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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草原部落“黑马文丛”推出一系列作者，喧腾一时。然而，几年下来，由于这些人知识上的广度与思想上的深度不够，缺乏持久的战斗力，愈来愈溃不成军，如今皆成散兵游勇，各自飘荡，虽然不时在网络上、杂志上、报纸上露脸，但多不堪入目。“黑马”跑下来，竟成如此结局，足见靠一时的喧腾热闹来安身立命，是不会长久的、也是不长进的。在这些人中，出版过《耻辱者手记》（被另一“黑马”余杰评为“二十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的摩罗便是一个显例。今年6月5日，他在《南方周末》“写作”栏目上发表《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一文，全篇不特浅薄无知，并且语义含混不清，令人“惊心动魄”！为了厘清方向、澄清事实、说清真理、弄清其人，我现在分几个部分，细细批评一下。
一、自审和自虐
在这文中，摩罗开头就说：“柏杨先生以《丑陋的中国人》闻名于世，他的逝世很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像鲁迅一样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与批评，代表了中国知识精英在中西碰撞过程中强烈的自审自虐倾向。”可是，遍查全文，摩罗并未对自审和自虐之间的界线作出明确的区分，这就使得他把自审与自虐混为一谈，结果，在他看来，无论柏杨、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干人等，都是自虐狂；至于鲁迅，则更是“狂童之狂也，且！”
试看他的诊断：
中国人的“国民性”首先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以及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梁启超开始逐渐接受了他们的批评。鲁迅沿着梁启超的思路狂奔猛进，对他所深爱的国人进行了最深沉的反思、最猛烈的批判。“国民性批判”成了鲁迅一生最主要的学术事业和贡献。最为要命的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批判中国国民性时，其潜在的参照对象正是那些杀遍世界的西方人。
又说：
对照着“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来寻找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路径，一时就难于回头。他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还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它使得自虐心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
这些话，都站不住脚：
一、摩罗说中国知识精英在批判国民性时，他们所对照的“正是那些杀遍世界的西方人”、“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这是很含糊的话。事实上，梁启超、鲁迅参照的对象，决非摩罗笔下的笼统的“西方人”，而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西方国民，例如出走的娜拉、因说真话被视为“国民公敌”的斯铎曼医生；也决非抽象的“西方世界”或者西方人的殖民性、杀戮性，而是西方人的民主与科学，这是研究近现代史所应具有的基本常识。
二、摩罗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更是荒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暂且不说；但说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三纲五常的猛烈攻击，虽则挖自己的老根，在情感上令人不舒服，但在理智上却非是不可。这种挖根，正如胡适在《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中反复指出的：“我们民族的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又说：“经过这种反省与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又说：“替祖国清除罪孽，替子孙建立文明，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1〕任何人，只要是头脑健全，都不能不承认这是老实而且宝贵的态度。可是，在摩罗看来，却成了“自虐心理”，真不知何所据而云然？
三、摩罗最后指“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这种心理倾向是自虐，也令人莫名其妙。因为所谓“西方性”，本质上，其实就是“现代性”，对它的趋近和向往，难道不是很明智的吗？这种“基本心理倾向”，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何“自虐”之有？
二、人性和制度
除了上面对“五四”前贤的妄责，摩罗的浅薄无知，更体现在他对中国人劣根性的认识，这种劣根性涉及传统文化，并且也只有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才能看得出来、才能体会深刻。遗憾的是，摩罗在这方面的认识，可谓一塌糊涂。他说：
中国当时没有抵挡之力，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所谓劣根性，主要乃是由于清朝皇室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满足于拿全国人民做他们保卫皇权的抵押，而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及时调整和改革政治制度。我们跟西方主要的差距根本不是人性或者国民性方面的，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西方人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建设了较为合理的政治机制，奉行较为和平的政治协商和利益博弈的游戏规则，在于他们有一个能够为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是执着所谓国民性的批判，而是一直致力于制度的变革，我们会在西方人的枪炮下委屈那么长久吗？
又说：
我们并没有因为西方人的烧杀抢掠而总结出西方人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因为这本不是“西方性”或者“欧洲性”问题，而是人性问题。……事实上这几代中国精英所发掘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
表面一看，这些论调颇为新鲜，尤其所谓“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更有一种“普适”的味道，令人忍不住就要叫好了，但细看之下，却完全经不起分析：
一、所谓“中国当时没有抵挡之力，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所谓劣根性，主要乃是由于清朝皇室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满足于拿全国人民做他们保卫皇权的抵押，而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及时调整和改革政治制度”，这是很浅见的。只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清朝皇室能够如此，答案就很明显了，岂不正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岂不正是在慈禧政权看来，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吗？岂不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大多是一群奴才、一群看客吗？国民劣根性如此，不挨打又岂可得乎？讽刺的是，摩罗口口声声不存在国民劣根性、口口声声国民劣根性是外国人喊出来的，但他把责任完全推给清政府，这种把希望纯粹寄托于明君、寄托于威权而不是寄托于个体意识觉醒的思想，其实正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只是摩罗被阴魂附体而不自知耳！
