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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8年教育改革由整治教育领域机械模仿苏联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而开始,最终却演变成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挫折,这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国家领导人错误认识分不开的。本文试图以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出发,从问题、政策和政治三个方面探究此次改革的政策逻辑,以望能深化我们对1958年教育改革的理解,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推进当前的教育改革。
关键词:多源流理论;教育革命;教育政策
作者简介:宋子震(1987-),男,山东聊城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湖北 武汉 430074)
1958年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早在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以来,教育界就开始酝酿一场改革,旨在突破苏联的教育模式探索中国式的教育发展之路。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使改革的方向偏离了它的初衷,由一场教育领域的改革演变成过激的革命性运动。具体表现为:过于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成为教育的灵魂;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被简单、片面地理解和执行;教育事业的跃进式发展。改革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运动中专家的地位遭到贬低,知识分子成为改造的对象,变为被教育者。“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成为流行的观念。破除了“迷信”的群众纷纷建立起了各式的“红专大学”、劳动学校,编出了自己的教科书。尽管这次教育革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密切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但总的来说,1958年的教育改革成绩是具体的个别的,而总的做法违反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次失败的改革。改革不仅使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而且深深影响了以后的文教政策,给后来“文革”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如今看来,1958年教育改革的很多政策措施是极不合理甚至是荒谬的,但在那时看来,却是极正常和符合逻辑的。对于1958年教育改革为何会出现此种结果,学界教育工作者大都以历史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予以解释,认为改革的政策措施是历史的结果,有其必然性。本文尝试以美国教育政策理论家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为依据,从国家教育事业遭遇困境之问题流,“政策共同体”的重视与广泛参与之政策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之政治流以及1958年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召开之“政策之窗”的打开四个方面考察1958年教育改革政策的形成过程,使人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理清1958年教育改革的制度逻辑,也为当今教育改革提供相应借鉴,以使决策者更好地制定出应民意合国情的改革方案。
多源流分析框架是由美国著名政策学和政治学家约翰·金登(John W. Kingdon)教授经过4年时间的深入访谈与研究,并在科恩、马奇和奥尔森的“垃圾箱模型“的基础上,在其成名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的。金登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问题的议程受到决策者的注意,而另外一些却被忽略了。他提出,在整个系统中存在着三种源流:问题、政策、政治。每一概念的界定大體上都与其他两者有所不同,并具有自身的动力和规则。在需要决策的关键时刻,政策问题的提出者就将三者结合起来。三者的结合使一个问题获得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三者结合之点就是政策之窗的开启。
一、1958年教育改革之问题流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旋即开始了对旧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其中自然包括教育系统的改造。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此时期的对内建设中,由于没有其他让人信服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自身实践经验,我国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制度模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教育领域也开始全面模仿苏联,《人民教育》1952年11月号发表了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的社论。社论提出,“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因为“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在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于是“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就成为教育界行动的口号和目标。1952年下半年国家开始对高等院校进行调整,把原有的一些包含有文、理、工、财经、政法等院系的综合大学完全拆散,把理、工、农、医等系科同人文、社会科学系科完全分开。这样做既不利于学科和大学的发展,又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在教育理论上,这一时期新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一切援引苏联。而对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思想及解放前教育实践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则基本否定。在教材编写、讲授和教学计划的制定、课堂授课方式及学制等方面,学习苏联的工作做得也非常细致。在学习苏联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也发现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各地做法有简单抄袭的痕迹,而没有在学习过程中消化吸收。尽管毛泽东在1955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然而总体上,当时的教育没有走出苏联模式的框架,加之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教育问题上党中央一直没有太大的动作。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需要大批合格的建设人才,而当时人才是非常少的。据统计,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学艺术等各条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1949年仅有6万多人,1955年增加到10万多人。1952年底全国总人口近5.75亿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158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仅42.5万,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这40多万科技人员按门类分,工程技术人员16.4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6万多人,教学人员12.1万多人,农林业技术人员1.5万人,科学研究人员仅8000人。这与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的要求相差甚远。当时,中国高等学校每年只有几万名毕业生。同苏联等国家比较,在校高校学生,中国平均每1万居民中只有5个,苏联是86个,波兰是50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更多了。1952年7月,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一谈到建设就感到知识不够用,需要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10万人。”
