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翻回1937年11月末。这个日子几乎是和平的南京城的末日了——来势凶猛的日本军队已将南京城团团包围。南京已成孤岛。城内城外，人心一片恐慌。
　　那些曾经在这个中华民国政府首都作威作福、有模有样的人，如今都走了，留下的都是些穷人和与这个城市没有多大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传教士，以及他们的信徒和一些医生、志愿者等。守城军队当然占有总人数的很大比例，但他们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所有的乱象，魏特琳看得清楚，也看得伤感，她在日记中写道：“南京成了一个可悲而破碎的空壳，街上空无一人，所有的房子一片黑暗，充满了恐怖。”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ntrin），中国名华群，1886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小镇。魏特琳家境不富裕，可她从小吃苦耐劳、勤奋勇敢，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打工挣取上大学的费用。1912年，魏特琳初到中国安徽，见女子多不识字，便矢志推动中国女子教育，创办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学。1919年魏特琳应聘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并鼓励学生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原稿整理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例如1937年12月16日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保护上万妇孺的人身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谈何容易。魏特琳面对的是一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兵，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魏特琳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自己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魏特琳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魏特琳在紧张恐怖的日子里殚精竭虑工作了数十个日日夜夜，她在此期间的日记中常常写道：“倦得无法思考”。她在救护了许多中国难民与妇女以后，自己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
　　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魏特琳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选择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在遗书中她写道，她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临终前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这个孤独的女人在临终的一刻，仍然记挂着遥远的中国。
　　明妮·魏特林没有双亲，没有家庭，她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弟弟把她的遗体运回了一个叫雪柏的小镇，简单安葬。墓碑上雕刻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平面图，并且刻着“金陵永生”这四个中国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