二、所谓“我们跟西方主要的差距根本不是人性或者国民性方面的，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这也是很浅见的。因为政治制度和国民性并不是分开的两张皮，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即如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实质上是自由精神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邓晓芒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了个体自由的精神，没有了自由意识、权利意识，即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作为文化的底蕴，出现任何民主政治根本是不可能。”〔2〕正因缺乏这些，所以百年来，民主政治在中国一直难以生根发芽，更不用说开花结果了。这不仅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清理还不够、还远远不够，更从正面证明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岂止是表面上的制度之差，更是深层次的人性或国民性之别。
三、所谓“事实上这几代中国精英所发掘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这种说法，掩盖了历史的演变与事实。如果认真追溯的话，我们不妨说“国民劣根性”是人性的缺陷，甚至干脆承认“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能不说，经过长期的斗争，西方人很早就走出这种缺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中国人呢，却由于受到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压迫与毒害，至今尚未摆脱物化和奴化的习性，这种习性，主要表现在即便是到了今天，中国人做公民者少，为臣民者则天下滔滔皆是也，这是一种令人骇然的遗传基因。
四、所谓“西方人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能够为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似此居高临下之口吻，真令人发噱！事实上，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对英美民主的追求、对“好政府”的向往，其所宣扬的，亦复如此。只是摩罗太不识相，他竟敢摆出一副精神医生的面孔来给伟大的“五四”前贤把脉，且信口指责他们是自虐狂，这真是无知妄作矣！
三、民族和西方
虽然在文中，我们一再看到摩罗“我们完全能够建设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之类的自信与追求，但如果我们据此认为他是一个立足理性、拥抱现代的人，我们就错了。其实，在骨子里，他可说是一个“卧底”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试看他说：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五四”运动以来所圈定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这种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内化为我们的本能，以致于一提起国人的某些缺点，我们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表现出厌恶和蔑视。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这段话，进一步暴露了摩罗逻辑上的缺陷和认知上的混乱。摩罗一方面说，我们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那么逻辑上的推论，则应该是列入“深层次的西方文化”才对，这是非常西化的主张了；但他同时又转折说“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似乎又是在很为本民族文化抱不平（事实上，本民族文化从来就没有过被“完全排除在外”！）。那么，摩罗的首鼠两端，究竟倾斜在哪一边呢？答案在他下面的这一段话：
西方列强在进行殖民掠夺的过程中，大肆宣扬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甚至不惜虚构了“文明”与“野蛮”、“文明性”与“野蛮性”的对立，进而进一步虚构了人性的二元论，即欧洲人的人性和野蛮人的人性是不一样的。我们由于急于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觉地认可了这种种邪说。〔3〕
尽管摩罗也认为在当时欧洲是“胜利者”，但他却拒不承认“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拒不承认“文明性”、“野蛮性”，并且认为它们都是“邪说”，这可未免太感情用事了。当时，欧洲是全世界工业文明的集中地，说“中心”怎么说不过去呢？而胜利者难道不优越吗？再反观我们中国：一个能容忍八股、太监、凌迟等罪恶的民族，一个提倡节烈、缠足、三纲五常等愚行的民族，这不是野蛮，又是什么？摩罗把历史的事实当成所谓的“虚构”，只是他矛盾心理发酵而产生的情感回护而已。
至于说“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事实上，根据我前面的分析，真正惨痛的教训，不在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被耽误了，而是由于有大量或大或小的、或明或暗的、或阴或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摩罗之流，在扯后腿、在放妖言、在出手反攻、在伺机倒算、在旁斜杀出……从而耽误了我们对国民性的清洗、对民族缺陷的清理、对反动思想的清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四、黑马和黑驹
综上可见，无论是在自审和自虐方面、还是在人性和制度方面、抑或是在民族和西方方面，摩罗的认识都是一片含混、浅薄与无知。这种无知，据我看来，主要可以归结为对现代性的无知。而是否正确理解现代性、是否追求现代性，这是考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方向和路线的重要问题。通不过这个选择的，其人便无足观。摩罗是所谓“知识精英”，可是，他的这篇对现代性充满无知的文章，却无处不显示了：鲁迅和柏杨的时代还远未结束、对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还远未终止，至少摩罗本人，就是一个活的标本。现代性是一面“照妖镜”，通过它的光照，我们清楚看到，黑马原来只是一匹黑驹而已。
注释：
〔1〕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5～277页。
