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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已经爆发，有关“后萨达姆政权”的传言炒得沸沸扬扬，伊拉克的什叶派在其中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什叶派的苦难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中最大的少数派，与逊尼派（自称“正统派”）是伊斯兰教中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别。“什叶”一词是“宗派、派别”之意，“什叶派”即“阿里的宗派”。其信徒遍布世界各地，以伊朗、伊拉克、也门、巴林最为集中，占居民半数以上。
什叶派的历史充满了苦难。661年1月，阿拉伯帝国的第四任哈里发阿里遇刺身亡，倭马亚王朝建立，开始了什叶派苦难的历程。什叶派不仅无权无势，倭马亚王朝还对什叶派严加管制和监督，其首任哈里发穆阿威叶尤为突出，残酷迫害什叶派，使用一些惨无人道的刑罚，譬如，断手、刖足等。什叶派忍无可忍，励精图治，联合阿拔斯推翻倭马亚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中国古书上的“黑衣大食”），定都巴格达。什叶派本指望通过改天换日，重整乾坤，什叶派能东山再起。但在阿拔斯继位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尖锐对立。逊尼派承认阿拔斯继任哈里发的合法性，而什叶派继续坚持早期在哈里发继承问题上的十分固执和教条的立场。他们认为，穆罕默德归真后惟有阿里和阿里的后裔具有继承哈里发职位的合法性。于是什叶派的处境更加惨不忍睹，被迫逃亡帝国的边境地区。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由此产生，伊拉克什叶派的政治身份危机随之而来，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不断地显示出来，这也注定了伊拉克什叶派与历朝历代当权者斗争的历史。有一点要注意的:伊拉克什叶派的斗争不仅仅为了政治权利，也为了宗教上的正统地位。
据统计，伊拉克人口2300万，96%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其中60%为什叶派信徒，他们主要聚居在伊拉克的南部，经济发展落后于中部逊尼派穆斯林地区。历史的发展加深了什叶派与逊尼派的隔阂和不信任，不管是费萨尔王朝，还是卡塞姆政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都是以逊尼派为中心。伊拉克什叶派地位依旧，饱受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什叶派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连绵不断，生生不息。费萨尔王朝建立时，竟然只安排一名什叶派穆斯林入内阁，对什叶派提出平等权利的要求置之不理，不屑一顾。更有甚者，在1934年，以逊尼派人士取代什叶派酋长的国会选举，引起什叶派无比愤怒。1935年的什叶派权利要求同样遭到蛮横拒绝，什叶派立即以大规模的起义回应，遭到残酷镇压。卡塞姆政权时，什叶派的地位虽有所改善，仍然摆脱不了历史的怪圈，政治上还是无权无势。萨达姆政权同样没有解决好伊拉克什叶派问题。
萨达姆的铁血和怀柔
1968年，复兴党重新掌权，萨达姆成为伊拉克的实权派，权力炙手可热，但并没有给什叶派带来曙光，其政治地位丝毫没有根本改变，依旧处于附属地位，根本无法染指国家大权。复兴党奉行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政策，忽视了南部什叶派居住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对宗教活动采取严厉的检查制度，禁止滥建清真寺和伊斯兰文化中心，对宗教领袖和各级教职进行严密地监视和控制等。引起国内什叶派极端不满和怨恨，伊境内出现了以伊斯兰为旗帜的具有反政府倾向的什叶派组织，例如，原先的伊斯兰号召党、伊斯兰革命党、伊斯兰行动组织、伊斯兰协会、圣战者组织、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等等，层出不穷。这些组织一经政府发现，就被监视和取缔。
高压下的什叶派忍无可忍，不断挑战逊尼派政府，开展一系列抗议活动。1974年、1977年、1979年的阿术拉节时，什叶派的宗教游行仪式很快演变成抗议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什叶派高喊口号，要求改变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反对世俗主义，使伊拉克变成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政府出动大批的军警，才得以弹压。
