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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唯美派诗人邵洵美与美国作家项美丽之间的罗曼史传奇，已为中国读者相当熟稔了，但对英语读者来说恐怕并不是如此；尤其是1949年之后邵洵美的命运，不要说英语读者所知不多，就是在中文读者之间，亦如诸多雾水漂浮在春后的空气里，让人看花还似非花，真相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和盘托出。2016年11月《纽约时报》记者塔拉斯·格雷斯科（Taras Grescoe）向世界推出了一本新书《大上海——一个被毁弃世界中的违禁之恋和跨国幽情》（Shanghai Grand - Forbidden Love and International Intrigue in a Doomed World），向英语读者讲解了项美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旧上海的罗曼史。项美丽是该书的主角，全书是以项美丽在上海的八年活动线索而展开的叙述，因而当年上海滩犹太大班沙逊与他的和平饭店，在书中也占了很大的篇幅，毕竟沙逊与项美丽都是犹太人，沙又是这位本名艾米莉·哈恩（Emily Hahn）的三十岁记者在上海的第一位密友。
一
1935年4月初的一天，上海滩烟花烂漫，芳龄三十的艾米莉·哈恩和姐姐海伦坐着一条邮轮从旧金山经日本来到上海，当年上海滩上交游广泛的匈牙利犹太人伯纳廷·弗立兹夫人（Mrs.Bernardine Szold-Fritz）到海关码头迎接。此时艾米莉刚与好莱坞的剧作家艾德温·麦耶（Edwin Mayer）经历了一场不愉快的恋情，心情沉郁不乐，准备经上海重返非洲做田野工作。伯纳廷先把艾米莉介绍给了上海滩上的地产大亨沙逊爵士。沙逊爵士拥有豪华典雅的著名和平饭店，又与哈恩小姐一样同是犹太人，一见面便给了哈恩姐妹难以拒绝的见面礼：每人三百五十美金（当时一美金换四个大洋，一千四百大洋相当于一个一级教授的四年年薪），足够她们在上海的豪华旅馆里住上三个月。海伦住进了和平饭店，艾米莉头几天可能住在伯纳廷家，后来也搬进了和平饭店。接下来，沙逊爵士便开车带她们游览上海，带她们跳舞、喝酒。沙逊爵士还爱好摄影，到第四天，他便请哈恩姐妹做模特，为她们拍摄媚照。在海伦的建议下，她们与伯纳廷到南京游览了三天，教育部长张道藩亲自到车站迎接她们，艾米莉被介绍为好莱坞的剧作家，于是被邀请做一个午餐讲座，谈谈美国拍电影的秘密。夜晚，她们在秦淮河上坐船漫游，清澈的月光把她们的倩影投射在水面上，与桨声灯影交融在一起。
4月12日，伯纳廷邀请哈恩姐妹和沙逊爵士参加一个“万国艺术剧院”主办的沙龙，有人主讲D·H·劳伦斯的小说。在此之前，伯纳廷专门给文化出版人和“新月派”诗人邵洵美写信介绍了艾米莉，嘱咐他一定要出席，并告诉他讲座之后还安排了一个“作家协会”欢迎艾米莉的晚宴。邵洵美回信说：“你为什么要一再问我能否带两位作家（即哈恩姐妹）来参加作家协会的晚宴呢？……还有什么能够比同两位美丽的女作家共进晚餐更愉悦的呢？但是你不妨也提醒一下两位女士，让她们在发现这个远东城市里有那么多英俊的靓男时不要太吃惊。”然而当邵洵美见到艾米莉时，他的心中仿佛掠过一阵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震惊：一双滚圆的大眼睛，温润纯情的红唇，短短的乌黑卷发，圆圆的脸盘和丰满的体型；他好像从前在欧洲见到过，那是他梦中作诗歌咏的古希腊女诗人莎茀（Sappho）的形象。十多年前，他曾写过一首《致莎茀》的诗：“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裸体——/我不见你包着火血的肌肤，/你却像玫瑰般开在我心里。”艾米莉的那雙滚圆的大眼睛尤其令这位诗人神魂颠倒。那天邵洵美与艾米莉坐在同一排座位上听讲座，之后又共赴晚宴。当他们的两双眼睛相遇时，各自的心中都产生了难以泯灭的火花。没过多久，伯纳廷又请艾米莉与邵洵美的一班朋友在杨树浦的一家餐馆吃饭。这次，邵洵美有意坐在艾米莉的旁边，与她海阔天空地讨论了各种中、外文学问题。晚宴后，艾米莉与伯纳廷在路边等车，邵洵美走上前问艾米莉：“我的一班朋友都去就在附近的我家聊天，你愿意一起去吗？”艾米莉回答说：“我愿意。”就这样，艾米莉第一次来到了邵洵美的杨树浦别墅。那天晚上，在谈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同时，邵洵美还教会了艾米莉如何躺在长椅子上吸食鸦片烟，艾米莉竟然不知不觉躺在椅子上吸食鸦片三四个小时。
