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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命运恰有几分相似：同为电影明星，同是祖籍广东，同样面对人言可畏，同是爱情坎坷。
作为同时代的电影明星，太平洋两岸，胡蝶、阮玲玉和黄柳霜，各自拥有不同的人生轨迹——在1930年代的上海，胡蝶和阮玲玉能够出演女一号，而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黄柳霜，大多数时间却只能在好莱坞跑龙套。
人言可畏，不仅仅对于1935年自尽的阮玲玉是如此，对于胡蝶、黄柳霜来说，亦莫不如此。1936年黄柳霜在上海与胡蝶重逢的时候，阮玲玉已经香消玉殒。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不同发展轨迹的女明星，祖籍都是广东。其中，黄柳霜年龄最大，生于1905年。胡瑞华，生于1908年，胡蝶是她的艺名。而最先离世的阮玲玉年龄最小，生于1910年的她，最初的名字叫阮凤根，以艺名阮玲玉之名离世时，不过25岁。
胡蝶的幸运
1936年的寻根之旅，黄柳霜于农历正月乘坐“胡佛”号抵达上海，随后去往祖籍地广东台山，却连父亲的家门都进不了，原因是村民不喜欢一个美国来的戏子。于是她只能经菲律宾、香港，于3月23日再度到上海，并度过了两个月，其间去过苏杭，随后乘车前往北平。
从3月23日到沪，到5月9日去北平，这期间，黄柳霜与京剧大师梅兰芳，以及电影皇后胡蝶等旧友新朋频频聚会。
胡蝶与黄柳霜的结识，要追溯到1935年。当时，胡蝶与梅兰芳等在参加了莫斯科电影节后，又前往欧洲。在伦敦，胡蝶结识了黄柳霜。
回到上海后，1935年11月，28岁的胡蝶与商人潘有声举行了盛大的婚礼。1936年春，时隔一年再次见到黄柳霜的胡蝶，可以说仍处在新婚燕尔之中。这一次，胡蝶首先给了黄柳霜一个大大的拥抱。
从当年的报纸上，可以看到潘有声、胡蝶夫妇与黄柳霜的合影。而跟随黄柳霜访华的摄影师黄海升，则一路拍下了黄柳霜与胡蝶流连上海滩、给粉丝签名、并一起逛街的照片——他当时拍摄的纪录片，拷贝邮寄回美国后，还在影院上映。由此，美国观众也认识了中国电影明星胡蝶。回头来看，假若没有黄柳霜的这一段访沪之旅，胡蝶的银幕形象很难出现在当时的美国院线。
4月底，胡蝶带着黄柳霜来到明星公司。这是从1928年起，胡蝶一直签约的电影公司，总部在贵州路。1936年春，明星公司位于枫林桥的摄影基地正式竣工，这标志着公司的规模已经是当时中国电影业的翘楚。当时，刘呐鸥编剧、吴村导演、胡蝶主演的影片《永远的微笑》正在拍摄。这是一部现代都市的轻松喜剧——审查官审理的第一个案子，当事人竟然是资助自己上学的歌女，而歌女会犯案又是因为当初抢钱给审查官交学费。全剧充满着阴差阳错，与胡蝶早前出演的《歌女红牡丹》《火烧红莲寺》系列等大相径庭。
这是明星电影公司盛极之时，短短一年半以后，“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早在1932年就出品过《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等反映“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录片的明星公司，遭受兵燹，不得不停办。在停办之前，最后一部轰动性的故事片是《马路天使》。当时刚刚出道的周璇，在黄柳霜访沪期间，在明星公司的月薪是50元，到了《马路天使》上映时，已经涨到了200元。而1928年胡蝶签约明星公司时，合同上的月薪已经高达2000元——尽管实际支取1000元，另1000元由公司暂欠。
明星公司因战事停办以后，胡蝶和潘有声去了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发现胡蝶在港，日本人找上门来，邀请其出演《胡蝶游东京》，但被她以自己已经息影，而且有了身孕，短期内无法再现银幕为由，严正拒绝。1942年，胡蝶夫妇领着两个年幼的儿女，跟随游击队艰难跋涉20多天，终于回到广东曲江。1942年11月24日，胡蝶到达重庆。然而，到了重庆，她却被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所控制，成为他的情妇，没能再拍电影。直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空难丧生，胡蝶才获得自由，再次迁居香港。之后，胡蝶还参与了李翰祥导演的一些影片，直到1966年息影，1975年移民温哥华，1989年病逝。
