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笛先生：
　　六月初在沪，承蒙招待，重见故人，快慰何如。回台后未能立即致谢，甚为失礼。先生华诞文集，未能成文投稿，亦感遗憾。得暇自当将当年《试为辛笛看手相》一文修定（应为“订”）乞正耳。近去布拉格开会，其地真所谓“黄金城”也。即颂
　　新年大吉
　　余光中敬贺
　　1994
　　这是一封收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书信库中的珍贵信札。寄信人是我国台湾地区著名诗人余光中，收信人则是上海“九叶诗派”老诗人王辛笛。
　　余光中被尊为“台湾诗坛祭酒”和“乡愁诗人”。他的诗作大多充满着悲悯情怀，表达了他对祖国、对故土、对土地的关爱，以及对一切现代人、事、物的透视、解析与捕捉。他强调作家的民族感和责任感，善于从语言的角度把握诗的品格和价值，自成一家。在他众多的诗歌中，被收入大陆中学课本的《乡愁》一直被人们传诵。
　　王辛笛则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派”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7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出版了诗集《珠贝集》《手掌集》《辛笛诗稿》《印象·花束》《听水吟集》，诗合集《九叶集》《八叶集》等。他的诗歌创作关注人生，注重对诗歌艺术的探索。其诗风清新典雅，凝练隽永，在中国新诗史上独树一帜，对现代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誉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纯正诗流一贯发展的代表”。创作于1948年夏天的诗歌《风景》一直被认为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
　　谈及两人的交往，还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的大陆已经因为进行改革开放而打开国门，两岸三地的文学交流也日渐紧密。
　　1981年12月21日至23日，香港中文大学在香港举办了为期三天的“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作为主办方，香港中文大学热情邀请“中国作家团”（团长黄药眠，副团长唐弢，团员有柯灵、王辛笛、丁景唐、田仲济、林焕平、叶子铭、楼栖、吴宏聪、理由和刘锡诚等）参会。老诗人辛笛为了这次研讨会还专门撰写了论文《试谈40年代上海新诗风貌》。
　　12月21日，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到达香港红磡火车站。来自上海的诗人王辛笛，一到香港便受到会内外作家的追捧。作为中国20世纪40年代《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主要诗人，王辛笛的新诗对香港和台湾的诗人都有很深影响。在那次会议上，香港的叶维廉教授就在自己的论文《研究40年代诗的几个据点和角度》中提到了诗人王辛笛，台湾的余光中教授还专门以王辛笛的《手掌集》为论文：《试为辛笛看手相——〈手掌集〉赏析》，正如题目一样，文章写得严肃而又风趣，艺术分析也很有见地。香港，成为了王辛笛与台湾诗人作家余光中的订交之地。
　　12月21日，一到香港，诗人辛笛便以诗人特有的情怀写了一首《香港，我来了》的自由体小诗。
　　香港，我来了。
　　阳光下有山有水，就可以有无数的高层建筑；
　　夜来辨不清是天上的繁星，还是人间的灯火，都是一样的灿烂可亲！
　　切梦刀到头来，会帮助我验取什么是高贵，什么是卑微！
　　我真想再一次在薄扶林道上散步，去看望一下当年的望舒；
　　我还分明记得那时还在永别亭前，送葬人的路祭；
　　隐隐升起的，是伤心的野哭。
　　三天的研讨会，两岸三地的作家们热烈地交流，严肃地探讨，气氛十分和谐。12月21日下午，叶维廉在宣读自己的论文《研究40年代诗的几个据点和角度》时，就提到了“九叶”诗人当年在上海发表诗歌的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在他之后，由研讨会主席周策纵简述辛笛小传，然后便是老诗人王辛笛宣读自己的论文，该论文着重介绍了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新诗风貌。紧接着，台湾诗人余光中登台，他以《试为辛笛看手相——〈手掌集〉赏析》为题，开始自己的学术阐述。
