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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经》是我国先秦时代诗歌总集，记载了先秦时代的文化、情感、宗教、生活等方方面面，其中含有大量的婚恋诗。在婚恋诗中，常常使用植物这一意象，因而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分析《诗经》中的植物与婚恋之间的联系，首先介绍《诗经》中的植物意象，进而从内外两个角度对植物意象的生成机制进行分析，阐述植物缠缚与人类婚恋的关系，以及咒术诗歌及束薪婚俗。
关键词：《诗经》；植物；婚恋；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8-0-03
前言：
婚恋诗是《诗经》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婚恋诗对男女之间真挚情感的歌颂与表达，直接而真诚，毫无矫饰。婚恋诗中，使用了大量的花、草、果实甚至农作物来表达情感，这些植物意象的使用，赋予了《诗经》以独特的美感，但一直以来，人们大多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诗经》中植物意象，因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是极有必要的。
一、《诗经》中的植物意象
（一）果实的意象
《诗经》中的许多婚恋诗中都会使用一定的果实意象，这些意象出现的频次并不十分高，但果实的种类繁多，如《诗经·召南·摽有梅》中“摽有梅，其实七兮”中所描述的梅子；《诗经·卫风·木瓜》中分别描述了木瓜、木桃、木李三种果实；《诗经·卫风·氓》中记述的“桑葚”；《诗经·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中的“榛”；《诗经·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李，彼留之子”中的“李”等等。诗经中的果实意象，基本上都与婚恋相关，比如《召南·摽有梅》就是一首非常直白的求爱诗，诗中描述了女子对于心上人的渴望，诗中的女孩子都会将梅子抛向心上人，可树上的梅子越来越少，自己的心上人却始终没有出现，表现了女子对于爱情的向往，以及对自己年岁渐长却还没有人向自己求爱的慨叹。《诗经·卫风·木瓜》中的木瓜、木桃、木李几种果实，都是男女定情的重要信物。
（二）花的意象
先秦时代的诗歌作品，都十分喜欢用花作为意象，如《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在诗经中，以花为意象的诗更多，如《诗经·召南·何彼襛兮》中“何彼襛兮，棠棣之华”中的“棠棣之华”；《诗经·召南·甘棠》中“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中的“甘棠”；《诗经·郑风·山有扶苏》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中的“荷华”；《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中的“舜华（木槿花）”等等。在《诗经》中，花的意象与种类非常多，且大多涉及婚恋诗，主要用以赞美女子，但同时也含有用来表达其他感情的花，如《诗经·小雅·苕之华》中的“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则表现的饥荒之年，人民无食的哀伤和绝望，但这类诗比较少用花这一意象。
（三）草的意象
《诗经》中，对于草这一意象的描写比花更多，有学者研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草具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可以很好地表现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并且由于草这一意象给人以柔弱的感觉，因此在《诗经》中常常用来形容羸弱的女子。相对来说，相较于花，草这种意象更多地出现在《诗经》婚恋诗中。
《诗经·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中的“荇菜”和《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蒼苍，白露为霜”中的“蒹葭”这两种草，概是《诗经》中最为人所知的植物意象了，并且表达的都是渴求爱情而不得的苦闷与惆怅。除此之外，《诗经·诗经》中常见的草的意象还包括“葛藤”，比如《诗经·周南·葛覃》《诗经·魏风·葛屦》等。
二、植物意象的生成机制
（一）内在机制