这样,一方面,教育领域的盲目模仿苏联使我国教育系统出现了很多问题;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加快工业化的进程需要教育发展来培养大批合格的建设人才,教育系统的改革逐渐被提上日程。
二、1958年教育改革之政策流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此后一段时期,中央的精神是提倡继续学习苏联,但同时强调指出过去教育工作中产生的教条主义,要防止再犯。1956年5月,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中指出,向苏联学习,这是正确的口号。“但是在学习苏联的时候,我们的学习方法必须不是教条主义的机械搬运,而是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否则,也会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在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他又指出:“我们发现,有好些地方生搬硬套过苏联的经验。比如教育工作中的五年一贯制,工农速成中学,在中国行不通。”“学习苏联是很重要的,但是决不能一概照搬过来。苏联的某些经验就不一定很好。比如,教育工作中苏联有一种奖惩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各门功课都得五分的学生才能得奖学金,有一门得三分,奖学金就得取消……”
1956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谈到高等教育如何提高发展时说:“我们必须注意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来更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要更有效地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并充分发挥本国专家的力量,改进教学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还必须注意学习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批判地吸收其它一切国家的优良经验和科学技术特长。”他指出:“过去高等教育部的领导工作中,在这些方面都是有严重缺点的。”1957年毛泽东提出党的教育方针后对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评价从坚持两点论逐渐发展为侧重于批判。1957年2月28日,即毛泽东提出党的教育方针的次日,杨秀峰在高教部党组扩大会议上谈到学习苏联问题时承认:“在我们学习方法和态度上,从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生搬硬套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地方是很多的,有些还很严重。”这种总结认识比之1956年的检讨就更具体更有指向性。
从毛泽东和两位中央文教干部的讲话中我们看出,当时教育改革决策者已经觉察到教育领域中的问题,并关注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发展教育事业,以后教育改革的方向主要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之路。然而,随后的一系列整治风波逐渐使改革偏离了它的轨道。
三、1958年教育改革之政治流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在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不久,这次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开展被彻底否定。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敌对分子恶意攻击人民政权,什么“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人滚出学校”、“轮流坐庄”,这些无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是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夸大了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改变了八大有关国内主要矛盾的决议。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党的工作重心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道路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工作从强调“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也逐渐变为“教育为政治服务”上来,教育逐渐变为“政治运动”。
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对全国人民思想认识的清洗。经过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名声扫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使广大没文化的民众有了“反叛”的资本。所带来的后果是专家学者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教育改革变身为群众运动,为后来的教育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反右”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思想的“左进”。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思想严重。1956年1月,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应该说,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是筹备会议的十人小组最终通过了周恩来的意见,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陆定一作为十人小组的成员,却对此持反对态度,因而在会上的长篇发言中,就根本不提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副部长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中央一支笔”,广为人知的“陈伯达现象”是以其形容其投机钻营、曲意逢迎之人,他在中央扮演毛泽东“发言人”的角色。另一位主管教育的官員康生,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此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就“极左”,曾冤枉迫害过不少党内同志。此次改革中“教育革命”的口号,就是他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捣鼓起来的。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八大确立的“反对冒进”的指示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大跃进”、“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和对毛泽东的狂热个人崇拜叠加起来,全国人民都处在极度的亢奋之中,“左倾”思想也达到一个高潮。教育系统也在这些具有极“左”思想的领导者的指挥下狂热起来,教育革命的狂潮一触即发。
四、“政策之窗”的开启
