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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一代主宰韩国
韩国新任总统卢武铉不久前在仁川国际机场的一次讲话值得人们注意，这位踌躇满志、将决定未来几年韩国命运的人，展现了有别于他的前任的外交构想:为了对抗北美和欧盟这样的强有力的经济集团，韩国应与日本、中国、俄罗斯一道在东北亚建立地区联合体，最终，韩国也成为这个联合体的领导者之一，一雪朝鲜民族被中国和日本控制之“恨”。他的原话是:“所谓东北亚的中心，并不是单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梦想，而是要在亚洲实现像欧盟那样的地区统一，并且建立和平与繁荣的秩序。希望这能够成为克服数百年来饱尝辛酸的‘边缘国家的历史’，建立起主导自己命运的‘自主历史’的契机。”
未来韩国将会改变它的政治抉择吗？3月份的一期日本《世界周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韩国外交战略将由美国转向东北亚”的文章，认为卢武铉将在维持美韩同盟的同时，逐步把外交的重点向东北亚转移。在今后的外交工作中，前总统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将继续在新政府得到继承，以铁路和输气管为支柱的对北援助将会付诸实施;与日本的关系也将谋求得到进一步改善，新政府甚至可能督促日本能够同样采取重视东北亚的外交姿态;相形之下，卢武铉对于1953年签订、今年已满50周年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所表达的态度则耐人寻味:“希望在(任期的)5年内，能够使其得到相当程度的修改”。韩国的一位学者也概括了这种变化:“卢武铉比前任的任何一位总统都更加重视东北亚的协调。特别是韩国的贸易伙伴国中，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因此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对于韩国的生存来说是必需的条件。”
一代新领导人的上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政治气象，有人把它归结为新生的一代——所谓“386”一代人在韩国崛起、政治影响力扩大的结果。被韩国及国际媒体关注良久的“386”一代，是指这样的一个政治和社会群体——年龄30多岁，至多40出头;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和参加政治运动，期间韩国由独裁统治转向民主;20世纪60年代出生。这一代人有些什么特点呢？美国《商业周刊》近日的一篇文章“韩国年轻的狮子”，专门就此进行了报道。“386”一代曾经毫不畏惧地与这个国家的军事统治者作过斗争，如今他们又站在了日趋高涨的反美浪潮的前列;他们不再视朝鲜为威胁，主张对北方的同胞采取容忍态度;这个国家富有生气的经济管理层现在是由他们支撑，他们受到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富有冒险精神;他们还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韩国加强与邻国中国和日本的合作，同时减少对西方的依赖;他们对驻韩美军的看法最能反映与前代人的差别，在他们看来，美国在自己的国家驻军，乃是过去时代的一个标志——那时，他们的国家是一个贫穷的、依附于他国的、大国政治棋盘上的一枚小卒子，但现在不了，他们不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安排。不言而喻，相比于前辈，他们已经展现出不同的世界观念、价值追求、生活理想和精神状态，在思维和行为上都与往昔拉开了距离。关键的是，这一代人已在韩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构成中坚，在选举的最后时刻，没有这一个群体的强有力支持，卢武铉不可能登上总统宝座。投桃报李，如今卢武铉正式走马上任，新政府的主力，也正由这一群人所构成，“386一代人是改革的核心力量”，新总统如是说。年轻一代步入权力中心，韩国政坛和社会更新换代的速度，不难推测将会加快，从今以后，正如一位论者所说，“韩国决不会像原来那样了”。
正在改变的世界
一代人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一个国家，这是一个个别，还是某种一般性的反映？我们似乎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中，21世纪初的人类社会正在表现出与过往时代的差别，而促使转折和差别发生的基本动力，则正在于人的变化。
强烈感受到这个事实的人应该是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幕僚们。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围绕武力打击伊拉克问题，美利坚国家与欧洲的德意志国家屡屡发生龃龉，令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切尼们意想不到的是，正是一个曾经美国说一它不会说二的传统盟友，在此重大问题上毫不含糊地摆出了反对的姿态。纰漏到底出在哪里呢？评论家们给出了多种多样的答案，比如，冷战的结束使德美之间已无“共同敌人”，从而也就消除了德国继续紧随美国之后的合法性;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现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政治而不是国际事务上，大而无当的“全球安全”问题无法切合德国和欧洲的实际利益;冷战结束以来，德国的民族国家意识重新觉醒，越来越强调自主性和以“德国方式”来处理外交实践……还是老牌政治家基辛格慧眼独具，他在一篇题为“‘柏林制造’的一代人”的文章中，指出以上所列，都不过是果，真正的原因乃是在于:美国今天是在与不同于昨天的新一代德国人打交道，当下德国“这个联合政府的领导人经历过反对美国有关越南问题政策的抗议活动，甚至参加过一些比较激烈的抗议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德国执政党社会民主党鼓吹统一优先于北约，并且推翻了它的一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因为他愿意让北约的导弹部署到德国领土上。它在联合政府中的伙伴绿党在进入政府之前一直反对与西方建立一切军事关系……传统的反美主义的确在每一个执政党的左翼中留下了影响。”那些主张紧密追随美国的一代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在“反美主义”思想与运动影响下长大、强烈吁求自身独立性的一代人，德美、广而言之美欧因此向世人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彼此间的不合。
