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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语言哲学教授威廉·H·加斯对于后现代小说文本的创造及语言的痴迷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由于加斯在“元小说”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使其与罗伯特·库弗、唐纳德·巴塞尔姆一起，被批评家拉里·麦克卡弗利誉为“元小说”的三缪斯。加斯不仅首创“元小说”这个术语，更在“元小说”的语言表述上有独特的创意。加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对小说结构技巧和语言的研究上，他认为语言才是文学所要表达的精髓。
关键词：威廉·H·加斯 语言 创造力
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语言哲学教授威廉·H·加斯对于后现代小说文本的创造及语言的痴迷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由于加斯在“元小说”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使其与罗伯特·库弗、唐纳德·巴塞尔姆一起，被批评家拉里·麦克卡弗利誉为“元小说”的三缪斯。加斯不仅首创“元小说”这个术语，更在“元小说”的语言表述上有独特的创意。加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对小说结构技巧和语言的研究上，他认为语言才是文学所要表达的精髓，因此，加斯让自己的散文读起来“熠熠生辉、狂飙突进、独出心裁又充满音律感”。
荷兰批评家塞奥·德汉曾这样评论加斯的短篇小说：“加斯的故事中，什么也无法‘聚合起来’，的确无情节，无主题，无人物。故事的唯一兴趣想必是在语言本身了。”的确，加斯的短篇小说是最能代表其创作个性的文本，在短篇小说里，加斯可以纵情地操纵着语言文字，并深深地体验着由文字和符号带来的感动灵魂的快乐。加斯认为：“这种将自己置于符号包围之下的欲望是人的一种本能”，所以加斯在体裁及形式上公然藐视经典，将自己的故事与人物完全退隐到文字符号之中，用对文字符号的操纵达到对现实生活与创作主体的逃逸。在加斯的短篇小说《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中，加斯完全将其作为张扬自己语言能力的平台，他采用了最危险片絮状、拆分状的语言模式，彻底地打乱了小说语言表达的惯性，使其严重脱离现实，彻底地遁入到文字语言的世界里。本文试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探讨加斯的短篇小说《在中部地区的深处》的写作态度。
一 零度的写作态度
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于1953年的《写作的零度》一文提出：文学创作“是将一种语言外之物强加于读者”的行为，因此“从福楼拜到我们时代，整个文学都变成了一种语言问题”，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不再关注观念、思想、内容，而是关注媒介、语言、形式，指向风格方面”。关注语言自身，而不关注社会生活的做法，已成为后现代作家的一种集体认可与积极的行动，并正在扩大为无数作者的“群体性事件”。在后现代作家理念里，写作是一种中性的、非情感化的不及物行为，作者可以不承担任何的社会功利与政治使命，而成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表达行为，这就是“零度写作”方式。“零度写作”方式指的是作者在小说中采用了完全机械的陈述，在“零度写作”的态度之下，作者的写作行为已被一种纯粹的语言行为所圈定，其小说语言的所指与能指既无必然联系，也无法构成二元对立式的逻辑中心主义，因为能指具有独立的品质和自由权利，它可以完全游离于所指之外。这就是后现代的“零度写作”态度，也是加斯的《在中部地区的深处》的基本写作态度。
从外部结构来看，《在中部地区的深处》就是一种纯客观的写作形式，作者将小说的名字命名为“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使其看起来不像一篇小说，而像是一篇地理分析著作。在小说结构中，作者完全采用没有任何技巧的铺陈形式，随意地将小说结构分成大小不等的36个片断，又随意给36个片断安上如“一个地方”、“教育”、“电线”、“最后的重要资料”、“一个人”、“政治”、“商业”、“我的房子”等模糊不清、又没有完全所指的小标题，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对该地区的人口普查或地理调查式的说明文字。《在中部地区的深处》没有清晰的写作意图，整篇小说也没有内在逻辑性，结构随意、松散、凌乱，语言含糊不清，用意不明，就像天边划过的一道道流星，虽然美丽，但却没有秩序。加斯使用这种小说结构，在理论上完全否定了小说的现实模仿性，使小说展现的并不是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物，而是“语言”所创造的一种非现实的生活与虚无的人物。加斯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充分切断了小说与现实的关联，否定小说对现实的意义，并用《在中部地区的深处》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核心例证，为“零度写作”理念提供着“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的经典范例。