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及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前一时期反冒进的做法,提出破除迷信,追求高速度发展的建设思路。南宁会议以后,各行各业大跃进之声不绝于耳。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全国各行各业的“跃进形势“使教育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召开全国教育会议,部署新形势下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1958年3月24日至4月8日,教育部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反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代表们讨论了教育跃进中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至此,一场原本属于教育领域的改革活动伴随着对教师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批判运动,在全国上下各领域大跃进的条件下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运动。
五、1958年教育革命带给我们的启示
约翰·金登在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指出,作为某一公共政策的倡导者或重大推动者的政策企业家,未必是该政策领域的专家,他们既可能在政府内部,也可能在选举产生的职位上或在被任命的职位上,还可能在利益集团或研究组织中。然而作为政策共同体,它必须由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并且在任何政策领域,专业人员都分散在政府内外。如此,我们才能对某一政策领域提出科学专业的政策建议,政策行为才得以顺利开展,政策问题才得以有效解决。然而,在1958年的教育改革中,理应作为政策共同体的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教师却被排除在政策共同体之外,甚至放在被革命的位置。排除了专家学者的直接后果是改革推动者对教育本质和规律认识不清,以致提不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政策建议、改革方案。那些所谓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等政策观点,只不过是对以前党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的简单总结,并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形势做出新的创新。教育工作中的“瞎指挥”、“革命式的跃进运动”等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几乎瘫痪了整个教育系统。
政策推行的保障措施是备选方案中所必须包含的内容,包括相关的立法和预算支持。然而在1958年教育改革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教育立法。“‘教育革命’全程都在政府的‘指示’、‘规定’、‘条例’、‘办法’、‘通知’等形式的推动下进行的,其立法名称极不规范,难以判断其效力权威、适用范围,约束力差;又多规定为‘暂行’、‘草案’等,降低了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使人易产生轻视法律的心理,不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与此同时,很多法律条文又行而无‘暂’,一‘草’到底。”结果造成行动的混乱无序,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长了管理工作中的“瞎指挥”。在教育“大跃进”的形势下,国家和地方教育预算并没有显著增长。一方面是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另一方面是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必然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这又在某一程度上违背了改革的初衷。
通过对1958年教育改革政策出台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它既与中央最高决策者的既定计划有关,又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形势影响,在此过程中,相关的行动者——无论政策结果的好坏——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促使我们对以后的改革进行思考:问题界定是否清晰;改革的时机是否成熟;政策建议是否合理;保障措施是否完备——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开展政策行动时所必须认真考虑的。
参考文献:
[1]保罗·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李庆刚.“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02.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顾明远,等.中国教育大系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5]陆定一.陆定一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6]杨秀峰.杨秀峰教育文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P550.
[8]朱文显.陆定一和党的知识分子政[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7).
(责任编辑:苏宇嵬)
关键词:多源流理论;教育革命;教育政策
作者简介:宋子震(1987-),男,山东聊城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湖北 武汉 430074)
1958年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早在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以来,教育界就开始酝酿一场改革,旨在突破苏联的教育模式探索中国式的教育发展之路。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使改革的方向偏离了它的初衷,由一场教育领域的改革演变成过激的革命性运动。具体表现为:过于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成为教育的灵魂;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被简单、片面地理解和执行;教育事业的跃进式发展。改革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运动中专家的地位遭到贬低,知识分子成为改造的对象,变为被教育者。“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成为流行的观念。破除了“迷信”的群众纷纷建立起了各式的“红专大学”、劳动学校,编出了自己的教科书。尽管这次教育革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密切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但总的来说,1958年的教育改革成绩是具体的个别的,而总的做法违反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次失败的改革。改革不仅使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而且深深影响了以后的文教政策,给后来“文革”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如今看来,1958年教育改革的很多政策措施是极不合理甚至是荒谬的,但在那时看来,却是极正常和符合逻辑的。对于1958年教育改革为何会出现此种结果,学界教育工作者大都以历史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予以解释,认为改革的政策措施是历史的结果,有其必然性。本文尝试以美国教育政策理论家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为依据,从国家教育事业遭遇困境之问题流,“政策共同体”的重视与广泛参与之政策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之政治流以及1958年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召开之“政策之窗”的打开四个方面考察1958年教育改革政策的形成过程,使人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理清1958年教育改革的制度逻辑,也为当今教育改革提供相应借鉴,以使决策者更好地制定出应民意合国情的改革方案。
多源流分析框架是由美国著名政策学和政治学家约翰·金登(John W. Kingdon)教授经过4年时间的深入访谈与研究,并在科恩、马奇和奥尔森的“垃圾箱模型“的基础上,在其成名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的。金登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问题的议程受到决策者的注意,而另外一些却被忽略了。他提出,在整个系统中存在着三种源流:问题、政策、政治。每一概念的界定大體上都与其他两者有所不同,并具有自身的动力和规则。在需要决策的关键时刻,政策问题的提出者就将三者结合起来。三者的结合使一个问题获得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三者结合之点就是政策之窗的开启。