一代人的兴起将变革一个社会的迹象还在于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世界经济顾问、曾任伊朗财政部长的贾汉吉尔·阿穆泽加尔近期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称，虽然美国对伊朗的任何战略，只要让人想起外国干涉就注定要失败，虽然伊朗国内政治错综复杂，“改革派”与“保守派”都不认同美国的人权文化、美国任何一项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政策都很难成功，然而堡垒正行将在内部被自己人所攻破，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后出生--被普遍认为是“第三支力量”的一代人，正在迅速崛起，对他们而言，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所承诺的公正和自由的伊斯兰社会已被证明是骗人的鬼话，在目前近90%的公众对现政府有不满情绪的情况下，他们所即将集结起来的政治能量，将可能挑战毛拉们的霸权，并改变伊朗当下的政治生态。
世界是人的世界，什么样的人群主导这个世界，我们就将走向什么样的未来生活。韩国的“386”一代人、德国的“柏林制造”一代人、伊朗的1979年后生人，他们在现实政治中走上前台，合起来组成了一幅新的世界图景。旧曲正在消散，新曲已经奏起，毋庸置疑，新一代人的出现并主宰起各自社会的演进方向，将为人类演绎出21世纪初叶的全球新政治。从近期而言，美欧分歧的显性化、东亚国家自立意识的增长，等等事实都业已显示出全球政治正处于变革中的信号。新一代人的出现，事实上也是客观世界发生了改变的一个宣告，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与以往在某些方面相同、但又表现出了巨大不同的世界，一代人的崛起并试图展现自己的意志、创造自己的生活、改写过去的历史，背后的力量乃是今天人们所面对的问题与情势已不可与往时同语，在此背景下，为成功或不成功的过去所纠缠、喜欢按旧有的习惯与经验来应对当下现实的“老一代”，已然与这个世界有些“文不对题”。没有历史包袱的“新一代”则可以超越这些，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与过去拉开距离，因而也就可以更好地适应客观世界变化并成为未来时代的推动力量。
学会与“新一代”打交道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仅要看到事件、流程和因果，还要看到活跃、灵动着的人，人的新陈代谢往往是历史发生转折的缘机。政治家们也要留意这个判断，它对当下的这个世界显得格外有意味，我们知道，决定世界的已不完全是原先的那群人了。
天下没有永远不变的人，天下也没有永远不变的道理。人的改变是因为道理的改变，道理的改变是因为人的改变，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人和道理长久地处在历史的互为因果循环圈中。当奉行新理念、新思维的人群开始挺进历史前台时，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世道已经更改，需要有新的道理来看待这个世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我们要学会与运用着新道理的人群来打交道，他们是新道理的载体，真正决定着互动和博弈的过程和结果。
我们注定要与那些走上政治和社会前台的“新一代”人打交道，面对这种无法回避的场景，固守旧的道理，总在历史的旧框框里打转是有害的。
比如在中日关系上。如今的日本人还是50年前的日本人吗？如果不是，我们是否也需要转变思想方式，要在对日交往中生长一些创造性呢？韩国的卢武铉是不打算如他的前辈们一样来处理韩日关系了，作为从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中解放出来后出生的“韩字一代”，他和他韩国同龄人们对日本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与日本之间也没有什么瓜葛，对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他在表示出“非常遗憾”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超然:“当问题出现时，必须注意不要使国民的情绪向不信任的方向发展。”仅仅“走进历史”记忆仇恨是不够的，还要学会“走出历史”、与变化着的现实发生实质联系。去年最后一期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因此有一篇文章说，对日要有“新思维”。“日本”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支撑“日本”这个概念的人，也无时不在改变中，他们的改变虽然连着历史——没有人会不受到历史的冥冥制约和规范，然而，他们又是不断“新”起的，与历史有着断裂。我们怎能认为现在与我们打交道的日本人，还是50年前、奉守着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日本人呢？! 与具体的日本打交道，而不是同抽象的日本打交道，我们需要打破一些旧观念，同时需要注意那些在日本政坛、社会各界活跃着的新人群，研究他们的思想观念，学会与他们接触交往。我们知道要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知道在与我们建立联系的人群是以什么样的观念在对当下做着权衡取舍，我们也就把握了现实和趋势，而不总是为历史和过去所累。
