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施奈德《从投票到暴力》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在经过過去几年间国际时代波折，付印的时机再好不过——恰逢当下世界范围内思想界、学术界都在见证一场新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
　　然而，此前的绝大多数人却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兴起的潜在暴力严重低估。对他们来说，“民主第二天”也许是别人的事情，现在根本无需多想，至于准备更无从谈起。
　　换言之，一些自由派认为很快就能建立起稳定、爱好和平的民主制度：刚把威权主义政权赶下台，他们声称，人民就有机会建立起合作的社会秩序。另外一些自由派则争论说，在自由选举和言论自由能够充当稳固、富有生机、和平的社会基础之前，还有一个长长的条件清单需要完成。他们强调一定程度的财富、有知识的公民的发展、权势精英的支持，以及建立一整套保障法治和公民权利的制度等的重要性。
　　最近的研究强烈支持后一种论点。为了最小化民主转型启动民族冲突的风险，作为转型前提条件的厚实安全网必须牢固树立起来。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那么推后鼓励民主化将是明智的，直到这些条件具备。这样的建议，对一些天真的自由派来说，大概很难接受。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施奈德研究了冷战后的转型和冲突经验，并与历史上的英、法、德、塞尔维亚等经典案例作对比，为民主转型国家设计如何抵御民族主义危险的策略。他区分了面对转型时的两种自由主义态度：强调“深厚”的社会支持网络的自由主义概念是一个好的指引方向；“浅薄”的自由主义理解，坚持认为自由、民主、爱好和平、自由市场的社会包含着大好机会，可由个人算计的自我利益行动而自发生成。
　　可现实政治往往是，即使对民主化国家实行经济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也理解，自由放任促进经济效率的奇迹发生之前，国家必须保证财产权和稳定的通货。
　　每个人都知道民主国家内的公共舆论有时相当好战。几乎没有人会真的以为一次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就足以确保国家的民主。即使是支持绝对言论自由的人，也会为那些放任仇恨言论的危险烦恼不已。今天的时代，在制度化尚弱的情境下，民主化常常落入民族主义的煽动者和肆无忌惮的民粹主义者手中。
　　“深厚”版本的自由主义，则极力倡导必须要有自由制度、价值观、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或者社会关系等构成的坚实背景，才能开辟通向自由方向的大众参与政治。一些思想家和活动家都指出了这种或那种的背景因素要比其他更重要。例如，并未过时的萨缪尔·亨廷顿，强调在一个强大国家权力框架下开拓公民参与的必要性，从而达成灵活的、规则化的和解。又如罗伯特·帕特南则强调通过参与非政治性志愿团体，以建立绵密社会关系网络，才能建立起让民主和解能够运转所需的某种信任。
　　拉美民主化的教训，则会强调自由化威权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富有建设性的政治谈判的重要性。而过去30年来民主转型的无数冲突，在提醒我们应有一个强大自由主义规范的角色，作为战争的解毒剂，而不只是民主程序本身。从这一立场出发，在缺乏由规范、制度和利益构成的厚实的支撑性背景下，将民主最小化地归结为自由选举和言论自由，都离确保持久的自由主义结果相去甚远，更不用说和平的结局。
　　这些结论，算是比较转型研究的另类吧。特别是其中有些听起来居然有些过时，却击中了当下的症结，而振聋发聩，仿佛预言家一般揭示着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是如何被一己之私的政党或政客所煽动，然后绑架了转型和民主。
　　其实，即使在成熟民主的美国或者欧洲，面临着另一场全球化的转型，这样的绑架也以新媒体、反移民甚至反穆斯林的形式出现，而更具欺骗性，也更危险。施奈德的这本著作，或许是我们理解后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复兴的一剂解毒药。如施奈德所说，在转型开始前构筑转型的安全网，才是真正“深厚”的自由主义态度。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