什叶派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79年6月，政府逮捕了伊斯兰号召党的领袖巴基尔·萨德尔。1979年7月，萨达姆出任总统后，对宗教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如由萨达姆直接掌管宗教事务部，由国家监督各级学校的课程和什叶派的宗教仪式，关闭一些宗教机构，加强对宗教刊物的审查，控制宗教基金和寺院的收支，甚至免除教士服兵役的义务以防止宗教势力渗入军队等。面对什叶派的活动，萨达姆政权采取断然行动。1980年4月，秘密处死巴基尔·萨德尔和他的妹妹本特·胡达。到两伊战争爆发前的15个月间，有5000名什叶派穆斯林被杀害。
在硬的一手的同时，萨达姆政权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绥靖政策。伊政府通过资源的均衡分配，使南部什叶派省份与北部逊尼派三省的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缩短，有些地方甚至更有利于南部，“南贫北富”的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什叶派经济地位提高，参政比例明显上升。从1982年～1987年，什叶派在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中的比例已占到33%，而在复兴党的地区领导人中则占50%。两伊战争时，什叶派并没有从事叛国活动，相反，积极参加对伊朗的战斗，表明国家利益的冲突超过教派利益的冲突。
海湾战争结束后，萨达姆政权被严重削弱，什叶派认为是天赐良机，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什叶派统治的伊斯兰国家体制的机会到了。1991年3月2日，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和包括祖贝尔、萨马拉及纳西里耶在内的其他城市发生什叶派反政府抗议活动，很快演变成以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和纳杰夫为中心的叛乱。萨达姆政权面对困境，恩威并施。一面出兵镇压，炮轰卡尔巴拉，一面拉拢什叶派，让什叶派的最高领袖胡维谴责叛乱，同时派副总理哈马迪到伊朗与什叶派谈判，向以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为首的什叶派反政府组织提出分权的建议。根据建议，双方将在政权中享有同样的权力，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担任总理，并拥有内阁中一半部长的职位。由于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等固执地要求萨达姆下台，谈判难产。3月10日，政府军开始毫不留情地弹压叛乱，甚至不惜使用化学武器，从而迅速占领什叶派控制的阵地和城市，战争导致数以万计的什叶派穆斯林丧生，仅巴士拉死亡5000多人，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争夺战中就有1.2～1.6万平民被打死。萨达姆成为什叶派的梦魇，在什叶派穆斯林的眼中萨达姆是魔鬼的化身、屠夫、刽子手。
3月的镇压并没有解决问题。约20万什叶派叛乱分子逃到伊拉克最南端沼泽地带，从事反政府的游击战，伺机东山再起。萨达姆政权如坐针毡，于是集结大批军队于沼泽外围，并着手修筑通往该地区的公路，以便运输重炮和坦克。1992年2月12日，政府军兵强马壮，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发起重大攻势，什叶派遭受重大打击，一时间萎靡不振，但没有死心踏地。1992年7月16日，什叶派叛乱再起。萨达姆政权双管齐下，一边秣马厉兵，派5个师的兵力强行镇压，一边加紧对什叶派的粮食和石油禁运，开始排干沼泽的水，强行移民。什叶派叛乱分子溃不成军，不断向美英等国求援。1992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在伊拉克南部北纬32°线以南设置禁飞区。禁飞区的设置使伊拉克丧失了主权完整，伊拉克问题的“黎巴嫩化”凸现。
萨达姆政权的镇压，无疑是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什叶派的反抗斗争，关键是教派利益冲突客观存在，无法掩饰的客观事实，彻底烟消云散是不可能的。
什叶派有志难申
美国在“倒萨”中，相中了伊拉克的什叶派，什叶派不仅具有一定的实力，而且在伊拉克国内拥有坚实的基础。什叶派也急不可待地想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大展宏图，一圆长久以来执牛耳之美梦。但对于这股力量，美国忧心忡忡，心存疑虑。为什么呢？
伊拉克的什叶派与伊朗具有悠久的亲缘关系，而伊朗什叶派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这铸就了什叶派的伊朗情结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情结，而这是一贯遏制“两伊”如今又高举反恐大旗的美国所不愿看到的。