在与沙逊爵士和邵洵美一班朋友的交往中，艾米莉心中刚到上海时的忧伤早已烟消云散。不到两周，在伯纳廷的引荐下，艾米莉凭着她的多年新闻从业资历，即在《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找到了一份记者工作。到6月10日，姐姐海伦回美国了，艾米莉则对上海恋恋不舍，她已有了那么多亲密的新朋友，于是决定留下来。她搬出和平饭店的套间，在南京路江西路口的一座银行大楼底层租了一个套间，并雇了一位厨师。更加令她兴奋的是，邵洵美为她起了一个音意双全的中文名字：项美丽。在7月24日给海伦的信上，她签上了“项美丽”三个中文字！
二
项美丽是一位喜欢把自己身边的人物故事写成虚虚实实、似真似假的叙事文字的多产作家。从1935年夏天起，她开始给《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写关于邵洵美一家的短篇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是“潘海文”（Heh-Ven Pan），因为邵洵美曾用Heaven Pan的笔名写过文章。第一篇就把邵洵美写成一个世家贵族公子，然后将他父亲比喻为十六世纪法国大主教黎塞留。还有些文章是关于邵洵美朋友的故事，同时也写了一些盛佩玉的事。由于是从一个美国人的文化视角看当时的中国，项美丽运用了一种轻松幽默的笔调，很多行为不免显得滑稽可笑，与早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形象傅满州形成了鲜明对比。邵洵美刚看到这些文章时并不高兴，而是觉得有点丑化他，但时间长了也就一笑了之。这些文章共有二十八篇，于1942年集成《潘先生》一书在纽约出版。
格雷斯科说：“作为一个老练的自我记事作家，密姬（Mickey，艾米莉的小名）拥有一种天赋，她能把自己生活中的原始素材转化成畅销的文字……如果说她关于潘先生的故事是描绘她与邵洵美关系的官方文本，那么小说《太阳的步伐》（Steps of the Sun）则更加接近于他们之间两情关系的情感真相。”我们今天看到的邵洵美与项美丽的两情关系，绝大部分是项美丽的文字记录下来的，她的小说除了把人名改换了一下之外，主要都是记事性的。《太阳的步伐》中的男主人公叫云龙（Yuin-loong），是一位中国诗人（邵洵美改名之前的本名正是邵云龙），女主人公是多萝西·皮格利姆（Dorothey Pilgrim），一位伤心的远游人，住在和平饭店五百三十六号套间。他们第二次在聚会上见面时，便手拉着手奔了出去。在豪华的专车上，他们已经拥抱在一起，唇贴着唇难分难舍。然后，云龙说：“我一见到你就知道我们一定会这样。”随后把多萝西带到了一家可以吸大烟养女人的旅店。云龙穿着丝绸的袍子，朗诵着唐诗和T·S·艾略特的《荒原》，又不时吐出一口口鸦片烟。接着叙事人说：“她发觉他的做爱本领‘相当娴熟’，深入而温存地感性。他们的两情关系不断进展深化，他们谈到了要一个孩子；有一天他仿佛在梦中对她说，欧亚混血女孩那么美丽。” 1935年秋天，项美丽在美琪大戏院出演阿里斯多芬的话剧《利西斯特拉塔》（Lysistrata）女主角，话剧由“万国艺术剧院”资助，并由伯纳廷的姐姐艾琳·索勒斯（Aline Sholes）导演。邵洵美夫妇都去看了演出。话剧中的女主人公号召希腊妇女拒绝与她们的丈夫同床，直到他们停止斯巴达与雅典之间持续了三十年的战争。在日本侵略军虎视眈眈的背景下，项美丽出演的话剧无疑是在为中国人号召抵抗战争。
