853—1912）联手把《诗经》译成捷克文，认为这是世界最好的抒情诗之一。其后，另一位捷克诗人马提修斯（Bohumil Mathesius, 1888—1952）从一九二五年开始以捷克文译写了不少中国古代诗歌。一九三七年普实克从远东回国后，以他的汉学知识结合马提修斯的语感和韵律，两人陆续完成了多种在捷克当代文化有深远影响的汉诗读本。即使在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沦陷于纳粹德军的黑暗岁月，不少捷克人的怀中响起远方的歌声──杜甫《兵车行》与之同忧戚，李白的《月下独酌》与之同寂寞。正如普实克在诗集后记所说，捷克人读这些诗时实实在在地感应到古代中国诗人向他们说话。我们想想，这位爱读韦庄《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的普实克（见《中国我的姐妹》，415页），对中国的抒情传统会是多么的向往。
事实上，如果把视野再进一步扩宽，我们更可以将这种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倾慕意识溯源到十八世纪末捷克民族复兴运动以来的波希米亚浪漫精神。从以马哈（Karel Hynek Mcha, 1810—1836）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到二三十年代的“捷克诗性主义”（Czech Poetism），捷克民族精神的召喚就与抒情空间的探索并存。因此，当普实克从中欧在地的观点出发，会注意到欧战以来西方文艺种种“前卫运动”中其实洋溢着一种“抒情精神”，更意会到这种文化思潮与远东中国文学精神的冥合。这些思虑，又自然会引领他对中国新文学做同一方向的观察，特别究心于新文学作品中“抒情的”元素如何突破“史诗的”框套（参考Prek,“A Confrontation of Traditional Oriental Literature with 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pp. 82—84）。当各种因素汇聚于普实克身上时，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向也就应运而生。
以上对普实克治学历程及其背景的梳理固然不算详细周密，但大概可以说明我的一些想法：面对纷至沓来的“汉学”成品，我们固然要具备判断能力，是其是，非其非；然而，我们若要充分领受“海外汉学家”的创获，也需要有开阔的胸怀，最好还能探索其学问的根源，体察其文心。为文论学，贵乎知音；而心照神交之余，更可以进一步反躬，省思自己的短长优缺。比方说，何以普实克在热心支持中国史诗式革命写实的同时，还能感应到“新文学”中的抒情精神？为什么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会对这固有的抒情精神如此冷漠甚至恐惧？这些方向的思虑，或者可以有助我们鉴远知今，从而更清醒地往前迈步。
（《中国我的姐妹》，〔捷〕雅斯罗斯拉夫·普实克著，丛林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二○○五年七月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