〔2〕邓晓芒：《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3〕摩罗说“我们由于急于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觉地认可了这种种邪说”。这种话，照例经不起推敲，其中“由于”一句尤属怪话：第一、所谓“急于”云云，是想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思想，早日富国强兵，若“急于”不是，难道应该“慢于”吗？第二、若“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不是，难道应该“向失败者的文化思想”靠近吗？这类混乱不清、驳不胜驳的句子，在摩罗文中，简直随处可见。
一、自审和自虐
在这文中，摩罗开头就说：“柏杨先生以《丑陋的中国人》闻名于世，他的逝世很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像鲁迅一样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与批评，代表了中国知识精英在中西碰撞过程中强烈的自审自虐倾向。”可是，遍查全文，摩罗并未对自审和自虐之间的界线作出明确的区分，这就使得他把自审与自虐混为一谈，结果，在他看来，无论柏杨、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干人等，都是自虐狂；至于鲁迅，则更是“狂童之狂也，且！”
试看他的诊断：
中国人的“国民性”首先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以及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梁启超开始逐渐接受了他们的批评。鲁迅沿着梁启超的思路狂奔猛进，对他所深爱的国人进行了最深沉的反思、最猛烈的批判。“国民性批判”成了鲁迅一生最主要的学术事业和贡献。最为要命的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批判中国国民性时，其潜在的参照对象正是那些杀遍世界的西方人。
又说：
对照着“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来寻找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路径，一时就难于回头。他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还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它使得自虐心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
这些话，都站不住脚：
一、摩罗说中国知识精英在批判国民性时，他们所对照的“正是那些杀遍世界的西方人”、“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这是很含糊的话。事实上，梁启超、鲁迅参照的对象，决非摩罗笔下的笼统的“西方人”，而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西方国民，例如出走的娜拉、因说真话被视为“国民公敌”的斯铎曼医生；也决非抽象的“西方世界”或者西方人的殖民性、杀戮性，而是西方人的民主与科学，这是研究近现代史所应具有的基本常识。
二、摩罗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更是荒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暂且不说；但说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三纲五常的猛烈攻击，虽则挖自己的老根，在情感上令人不舒服，但在理智上却非是不可。这种挖根，正如胡适在《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中反复指出的：“我们民族的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又说：“经过这种反省与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又说：“替祖国清除罪孽，替子孙建立文明，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1〕任何人，只要是头脑健全，都不能不承认这是老实而且宝贵的态度。可是，在摩罗看来，却成了“自虐心理”，真不知何所据而云然？
三、摩罗最后指“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这种心理倾向是自虐，也令人莫名其妙。因为所谓“西方性”，本质上，其实就是“现代性”，对它的趋近和向往，难道不是很明智的吗？这种“基本心理倾向”，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何“自虐”之有？
二、人性和制度
除了上面对“五四”前贤的妄责，摩罗的浅薄无知，更体现在他对中国人劣根性的认识，这种劣根性涉及传统文化，并且也只有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才能看得出来、才能体会深刻。遗憾的是，摩罗在这方面的认识，可谓一塌糊涂。他说：
中国当时没有抵挡之力，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所谓劣根性，主要乃是由于清朝皇室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满足于拿全国人民做他们保卫皇权的抵押，而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及时调整和改革政治制度。我们跟西方主要的差距根本不是人性或者国民性方面的，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西方人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建设了较为合理的政治机制，奉行较为和平的政治协商和利益博弈的游戏规则，在于他们有一个能够为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是执着所谓国民性的批判，而是一直致力于制度的变革，我们会在西方人的枪炮下委屈那么长久吗？
又说：
我们并没有因为西方人的烧杀抢掠而总结出西方人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因为这本不是“西方性”或者“欧洲性”问题，而是人性问题。……事实上这几代中国精英所发掘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
表面一看，这些论调颇为新鲜，尤其所谓“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更有一种“普适”的味道，令人忍不住就要叫好了，但细看之下，却完全经不起分析：
一、所谓“中国当时没有抵挡之力，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所谓劣根性，主要乃是由于清朝皇室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满足于拿全国人民做他们保卫皇权的抵押，而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及时调整和改革政治制度”，这是很浅见的。只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清朝皇室能够如此，答案就很明显了，岂不正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岂不正是在慈禧政权看来，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吗？岂不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大多是一群奴才、一群看客吗？国民劣根性如此，不挨打又岂可得乎？讽刺的是，摩罗口口声声不存在国民劣根性、口口声声国民劣根性是外国人喊出来的，但他把责任完全推给清政府，这种把希望纯粹寄托于明君、寄托于威权而不是寄托于个体意识觉醒的思想，其实正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只是摩罗被阴魂附体而不自知耳！