作为公众人物，胡蝶先后与民国时期多个军政要员有关联。比如“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发表过感时诗作《哀沈阳》二首。其一为：“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以此讽刺1931年9月18日当晚身在北平的张学良。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犹与胡蝶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三省给断送了。
马君武诗发表后，诗中出现的张学良、赵四、朱五均没有发声音，唯有胡蝶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辟谣启事：“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规，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胡蝶辟谣启事登出后，明星电影公司导演张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职员，也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这还不算完，胡蝶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指出，马君武的诗是一段“莫须有的公案”。1964年，胡蝶到台湾，有人问她愿不愿意见张学良。胡蝶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了，现在相识，岂不又给人以题目吗？”
1936年，黄柳霜在上海与胡蝶夫妇合影。 胡蝶与梅兰芳出访欧洲。
同黄柳霜相比，胡蝶也许是幸运的，毕竟她曾经结婚并生育后代。但因为战乱，她终不能与潘有声白头偕老。
遥怜阮玲玉
在黄柳霜中国之行一年以前，1935年，阮玲玉去世——自杀身亡。可以说，阮玲玉之死，是黄柳霜访沪时的一个背景。
在郝吉思写作的黄柳霜传记里，竟然也花费了不少笔墨提及阮玲玉。郝吉思认为，即便到了黄柳霜抵沪的时候，即便日历已经翻到了新的一年，由阮玲玉自杀激起的坊间怒潮仍未消退。
“1930年代早期，虽然中国电影中不乏职业妇女和不依靠丈夫独立生活的中国女性形象，但却充满警戒。妇女如果踏出传统角色，无一例外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横遭厄运或死亡。”郝吉思如此评论道。
阮玲玉自杀直接的起因，来源于她的丈夫张达民。这是个出身富家的纨绔子弟，故而，张达民与阮玲玉的婚姻，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身处上流社会的张家人的反对，乃至婚后不久，两人就分居两处了。
分居而不离婚，阮玲玉甚至亦在婚姻存续期间有了新男友。张达民家道中落，同意由阮玲玉付钱给张，以维持这一安排。而当阮玲玉提出与张达民离婚时，张达民一纸诉状将她告上法庭。面对大小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阮玲玉选择了自杀。甚至《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她的葬礼，并称据估计有十万余人参加。
和黄柳霜有些类似，阮玲玉在短短的从影生涯中，两次在电影中饰演被强奸者，在四部电影中以自杀收场。当然，更不幸的是——现实中的阮玲玉最后真的自杀身亡了。
婚姻不幸，或者说无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使得阮玲玉与黄柳霜同病相怜。
去年，上海电影资料馆曾经公开过一段老电影——拍摄于1935年2月，反映的是上海影艺界欢送梅兰芳、胡蝶赴苏联访问。这段影片或者说镜头，时长不到20秒。从画面可以看出，聚会现场很热闹，当时上海电影界和戏曲界许多大牌明星都在场，包括王人美、陈燕燕、林芝芝等。阮玲玉坐在会场一角，神情显得有些郁郁寡欢。虽然旁边的人说笑时，她也附和着笑，但笑容多少显得有些勉强，这时的她已经被身边最亲密的两个男人折磨得心力交瘁。半个月后，阮玲玉自杀，给世人留下无尽哀思。