二 文学中只有遣词造句
加斯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也进行大量的文学理论与语言学方向的研究，他是唯一的既创作又进行学术探讨的学者型作家，还兼有语言学方面的造诣，三重身份的加斯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复杂多变的创作手法，被誉为“最纯粹，最戏谑的文体家，最关注的是如何使句子眼花缭乱地旋转起来，最不关注的就是句子是否展现了现实”的作家。所以加斯在对“元小说”等后现代理论有了独特感悟之后，便更加崇拜语言本身，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从不怀疑语言，我知道它有迷惑性，但我就是相信语言”，并认定语言具有其独立性和可观赏性。在此之前，传统写作中的语言符号承载着工具性的职能，这种工具性的功能要求使语言符号成为一个过程，而不是写作的目的。然而，语言的发展和作家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使得语言符号变得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流通方式，它开始摆脱了附属的地位，获得了自己的质地和分量，成为一个观察和思考的对象，一个独立的客体，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其机制和其和谐性的第二性能，它使人入迷，困惑，陶醉，它有了一种重量”的特质。所以当文学成为 “语言的乌托邦”之后，语言就会创造出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语言的乌托邦试图藉由语词本身将阅读的价值呈现给读者，就像一个虚构的至美国度，有着大同的愿景，却没有现实的纷扰。此时的作家无可逃避地成为“语言”的创造者和从属者，并在为表现自己的语言功力而辛勤努力。于是加斯的评论文集《小说和生活中的人物》（1970）为许多创新小说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与非模仿性的范例，文中所提到的“文学中没有描述只有遣词造句”的理念已成为后现代作家们的一句名言。 为此，加斯在他的《在中部地区的深处》充分展现着语言的创造性，他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描述着这个名叫“B”小镇的种种特征，时而用散文式的优美语句，时而又用白话般的直白句子，时而又用心理分析般的哲学思考来评价这个小镇各方面的问题。《在中部地区的深处》将语言放置于主体位置上，如“春天草地泛绿，连翘绽放，就连贯穿小镇的那条铁路也又直又亮，每逢火车来时，路轨发出欢快的嗡嗡声，火车的吼声像是欢迎的号角”；“天空在动，地上的田野也在动。我栖息在这里，感觉到时光已逝；似乎归根到底我还是活在自己的视线里”；“我的房子，这个地方和躯体，我是来哀叹自己出生于此的”；“所有孤立和分散的势力，唱吧，唱吧，唱吧”。从这些散乱的句子里至少也可以看出，加斯的语言功力厚重有力，他既有抒情的本领，也有描写的手段，更有议论的高度。语言这个媒介在加斯手里被娴熟地玩弄，如同一盘积木或者大拼图，拼接出千变万化的乌托邦图景。如在“房子、我的气息和窗户”一段里，整段都是一些毫无关联的语句堆砌，只有在细细地品味之后，才可以猜测出这是一堆作者心灵深处的呓语，像是要表达心理学上所说的潜意识里的意识流。阅读整篇小说，从头至尾看不到一丝一毫作者对小镇与人物或是同情或是憎恨的情感，读者也很难辨认小镇的历史、社会背景和现状之类的情况，因为作者所要突出的只是语言技巧，而不是人物或主题内容。这种怪异的写作行为皆肇源于后现代理论中的“自我”意识的分崩离析，写作者放弃了对主题思想的表述，只全力去构建语言的美好幻影，并在文字中构建出新规则。
三 做一个懂得句子创造的人
在加斯的《文字的原住地》、《论蓝色》、《发现形式》等论文集中，表述的都是加斯对文字运用的独特见解。加斯以语言学家的身份指认：文字压根无法指明现实，更无从去“描述”现实，文字只能展示“文字的世界”。在《解读里尔克：翻译问题的思考》中，加斯展现了语言充满隐喻、意义发生变换的复杂性，在他作实践中，作家所面对的是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再被滥用的文字，而且这些符号与语言的关系非常随意，在任人拆分、重组、创造之中展示了作家的智慧。在这一点上，加斯的《在中部地区的深处》有充足而经典的例子。