一、1958年教育改革之问题流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旋即开始了对旧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其中自然包括教育系统的改造。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此时期的对内建设中,由于没有其他让人信服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自身实践经验,我国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制度模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教育领域也开始全面模仿苏联,《人民教育》1952年11月号发表了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的社论。社论提出,“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因为“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在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于是“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就成为教育界行动的口号和目标。1952年下半年国家开始对高等院校进行调整,把原有的一些包含有文、理、工、财经、政法等院系的综合大学完全拆散,把理、工、农、医等系科同人文、社会科学系科完全分开。这样做既不利于学科和大学的发展,又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在教育理论上,这一时期新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一切援引苏联。而对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思想及解放前教育实践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则基本否定。在教材编写、讲授和教学计划的制定、课堂授课方式及学制等方面,学习苏联的工作做得也非常细致。在学习苏联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也发现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各地做法有简单抄袭的痕迹,而没有在学习过程中消化吸收。尽管毛泽东在1955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然而总体上,当时的教育没有走出苏联模式的框架,加之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教育问题上党中央一直没有太大的动作。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需要大批合格的建设人才,而当时人才是非常少的。据统计,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学艺术等各条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1949年仅有6万多人,1955年增加到10万多人。1952年底全国总人口近5.75亿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158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仅42.5万,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这40多万科技人员按门类分,工程技术人员16.4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6万多人,教学人员12.1万多人,农林业技术人员1.5万人,科学研究人员仅8000人。这与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的要求相差甚远。当时,中国高等学校每年只有几万名毕业生。同苏联等国家比较,在校高校学生,中国平均每1万居民中只有5个,苏联是86个,波兰是50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更多了。1952年7月,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一谈到建设就感到知识不够用,需要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10万人。”
这样,一方面,教育领域的盲目模仿苏联使我国教育系统出现了很多问题;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加快工业化的进程需要教育发展来培养大批合格的建设人才,教育系统的改革逐渐被提上日程。
二、1958年教育改革之政策流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此后一段时期,中央的精神是提倡继续学习苏联,但同时强调指出过去教育工作中产生的教条主义,要防止再犯。1956年5月,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中指出,向苏联学习,这是正确的口号。“但是在学习苏联的时候,我们的学习方法必须不是教条主义的机械搬运,而是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否则,也会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在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他又指出:“我们发现,有好些地方生搬硬套过苏联的经验。比如教育工作中的五年一贯制,工农速成中学,在中国行不通。”“学习苏联是很重要的,但是决不能一概照搬过来。苏联的某些经验就不一定很好。比如,教育工作中苏联有一种奖惩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各门功课都得五分的学生才能得奖学金,有一门得三分,奖学金就得取消……”
1956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谈到高等教育如何提高发展时说:“我们必须注意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来更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要更有效地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并充分发挥本国专家的力量,改进教学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还必须注意学习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批判地吸收其它一切国家的优良经验和科学技术特长。”他指出:“过去高等教育部的领导工作中,在这些方面都是有严重缺点的。”1957年毛泽东提出党的教育方针后对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评价从坚持两点论逐渐发展为侧重于批判。1957年2月28日,即毛泽东提出党的教育方针的次日,杨秀峰在高教部党组扩大会议上谈到学习苏联问题时承认:“在我们学习方法和态度上,从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生搬硬套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地方是很多的,有些还很严重。”这种总结认识比之1956年的检讨就更具体更有指向性。
从毛泽东和两位中央文教干部的讲话中我们看出,当时教育改革决策者已经觉察到教育领域中的问题,并关注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发展教育事业,以后教育改革的方向主要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之路。然而,随后的一系列整治风波逐渐使改革偏离了它的轨道。