《诗经》中对于植物意象的应用，有其内在机制。爱德华.泰勒在著作中表示，希腊人将彩虹看做一种战争与暴乱的征兆，而太平洋海岛上有一些居民则将彩虹看做英雄登上天堂的桥梁，同样的，我国的很多民族都会将彩虹联想为祖先的英灵通往天堂的路径，如赛德克族等。事实上，泰勒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类比脸型的确存在于古代先民的思想理念当中[1]。《诗经》的年代是我国先秦时期，在在先秦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与了解主要是通过劳动、实践、想象与探索等，通过与大自然之间的沟通及体悟感知，并将对世界的感知存放在自己的思维理念当中，以一种普遍的认知传递下去，这种对应的联系的认知，很多地表现在了先秦时代的诗歌当中，《诗经》中植物意象与婚恋相互联系，就是这种对于世界的联想与体悟。
《诗经》中的婚恋诗，使用了大量的植物意象，先秦人民将这种植物意象与女性相互关联，有学者认为，从外表来看，植物中有许多植物可以与女性之间产生认知联系，如花瓣和树叶被认为与女性阴部的形状相似；从内在来说，植物与女性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大多数植物每年开花结果，并且具备繁殖能力，这个特点与女性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有学者认为，先秦人民的原始思维具备类比联想与交感思维，在这种思维理念的作用下，原本毫不相关的女性与植物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对应联系，植物成为女性的象征，甚至对花卉、果实与树木等植物产生一定的生殖崇拜。例如，《诗经·唐风·椒聊》中“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中的“椒”被认为是赞扬妇人的生殖能力，因此“欣妇人之宜子也”，类似的诗歌还有《诗经·周南·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其中的“夭夭”就是形容一种生机勃勃的样子，也被认为是一种对于女性形象的描写。
《诗经》婚恋诗中关于植物与女性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做植物意象与婚恋关联的内在生成机制，在原式思维的联想作用下，植物与女性这两种毫无关联的事物被关联起来，在《诗经》中，植物由于被看做多产与生殖的女性的喻体，因此也联想到爱情与婚恋等方面，也因此在《诗经》婚恋诗中大量使用了植物的意象。
（二）外在机制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婚恋诗中对于植物意象的应用也存在一定的外在生成机制。有学者认为，婚恋诗中的植物意象的生成与使用源于生命崇拜与原始农耕的环境，这是植物意象应用于婚恋诗中的重要因素。在上古先秦时代，生产能力的低下导致生存能力的低下。先秦时代，人口是极大的生产力与劳动力，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少与国家实力直接相关，人们的生存很难得到保障，平均寿命非常低，这种情况下，民族与国家的传承对于血脉和子嗣十分看重，而植物这种具有较强生命力与繁殖能力的事物就被赋予了强盛的生命形象，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对植物产生生命崇拜与生殖崇拜，植物意象凭借其巨大的生命力与婚恋相互联系。生命崇拜文化的产生，在民族文化、宗教、祭祀等多种方面进行渗透，由生殖而至婚恋，并且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
比如，我国原始文化中认为，“扶桑”是一种太阳神树，这种意象源于人们对于日出时云雾笼罩现象的联想与类比，并因此而产生“日出扶桑”的传说。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而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离不开太阳的哺育，因此，太阳与扶桑也具备了一定的生殖意义，对于太阳与桑树的生殖崇拜就产生了。除此之外，桑树枝繁叶茂、果实众多等特性，也进一步加强了桑树与生殖之间的联系，成为《诗经》婚恋诗的重要植物意象。《诗经·鄘风·桑中》中，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来表现了情侣约会的情形，以 表达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诗经·小雅·隰桑》中“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表达了女子对于心上人的喜爱与羞于表达爱意的矛盾心理。
《诗经》中植物意象的生成的内外机制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先秦时代，人们的生存与思考，都与这种类比联想息息相关，这种类比联想的存在也直接表现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文明结晶当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民族血脉与民族图腾当中，直到今天“石榴、花生”等植物依旧被作为一种生殖的象征而被运用在民间婚俗当中。