为了表现语言文字在文学语境中的所指变换，加斯在自己的“元小说”里充分地展现着他玩弄语言文字游戏的可能性，他认为“‘冰柱’这个词比事实上的冰柱更加有趣”，所以加斯要打乱语言的叙述顺序，打乱语法文句的表述结构，打乱语言的词性所指，任意地表现着自己“创造语言”的天赋。如在“我的房子”一段里，作者说：“在树根上出神——我灵魂脱窍，胡思乱想，此刻我就像傻瓜一样在我要失去的东西上留下我的爱，万圣节都过了，糖果还没给呢。”这一段呓语般的独白里，可以猜测的是作者正在追随他的爱，所以导致他思绪混乱。在“电线”一段里，作者的话更让人费解：“只有把自己的感觉像棍子一样投了进去。是什么冒犯了我？我坐在树根上，在那里搭了个平台，可电线阻挡了我的视野。我要费力地穿过一道篱笆才能看到草地，对田野我还会有同样的感觉吗”；“可我们俩在一起，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也不是一个印第安纳州。这时出现了一个伯欣步枪小分队，我撞了个正着”。在“我的房子、这个地方和躯体”一段里，出现的“越过俄亥俄州的领土，铺天盖地砸下来，于是我像诗人一样坠入身体的第六感，印地安纳州B镇的这间房子，有着蓝灰两色迷人的窗子，屋内满是神圣的魔力”；“迷失在一片玉米地里，我记得当时感觉自己就是一株玉米。这片乡土占据了我，就像我健康时，能控制自己一样……完完全全地占据了这整栋房子和我的躯体”的怪异句子。在这些奇怪的景色和人物里，作者的用词大胆无忌，用夸张的比喻、创造性的借代及不可思议的拟人手法，营造出新的语句，使语言的能指滑动，与所指处于分离状态，作者丝毫都不顾忌读者的感受，一心只想做一个创造语言的人。正如批评家雅各·科格所言：“实验作家就像语言的检察官，他变换语言，探索语言，目的就是毁灭语言，而是进行—种新的具有言语力量的反创作。”
总而言之，加斯的“元小说”创作充满了对语言本身的探讨，加斯在创作实践中充分展现强调了语言的虚构现实性，加斯的否定小说现实模仿性的理论核心，《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中得到了最好例证。《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为所有的后现代作家提供了最好的语言文本，身体力行地见证了“文字只能展示‘文字的世界’”的理念，体现了加斯的“一个好句子远比一座城镇更具生命力”的创作精神，并实现了加斯的“善意地将读者囚禁于他的语言之中”的心愿。
参考文献：
[1]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 王钦峰：《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李倍雷：《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反思》，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刘爽，吉林体育学院讲师）
关键词：威廉·H·加斯 语言 创造力
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语言哲学教授威廉·H·加斯对于后现代小说文本的创造及语言的痴迷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由于加斯在“元小说”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使其与罗伯特·库弗、唐纳德·巴塞尔姆一起，被批评家拉里·麦克卡弗利誉为“元小说”的三缪斯。加斯不仅首创“元小说”这个术语，更在“元小说”的语言表述上有独特的创意。加斯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对小说结构技巧和语言的研究上，他认为语言才是文学所要表达的精髓，因此，加斯让自己的散文读起来“熠熠生辉、狂飙突进、独出心裁又充满音律感”。
荷兰批评家塞奥·德汉曾这样评论加斯的短篇小说：“加斯的故事中，什么也无法‘聚合起来’，的确无情节，无主题，无人物。故事的唯一兴趣想必是在语言本身了。”的确，加斯的短篇小说是最能代表其创作个性的文本，在短篇小说里，加斯可以纵情地操纵着语言文字，并深深地体验着由文字和符号带来的感动灵魂的快乐。加斯认为：“这种将自己置于符号包围之下的欲望是人的一种本能”，所以加斯在体裁及形式上公然藐视经典，将自己的故事与人物完全退隐到文字符号之中，用对文字符号的操纵达到对现实生活与创作主体的逃逸。在加斯的短篇小说《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中，加斯完全将其作为张扬自己语言能力的平台，他采用了最危险片絮状、拆分状的语言模式，彻底地打乱了小说语言表达的惯性，使其严重脱离现实，彻底地遁入到文字语言的世界里。本文试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探讨加斯的短篇小说《在中部地区的深处》的写作态度。
一 零度的写作态度