伊拉克和伊朗是什叶派最集中、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长期的历史形成了一种以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为纽带的亲缘关系，这要追溯到沙法维王朝时期。1502年，伊朗的沙法维王朝兴起，确立以什叶派教义为“国教”。为了普及什叶派常识，大量聘请伊拉克等地学者，从此，伊拉克和伊朗什叶派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形成师徒关系和亲如手足的宗教情感联系。在和平时期，两国什叶派穆斯林往来不断，或前往朝觐伊朗的库姆、玛什哈德等宗教圣地，或驻足于伊拉克的什叶派三大圣地——卡尔巴拉（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之子侯赛因的殉难地）、纳杰夫（阿里的陵墓）、卡齐迈因。此外，双方宗教文化教育交流频繁，什叶派穆斯林争先恐后往来两国求学深造，在此过程中增进了友谊和了解，加强了彼此间的密切关系。
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1939～1989）曾流亡伊拉克的纳杰夫达13载，与当地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交往甚密，深受伊拉克什叶派的敬仰和爱戴，这一点深为萨达姆政权所忌讳。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把什叶派的反抗统统扣上了“伊朗背景”的帽子！事实上，伊拉克的什叶派组织的确有伊朗的影子，无论“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还是“伊拉克号召党”等组织都如此。譬如有20年历史的“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伊拉克战俘和逃亡者组成，有4000人的武装，而其总部就设在伊朗，可以说是伊朗、叙利亚的附庸。
除了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伊拉克什叶派还从意识形态上反对萨达姆。伊拉克复兴党所代表的世俗化路线，客观上来说是一个进步，尤其要在多数仍政教合一政权的阿拉伯世界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所以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才会对萨达姆压制不同意见视而不见，网开一面，更怂恿其他海湾国家帮助其继续对伊朗长达8年的战争。但这在伊拉克什叶派看来，世俗化政策完全背离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有按照真主的意旨治国，从而导致政治腐败、管理不善、穆斯林的利益被损坏，与人们期待的平等、公正、繁荣的伊斯兰社会差之千里。因此，这一世俗政权是不合法的，应诉诸武力予以推翻，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国家。而数十年来，“伊拉克号召党”正是这么做的，它不断激励什叶派中的激进分子武装自身，制造骚乱，期待实现伊斯兰复兴并达到其政治目标——推翻世俗政权。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伊拉克什叶派欢欣鼓舞，强烈地冲击伊拉克。什叶派在当年的“阿术拉节”（什叶派纪念侯赛因被倭马亚王朝杀害的日子）当日，在宗教游行中高喊口号，要求改变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反对世俗主义，力图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取而代之，使伊拉克变成伊朗式的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20多年过去了，伊拉克什叶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指导方针一成不变，不过这时主要是“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充当其发言人。美国许多人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绿色铁幕，包括一些政界要人，美国前副总统多尔曾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定为三大威胁。“9·11”事件更使美国人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心有余悸。而现在要什叶派组织改变初衷，参与“倒萨”又不许“革命”，恐怕难上加难。
总之，伊朗作为美国的老冤家，被美国列为三个“邪恶轴心”之一，而被寄予“倒萨”希望的伊拉克什叶派，又抱持着与伊朗有关的两个情结，这使得美国非常不情愿看到如下一幕:美国与伊拉克鹬蚌相争，而伊朗渔翁得利，将来的伊拉克政权非但无法成为“民主改造”的样板，反而有可能倾向或倒向伊朗，从而大大损害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意图。更何况，美国决不愿看到另一个伊朗式的政权诞生，否则又将是伊朗的不战而胜。
同时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除伊朗以外）对什叶派执掌伊拉克大权忧虑重重，对美国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老大不高兴，他们担心伊拉克什叶派执掌伊拉克牛耳，将刺激本国的什叶派造反，危及政局稳定。
