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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语言到文化的转化是文学翻译中的难题，尤其对于那些具有浓厚文化传统和鲜明个人风格的作者，这种翻译更加有难度。翻译中如何寻找恰当的对应，借助文化融合和语用移情，对翻译对象全面综合地了解和翻译，成为文学翻译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本文拟以《哲学的慰藉》一书翻译为例，探讨文学翻译中从文字到文化的跨文化的翻译与交际如何实现。
关键词：英式散文 文字风格 语用移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在文学翻译中，如何顺利地完成从语言转换到文化转化，并由此完成一种跨文化的交际，仍然是难题之一。传统观念认为翻译属于语义编码的转化，“翻”和“译”分别属于双向的语义转化和单项的语言陈述。但是，在今天的文学翻译中，翻译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语义转化，开始重视和强调文化的地位，翻译的基本单位不再是词和句子，而是如何更准确地反映出篇章中所包含的文化内蕴。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要完成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对话、交谈，又要进行从语言到文化之间的跨文化阐述。
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某个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特定国家或民族的生活方式、思想、伦理、价值体系，以及其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语言是文化体系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内容，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基础。翻译过程中，我们就是要通过语言系统进而深入了解一种文化。因而，文学翻译实质上就是文化的翻译与阐释，语言的转化只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不是最终目的。
中西文化是不同类型的文化，各具特色。文学翻译中，最具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形式，往往最难翻译。难点在于如何在翻译中能尽可能传神地翻译出文学作品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外化为文学风格，内化为作者的个人文化心理。这就要求译者能熟悉中西文化差异，掌握两种不同语言的表达特点，了解不同语言表达后的文化背景，最终能跨越文化差异进行合理的文化转化。
英美文学作品中，英式传统散文就是这种比较难把握的文学类型。这种写作风格和行文风格都独具特色的散文（essay）形式，在翻译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从字词对应到内在文化认知的难度。本文拟通过翻译家资中筠翻译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为例，讨论文学翻译如何完成跨文化的对话和阐释。
一 传统英式散文的语言与文化特色
阿兰·德波顿是当代英国文坛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英国散文作家。从文体归类上，阿兰·德波顿的作品归为传统的英式散文。阿兰·德波顿属于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他通晓英、法、德、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能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他的阅读和写作广涉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心理分析，使得其作品从文字、句式到文章背后的文化心理内蕴都与英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并极具个人风格。
从书的内容看，译者面对的是脉络清晰的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发展简史。而写成这部简史的语言和风格，又是传统意义上的英式散文。
此书的译者资中筠先生是位资深翻译家，她对阿兰·德波顿在《哲学的慰藉》一书所表现出的文字风格有深刻的体认。她认为阿兰·德波顿的文字：“简洁而优雅，机智而含蓄，能用小字眼就不用大字眼，惯以轻描淡写代替浓墨重彩，给读者留有回味的余地，这些都深得英国古典散文的传承”。
资中筠先生所说的“英国古典散文传统”，也被称为英式散文的“平易传统”，有很深的文化根源。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一书评论丘吉尔散文时，曾提到过这类文章的基本风格：“擅长用最朴素的基本词汇，句子结构合乎习惯而不求表面上的逻辑性”，“很会修辞：排比、对照、平行结构、形象化说法、节奏和音韵上的特殊效果等等无所不能，但首先做到的一点是清楚准确地达意。”