项美丽与盛佩玉也建立了不同凡响的友谊，她们一同出去购物和旅游。1936年邵洵美带着太太和项美丽一同游览了黄山，又带项美丽与他的朋友游览了南京。1936年6月，在项美丽的要求下，邵洵美与项美丽俩人一起专程去北京游览。因为邵洵美的到来，清华大学的一些教授给学生放假来与他聚谈。项美丽则再次会见了英国记者哈罗德·阿克顿。到1937年春夏，项美丽与邵洵美之间发生了摩擦，项美丽先后有了其他几位情人，其中一位是驻扎在扬子江军舰上的英国海军军官。到7月份项美丽完成了那本自传体小说《太阳的步伐》，小说女主人公与那位中国诗人分手了，投向一位英国海军军官肯尼斯。同月，项美丽给姐姐海伦写信却说：“以前我一向是依赖洵美，现在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自立……我确实爱那个小混蛋，但那仿佛是用水银涂在大理石上做镜子。”1937年夏天，英国军官查尔斯·鲍克瑟上尉因为在《天下》杂志上看到项美丽的书评，慕名拜访了项美丽在愚园路的寓所。1937年夏天，沙逊爵士则送给了项美丽一辆雪弗莱牌汽车；12月，在离开上海前往孟买之前，他又给了项美丽五百美金（由于通货膨胀，当时五百美金至少值三千大洋）。1938年初，由于愚园路寓所已经是法租界的外围，距离战火区很近，项美丽又搬到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574号公寓。
1938年8月，项美丽在圣路易斯家乡的老朋友约翰·耿特尔访问上海，拜访了项美丽。耿特尔所著《亚洲内幕）（Inside Aisa）一书数落了中国四大家族，尤其是宋蔼龄一家的腐败，书中称宋蔼龄是一只腐败贪婪的雌老虎。耿特尔并劝项美丽来写宋氏家族的传记，回到美国后他向出版商提议由项美丽来写《宋家三姐妹》一书。不久，项美丽便收到了美国出版商约她写《宋家三姐妹》的信件。写《宋家三姐妹》一书在当时是一种名利双收的巨大诱惑，毕竟那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家族。邵洵美也鼓励她写，并说他的一位姨母，即盛家五小姐盛关颐与宋蔼龄是从小认识的朋友（宋蔼龄曾做过盛关颐的私人英语教师），可以帮助牵线。这样，项美丽便给宋家三姐妹分别写了一封内容不同的信。
1938年12月，项美丽利用中立国美国人的身份以及同租界当局的关系，雇用了十多个白俄工人为邵洵美抢运在杨树浦路的印刷设备和几千本藏书，其中有明代留下来的善本书。不久，邵洵美也把家搬到了霞飞路，离项美丽的寓所仅隔几个门牌号，后门就是武康路。此时通货膨胀越演越烈，邵家只能靠典当过日，项美丽在金钱上也曾幫过邵家。1939年初，邵洵美提议项美丽与他签订正式结婚证书，以便项美丽成为印刷厂的官方主人，以防日本人找麻烦，并说这是由他太太佩玉提议的。正好此时项美丽也常常感到一人在战火纷飞的异地十分孤单，想到未来常常感到迷茫，有一家亲人的关怀给了她许多安慰。项美丽答应成为邵洵美的妻子，并在他的律师事务所签下了结婚证书。她在《我的中国回忆录》（China to Me）一书中说，她知道这样的结婚证书在美国是不会被承认的，那不过是为了蒙混日本人的半个玩笑，但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这样的安排在当时确实让她感到心安多了。佩玉送给她一对翡翠手镯作为纪念，并让孩子们叫她“外国妈妈”，同时把女儿小宝过继给了项美丽。项美丽与一位已婚中国人的情事，在她自己的朋友圈招来了颇多负面的绯闻；而她敢于这么做，并且这么写自己的爱情故事，是要有相当勇气的。
1939年初夏项美丽收到宋蔼龄的复信，对她写宋家姐妹传记颇为热诚，并约项美丽去香港面谈。6月项美丽与邵洵美一同坐船去香港拜访宋蔼龄。项美丽第一次拜见宋蔼龄时，邵洵美的姨妈盛关颐也在场。8月返回到上海后，项美丽料理完了一些私事，曾多次请邵洵美再陪她去香港和重庆，但邵洵美说他不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大家庭，更严重的是如果他去了重庆，日本人会迫害他的家人。于是，项美丽只身一人于10月份匆匆离开上海，从此便再没有踏上过上海。正像她当年来到上海是出于因缘际会，现在匆匆离去一去无返，同样是各种因缘邂逅的结果。
三