(作者:中国军科院)
韩国新任总统卢武铉不久前在仁川国际机场的一次讲话值得人们注意，这位踌躇满志、将决定未来几年韩国命运的人，展现了有别于他的前任的外交构想:为了对抗北美和欧盟这样的强有力的经济集团，韩国应与日本、中国、俄罗斯一道在东北亚建立地区联合体，最终，韩国也成为这个联合体的领导者之一，一雪朝鲜民族被中国和日本控制之“恨”。他的原话是:“所谓东北亚的中心，并不是单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梦想，而是要在亚洲实现像欧盟那样的地区统一，并且建立和平与繁荣的秩序。希望这能够成为克服数百年来饱尝辛酸的‘边缘国家的历史’，建立起主导自己命运的‘自主历史’的契机。”
未来韩国将会改变它的政治抉择吗？3月份的一期日本《世界周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韩国外交战略将由美国转向东北亚”的文章，认为卢武铉将在维持美韩同盟的同时，逐步把外交的重点向东北亚转移。在今后的外交工作中，前总统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将继续在新政府得到继承，以铁路和输气管为支柱的对北援助将会付诸实施;与日本的关系也将谋求得到进一步改善，新政府甚至可能督促日本能够同样采取重视东北亚的外交姿态;相形之下，卢武铉对于1953年签订、今年已满50周年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所表达的态度则耐人寻味:“希望在(任期的)5年内，能够使其得到相当程度的修改”。韩国的一位学者也概括了这种变化:“卢武铉比前任的任何一位总统都更加重视东北亚的协调。特别是韩国的贸易伙伴国中，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因此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对于韩国的生存来说是必需的条件。”
一代新领导人的上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政治气象，有人把它归结为新生的一代——所谓“386”一代人在韩国崛起、政治影响力扩大的结果。被韩国及国际媒体关注良久的“386”一代，是指这样的一个政治和社会群体——年龄30多岁，至多40出头;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和参加政治运动，期间韩国由独裁统治转向民主;20世纪60年代出生。这一代人有些什么特点呢？美国《商业周刊》近日的一篇文章“韩国年轻的狮子”，专门就此进行了报道。“386”一代曾经毫不畏惧地与这个国家的军事统治者作过斗争，如今他们又站在了日趋高涨的反美浪潮的前列;他们不再视朝鲜为威胁，主张对北方的同胞采取容忍态度;这个国家富有生气的经济管理层现在是由他们支撑，他们受到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富有冒险精神;他们还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韩国加强与邻国中国和日本的合作，同时减少对西方的依赖;他们对驻韩美军的看法最能反映与前代人的差别，在他们看来，美国在自己的国家驻军，乃是过去时代的一个标志——那时，他们的国家是一个贫穷的、依附于他国的、大国政治棋盘上的一枚小卒子，但现在不了，他们不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安排。不言而喻，相比于前辈，他们已经展现出不同的世界观念、价值追求、生活理想和精神状态，在思维和行为上都与往昔拉开了距离。关键的是，这一代人已在韩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构成中坚，在选举的最后时刻，没有这一个群体的强有力支持，卢武铉不可能登上总统宝座。投桃报李，如今卢武铉正式走马上任，新政府的主力，也正由这一群人所构成，“386一代人是改革的核心力量”，新总统如是说。年轻一代步入权力中心，韩国政坛和社会更新换代的速度，不难推测将会加快，从今以后，正如一位论者所说，“韩国决不会像原来那样了”。
正在改变的世界
一代人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一个国家，这是一个个别，还是某种一般性的反映？我们似乎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中，21世纪初的人类社会正在表现出与过往时代的差别，而促使转折和差别发生的基本动力，则正在于人的变化。
强烈感受到这个事实的人应该是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幕僚们。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围绕武力打击伊拉克问题，美利坚国家与欧洲的德意志国家屡屡发生龃龉，令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切尼们意想不到的是，正是一个曾经美国说一它不会说二的传统盟友，在此重大问题上毫不含糊地摆出了反对的姿态。纰漏到底出在哪里呢？评论家们给出了多种多样的答案，比如，冷战的结束使德美之间已无“共同敌人”，从而也就消除了德国继续紧随美国之后的合法性;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现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政治而不是国际事务上，大而无当的“全球安全”问题无法切合德国和欧洲的实际利益;冷战结束以来，德国的民族国家意识重新觉醒，越来越强调自主性和以“德国方式”来处理外交实践……还是老牌政治家基辛格慧眼独具，他在一篇题为“‘柏林制造’的一代人”的文章中，指出以上所列，都不过是果，真正的原因乃是在于:美国今天是在与不同于昨天的新一代德国人打交道，当下德国“这个联合政府的领导人经历过反对美国有关越南问题政策的抗议活动，甚至参加过一些比较激烈的抗议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德国执政党社会民主党鼓吹统一优先于北约，并且推翻了它的一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因为他愿意让北约的导弹部署到德国领土上。它在联合政府中的伙伴绿党在进入政府之前一直反对与西方建立一切军事关系……传统的反美主义的确在每一个执政党的左翼中留下了影响。”那些主张紧密追随美国的一代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在“反美主义”思想与运动影响下长大、强烈吁求自身独立性的一代人，德美、广而言之美欧因此向世人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彼此间的不合。