英国作家奥威尔也曾提出英国传统散文的基本要点：“能用短词就不用长词；能少用一词就坚决不用；能用主动语态就不用被动语态；能用普通英语词就不用外国词、科学词、专门词”。王佐良先生认为，这种传统是在英式散文发展历史中形成的，它不仅是一种文体风格，更是“是一种文明的品质，牵涉到文化的兴盛和现代世界的建立”。
这种英国古典散文的风格，对译者来说，构成一种强大的文化转化的压力。因为文字风格“平易”，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字、词、句方面的压力不大，对译者的要求更多体现在要保持一种与作者在文化层面对话的姿态。译者的身份从机械的文字编码转化变成对文字背后文化世界的读解，这种对接牵涉到对异种文化的充分理解，跨越文化的差异，拉近与所译对象的距离，最终进入文化阐释的层面。
二 文化融合、语用移情中的文本对译
资中筠先生谈自己的翻译工作说：“我觉得文学作品的翻译，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是非常难的，而且对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要求，确实比较难。”在翻译时，“能想出一个词对应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对她而言，“对应”成为完成翻译的核心问题。
所谓对应，表面上看，是要求作者在翻译中既能尽可能缩小译语与原文的差距，还能缩短译语读者与原文之间的距离，拉近语义联想和艺术感受的差距，这种“对应”是译者与作者在消除文化差异性之后的一种融合与再现的关系。
实际上，在文学翻译中如果出现错误，往往并不是词汇、语法方面的问题，更多体现为译者过于注重语言形式而忽略了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在《哲学的慰藉》这类传统英式散文翻译中，语言形式上的对等似乎很容易完成，但这些简单平易的文字背后的文化意味如何体现，才是真正的难题。这给译者两重难度：一方面，译者要尊重作者的行文习惯和语源国的文化习惯、思维模式、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译者要努力使翻译文本适合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文化接受心理和期待视野，既不能把语源国文化生硬移植，也不能用本国文化类型刻板解释其他文化。
因此，翻译应该从文化的融合开始。译者充分进入作者的文化语境、知识背景和文化心理之中，体会作者遣词用句的基本意图。这个过程，又与美学中谈到的移情作用非常相似。移情在美学范畴中指审美活动中将审美主体的感情充分转移到审美客体之中，这样可以促使感受的最大化。移情作用在语言学中使用，被称为语用移情，是指在进行人际交际时从对方的视角考虑问题，尽量考虑对方的心理与情感因素，以此实现交际双方的情感趋同，增强交际双方的交际效果。孙致礼在《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一文中认为：“语言习得者应该理解、感受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并设身处地地在对方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语言的学习和运用。”这要求译者能够明确文化内涵在翻译中的地位。文化的习得和深入了解，不仅仅是为了在语言转换中更全面地反映一国的文化风貌，更重要的是，了解文化背景对作者的影响，了解这种影响下，作者文化心理的基本状况，而翻译作品的遣词用字都是在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呈现出来的。 当然，翻译中的文化转化除了积极了解目的国的文化风貌之外，还要能够立足本国的传统文化，即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文化自信。翻译的“信、达、雅”的标准中，“雅”的层面一定是能够在忠实译介原著的过程中，让本国的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没有生硬之感。译者需要真正做到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从而最终完成文化融合，在融合的状态下对待翻译作品进行阐释。
资中筠先生之翻译《哲学的慰藉》，在文化融合方面有着特别的优势。作家余世存评价资中筠，说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真正的‘富家子’”：“虽曾失落仍能高贵，虽然峻急仍能优裕，尤其是能立足道统而能教训教化。她晚近的写作，是一种回归自我和文明常识的人生示范，是对当代汉语中暴发心态、投机心态、造论心态的校正。她对‘独立’的珍爱，她的文字和人格尊严，传承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立法者们称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与一种传统风格对话，需要译者能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原作者进行尽可能公平的交流。资中筠所具备的这种“文化富家子”的心态，她与时下整个社会的浮躁和急功近利保持着距离，而这种距离来自于她对本国文化的体认与秉持，能够在翻译中能更加平和地进行异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最终促进文化意义上的“同情的融合与理解”，使文学翻译跨越文字的藩篱，进入到文化的对话与转化之中。