细细品读《大上海》一书，其中极其精彩的惊天之语，则在全书将近结尾之处，作者以一位美国同行记者的视角与感受，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而人道的问题。作者敏锐地指出，项美丽1942年在香港因为她与邵洵美的婚姻，而被日本人释放，而邵洵美则在1958年恰恰由于他与项美丽的关系，而被投入了提篮桥监狱，并最终因此而郁闷而逝。作者写道：“邵洵美与项美丽的‘婚姻’拯救了她的女儿克罗拉的生命，并且很可能是也拯救了她自己和查尔斯的生命，让她得以在香港避免了日本人的监狱。我想知道的是，项美丽是否不知不觉地（Unwittingly）促成了了断邵洵美的生命？在上海之后，项美丽和沙逊都在西方开放的气候里度过了他们最后的岁月，而邵洵美的命运，那位为诸多《纽约客》读者所钟爱的疯疯癫癫而怪诞可笑的潘海文之命运，却一直没有披露过。”
作者在2010年后曾多次采访了邵洵美的子女。有一次在上海受邀到邵洵美女儿邵阳与丈夫吴立岚的公寓时，作者看到了邵洵美的笔记本等诸多遗物，包括邵洵美在巴黎左岸和旧上海的许多黑白旧照片，但是敏感的作者却注意到没有邵的旧情人项美丽的任何照片，于是便当面直问邵洵美的子女说：“你们家里有没有怨恨过项美丽？毕竟，她在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时离开了上海，她是那封署名为‘潘海文’的书信的收信人，她曾经是邵洵美锒铛入狱的间接原因。”作者仿佛是在问：“项美丽有没有在自己的人生关键时刻，利用了旧情人的情谊？而在旧情人不幸因为与她有关的缘由，而陷入致命困境之时，却根本没有伸出过援手？” 事情的原委是，1958年的一天，邵洵美的一位旧友叶灵凤从香港来到上海，于是邵请这位老报人吃饭。席间叶说起项美丽现在仍在《纽约客》杂志工作，如何如何。隔天邵洵美托叶灵凤带一封信去香港，从香港寄给在美国纽约的项美丽；在信中，被穷困煎逼的邵洵美让项美丽寄一千美金给他在香港的弟弟治病，因为他记得1946年访问纽约遇见项美丽时曾借给过她一千美金。结果，这封信落入了政府的手中，两天后邵洵美即以“關系复杂”的罪名锒铛入狱，一直关到1962年。
问题的关键是，这封经由叶灵凤转手的给项美丽的私信是怎么落入当局手中的？我看到的资料显示，这封信是由叶灵凤主动向政府组织汇报的（据《南方都市报》所作的采访《回忆岳父邵洵美》，方平先生说：“这封信托叶灵凤带出去寄给项美丽，叶灵凤把这封信交给海关了。”）。邵洵美恐怕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这位老滑头“朋友”出卖的。
在一篇刊于2015年12月20日香港《城市文艺》上，题为《香港沦陷时期的叶灵凤》的文章中，作者郑明仁毫不客气地如实写道：
叶灵凤在香港沦陷期间被不少文化人当作“文化汉奸”，视他为积极的亲日派，因为很多日本人主办的文化活动，他都是大会的主角。其实，叶灵凤是一位多面人：他既是国民党的人（有国民党档案为证），又是日占政府的文化顾问，同时间却偷送日本材料给重庆政府；他曾被《鲁迅全集》的注文白纸黑字地定性为“汉奸”，而最近又有学者在考证他是否共产党的同路人。叶灵凤的政治属性是那么复杂，那么模糊，近代文人没有哪一位可比得上他！
话说回来，本书作者格雷斯科局限在英语的世界里，不可能洞悉汉语所揭示的那个远比邵洵美的人际关系更为复杂的人世，尤其是世间的险恶人心。作者倒是引用了邵洵美让狱友贾植芳先生记录下来的两条终身不白之冤：1933年请萧伯纳在功德林吃饭，是邵洵美付的四十六大洋饭钱；鲁迅说邵洵美“捐班”——花钱雇人代写文章，实属于不实之词。而且作者似乎也知道，是一位“家中朋友”把给项美丽的信交了出去，因而这位所谓的“朋友”应是邵洵美牢狱之灾的直接原因，项美丽则不过是因缘际会罢了。
1962年从监狱放回到家中之后，邵洵美又度过了六年艰辛而没有尊严的生涯（与大儿子一起住在从前的车库里），幸好他还有施蛰存这样的好友相助，在他最艰苦的岁月里给他每月寄来五十元钱。邵洵美年轻时根本不做旧体诗，晚年竟也做起了饱含人世间凄凉的打油诗：“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四