伊拉克什叶派是否能在“后萨达姆”政权中实现其鸿鹄之志难以预卜。
什叶派的苦难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中最大的少数派，与逊尼派（自称“正统派”）是伊斯兰教中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别。“什叶”一词是“宗派、派别”之意，“什叶派”即“阿里的宗派”。其信徒遍布世界各地，以伊朗、伊拉克、也门、巴林最为集中，占居民半数以上。
什叶派的历史充满了苦难。661年1月，阿拉伯帝国的第四任哈里发阿里遇刺身亡，倭马亚王朝建立，开始了什叶派苦难的历程。什叶派不仅无权无势，倭马亚王朝还对什叶派严加管制和监督，其首任哈里发穆阿威叶尤为突出，残酷迫害什叶派，使用一些惨无人道的刑罚，譬如，断手、刖足等。什叶派忍无可忍，励精图治，联合阿拔斯推翻倭马亚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中国古书上的“黑衣大食”），定都巴格达。什叶派本指望通过改天换日，重整乾坤，什叶派能东山再起。但在阿拔斯继位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尖锐对立。逊尼派承认阿拔斯继任哈里发的合法性，而什叶派继续坚持早期在哈里发继承问题上的十分固执和教条的立场。他们认为，穆罕默德归真后惟有阿里和阿里的后裔具有继承哈里发职位的合法性。于是什叶派的处境更加惨不忍睹，被迫逃亡帝国的边境地区。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由此产生，伊拉克什叶派的政治身份危机随之而来，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不断地显示出来，这也注定了伊拉克什叶派与历朝历代当权者斗争的历史。有一点要注意的:伊拉克什叶派的斗争不仅仅为了政治权利，也为了宗教上的正统地位。
据统计，伊拉克人口2300万，96%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其中60%为什叶派信徒，他们主要聚居在伊拉克的南部，经济发展落后于中部逊尼派穆斯林地区。历史的发展加深了什叶派与逊尼派的隔阂和不信任，不管是费萨尔王朝，还是卡塞姆政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都是以逊尼派为中心。伊拉克什叶派地位依旧，饱受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什叶派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连绵不断，生生不息。费萨尔王朝建立时，竟然只安排一名什叶派穆斯林入内阁，对什叶派提出平等权利的要求置之不理，不屑一顾。更有甚者，在1934年，以逊尼派人士取代什叶派酋长的国会选举，引起什叶派无比愤怒。1935年的什叶派权利要求同样遭到蛮横拒绝，什叶派立即以大规模的起义回应，遭到残酷镇压。卡塞姆政权时，什叶派的地位虽有所改善，仍然摆脱不了历史的怪圈，政治上还是无权无势。萨达姆政权同样没有解决好伊拉克什叶派问题。
萨达姆的铁血和怀柔
1968年，复兴党重新掌权，萨达姆成为伊拉克的实权派，权力炙手可热，但并没有给什叶派带来曙光，其政治地位丝毫没有根本改变，依旧处于附属地位，根本无法染指国家大权。复兴党奉行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政策，忽视了南部什叶派居住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对宗教活动采取严厉的检查制度，禁止滥建清真寺和伊斯兰文化中心，对宗教领袖和各级教职进行严密地监视和控制等。引起国内什叶派极端不满和怨恨，伊境内出现了以伊斯兰为旗帜的具有反政府倾向的什叶派组织，例如，原先的伊斯兰号召党、伊斯兰革命党、伊斯兰行动组织、伊斯兰协会、圣战者组织、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等等，层出不穷。这些组织一经政府发现，就被监视和取缔。
高压下的什叶派忍无可忍，不断挑战逊尼派政府，开展一系列抗议活动。1974年、1977年、1979年的阿术拉节时，什叶派的宗教游行仪式很快演变成抗议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什叶派高喊口号，要求改变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反对世俗主义，使伊拉克变成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政府出动大批的军警，才得以弹压。
什叶派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79年6月，政府逮捕了伊斯兰号召党的领袖巴基尔·萨德尔。1979年7月，萨达姆出任总统后，对宗教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如由萨达姆直接掌管宗教事务部，由国家监督各级学校的课程和什叶派的宗教仪式，关闭一些宗教机构，加强对宗教刊物的审查，控制宗教基金和寺院的收支，甚至免除教士服兵役的义务以防止宗教势力渗入军队等。面对什叶派的活动，萨达姆政权采取断然行动。1980年4月，秘密处死巴基尔·萨德尔和他的妹妹本特·胡达。到两伊战争爆发前的15个月间，有5000名什叶派穆斯林被杀害。