阴阳两隔，使得黄柳霜到上海后无法结识阮玲玉，只得遥遥怜之。但这两人、乃至高寿达81岁的胡蝶，其实，她们的命运恰有几分相似：同为电影明星，同是祖籍广东，同样面对人言可畏，同是爱情坎坷。
阮玲玉。
作为同时代的电影明星，太平洋两岸，胡蝶、阮玲玉和黄柳霜，各自拥有不同的人生轨迹——在1930年代的上海，胡蝶和阮玲玉能够出演女一号，而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黄柳霜，大多数时间却只能在好莱坞跑龙套。
人言可畏，不仅仅对于1935年自尽的阮玲玉是如此，对于胡蝶、黄柳霜来说，亦莫不如此。1936年黄柳霜在上海与胡蝶重逢的时候，阮玲玉已经香消玉殒。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不同发展轨迹的女明星，祖籍都是广东。其中，黄柳霜年龄最大，生于1905年。胡瑞华，生于1908年，胡蝶是她的艺名。而最先离世的阮玲玉年龄最小，生于1910年的她，最初的名字叫阮凤根，以艺名阮玲玉之名离世时，不过25岁。
胡蝶的幸运
1936年的寻根之旅，黄柳霜于农历正月乘坐“胡佛”号抵达上海，随后去往祖籍地广东台山，却连父亲的家门都进不了，原因是村民不喜欢一个美国来的戏子。于是她只能经菲律宾、香港，于3月23日再度到上海，并度过了两个月，其间去过苏杭，随后乘车前往北平。
从3月23日到沪，到5月9日去北平，这期间，黄柳霜与京剧大师梅兰芳，以及电影皇后胡蝶等旧友新朋频频聚会。
胡蝶与黄柳霜的结识，要追溯到1935年。当时，胡蝶与梅兰芳等在参加了莫斯科电影节后，又前往欧洲。在伦敦，胡蝶结识了黄柳霜。
回到上海后，1935年11月，28岁的胡蝶与商人潘有声举行了盛大的婚礼。1936年春，时隔一年再次见到黄柳霜的胡蝶，可以说仍处在新婚燕尔之中。这一次，胡蝶首先给了黄柳霜一个大大的拥抱。
从当年的报纸上，可以看到潘有声、胡蝶夫妇与黄柳霜的合影。而跟随黄柳霜访华的摄影师黄海升，则一路拍下了黄柳霜与胡蝶流连上海滩、给粉丝签名、并一起逛街的照片——他当时拍摄的纪录片，拷贝邮寄回美国后，还在影院上映。由此，美国观众也认识了中国电影明星胡蝶。回头来看，假若没有黄柳霜的这一段访沪之旅，胡蝶的银幕形象很难出现在当时的美国院线。
4月底，胡蝶带着黄柳霜来到明星公司。这是从1928年起，胡蝶一直签约的电影公司，总部在贵州路。1936年春，明星公司位于枫林桥的摄影基地正式竣工，这标志着公司的规模已经是当时中国电影业的翘楚。当时，刘呐鸥编剧、吴村导演、胡蝶主演的影片《永远的微笑》正在拍摄。这是一部现代都市的轻松喜剧——审查官审理的第一个案子，当事人竟然是资助自己上学的歌女，而歌女会犯案又是因为当初抢钱给审查官交学费。全剧充满着阴差阳错，与胡蝶早前出演的《歌女红牡丹》《火烧红莲寺》系列等大相径庭。
这是明星电影公司盛极之时，短短一年半以后，“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早在1932年就出品过《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等反映“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录片的明星公司，遭受兵燹，不得不停办。在停办之前，最后一部轰动性的故事片是《马路天使》。当时刚刚出道的周璇，在黄柳霜访沪期间，在明星公司的月薪是50元，到了《马路天使》上映时，已经涨到了200元。而1928年胡蝶签约明星公司时，合同上的月薪已经高达2000元——尽管实际支取1000元，另1000元由公司暂欠。
明星公司因战事停办以后，胡蝶和潘有声去了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发现胡蝶在港，日本人找上门来，邀请其出演《胡蝶游东京》，但被她以自己已经息影，而且有了身孕，短期内无法再现银幕为由，严正拒绝。1942年，胡蝶夫妇领着两个年幼的儿女，跟随游击队艰难跋涉20多天，终于回到广东曲江。1942年11月24日，胡蝶到达重庆。然而，到了重庆，她却被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所控制，成为他的情妇，没能再拍电影。直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空难丧生，胡蝶才获得自由，再次迁居香港。之后，胡蝶还参与了李翰祥导演的一些影片，直到1966年息影，1975年移民温哥华，1989年病逝。