三、植物的缠缚与人类婚恋
除了生殖崇拜之外，《诗经》婚恋诗中植物意象的生成，还在于植物的缠缚特性。许多植物都相互交缠、绑缚，如葛藤等，这些植物的缠缚特性，就使得上古先民将植物与婚恋联想在一起，比如“连理枝”“并蒂花”等。又比如《诗经·小雅·菅草》“菅草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正是用菅草与白茅来表现夫妻二人相互分离的悲伤，这里的白茅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用菅草与白茅的相互绑缚来表现夫妻二人的纯洁爱情，白茅绑缚菅草的意象与婚恋行为有很明显的暗喻联系。
同样用白茅来做比喻的还有《诗经·召南·野有死麕》中的“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如果死麕和白茅是隐喻的话，则后面的“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就很明显地表现了人类的婚爱行为，许多学者认为，这句诗所描述的就是“吉士”用白茅包着死掉的鹿向怀春少女求婚的场景，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白茅包死鹿做聘礼并不符合上古婚俗的利益，因此这句诗还有更加深层的含义，许多学者认为这句诗所描述的是一种祭礼活动，用白茅包裹死鹿正是这祭礼活动一个环节，这是上古人民在生殖崇拜下，通过祭礼野合来求子的一种活动。
《诗经》中对于葛藤有大量的描写，藤蔓一类的植物的生长需要攀附其他植物，如树木等，这种植物行为与婚恋活动极为相似，比如《诗经·周南·橑木》是一首新婚祝歌，“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就是通过葛藟与橑木之间的缠缚比喻女子对丈夫的依附[3]。
四、咒术诗歌与植物采摘
《诗经》中对于植物的歌咏，很多都与植物采摘相关，甚至不厌其烦地反复歌咏，这种重复歌咏从修辞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比兴”，比如《诗经·周南·关雎》中歌咏采摘“荇菜”的行为，“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歌咏一次还不够，还要反复歌咏“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让人深思而感觉到困惑。对这种反复歌咏的“比兴”手法，也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即先秦时代的咒术诗歌。
无论是哪种文明，在原始文化阶段，巫术与咒术都是其重要的信阳与原始活动，原始文化的人们可以通过巫术与咒术来占卜吉凶，甚至通过巫术与咒术来表达情感。巫术、咒术与爱情一样，都令人感到困惑，并给人以巨大的吸引力，富于神秘感，这就使得巫术与咒术被赋予了触发爱情的巨大作用，也因此各个民族都有某种“咒术”可以用来激发他人对自身的爱慕的传说，或者使用诅咒来使情侣或夫妻感情更加和睦等。
巫术、咒术与爱情之间的联系，使得原始文化的人们也会倾向于采用巫术与咒术来追求异性与获得爱情，希望通过巫术来提高自己的性吸引力，而这种爱情巫咒的使用，通常是通过采摘植物枝叶或花朵擦拭身体来实现的，这大概可以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于《诗经》中植物采摘与婚恋之间联系的解读，《詩经》中就采摘植物这一行为的反复歌咏，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从这方面来看，《诗经·周南·关雎》中，对于采摘荇菜的三次歌咏，或许可以看做是通过采摘植物来擦拭身体以提高追求窈窕淑女的信心[4]。
五、束薪婚俗
有学者认为，《诗经》中植物意象与婚恋行为相互联系，也是先秦时代“束薪”婚俗是反映，因此《诗经》中“束薪”“束刍”“束楚”等都是“男女待礼而成”，因此“以薪喻婚姻”。比如《诗经·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中，用束薪来比喻夫妻同心、情意绵绵，因此束薪被作为一种婚姻的礼仪。《诗经·齐风·南山》中“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一句，也是用“束薪”来代指婚姻。“古者嫁娶必以燎炬为烛”，或可解释为何束薪可以成为古代的婚嫁风俗了。古代的婚礼其实是“昏礼”，即黄昏时节举办的婚礼。