1949年之后，项美丽与邵洵美便断绝了音信。一直到改革开放后，1983年她与查尔斯访问了北京，才得知邵洵美已于1968年去世，并曾因为一封想要寄给她的信而入狱四年。1992年，邵洵美女儿邵绡红访美时又见到了这位“外国妈妈”，并向她请教了《我的中国回忆录》一书中的一些问题。1997年2月，项美丽在纽约去世。2014年，《大上海》一书作者格雷斯科为了一个“项美丽之谜”访问了在纽约郊区白平原镇上的项美丽女儿克罗拉。1943年项美丽带女儿回美国时，曾把一份写有日本俳句诗歌的纸张缝在克罗拉的袖子里带回美国，结果到美国时被FBI审问了几个小时。后来FBI证实那不过是一些美国战俘婉转表达自己心愿的文字，不过是为了蒙混日本人而已。同时克罗拉倒是告诉了格雷斯科一个天大的秘密：项美丽一生都把邵洵美的相片放在自己的皮夹里，一直到她去世。这样的细节实在让笔者感动：它表示了邵洵美曾一直活在项美丽的心中！
一
1935年4月初的一天，上海滩烟花烂漫，芳龄三十的艾米莉·哈恩和姐姐海伦坐着一条邮轮从旧金山经日本来到上海，当年上海滩上交游广泛的匈牙利犹太人伯纳廷·弗立兹夫人（Mrs.Bernardine Szold-Fritz）到海关码头迎接。此时艾米莉刚与好莱坞的剧作家艾德温·麦耶（Edwin Mayer）经历了一场不愉快的恋情，心情沉郁不乐，准备经上海重返非洲做田野工作。伯纳廷先把艾米莉介绍给了上海滩上的地产大亨沙逊爵士。沙逊爵士拥有豪华典雅的著名和平饭店，又与哈恩小姐一样同是犹太人，一见面便给了哈恩姐妹难以拒绝的见面礼：每人三百五十美金（当时一美金换四个大洋，一千四百大洋相当于一个一级教授的四年年薪），足够她们在上海的豪华旅馆里住上三个月。海伦住进了和平饭店，艾米莉头几天可能住在伯纳廷家，后来也搬进了和平饭店。接下来，沙逊爵士便开车带她们游览上海，带她们跳舞、喝酒。沙逊爵士还爱好摄影，到第四天，他便请哈恩姐妹做模特，为她们拍摄媚照。在海伦的建议下，她们与伯纳廷到南京游览了三天，教育部长张道藩亲自到车站迎接她们，艾米莉被介绍为好莱坞的剧作家，于是被邀请做一个午餐讲座，谈谈美国拍电影的秘密。夜晚，她们在秦淮河上坐船漫游，清澈的月光把她们的倩影投射在水面上，与桨声灯影交融在一起。
4月12日，伯纳廷邀请哈恩姐妹和沙逊爵士参加一个“万国艺术剧院”主办的沙龙，有人主讲D·H·劳伦斯的小说。在此之前，伯纳廷专门给文化出版人和“新月派”诗人邵洵美写信介绍了艾米莉，嘱咐他一定要出席，并告诉他讲座之后还安排了一个“作家协会”欢迎艾米莉的晚宴。邵洵美回信说：“你为什么要一再问我能否带两位作家（即哈恩姐妹）来参加作家协会的晚宴呢？……还有什么能够比同两位美丽的女作家共进晚餐更愉悦的呢？但是你不妨也提醒一下两位女士，让她们在发现这个远东城市里有那么多英俊的靓男时不要太吃惊。”然而当邵洵美见到艾米莉时，他的心中仿佛掠过一阵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震惊：一双滚圆的大眼睛，温润纯情的红唇，短短的乌黑卷发，圆圆的脸盘和丰满的体型；他好像从前在欧洲见到过，那是他梦中作诗歌咏的古希腊女诗人莎茀（Sappho）的形象。十多年前，他曾写过一首《致莎茀》的诗：“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裸体——/我不见你包着火血的肌肤，/你却像玫瑰般开在我心里。”艾米莉的那雙滚圆的大眼睛尤其令这位诗人神魂颠倒。那天邵洵美与艾米莉坐在同一排座位上听讲座，之后又共赴晚宴。当他们的两双眼睛相遇时，各自的心中都产生了难以泯灭的火花。没过多久，伯纳廷又请艾米莉与邵洵美的一班朋友在杨树浦的一家餐馆吃饭。这次，邵洵美有意坐在艾米莉的旁边，与她海阔天空地讨论了各种中、外文学问题。晚宴后，艾米莉与伯纳廷在路边等车，邵洵美走上前问艾米莉：“我的一班朋友都去就在附近的我家聊天，你愿意一起去吗？”艾米莉回答说：“我愿意。”就这样，艾米莉第一次来到了邵洵美的杨树浦别墅。那天晚上，在谈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同时，邵洵美还教会了艾米莉如何躺在长椅子上吸食鸦片烟，艾米莉竟然不知不觉躺在椅子上吸食鸦片三四个小时。