作为公众人物，胡蝶先后与民国时期多个军政要员有关联。比如“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发表过感时诗作《哀沈阳》二首。其一为：“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以此讽刺1931年9月18日当晚身在北平的张学良。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犹与胡蝶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三省给断送了。
马君武诗发表后，诗中出现的张学良、赵四、朱五均没有发声音，唯有胡蝶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辟谣启事：“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规，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胡蝶辟谣启事登出后，明星电影公司导演张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职员，也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这还不算完，胡蝶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指出，马君武的诗是一段“莫须有的公案”。1964年，胡蝶到台湾，有人问她愿不愿意见张学良。胡蝶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了，现在相识，岂不又给人以题目吗？”
同黄柳霜相比，胡蝶也许是幸运的，毕竟她曾经结婚并生育后代。但因为战乱，她终不能与潘有声白头偕老。
遥怜阮玲玉
在黄柳霜中国之行一年以前，1935年，阮玲玉去世——自杀身亡。可以说，阮玲玉之死，是黄柳霜访沪时的一个背景。
在郝吉思写作的黄柳霜传记里，竟然也花费了不少笔墨提及阮玲玉。郝吉思认为，即便到了黄柳霜抵沪的时候，即便日历已经翻到了新的一年，由阮玲玉自杀激起的坊间怒潮仍未消退。
“1930年代早期，虽然中国电影中不乏职业妇女和不依靠丈夫独立生活的中国女性形象，但却充满警戒。妇女如果踏出传统角色，无一例外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横遭厄运或死亡。”郝吉思如此评论道。
阮玲玉自杀直接的起因，来源于她的丈夫张达民。这是个出身富家的纨绔子弟，故而，张达民与阮玲玉的婚姻，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身处上流社会的张家人的反对，乃至婚后不久，两人就分居两处了。
分居而不离婚，阮玲玉甚至亦在婚姻存续期间有了新男友。张达民家道中落，同意由阮玲玉付钱给张，以维持这一安排。而当阮玲玉提出与张达民离婚时，张达民一纸诉状将她告上法庭。面对大小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阮玲玉选择了自杀。甚至《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她的葬礼，并称据估计有十万余人参加。
和黄柳霜有些类似，阮玲玉在短短的从影生涯中，两次在电影中饰演被强奸者，在四部电影中以自杀收场。当然，更不幸的是——现实中的阮玲玉最后真的自杀身亡了。
婚姻不幸，或者说无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使得阮玲玉与黄柳霜同病相怜。
去年，上海电影资料馆曾经公开过一段老电影——拍摄于1935年2月，反映的是上海影艺界欢送梅兰芳、胡蝶赴苏联访问。这段影片或者说镜头，时长不到20秒。从画面可以看出，聚会现场很热闹，当时上海电影界和戏曲界许多大牌明星都在场，包括王人美、陈燕燕、林芝芝等。阮玲玉坐在会场一角，神情显得有些郁郁寡欢。虽然旁边的人说笑时，她也附和着笑，但笑容多少显得有些勉强，这时的她已经被身边最亲密的两个男人折磨得心力交瘁。半个月后，阮玲玉自杀，给世人留下无尽哀思。
阴阳两隔，使得黄柳霜到上海后无法结识阮玲玉，只得遥遥怜之。但这两人、乃至高寿达81岁的胡蝶，其实，她们的命运恰有几分相似：同为电影明星，同是祖籍广东，同样面对人言可畏，同是爱情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