在《哲学的慰藉》一书翻译中，作者阿兰·德波顿遇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话者和译者，资中筠对德波顿遣词用句的平易、简洁与优雅确实有着一种“同情的认识”。《哲学的慰藉·译序》中，资中筠先生谈到“上乘文字”时提道：“一种臻于上乘的文字首先是本土的，不是洋腔洋调的。……每一个有悠久文明的民族的语言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形成自己特殊的审美和表达方式。每一种文字本身又有文、质、雅、俗之分。凡精美的文字，大多读来明白晓畅，看来朴素无华，修辞却极有讲究，越是如此，要精确传神地译成别国文字就越加难乎其难。”这种认识，确乎是在对英国传统文化深入认识之上得到的对文字风格的理解。
在书中，也可以看到阿兰·德波顿不想把这本书写得非常艰涩，他认为：“每当我们遇到一本难懂的书时，我们都可以选择：是认为作者无能，表达不清楚；还是我们自己愚钝，抓不住它的意思。蒙田鼓励我们去责怪作者。一种难懂的文风多半是出于懒惰而不是聪明；晓畅的文章很少这样写。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文章掩盖了内容的空虚；让人看不懂是对空洞无物再好不过的掩护。”这种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也就成为资中筠在翻译中与作者达成的一种默契。从这一步开始，译者与作者从文化的认同到对精致、典雅文字的欣赏，都达到高度的契合。
除了跨文化的对话与默契，资中筠在翻译中还在努力尝试把那种平易、简洁而情感绵密的英式风情用中国的文化表现出来。这样，翻译文本的最后落实也就成为在文化心理融合与语用移情等诸多作用之后的另一个层面上的文辞的选择，即如何在理解文本之后选用能够对等表达原意的中文词汇，意即如何找到恰当的中文词汇传达出传统英式散文中典雅、平易的语言风格和文化意味。资中筠先生提到翻译的困难时，说道“对应”的艰难。因为了解作者的风格与文化心理，如何在汉语中找到最恰切的词语与之对应就成为一种带有文化责任感的工作。
资中筠先生在翻译德波顿描述苏格拉底因为思想与雅典城邦的公民们对立起来的情绪时，译道：
“这是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绝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
（“But the philosopher had not buckled before unpopularity and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state.He had not retracted his thoughts because others had complained.Moreover，his confidence had sprung from a more profound source than hot—headedness or bulllike courage.It had been grounded in philosophy.Philosophy had supplied Socrates with convictions in which he had been able to have rational，as opposed to hysterical，confidence when faced with disapproval. ”）
资中筠对阿兰·德波顿简单的句法做了更符合中文特点的译述，将原本的单句转化成更有中文特色的四字句，读来节奏感更加强烈，而且在翻译中化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的典故与苏格拉底对译，增加了作品的历史感，使得翻译后的文章仍然不失原有的韵味。
类似这样的翻译，在整本书中屡见不鲜，因为文化背景与个人学养的相对应，我们能看到的是一本精心翻译的，文字典雅、简洁，内容流畅、平易的中文译就的英式风格的著作，资中筠先生凭借对西方文化历史的了解和自己对文字简洁风格的追求，在文字的钻研、琢磨中完成此书翻译，成就了一本优秀的文学翻译著作，而她自己也完成了因文字而起的一次内心的慰藉。
参考文献：
[1] 阿兰·德波顿，资中筠译：《哲学的慰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2] 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3] 孙致礼：《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年版。
作者简介：葛瑞平，女，1979—，天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关键词：英式散文 文字风格 语用移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在文学翻译中，如何顺利地完成从语言转换到文化转化，并由此完成一种跨文化的交际，仍然是难题之一。传统观念认为翻译属于语义编码的转化，“翻”和“译”分别属于双向的语义转化和单项的语言陈述。但是，在今天的文学翻译中，翻译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语义转化，开始重视和强调文化的地位，翻译的基本单位不再是词和句子，而是如何更准确地反映出篇章中所包含的文化内蕴。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要完成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对话、交谈，又要进行从语言到文化之间的跨文化阐述。