主要是由于古人认为“妇人阴也”，即妇女属阴，因此迎娶妇女要在阴阳交际的黄昏时分，这就要求古代举办婚礼时必须准备灯火，因此女方家中要“三夜不熄烛，思相离也”；新郎要“燎炬为烛”，男方家中也要“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而先秦时代并没有蜡烛，主要的照明是用缠绕薪柴作为照明材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诗经》中对于束薪婚俗的描写，进一步证明了植物与婚恋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先秦时代，人们也存在对于“火”的崇拜，因此“束薪”婚俗与“燎祭”都是先秦时代较为常见的祭祀典礼。燎祭是将玉帛与牺牲放在薪柴之上进行焚烧，用以祭天。《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对“燎”进行了描述，而这里的“燎”就是一种照明与意识，“庭燎者，树之于庭，燎之为明，是烛之大者。”通过“束薪”和“燎”在先秦时代人们生活与祭祀中的重要地位，就可以了解先秦时代人们对于婚礼的重视。在先秦时代的祭拜仪式中，人们需要燃烧香烛来敬神祭祖，通过燃烧薪柴来是实现人们与祖先及神灵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通过这样的沟通，使祖先及神灵的福祉降临在新婚夫妇身上，以实现夫妻相和与多子多福。直至今天，我国民间依旧有焚香祭天、敬祖以祈求祝福的习俗，可以看做是先秦时代“束薪”婚俗的延续，古代的束薪婚俗，将婚恋与植物直接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了一起[5]。
结语：
《诗经》婚恋诗运用的大量植物意象，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与先秦时代人们对自然的理解与认知、生殖崇拜、巫术与咒术，乃至束薪婚俗息息相关，对于《诗经》婚恋诗中植物意象的理解，不能简单地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更加应该从社会、经济、生产力、宗教、习俗、信仰等方面入手加以解释。
参考文献：
[1]钱梦佳.《诗经·国风》中婚恋诗的植物意象浅析[J].文教资料，2016（12）：1-3.
[2]姜雪丽，杨晖.论《诗经》婚恋诗中植物意象的生成[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01）：50-53.
[3]杨翕.《诗经》婚恋诗中植物意象之情感类别研究[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15（07）：58-59.
[4]李丽黎.浅析《诗经》婚恋诗中的植物意象[J].名作欣赏，2014（36）：125-127.
[5]杨超.《诗经·国风》“婚恋诗”中的植物隐喻研究[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01）：146.
关键词：《诗经》；植物；婚恋；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8-0-03
前言：
婚恋诗是《诗经》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婚恋诗对男女之间真挚情感的歌颂与表达，直接而真诚，毫无矫饰。婚恋诗中，使用了大量的花、草、果实甚至农作物来表达情感，这些植物意象的使用，赋予了《诗经》以独特的美感，但一直以来，人们大多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诗经》中植物意象，因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是极有必要的。
一、《诗经》中的植物意象
（一）果实的意象
《诗经》中的许多婚恋诗中都会使用一定的果实意象，这些意象出现的频次并不十分高，但果实的种类繁多，如《诗经·召南·摽有梅》中“摽有梅，其实七兮”中所描述的梅子；《诗经·卫风·木瓜》中分别描述了木瓜、木桃、木李三种果实；《诗经·卫风·氓》中记述的“桑葚”；《诗经·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中的“榛”；《诗经·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李，彼留之子”中的“李”等等。诗经中的果实意象，基本上都与婚恋相关，比如《召南·摽有梅》就是一首非常直白的求爱诗，诗中描述了女子对于心上人的渴望，诗中的女孩子都会将梅子抛向心上人，可树上的梅子越来越少，自己的心上人却始终没有出现，表现了女子对于爱情的向往，以及对自己年岁渐长却还没有人向自己求爱的慨叹。《诗经·卫风·木瓜》中的木瓜、木桃、木李几种果实，都是男女定情的重要信物。
（二）花的意象