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于1953年的《写作的零度》一文提出：文学创作“是将一种语言外之物强加于读者”的行为，因此“从福楼拜到我们时代，整个文学都变成了一种语言问题”，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不再关注观念、思想、内容，而是关注媒介、语言、形式，指向风格方面”。关注语言自身，而不关注社会生活的做法，已成为后现代作家的一种集体认可与积极的行动，并正在扩大为无数作者的“群体性事件”。在后现代作家理念里，写作是一种中性的、非情感化的不及物行为，作者可以不承担任何的社会功利与政治使命，而成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表达行为，这就是“零度写作”方式。“零度写作”方式指的是作者在小说中采用了完全机械的陈述，在“零度写作”的态度之下，作者的写作行为已被一种纯粹的语言行为所圈定，其小说语言的所指与能指既无必然联系，也无法构成二元对立式的逻辑中心主义，因为能指具有独立的品质和自由权利，它可以完全游离于所指之外。这就是后现代的“零度写作”态度，也是加斯的《在中部地区的深处》的基本写作态度。
从外部结构来看，《在中部地区的深处》就是一种纯客观的写作形式，作者将小说的名字命名为“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使其看起来不像一篇小说，而像是一篇地理分析著作。在小说结构中，作者完全采用没有任何技巧的铺陈形式，随意地将小说结构分成大小不等的36个片断，又随意给36个片断安上如“一个地方”、“教育”、“电线”、“最后的重要资料”、“一个人”、“政治”、“商业”、“我的房子”等模糊不清、又没有完全所指的小标题，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对该地区的人口普查或地理调查式的说明文字。《在中部地区的深处》没有清晰的写作意图，整篇小说也没有内在逻辑性，结构随意、松散、凌乱，语言含糊不清，用意不明，就像天边划过的一道道流星，虽然美丽，但却没有秩序。加斯使用这种小说结构，在理论上完全否定了小说的现实模仿性，使小说展现的并不是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物，而是“语言”所创造的一种非现实的生活与虚无的人物。加斯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充分切断了小说与现实的关联，否定小说对现实的意义，并用《在中部地区的深处》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核心例证，为“零度写作”理念提供着“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的经典范例。
二 文学中只有遣词造句
加斯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也进行大量的文学理论与语言学方向的研究，他是唯一的既创作又进行学术探讨的学者型作家，还兼有语言学方面的造诣，三重身份的加斯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复杂多变的创作手法，被誉为“最纯粹，最戏谑的文体家，最关注的是如何使句子眼花缭乱地旋转起来，最不关注的就是句子是否展现了现实”的作家。所以加斯在对“元小说”等后现代理论有了独特感悟之后，便更加崇拜语言本身，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从不怀疑语言，我知道它有迷惑性，但我就是相信语言”，并认定语言具有其独立性和可观赏性。在此之前，传统写作中的语言符号承载着工具性的职能，这种工具性的功能要求使语言符号成为一个过程，而不是写作的目的。然而，语言的发展和作家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使得语言符号变得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流通方式，它开始摆脱了附属的地位，获得了自己的质地和分量，成为一个观察和思考的对象，一个独立的客体，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其机制和其和谐性的第二性能，它使人入迷，困惑，陶醉，它有了一种重量”的特质。所以当文学成为 “语言的乌托邦”之后，语言就会创造出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语言的乌托邦试图藉由语词本身将阅读的价值呈现给读者，就像一个虚构的至美国度，有着大同的愿景，却没有现实的纷扰。此时的作家无可逃避地成为“语言”的创造者和从属者，并在为表现自己的语言功力而辛勤努力。于是加斯的评论文集《小说和生活中的人物》（1970）为许多创新小说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与非模仿性的范例，文中所提到的“文学中没有描述只有遣词造句”的理念已成为后现代作家们的一句名言。 