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某个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特定国家或民族的生活方式、思想、伦理、价值体系，以及其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语言是文化体系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内容，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基础。翻译过程中，我们就是要通过语言系统进而深入了解一种文化。因而，文学翻译实质上就是文化的翻译与阐释，语言的转化只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不是最终目的。
中西文化是不同类型的文化，各具特色。文学翻译中，最具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形式，往往最难翻译。难点在于如何在翻译中能尽可能传神地翻译出文学作品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外化为文学风格，内化为作者的个人文化心理。这就要求译者能熟悉中西文化差异，掌握两种不同语言的表达特点，了解不同语言表达后的文化背景，最终能跨越文化差异进行合理的文化转化。
英美文学作品中，英式传统散文就是这种比较难把握的文学类型。这种写作风格和行文风格都独具特色的散文（essay）形式，在翻译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从字词对应到内在文化认知的难度。本文拟通过翻译家资中筠翻译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为例，讨论文学翻译如何完成跨文化的对话和阐释。
一 传统英式散文的语言与文化特色
阿兰·德波顿是当代英国文坛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英国散文作家。从文体归类上，阿兰·德波顿的作品归为传统的英式散文。阿兰·德波顿属于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他通晓英、法、德、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能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他的阅读和写作广涉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心理分析，使得其作品从文字、句式到文章背后的文化心理内蕴都与英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并极具个人风格。
从书的内容看，译者面对的是脉络清晰的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发展简史。而写成这部简史的语言和风格，又是传统意义上的英式散文。
此书的译者资中筠先生是位资深翻译家，她对阿兰·德波顿在《哲学的慰藉》一书所表现出的文字风格有深刻的体认。她认为阿兰·德波顿的文字：“简洁而优雅，机智而含蓄，能用小字眼就不用大字眼，惯以轻描淡写代替浓墨重彩，给读者留有回味的余地，这些都深得英国古典散文的传承”。
资中筠先生所说的“英国古典散文传统”，也被称为英式散文的“平易传统”，有很深的文化根源。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一书评论丘吉尔散文时，曾提到过这类文章的基本风格：“擅长用最朴素的基本词汇，句子结构合乎习惯而不求表面上的逻辑性”，“很会修辞：排比、对照、平行结构、形象化说法、节奏和音韵上的特殊效果等等无所不能，但首先做到的一点是清楚准确地达意。”
英国作家奥威尔也曾提出英国传统散文的基本要点：“能用短词就不用长词；能少用一词就坚决不用；能用主动语态就不用被动语态；能用普通英语词就不用外国词、科学词、专门词”。王佐良先生认为，这种传统是在英式散文发展历史中形成的，它不仅是一种文体风格，更是“是一种文明的品质，牵涉到文化的兴盛和现代世界的建立”。
这种英国古典散文的风格，对译者来说，构成一种强大的文化转化的压力。因为文字风格“平易”，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字、词、句方面的压力不大，对译者的要求更多体现在要保持一种与作者在文化层面对话的姿态。译者的身份从机械的文字编码转化变成对文字背后文化世界的读解，这种对接牵涉到对异种文化的充分理解，跨越文化的差异，拉近与所译对象的距离，最终进入文化阐释的层面。
二 文化融合、语用移情中的文本对译
资中筠先生谈自己的翻译工作说：“我觉得文学作品的翻译，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是非常难的，而且对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要求，确实比较难。”在翻译时，“能想出一个词对应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对她而言，“对应”成为完成翻译的核心问题。
所谓对应，表面上看，是要求作者在翻译中既能尽可能缩小译语与原文的差距，还能缩短译语读者与原文之间的距离，拉近语义联想和艺术感受的差距，这种“对应”是译者与作者在消除文化差异性之后的一种融合与再现的关系。