三、1958年教育改革之政治流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在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不久,这次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开展被彻底否定。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敌对分子恶意攻击人民政权,什么“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人滚出学校”、“轮流坐庄”,这些无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是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夸大了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改变了八大有关国内主要矛盾的决议。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党的工作重心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道路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工作从强调“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也逐渐变为“教育为政治服务”上来,教育逐渐变为“政治运动”。
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对全国人民思想认识的清洗。经过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名声扫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使广大没文化的民众有了“反叛”的资本。所带来的后果是专家学者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教育改革变身为群众运动,为后来的教育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
“反右”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思想的“左进”。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思想严重。1956年1月,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应该说,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是筹备会议的十人小组最终通过了周恩来的意见,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陆定一作为十人小组的成员,却对此持反对态度,因而在会上的长篇发言中,就根本不提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副部长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中央一支笔”,广为人知的“陈伯达现象”是以其形容其投机钻营、曲意逢迎之人,他在中央扮演毛泽东“发言人”的角色。另一位主管教育的官員康生,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此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就“极左”,曾冤枉迫害过不少党内同志。此次改革中“教育革命”的口号,就是他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捣鼓起来的。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八大确立的“反对冒进”的指示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大跃进”、“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和对毛泽东的狂热个人崇拜叠加起来,全国人民都处在极度的亢奋之中,“左倾”思想也达到一个高潮。教育系统也在这些具有极“左”思想的领导者的指挥下狂热起来,教育革命的狂潮一触即发。
四、“政策之窗”的开启
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及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前一时期反冒进的做法,提出破除迷信,追求高速度发展的建设思路。南宁会议以后,各行各业大跃进之声不绝于耳。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全国各行各业的“跃进形势“使教育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召开全国教育会议,部署新形势下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1958年3月24日至4月8日,教育部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反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代表们讨论了教育跃进中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至此,一场原本属于教育领域的改革活动伴随着对教师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批判运动,在全国上下各领域大跃进的条件下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运动。
五、1958年教育革命带给我们的启示
约翰·金登在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指出,作为某一公共政策的倡导者或重大推动者的政策企业家,未必是该政策领域的专家,他们既可能在政府内部,也可能在选举产生的职位上或在被任命的职位上,还可能在利益集团或研究组织中。然而作为政策共同体,它必须由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并且在任何政策领域,专业人员都分散在政府内外。如此,我们才能对某一政策领域提出科学专业的政策建议,政策行为才得以顺利开展,政策问题才得以有效解决。然而,在1958年的教育改革中,理应作为政策共同体的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教师却被排除在政策共同体之外,甚至放在被革命的位置。排除了专家学者的直接后果是改革推动者对教育本质和规律认识不清,以致提不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政策建议、改革方案。那些所谓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等政策观点,只不过是对以前党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的简单总结,并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形势做出新的创新。教育工作中的“瞎指挥”、“革命式的跃进运动”等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几乎瘫痪了整个教育系统。
政策推行的保障措施是备选方案中所必须包含的内容,包括相关的立法和预算支持。然而在1958年教育改革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教育立法。“‘教育革命’全程都在政府的‘指示’、‘规定’、‘条例’、‘办法’、‘通知’等形式的推动下进行的,其立法名称极不规范,难以判断其效力权威、适用范围,约束力差;又多规定为‘暂行’、‘草案’等,降低了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使人易产生轻视法律的心理,不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与此同时,很多法律条文又行而无‘暂’,一‘草’到底。”结果造成行动的混乱无序,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长了管理工作中的“瞎指挥”。在教育“大跃进”的形势下,国家和地方教育预算并没有显著增长。一方面是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另一方面是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必然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这又在某一程度上违背了改革的初衷。
通过对1958年教育改革政策出台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它既与中央最高决策者的既定计划有关,又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形势影响,在此过程中,相关的行动者——无论政策结果的好坏——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促使我们对以后的改革进行思考:问题界定是否清晰;改革的时机是否成熟;政策建议是否合理;保障措施是否完备——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开展政策行动时所必须认真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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