在与沙逊爵士和邵洵美一班朋友的交往中，艾米莉心中刚到上海时的忧伤早已烟消云散。不到两周，在伯纳廷的引荐下，艾米莉凭着她的多年新闻从业资历，即在《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找到了一份记者工作。到6月10日，姐姐海伦回美国了，艾米莉则对上海恋恋不舍，她已有了那么多亲密的新朋友，于是决定留下来。她搬出和平饭店的套间，在南京路江西路口的一座银行大楼底层租了一个套间，并雇了一位厨师。更加令她兴奋的是，邵洵美为她起了一个音意双全的中文名字：项美丽。在7月24日给海伦的信上，她签上了“项美丽”三个中文字！
二
项美丽是一位喜欢把自己身边的人物故事写成虚虚实实、似真似假的叙事文字的多产作家。从1935年夏天起，她开始给《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写关于邵洵美一家的短篇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是“潘海文”（Heh-Ven Pan），因为邵洵美曾用Heaven Pan的笔名写过文章。第一篇就把邵洵美写成一个世家贵族公子，然后将他父亲比喻为十六世纪法国大主教黎塞留。还有些文章是关于邵洵美朋友的故事，同时也写了一些盛佩玉的事。由于是从一个美国人的文化视角看当时的中国，项美丽运用了一种轻松幽默的笔调，很多行为不免显得滑稽可笑，与早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形象傅满州形成了鲜明对比。邵洵美刚看到这些文章时并不高兴，而是觉得有点丑化他，但时间长了也就一笑了之。这些文章共有二十八篇，于1942年集成《潘先生》一书在纽约出版。
格雷斯科说：“作为一个老练的自我记事作家，密姬（Mickey，艾米莉的小名）拥有一种天赋，她能把自己生活中的原始素材转化成畅销的文字……如果说她关于潘先生的故事是描绘她与邵洵美关系的官方文本，那么小说《太阳的步伐》（Steps of the Sun）则更加接近于他们之间两情关系的情感真相。”我们今天看到的邵洵美与项美丽的两情关系，绝大部分是项美丽的文字记录下来的，她的小说除了把人名改换了一下之外，主要都是记事性的。《太阳的步伐》中的男主人公叫云龙（Yuin-loong），是一位中国诗人（邵洵美改名之前的本名正是邵云龙），女主人公是多萝西·皮格利姆（Dorothey Pilgrim），一位伤心的远游人，住在和平饭店五百三十六号套间。他们第二次在聚会上见面时，便手拉着手奔了出去。在豪华的专车上，他们已经拥抱在一起，唇贴着唇难分难舍。然后，云龙说：“我一见到你就知道我们一定会这样。”随后把多萝西带到了一家可以吸大烟养女人的旅店。云龙穿着丝绸的袍子，朗诵着唐诗和T·S·艾略特的《荒原》，又不时吐出一口口鸦片烟。接着叙事人说：“她发觉他的做爱本领‘相当娴熟’，深入而温存地感性。他们的两情关系不断进展深化，他们谈到了要一个孩子；有一天他仿佛在梦中对她说，欧亚混血女孩那么美丽。” 1935年秋天，项美丽在美琪大戏院出演阿里斯多芬的话剧《利西斯特拉塔》（Lysistrata）女主角，话剧由“万国艺术剧院”资助，并由伯纳廷的姐姐艾琳·索勒斯（Aline Sholes）导演。邵洵美夫妇都去看了演出。话剧中的女主人公号召希腊妇女拒绝与她们的丈夫同床，直到他们停止斯巴达与雅典之间持续了三十年的战争。在日本侵略军虎视眈眈的背景下，项美丽出演的话剧无疑是在为中国人号召抵抗战争。
项美丽与盛佩玉也建立了不同凡响的友谊，她们一同出去购物和旅游。1936年邵洵美带着太太和项美丽一同游览了黄山，又带项美丽与他的朋友游览了南京。1936年6月，在项美丽的要求下，邵洵美与项美丽俩人一起专程去北京游览。因为邵洵美的到来，清华大学的一些教授给学生放假来与他聚谈。项美丽则再次会见了英国记者哈罗德·阿克顿。到1937年春夏，项美丽与邵洵美之间发生了摩擦，项美丽先后有了其他几位情人，其中一位是驻扎在扬子江军舰上的英国海军军官。到7月份项美丽完成了那本自传体小说《太阳的步伐》，小说女主人公与那位中国诗人分手了，投向一位英国海军军官肯尼斯。同月，项美丽给姐姐海伦写信却说：“以前我一向是依赖洵美，现在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自立……我确实爱那个小混蛋，但那仿佛是用水银涂在大理石上做镜子。”1937年夏天，英国军官查尔斯·鲍克瑟上尉因为在《天下》杂志上看到项美丽的书评，慕名拜访了项美丽在愚园路的寓所。1937年夏天，沙逊爵士则送给了项美丽一辆雪弗莱牌汽车；12月，在离开上海前往孟买之前，他又给了项美丽五百美金（由于通货膨胀，当时五百美金至少值三千大洋）。1938年初，由于愚园路寓所已经是法租界的外围，距离战火区很近，项美丽又搬到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574号公寓。