为此，加斯在他的《在中部地区的深处》充分展现着语言的创造性，他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描述着这个名叫“B”小镇的种种特征，时而用散文式的优美语句，时而又用白话般的直白句子，时而又用心理分析般的哲学思考来评价这个小镇各方面的问题。《在中部地区的深处》将语言放置于主体位置上，如“春天草地泛绿，连翘绽放，就连贯穿小镇的那条铁路也又直又亮，每逢火车来时，路轨发出欢快的嗡嗡声，火车的吼声像是欢迎的号角”；“天空在动，地上的田野也在动。我栖息在这里，感觉到时光已逝；似乎归根到底我还是活在自己的视线里”；“我的房子，这个地方和躯体，我是来哀叹自己出生于此的”；“所有孤立和分散的势力，唱吧，唱吧，唱吧”。从这些散乱的句子里至少也可以看出，加斯的语言功力厚重有力，他既有抒情的本领，也有描写的手段，更有议论的高度。语言这个媒介在加斯手里被娴熟地玩弄，如同一盘积木或者大拼图，拼接出千变万化的乌托邦图景。如在“房子、我的气息和窗户”一段里，整段都是一些毫无关联的语句堆砌，只有在细细地品味之后，才可以猜测出这是一堆作者心灵深处的呓语，像是要表达心理学上所说的潜意识里的意识流。阅读整篇小说，从头至尾看不到一丝一毫作者对小镇与人物或是同情或是憎恨的情感，读者也很难辨认小镇的历史、社会背景和现状之类的情况，因为作者所要突出的只是语言技巧，而不是人物或主题内容。这种怪异的写作行为皆肇源于后现代理论中的“自我”意识的分崩离析，写作者放弃了对主题思想的表述，只全力去构建语言的美好幻影，并在文字中构建出新规则。
三 做一个懂得句子创造的人
在加斯的《文字的原住地》、《论蓝色》、《发现形式》等论文集中，表述的都是加斯对文字运用的独特见解。加斯以语言学家的身份指认：文字压根无法指明现实，更无从去“描述”现实，文字只能展示“文字的世界”。在《解读里尔克：翻译问题的思考》中，加斯展现了语言充满隐喻、意义发生变换的复杂性，在他作实践中，作家所面对的是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再被滥用的文字，而且这些符号与语言的关系非常随意，在任人拆分、重组、创造之中展示了作家的智慧。在这一点上，加斯的《在中部地区的深处》有充足而经典的例子。
为了表现语言文字在文学语境中的所指变换，加斯在自己的“元小说”里充分地展现着他玩弄语言文字游戏的可能性，他认为“‘冰柱’这个词比事实上的冰柱更加有趣”，所以加斯要打乱语言的叙述顺序，打乱语法文句的表述结构，打乱语言的词性所指，任意地表现着自己“创造语言”的天赋。如在“我的房子”一段里，作者说：“在树根上出神——我灵魂脱窍，胡思乱想，此刻我就像傻瓜一样在我要失去的东西上留下我的爱，万圣节都过了，糖果还没给呢。”这一段呓语般的独白里，可以猜测的是作者正在追随他的爱，所以导致他思绪混乱。在“电线”一段里，作者的话更让人费解：“只有把自己的感觉像棍子一样投了进去。是什么冒犯了我？我坐在树根上，在那里搭了个平台，可电线阻挡了我的视野。我要费力地穿过一道篱笆才能看到草地，对田野我还会有同样的感觉吗”；“可我们俩在一起，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也不是一个印第安纳州。这时出现了一个伯欣步枪小分队，我撞了个正着”。在“我的房子、这个地方和躯体”一段里，出现的“越过俄亥俄州的领土，铺天盖地砸下来，于是我像诗人一样坠入身体的第六感，印地安纳州B镇的这间房子，有着蓝灰两色迷人的窗子，屋内满是神圣的魔力”；“迷失在一片玉米地里，我记得当时感觉自己就是一株玉米。这片乡土占据了我，就像我健康时，能控制自己一样……完完全全地占据了这整栋房子和我的躯体”的怪异句子。在这些奇怪的景色和人物里，作者的用词大胆无忌，用夸张的比喻、创造性的借代及不可思议的拟人手法，营造出新的语句，使语言的能指滑动，与所指处于分离状态，作者丝毫都不顾忌读者的感受，一心只想做一个创造语言的人。正如批评家雅各·科格所言：“实验作家就像语言的检察官，他变换语言，探索语言，目的就是毁灭语言，而是进行—种新的具有言语力量的反创作。”
总而言之，加斯的“元小说”创作充满了对语言本身的探讨，加斯在创作实践中充分展现强调了语言的虚构现实性，加斯的否定小说现实模仿性的理论核心，《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中得到了最好例证。《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为所有的后现代作家提供了最好的语言文本，身体力行地见证了“文字只能展示‘文字的世界’”的理念，体现了加斯的“一个好句子远比一座城镇更具生命力”的创作精神，并实现了加斯的“善意地将读者囚禁于他的语言之中”的心愿。
参考文献：
[1]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 王钦峰：《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李倍雷：《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反思》，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刘爽，吉林体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