先秦时代的诗歌作品，都十分喜欢用花作为意象，如《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在诗经中，以花为意象的诗更多，如《诗经·召南·何彼襛兮》中“何彼襛兮，棠棣之华”中的“棠棣之华”；《诗经·召南·甘棠》中“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中的“甘棠”；《诗经·郑风·山有扶苏》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中的“荷华”；《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中的“舜华（木槿花）”等等。在《诗经》中，花的意象与种类非常多，且大多涉及婚恋诗，主要用以赞美女子，但同时也含有用来表达其他感情的花，如《诗经·小雅·苕之华》中的“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则表现的饥荒之年，人民无食的哀伤和绝望，但这类诗比较少用花这一意象。
（三）草的意象
《诗经》中，对于草这一意象的描写比花更多，有学者研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草具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可以很好地表现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并且由于草这一意象给人以柔弱的感觉，因此在《诗经》中常常用来形容羸弱的女子。相对来说，相较于花，草这种意象更多地出现在《诗经》婚恋诗中。
《诗经·周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中的“荇菜”和《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蒼苍，白露为霜”中的“蒹葭”这两种草，概是《诗经》中最为人所知的植物意象了，并且表达的都是渴求爱情而不得的苦闷与惆怅。除此之外，《诗经·诗经》中常见的草的意象还包括“葛藤”，比如《诗经·周南·葛覃》《诗经·魏风·葛屦》等。
二、植物意象的生成机制
（一）内在机制
《诗经》中对于植物意象的应用，有其内在机制。爱德华.泰勒在著作中表示，希腊人将彩虹看做一种战争与暴乱的征兆，而太平洋海岛上有一些居民则将彩虹看做英雄登上天堂的桥梁，同样的，我国的很多民族都会将彩虹联想为祖先的英灵通往天堂的路径，如赛德克族等。事实上，泰勒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类比脸型的确存在于古代先民的思想理念当中[1]。《诗经》的年代是我国先秦时期，在在先秦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与了解主要是通过劳动、实践、想象与探索等，通过与大自然之间的沟通及体悟感知，并将对世界的感知存放在自己的思维理念当中，以一种普遍的认知传递下去，这种对应的联系的认知，很多地表现在了先秦时代的诗歌当中，《诗经》中植物意象与婚恋相互联系，就是这种对于世界的联想与体悟。
《诗经》中的婚恋诗，使用了大量的植物意象，先秦人民将这种植物意象与女性相互关联，有学者认为，从外表来看，植物中有许多植物可以与女性之间产生认知联系，如花瓣和树叶被认为与女性阴部的形状相似；从内在来说，植物与女性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显，大多数植物每年开花结果，并且具备繁殖能力，这个特点与女性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有学者认为，先秦人民的原始思维具备类比联想与交感思维，在这种思维理念的作用下，原本毫不相关的女性与植物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对应联系，植物成为女性的象征，甚至对花卉、果实与树木等植物产生一定的生殖崇拜。例如，《诗经·唐风·椒聊》中“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中的“椒”被认为是赞扬妇人的生殖能力，因此“欣妇人之宜子也”，类似的诗歌还有《诗经·周南·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其中的“夭夭”就是形容一种生机勃勃的样子，也被认为是一种对于女性形象的描写。
《诗经》婚恋诗中关于植物与女性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做植物意象与婚恋关联的内在生成机制，在原式思维的联想作用下，植物与女性这两种毫无关联的事物被关联起来，在《诗经》中，植物由于被看做多产与生殖的女性的喻体，因此也联想到爱情与婚恋等方面，也因此在《诗经》婚恋诗中大量使用了植物的意象。