在硬的一手的同时，萨达姆政权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绥靖政策。伊政府通过资源的均衡分配，使南部什叶派省份与北部逊尼派三省的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缩短，有些地方甚至更有利于南部，“南贫北富”的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什叶派经济地位提高，参政比例明显上升。从1982年～1987年，什叶派在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中的比例已占到33%，而在复兴党的地区领导人中则占50%。两伊战争时，什叶派并没有从事叛国活动，相反，积极参加对伊朗的战斗，表明国家利益的冲突超过教派利益的冲突。
海湾战争结束后，萨达姆政权被严重削弱，什叶派认为是天赐良机，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什叶派统治的伊斯兰国家体制的机会到了。1991年3月2日，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和包括祖贝尔、萨马拉及纳西里耶在内的其他城市发生什叶派反政府抗议活动，很快演变成以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和纳杰夫为中心的叛乱。萨达姆政权面对困境，恩威并施。一面出兵镇压，炮轰卡尔巴拉，一面拉拢什叶派，让什叶派的最高领袖胡维谴责叛乱，同时派副总理哈马迪到伊朗与什叶派谈判，向以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为首的什叶派反政府组织提出分权的建议。根据建议，双方将在政权中享有同样的权力，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担任总理，并拥有内阁中一半部长的职位。由于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等固执地要求萨达姆下台，谈判难产。3月10日，政府军开始毫不留情地弹压叛乱，甚至不惜使用化学武器，从而迅速占领什叶派控制的阵地和城市，战争导致数以万计的什叶派穆斯林丧生，仅巴士拉死亡5000多人，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争夺战中就有1.2～1.6万平民被打死。萨达姆成为什叶派的梦魇，在什叶派穆斯林的眼中萨达姆是魔鬼的化身、屠夫、刽子手。
3月的镇压并没有解决问题。约20万什叶派叛乱分子逃到伊拉克最南端沼泽地带，从事反政府的游击战，伺机东山再起。萨达姆政权如坐针毡，于是集结大批军队于沼泽外围，并着手修筑通往该地区的公路，以便运输重炮和坦克。1992年2月12日，政府军兵强马壮，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发起重大攻势，什叶派遭受重大打击，一时间萎靡不振，但没有死心踏地。1992年7月16日，什叶派叛乱再起。萨达姆政权双管齐下，一边秣马厉兵，派5个师的兵力强行镇压，一边加紧对什叶派的粮食和石油禁运，开始排干沼泽的水，强行移民。什叶派叛乱分子溃不成军，不断向美英等国求援。1992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在伊拉克南部北纬32°线以南设置禁飞区。禁飞区的设置使伊拉克丧失了主权完整，伊拉克问题的“黎巴嫩化”凸现。
萨达姆政权的镇压，无疑是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什叶派的反抗斗争，关键是教派利益冲突客观存在，无法掩饰的客观事实，彻底烟消云散是不可能的。
什叶派有志难申
美国在“倒萨”中，相中了伊拉克的什叶派，什叶派不仅具有一定的实力，而且在伊拉克国内拥有坚实的基础。什叶派也急不可待地想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大展宏图，一圆长久以来执牛耳之美梦。但对于这股力量，美国忧心忡忡，心存疑虑。为什么呢？
伊拉克的什叶派与伊朗具有悠久的亲缘关系，而伊朗什叶派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这铸就了什叶派的伊朗情结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情结，而这是一贯遏制“两伊”如今又高举反恐大旗的美国所不愿看到的。
伊拉克和伊朗是什叶派最集中、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长期的历史形成了一种以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为纽带的亲缘关系，这要追溯到沙法维王朝时期。1502年，伊朗的沙法维王朝兴起，确立以什叶派教义为“国教”。为了普及什叶派常识，大量聘请伊拉克等地学者，从此，伊拉克和伊朗什叶派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形成师徒关系和亲如手足的宗教情感联系。在和平时期，两国什叶派穆斯林往来不断，或前往朝觐伊朗的库姆、玛什哈德等宗教圣地，或驻足于伊拉克的什叶派三大圣地——卡尔巴拉（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之子侯赛因的殉难地）、纳杰夫（阿里的陵墓）、卡齐迈因。此外，双方宗教文化教育交流频繁，什叶派穆斯林争先恐后往来两国求学深造，在此过程中增进了友谊和了解，加强了彼此间的密切关系。