二、所谓“我们跟西方主要的差距根本不是人性或者国民性方面的，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这也是很浅见的。因为政治制度和国民性并不是分开的两张皮，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即如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实质上是自由精神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邓晓芒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了个体自由的精神，没有了自由意识、权利意识，即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作为文化的底蕴，出现任何民主政治根本是不可能。”〔2〕正因缺乏这些，所以百年来，民主政治在中国一直难以生根发芽，更不用说开花结果了。这不仅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清理还不够、还远远不够，更从正面证明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岂止是表面上的制度之差，更是深层次的人性或国民性之别。
三、所谓“事实上这几代中国精英所发掘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这种说法，掩盖了历史的演变与事实。如果认真追溯的话，我们不妨说“国民劣根性”是人性的缺陷，甚至干脆承认“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能不说，经过长期的斗争，西方人很早就走出这种缺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中国人呢，却由于受到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压迫与毒害，至今尚未摆脱物化和奴化的习性，这种习性，主要表现在即便是到了今天，中国人做公民者少，为臣民者则天下滔滔皆是也，这是一种令人骇然的遗传基因。
四、所谓“西方人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能够为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似此居高临下之口吻，真令人发噱！事实上，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对英美民主的追求、对“好政府”的向往，其所宣扬的，亦复如此。只是摩罗太不识相，他竟敢摆出一副精神医生的面孔来给伟大的“五四”前贤把脉，且信口指责他们是自虐狂，这真是无知妄作矣！
三、民族和西方
虽然在文中，我们一再看到摩罗“我们完全能够建设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之类的自信与追求，但如果我们据此认为他是一个立足理性、拥抱现代的人，我们就错了。其实，在骨子里，他可说是一个“卧底”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试看他说：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五四”运动以来所圈定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这种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内化为我们的本能，以致于一提起国人的某些缺点，我们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表现出厌恶和蔑视。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这段话，进一步暴露了摩罗逻辑上的缺陷和认知上的混乱。摩罗一方面说，我们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那么逻辑上的推论，则应该是列入“深层次的西方文化”才对，这是非常西化的主张了；但他同时又转折说“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似乎又是在很为本民族文化抱不平（事实上，本民族文化从来就没有过被“完全排除在外”！）。那么，摩罗的首鼠两端，究竟倾斜在哪一边呢？答案在他下面的这一段话：
西方列强在进行殖民掠夺的过程中，大肆宣扬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甚至不惜虚构了“文明”与“野蛮”、“文明性”与“野蛮性”的对立，进而进一步虚构了人性的二元论，即欧洲人的人性和野蛮人的人性是不一样的。我们由于急于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觉地认可了这种种邪说。〔3〕
尽管摩罗也认为在当时欧洲是“胜利者”，但他却拒不承认“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拒不承认“文明性”、“野蛮性”，并且认为它们都是“邪说”，这可未免太感情用事了。当时，欧洲是全世界工业文明的集中地，说“中心”怎么说不过去呢？而胜利者难道不优越吗？再反观我们中国：一个能容忍八股、太监、凌迟等罪恶的民族，一个提倡节烈、缠足、三纲五常等愚行的民族，这不是野蛮，又是什么？摩罗把历史的事实当成所谓的“虚构”，只是他矛盾心理发酵而产生的情感回护而已。
至于说“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事实上，根据我前面的分析，真正惨痛的教训，不在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被耽误了，而是由于有大量或大或小的、或明或暗的、或阴或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摩罗之流，在扯后腿、在放妖言、在出手反攻、在伺机倒算、在旁斜杀出……从而耽误了我们对国民性的清洗、对民族缺陷的清理、对反动思想的清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四、黑马和黑驹
综上可见，无论是在自审和自虐方面、还是在人性和制度方面、抑或是在民族和西方方面，摩罗的认识都是一片含混、浅薄与无知。这种无知，据我看来，主要可以归结为对现代性的无知。而是否正确理解现代性、是否追求现代性，这是考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方向和路线的重要问题。通不过这个选择的，其人便无足观。摩罗是所谓“知识精英”，可是，他的这篇对现代性充满无知的文章，却无处不显示了：鲁迅和柏杨的时代还远未结束、对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还远未终止，至少摩罗本人，就是一个活的标本。现代性是一面“照妖镜”，通过它的光照，我们清楚看到，黑马原来只是一匹黑驹而已。
注释：
〔1〕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5～277页。
〔2〕邓晓芒：《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3〕摩罗说“我们由于急于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觉地认可了这种种邪说”。这种话，照例经不起推敲，其中“由于”一句尤属怪话：第一、所谓“急于”云云，是想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思想，早日富国强兵，若“急于”不是，难道应该“慢于”吗？第二、若“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不是，难道应该“向失败者的文化思想”靠近吗？这类混乱不清、驳不胜驳的句子，在摩罗文中，简直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