1938年8月，项美丽在圣路易斯家乡的老朋友约翰·耿特尔访问上海，拜访了项美丽。耿特尔所著《亚洲内幕）（Inside Aisa）一书数落了中国四大家族，尤其是宋蔼龄一家的腐败，书中称宋蔼龄是一只腐败贪婪的雌老虎。耿特尔并劝项美丽来写宋氏家族的传记，回到美国后他向出版商提议由项美丽来写《宋家三姐妹》一书。不久，项美丽便收到了美国出版商约她写《宋家三姐妹》的信件。写《宋家三姐妹》一书在当时是一种名利双收的巨大诱惑，毕竟那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家族。邵洵美也鼓励她写，并说他的一位姨母，即盛家五小姐盛关颐与宋蔼龄是从小认识的朋友（宋蔼龄曾做过盛关颐的私人英语教师），可以帮助牵线。这样，项美丽便给宋家三姐妹分别写了一封内容不同的信。
1938年12月，项美丽利用中立国美国人的身份以及同租界当局的关系，雇用了十多个白俄工人为邵洵美抢运在杨树浦路的印刷设备和几千本藏书，其中有明代留下来的善本书。不久，邵洵美也把家搬到了霞飞路，离项美丽的寓所仅隔几个门牌号，后门就是武康路。此时通货膨胀越演越烈，邵家只能靠典当过日，项美丽在金钱上也曾幫过邵家。1939年初，邵洵美提议项美丽与他签订正式结婚证书，以便项美丽成为印刷厂的官方主人，以防日本人找麻烦，并说这是由他太太佩玉提议的。正好此时项美丽也常常感到一人在战火纷飞的异地十分孤单，想到未来常常感到迷茫，有一家亲人的关怀给了她许多安慰。项美丽答应成为邵洵美的妻子，并在他的律师事务所签下了结婚证书。她在《我的中国回忆录》（China to Me）一书中说，她知道这样的结婚证书在美国是不会被承认的，那不过是为了蒙混日本人的半个玩笑，但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这样的安排在当时确实让她感到心安多了。佩玉送给她一对翡翠手镯作为纪念，并让孩子们叫她“外国妈妈”，同时把女儿小宝过继给了项美丽。项美丽与一位已婚中国人的情事，在她自己的朋友圈招来了颇多负面的绯闻；而她敢于这么做，并且这么写自己的爱情故事，是要有相当勇气的。
1939年初夏项美丽收到宋蔼龄的复信，对她写宋家姐妹传记颇为热诚，并约项美丽去香港面谈。6月项美丽与邵洵美一同坐船去香港拜访宋蔼龄。项美丽第一次拜见宋蔼龄时，邵洵美的姨妈盛关颐也在场。8月返回到上海后，项美丽料理完了一些私事，曾多次请邵洵美再陪她去香港和重庆，但邵洵美说他不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大家庭，更严重的是如果他去了重庆，日本人会迫害他的家人。于是，项美丽只身一人于10月份匆匆离开上海，从此便再没有踏上过上海。正像她当年来到上海是出于因缘际会，现在匆匆离去一去无返，同样是各种因缘邂逅的结果。
三
细细品读《大上海》一书，其中极其精彩的惊天之语，则在全书将近结尾之处，作者以一位美国同行记者的视角与感受，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而人道的问题。作者敏锐地指出，项美丽1942年在香港因为她与邵洵美的婚姻，而被日本人释放，而邵洵美则在1958年恰恰由于他与项美丽的关系，而被投入了提篮桥监狱，并最终因此而郁闷而逝。作者写道：“邵洵美与项美丽的‘婚姻’拯救了她的女儿克罗拉的生命，并且很可能是也拯救了她自己和查尔斯的生命，让她得以在香港避免了日本人的监狱。我想知道的是，项美丽是否不知不觉地（Unwittingly）促成了了断邵洵美的生命？在上海之后，项美丽和沙逊都在西方开放的气候里度过了他们最后的岁月，而邵洵美的命运，那位为诸多《纽约客》读者所钟爱的疯疯癫癫而怪诞可笑的潘海文之命运，却一直没有披露过。”