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1939～1989）曾流亡伊拉克的纳杰夫达13载，与当地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交往甚密，深受伊拉克什叶派的敬仰和爱戴，这一点深为萨达姆政权所忌讳。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把什叶派的反抗统统扣上了“伊朗背景”的帽子！事实上，伊拉克的什叶派组织的确有伊朗的影子，无论“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还是“伊拉克号召党”等组织都如此。譬如有20年历史的“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伊拉克战俘和逃亡者组成，有4000人的武装，而其总部就设在伊朗，可以说是伊朗、叙利亚的附庸。
除了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伊拉克什叶派还从意识形态上反对萨达姆。伊拉克复兴党所代表的世俗化路线，客观上来说是一个进步，尤其要在多数仍政教合一政权的阿拉伯世界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所以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才会对萨达姆压制不同意见视而不见，网开一面，更怂恿其他海湾国家帮助其继续对伊朗长达8年的战争。但这在伊拉克什叶派看来，世俗化政策完全背离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有按照真主的意旨治国，从而导致政治腐败、管理不善、穆斯林的利益被损坏，与人们期待的平等、公正、繁荣的伊斯兰社会差之千里。因此，这一世俗政权是不合法的，应诉诸武力予以推翻，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国家。而数十年来，“伊拉克号召党”正是这么做的，它不断激励什叶派中的激进分子武装自身，制造骚乱，期待实现伊斯兰复兴并达到其政治目标——推翻世俗政权。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伊拉克什叶派欢欣鼓舞，强烈地冲击伊拉克。什叶派在当年的“阿术拉节”（什叶派纪念侯赛因被倭马亚王朝杀害的日子）当日，在宗教游行中高喊口号，要求改变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反对世俗主义，力图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取而代之，使伊拉克变成伊朗式的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20多年过去了，伊拉克什叶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指导方针一成不变，不过这时主要是“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充当其发言人。美国许多人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绿色铁幕，包括一些政界要人，美国前副总统多尔曾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定为三大威胁。“9·11”事件更使美国人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心有余悸。而现在要什叶派组织改变初衷，参与“倒萨”又不许“革命”，恐怕难上加难。
总之，伊朗作为美国的老冤家，被美国列为三个“邪恶轴心”之一，而被寄予“倒萨”希望的伊拉克什叶派，又抱持着与伊朗有关的两个情结，这使得美国非常不情愿看到如下一幕:美国与伊拉克鹬蚌相争，而伊朗渔翁得利，将来的伊拉克政权非但无法成为“民主改造”的样板，反而有可能倾向或倒向伊朗，从而大大损害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意图。更何况，美国决不愿看到另一个伊朗式的政权诞生，否则又将是伊朗的不战而胜。
同时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除伊朗以外）对什叶派执掌伊拉克大权忧虑重重，对美国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老大不高兴，他们担心伊拉克什叶派执掌伊拉克牛耳，将刺激本国的什叶派造反，危及政局稳定。
伊拉克什叶派是否能在“后萨达姆”政权中实现其鸿鹄之志难以预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