（二）外在机制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婚恋诗中对于植物意象的应用也存在一定的外在生成机制。有学者认为，婚恋诗中的植物意象的生成与使用源于生命崇拜与原始农耕的环境，这是植物意象应用于婚恋诗中的重要因素。在上古先秦时代，生产能力的低下导致生存能力的低下。先秦时代，人口是极大的生产力与劳动力，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少与国家实力直接相关，人们的生存很难得到保障，平均寿命非常低，这种情况下，民族与国家的传承对于血脉和子嗣十分看重，而植物这种具有较强生命力与繁殖能力的事物就被赋予了强盛的生命形象，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对植物产生生命崇拜与生殖崇拜，植物意象凭借其巨大的生命力与婚恋相互联系。生命崇拜文化的产生，在民族文化、宗教、祭祀等多种方面进行渗透，由生殖而至婚恋，并且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
比如，我国原始文化中认为，“扶桑”是一种太阳神树，这种意象源于人们对于日出时云雾笼罩现象的联想与类比，并因此而产生“日出扶桑”的传说。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而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离不开太阳的哺育，因此，太阳与扶桑也具备了一定的生殖意义，对于太阳与桑树的生殖崇拜就产生了。除此之外，桑树枝繁叶茂、果实众多等特性，也进一步加强了桑树与生殖之间的联系，成为《诗经》婚恋诗的重要植物意象。《诗经·鄘风·桑中》中，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来表现了情侣约会的情形，以 表达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诗经·小雅·隰桑》中“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表达了女子对于心上人的喜爱与羞于表达爱意的矛盾心理。
《诗经》中植物意象的生成的内外机制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先秦时代，人们的生存与思考，都与这种类比联想息息相关，这种类比联想的存在也直接表现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文明结晶当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民族血脉与民族图腾当中，直到今天“石榴、花生”等植物依旧被作为一种生殖的象征而被运用在民间婚俗当中。
三、植物的缠缚与人类婚恋
除了生殖崇拜之外，《诗经》婚恋诗中植物意象的生成，还在于植物的缠缚特性。许多植物都相互交缠、绑缚，如葛藤等，这些植物的缠缚特性，就使得上古先民将植物与婚恋联想在一起，比如“连理枝”“并蒂花”等。又比如《诗经·小雅·菅草》“菅草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正是用菅草与白茅来表现夫妻二人相互分离的悲伤，这里的白茅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用菅草与白茅的相互绑缚来表现夫妻二人的纯洁爱情，白茅绑缚菅草的意象与婚恋行为有很明显的暗喻联系。
同样用白茅来做比喻的还有《诗经·召南·野有死麕》中的“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如果死麕和白茅是隐喻的话，则后面的“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就很明显地表现了人类的婚爱行为，许多学者认为，这句诗所描述的就是“吉士”用白茅包着死掉的鹿向怀春少女求婚的场景，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白茅包死鹿做聘礼并不符合上古婚俗的利益，因此这句诗还有更加深层的含义，许多学者认为这句诗所描述的是一种祭礼活动，用白茅包裹死鹿正是这祭礼活动一个环节，这是上古人民在生殖崇拜下，通过祭礼野合来求子的一种活动。
《诗经》中对于葛藤有大量的描写，藤蔓一类的植物的生长需要攀附其他植物，如树木等，这种植物行为与婚恋活动极为相似，比如《诗经·周南·橑木》是一首新婚祝歌，“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就是通过葛藟与橑木之间的缠缚比喻女子对丈夫的依附[3]。
四、咒术诗歌与植物采摘
《诗经》中对于植物的歌咏，很多都与植物采摘相关，甚至不厌其烦地反复歌咏，这种重复歌咏从修辞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比兴”，比如《诗经·周南·关雎》中歌咏采摘“荇菜”的行为，“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歌咏一次还不够，还要反复歌咏“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让人深思而感觉到困惑。对这种反复歌咏的“比兴”手法，也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即先秦时代的咒术诗歌。