一代人的兴起将变革一个社会的迹象还在于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世界经济顾问、曾任伊朗财政部长的贾汉吉尔·阿穆泽加尔近期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称，虽然美国对伊朗的任何战略，只要让人想起外国干涉就注定要失败，虽然伊朗国内政治错综复杂，“改革派”与“保守派”都不认同美国的人权文化、美国任何一项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政策都很难成功，然而堡垒正行将在内部被自己人所攻破，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后出生--被普遍认为是“第三支力量”的一代人，正在迅速崛起，对他们而言，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所承诺的公正和自由的伊斯兰社会已被证明是骗人的鬼话，在目前近90%的公众对现政府有不满情绪的情况下，他们所即将集结起来的政治能量，将可能挑战毛拉们的霸权，并改变伊朗当下的政治生态。
世界是人的世界，什么样的人群主导这个世界，我们就将走向什么样的未来生活。韩国的“386”一代人、德国的“柏林制造”一代人、伊朗的1979年后生人，他们在现实政治中走上前台，合起来组成了一幅新的世界图景。旧曲正在消散，新曲已经奏起，毋庸置疑，新一代人的出现并主宰起各自社会的演进方向，将为人类演绎出21世纪初叶的全球新政治。从近期而言，美欧分歧的显性化、东亚国家自立意识的增长，等等事实都业已显示出全球政治正处于变革中的信号。新一代人的出现，事实上也是客观世界发生了改变的一个宣告，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与以往在某些方面相同、但又表现出了巨大不同的世界，一代人的崛起并试图展现自己的意志、创造自己的生活、改写过去的历史，背后的力量乃是今天人们所面对的问题与情势已不可与往时同语，在此背景下，为成功或不成功的过去所纠缠、喜欢按旧有的习惯与经验来应对当下现实的“老一代”，已然与这个世界有些“文不对题”。没有历史包袱的“新一代”则可以超越这些，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与过去拉开距离，因而也就可以更好地适应客观世界变化并成为未来时代的推动力量。
学会与“新一代”打交道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仅要看到事件、流程和因果，还要看到活跃、灵动着的人，人的新陈代谢往往是历史发生转折的缘机。政治家们也要留意这个判断，它对当下的这个世界显得格外有意味，我们知道，决定世界的已不完全是原先的那群人了。
天下没有永远不变的人，天下也没有永远不变的道理。人的改变是因为道理的改变，道理的改变是因为人的改变，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人和道理长久地处在历史的互为因果循环圈中。当奉行新理念、新思维的人群开始挺进历史前台时，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世道已经更改，需要有新的道理来看待这个世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我们要学会与运用着新道理的人群来打交道，他们是新道理的载体，真正决定着互动和博弈的过程和结果。
我们注定要与那些走上政治和社会前台的“新一代”人打交道，面对这种无法回避的场景，固守旧的道理，总在历史的旧框框里打转是有害的。
比如在中日关系上。如今的日本人还是50年前的日本人吗？如果不是，我们是否也需要转变思想方式，要在对日交往中生长一些创造性呢？韩国的卢武铉是不打算如他的前辈们一样来处理韩日关系了，作为从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中解放出来后出生的“韩字一代”，他和他韩国同龄人们对日本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与日本之间也没有什么瓜葛，对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他在表示出“非常遗憾”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超然:“当问题出现时，必须注意不要使国民的情绪向不信任的方向发展。”仅仅“走进历史”记忆仇恨是不够的，还要学会“走出历史”、与变化着的现实发生实质联系。去年最后一期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因此有一篇文章说，对日要有“新思维”。“日本”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支撑“日本”这个概念的人，也无时不在改变中，他们的改变虽然连着历史——没有人会不受到历史的冥冥制约和规范，然而，他们又是不断“新”起的，与历史有着断裂。我们怎能认为现在与我们打交道的日本人，还是50年前、奉守着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日本人呢？! 与具体的日本打交道，而不是同抽象的日本打交道，我们需要打破一些旧观念，同时需要注意那些在日本政坛、社会各界活跃着的新人群，研究他们的思想观念，学会与他们接触交往。我们知道要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知道在与我们建立联系的人群是以什么样的观念在对当下做着权衡取舍，我们也就把握了现实和趋势，而不总是为历史和过去所累。
(作者:中国军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