　　他以1948年1月上海星群公司初版的王辛笛《手掌集》为蓝本，以珠贝篇（13首，1933—1936）、异域篇（22首，1936—1938）、手掌篇（11首，1946—1947）为重点，对王辛笛的诗歌进行深入研究。在发言中，余光中认为王辛笛的诗歌受西洋作品影响很深——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在《手掌集》的前面，作者便引了奥登的诗。此外，余光中还认为辛笛的诗还受到中国古典诗词的较大影响，他很多时候都喜欢把文字和古典辞藻融于白话文中。在《手掌集》的“珠贝篇”中，《款步口占》《怀思》《十月小唱》《冬夜》便有中国古典诗词五、七言和小令的味道。在王辛笛众多诗句中，余光中认为他的诗短句最好，有独创的意象，富有抽象美。在对辛笛诗歌进行赞赏的同时，他还以自己抑扬顿挫的声调和特有的姿态深情地朗诵王辛笛的诗歌。
　　在这篇论文中，余光中充分地给辛笛的诗“看手相”，他论析了辛笛诗人的创作技巧；并表达他与辛笛在创作观念上有很不同的一点意见。例如，他认为辛笛诗人以为诗歌抒写个人问题容易，写群众的事情困难，一到革命时代，诗人走向群众，全心投身革命，也就没有作品产生。
　　坐在台下的王辛笛，对于台湾诗人余光中对自己诗歌所做的分析很有感触，他认同余光中对自己诗作的评价。余光中发言结束后，王辛笛欣然上前与他握手表示谢意，并称余光中是自己的“知音”。
　　第一天的见面和研讨，包括两位诗人在内的众多作家是那样地相互敬重与客气，这反而引不起太多的讨论。余光中教授就说：“诗人在座，要是论析得不准确，可能很危险；但是，论析的人也不会完全没有保留的。”
　　在这次会议上，余光中对以王辛笛为代表的中国新诗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纷纷封笔颇表惋惜。王辛笛先生则予以了解释：当时诗人为民请命，献身革命事业。他认为写诗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感，他不善于以诗歌去鼓动、去为民请命，所以他后来也就选择了脚踏实地地到工业部门做一点事，故而只能搁笔不写。
　　此次见面给两位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研讨会后，王辛笛立即吟咏七绝《承余光中教授以〈看手相〉为题评价拙作〈手掌集〉感赋即赠》。
　　诗名每令我沉吟，謦欬于今更见心；
　　愧煞女郎吉卜赛，人间可贵是知音。
　　会后晚宴，当余光中和王辛笛交谈时，会议摄影师特别走过来让两位诗人站在一起合照留念。突然，余光中调皮地握起老诗人王辛笛的右手，请老人家摊开掌心，让他指指点点，像是真的在为辛笛看手相。辛笛一见大悦，众人也是开心地大笑起来。
　　对于那次见面，时隔23年，诗人余光中依旧是记忆犹新。2004年2月3日，他在《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的文章。在文中，他深情地回忆道：
　　“一九八一年大陆开放不久，辛笛与柯灵随团去香港，参加中文大学主办的‘40年代文学研讨会’。辛笛当年出过诗集《手掌集》，我就此书提出一篇论文，因题生题，就叫《试为辛笛看手相》，大家觉得有趣。会后晚宴，摄影师特别为我与辛笛先生合照留念。突然我把他的右手握起，请他摊开掌心，任我指指点点，像是在看手相。辛笛大悦，众人大笑。”
　　王辛笛是当时中国作家代表团中的大忙人，香港记者要访问他，香港的大学要请他演讲，他连嗓子都沙哑了。他沒有想到自己在香港会受到如此欢迎，也没有想到他在三四十年代所写的诗至今还有读者喜爱。
　　自此之后，两位诗人常有联系。一到新年，他们便互赠贺卡问候；如有新书出版，他们也常常是要题赠对方；如到对方的城市，也是要抽空拜访。1994年6月，余光中受邀去苏州大学开翻译研讨会。会后，受上海作家协会主席柯灵的邀请，余光中第一次来到上海。1981年，柯灵也随代表团访问香港结识了余光中。王辛笛听说余光中来到上海，非常高兴。他参与了上海作协举办的欢迎余光中的座谈和招待。老友再见，相谈甚欢。1997年11月，余光中在长春时代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文集后，他委托出版社要专门给远在上海的王辛笛寄赠自己新出的文集四卷、诗集三卷。由此可见，他们的情谊极为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