作者在2010年后曾多次采访了邵洵美的子女。有一次在上海受邀到邵洵美女儿邵阳与丈夫吴立岚的公寓时，作者看到了邵洵美的笔记本等诸多遗物，包括邵洵美在巴黎左岸和旧上海的许多黑白旧照片，但是敏感的作者却注意到没有邵的旧情人项美丽的任何照片，于是便当面直问邵洵美的子女说：“你们家里有没有怨恨过项美丽？毕竟，她在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时离开了上海，她是那封署名为‘潘海文’的书信的收信人，她曾经是邵洵美锒铛入狱的间接原因。”作者仿佛是在问：“项美丽有没有在自己的人生关键时刻，利用了旧情人的情谊？而在旧情人不幸因为与她有关的缘由，而陷入致命困境之时，却根本没有伸出过援手？” 事情的原委是，1958年的一天，邵洵美的一位旧友叶灵凤从香港来到上海，于是邵请这位老报人吃饭。席间叶说起项美丽现在仍在《纽约客》杂志工作，如何如何。隔天邵洵美托叶灵凤带一封信去香港，从香港寄给在美国纽约的项美丽；在信中，被穷困煎逼的邵洵美让项美丽寄一千美金给他在香港的弟弟治病，因为他记得1946年访问纽约遇见项美丽时曾借给过她一千美金。结果，这封信落入了政府的手中，两天后邵洵美即以“關系复杂”的罪名锒铛入狱，一直关到1962年。
问题的关键是，这封经由叶灵凤转手的给项美丽的私信是怎么落入当局手中的？我看到的资料显示，这封信是由叶灵凤主动向政府组织汇报的（据《南方都市报》所作的采访《回忆岳父邵洵美》，方平先生说：“这封信托叶灵凤带出去寄给项美丽，叶灵凤把这封信交给海关了。”）。邵洵美恐怕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这位老滑头“朋友”出卖的。
在一篇刊于2015年12月20日香港《城市文艺》上，题为《香港沦陷时期的叶灵凤》的文章中，作者郑明仁毫不客气地如实写道：
叶灵凤在香港沦陷期间被不少文化人当作“文化汉奸”，视他为积极的亲日派，因为很多日本人主办的文化活动，他都是大会的主角。其实，叶灵凤是一位多面人：他既是国民党的人（有国民党档案为证），又是日占政府的文化顾问，同时间却偷送日本材料给重庆政府；他曾被《鲁迅全集》的注文白纸黑字地定性为“汉奸”，而最近又有学者在考证他是否共产党的同路人。叶灵凤的政治属性是那么复杂，那么模糊，近代文人没有哪一位可比得上他！
话说回来，本书作者格雷斯科局限在英语的世界里，不可能洞悉汉语所揭示的那个远比邵洵美的人际关系更为复杂的人世，尤其是世间的险恶人心。作者倒是引用了邵洵美让狱友贾植芳先生记录下来的两条终身不白之冤：1933年请萧伯纳在功德林吃饭，是邵洵美付的四十六大洋饭钱；鲁迅说邵洵美“捐班”——花钱雇人代写文章，实属于不实之词。而且作者似乎也知道，是一位“家中朋友”把给项美丽的信交了出去，因而这位所谓的“朋友”应是邵洵美牢狱之灾的直接原因，项美丽则不过是因缘际会罢了。
1962年从监狱放回到家中之后，邵洵美又度过了六年艰辛而没有尊严的生涯（与大儿子一起住在从前的车库里），幸好他还有施蛰存这样的好友相助，在他最艰苦的岁月里给他每月寄来五十元钱。邵洵美年轻时根本不做旧体诗，晚年竟也做起了饱含人世间凄凉的打油诗：“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四
1949年之后，项美丽与邵洵美便断绝了音信。一直到改革开放后，1983年她与查尔斯访问了北京，才得知邵洵美已于1968年去世，并曾因为一封想要寄给她的信而入狱四年。1992年，邵洵美女儿邵绡红访美时又见到了这位“外国妈妈”，并向她请教了《我的中国回忆录》一书中的一些问题。1997年2月，项美丽在纽约去世。2014年，《大上海》一书作者格雷斯科为了一个“项美丽之谜”访问了在纽约郊区白平原镇上的项美丽女儿克罗拉。1943年项美丽带女儿回美国时，曾把一份写有日本俳句诗歌的纸张缝在克罗拉的袖子里带回美国，结果到美国时被FBI审问了几个小时。后来FBI证实那不过是一些美国战俘婉转表达自己心愿的文字，不过是为了蒙混日本人而已。同时克罗拉倒是告诉了格雷斯科一个天大的秘密：项美丽一生都把邵洵美的相片放在自己的皮夹里，一直到她去世。这样的细节实在让笔者感动：它表示了邵洵美曾一直活在项美丽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