无论是哪种文明，在原始文化阶段，巫术与咒术都是其重要的信阳与原始活动，原始文化的人们可以通过巫术与咒术来占卜吉凶，甚至通过巫术与咒术来表达情感。巫术、咒术与爱情一样，都令人感到困惑，并给人以巨大的吸引力，富于神秘感，这就使得巫术与咒术被赋予了触发爱情的巨大作用，也因此各个民族都有某种“咒术”可以用来激发他人对自身的爱慕的传说，或者使用诅咒来使情侣或夫妻感情更加和睦等。
巫术、咒术与爱情之间的联系，使得原始文化的人们也会倾向于采用巫术与咒术来追求异性与获得爱情，希望通过巫术来提高自己的性吸引力，而这种爱情巫咒的使用，通常是通过采摘植物枝叶或花朵擦拭身体来实现的，这大概可以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于《诗经》中植物采摘与婚恋之间联系的解读，《詩经》中就采摘植物这一行为的反复歌咏，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从这方面来看，《诗经·周南·关雎》中，对于采摘荇菜的三次歌咏，或许可以看做是通过采摘植物来擦拭身体以提高追求窈窕淑女的信心[4]。
五、束薪婚俗
有学者认为，《诗经》中植物意象与婚恋行为相互联系，也是先秦时代“束薪”婚俗是反映，因此《诗经》中“束薪”“束刍”“束楚”等都是“男女待礼而成”，因此“以薪喻婚姻”。比如《诗经·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中，用束薪来比喻夫妻同心、情意绵绵，因此束薪被作为一种婚姻的礼仪。《诗经·齐风·南山》中“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一句，也是用“束薪”来代指婚姻。“古者嫁娶必以燎炬为烛”，或可解释为何束薪可以成为古代的婚嫁风俗了。古代的婚礼其实是“昏礼”，即黄昏时节举办的婚礼。主要是由于古人认为“妇人阴也”，即妇女属阴，因此迎娶妇女要在阴阳交际的黄昏时分，这就要求古代举办婚礼时必须准备灯火，因此女方家中要“三夜不熄烛，思相离也”；新郎要“燎炬为烛”，男方家中也要“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而先秦时代并没有蜡烛，主要的照明是用缠绕薪柴作为照明材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诗经》中对于束薪婚俗的描写，进一步证明了植物与婚恋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先秦时代，人们也存在对于“火”的崇拜，因此“束薪”婚俗与“燎祭”都是先秦时代较为常见的祭祀典礼。燎祭是将玉帛与牺牲放在薪柴之上进行焚烧，用以祭天。《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对“燎”进行了描述，而这里的“燎”就是一种照明与意识，“庭燎者，树之于庭，燎之为明，是烛之大者。”通过“束薪”和“燎”在先秦时代人们生活与祭祀中的重要地位，就可以了解先秦时代人们对于婚礼的重视。在先秦时代的祭拜仪式中，人们需要燃烧香烛来敬神祭祖，通过燃烧薪柴来是实现人们与祖先及神灵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通过这样的沟通，使祖先及神灵的福祉降临在新婚夫妇身上，以实现夫妻相和与多子多福。直至今天，我国民间依旧有焚香祭天、敬祖以祈求祝福的习俗，可以看做是先秦时代“束薪”婚俗的延续，古代的束薪婚俗，将婚恋与植物直接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了一起[5]。
结语：
《诗经》婚恋诗运用的大量植物意象，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与先秦时代人们对自然的理解与认知、生殖崇拜、巫术与咒术，乃至束薪婚俗息息相关，对于《诗经》婚恋诗中植物意象的理解，不能简单地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更加应该从社会、经济、生产力、宗教、习俗、信仰等方面入手加以解释。
参考文献：
[1]钱梦佳.《诗经·国风》中婚恋诗的植物意象浅析[J].文教资料，2016（12）：1-3.
[2]姜雪丽，杨晖.论《诗经》婚恋诗中植物意象的生成[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01）：50-53.
[3]杨翕.《诗经》婚恋诗中植物意象之情感类别研究[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15（07）：58-59.
[4]李丽黎.浅析《诗经》婚恋诗中的植物意象[J].名作欣赏，2014（36）：125-127.
[5]杨超.《诗经·国风》“婚恋诗”中的植物隐喻研究[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01）：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