实际上，在文学翻译中如果出现错误，往往并不是词汇、语法方面的问题，更多体现为译者过于注重语言形式而忽略了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在《哲学的慰藉》这类传统英式散文翻译中，语言形式上的对等似乎很容易完成，但这些简单平易的文字背后的文化意味如何体现，才是真正的难题。这给译者两重难度：一方面，译者要尊重作者的行文习惯和语源国的文化习惯、思维模式、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译者要努力使翻译文本适合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文化接受心理和期待视野，既不能把语源国文化生硬移植，也不能用本国文化类型刻板解释其他文化。
因此，翻译应该从文化的融合开始。译者充分进入作者的文化语境、知识背景和文化心理之中，体会作者遣词用句的基本意图。这个过程，又与美学中谈到的移情作用非常相似。移情在美学范畴中指审美活动中将审美主体的感情充分转移到审美客体之中，这样可以促使感受的最大化。移情作用在语言学中使用，被称为语用移情，是指在进行人际交际时从对方的视角考虑问题，尽量考虑对方的心理与情感因素，以此实现交际双方的情感趋同，增强交际双方的交际效果。孙致礼在《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一文中认为：“语言习得者应该理解、感受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并设身处地地在对方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语言的学习和运用。”这要求译者能够明确文化内涵在翻译中的地位。文化的习得和深入了解，不仅仅是为了在语言转换中更全面地反映一国的文化风貌，更重要的是，了解文化背景对作者的影响，了解这种影响下，作者文化心理的基本状况，而翻译作品的遣词用字都是在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呈现出来的。 当然，翻译中的文化转化除了积极了解目的国的文化风貌之外，还要能够立足本国的传统文化，即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文化自信。翻译的“信、达、雅”的标准中，“雅”的层面一定是能够在忠实译介原著的过程中，让本国的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没有生硬之感。译者需要真正做到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从而最终完成文化融合，在融合的状态下对待翻译作品进行阐释。
资中筠先生之翻译《哲学的慰藉》，在文化融合方面有着特别的优势。作家余世存评价资中筠，说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真正的‘富家子’”：“虽曾失落仍能高贵，虽然峻急仍能优裕，尤其是能立足道统而能教训教化。她晚近的写作，是一种回归自我和文明常识的人生示范，是对当代汉语中暴发心态、投机心态、造论心态的校正。她对‘独立’的珍爱，她的文字和人格尊严，传承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立法者们称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与一种传统风格对话，需要译者能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原作者进行尽可能公平的交流。资中筠所具备的这种“文化富家子”的心态，她与时下整个社会的浮躁和急功近利保持着距离，而这种距离来自于她对本国文化的体认与秉持，能够在翻译中能更加平和地进行异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最终促进文化意义上的“同情的融合与理解”，使文学翻译跨越文字的藩篱，进入到文化的对话与转化之中。
在《哲学的慰藉》一书翻译中，作者阿兰·德波顿遇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话者和译者，资中筠对德波顿遣词用句的平易、简洁与优雅确实有着一种“同情的认识”。《哲学的慰藉·译序》中，资中筠先生谈到“上乘文字”时提道：“一种臻于上乘的文字首先是本土的，不是洋腔洋调的。……每一个有悠久文明的民族的语言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形成自己特殊的审美和表达方式。每一种文字本身又有文、质、雅、俗之分。凡精美的文字，大多读来明白晓畅，看来朴素无华，修辞却极有讲究，越是如此，要精确传神地译成别国文字就越加难乎其难。”这种认识，确乎是在对英国传统文化深入认识之上得到的对文字风格的理解。
在书中，也可以看到阿兰·德波顿不想把这本书写得非常艰涩，他认为：“每当我们遇到一本难懂的书时，我们都可以选择：是认为作者无能，表达不清楚；还是我们自己愚钝，抓不住它的意思。蒙田鼓励我们去责怪作者。一种难懂的文风多半是出于懒惰而不是聪明；晓畅的文章很少这样写。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文章掩盖了内容的空虚；让人看不懂是对空洞无物再好不过的掩护。”这种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也就成为资中筠在翻译中与作者达成的一种默契。从这一步开始，译者与作者从文化的认同到对精致、典雅文字的欣赏，都达到高度的契合。
除了跨文化的对话与默契，资中筠在翻译中还在努力尝试把那种平易、简洁而情感绵密的英式风情用中国的文化表现出来。这样，翻译文本的最后落实也就成为在文化心理融合与语用移情等诸多作用之后的另一个层面上的文辞的选择，即如何在理解文本之后选用能够对等表达原意的中文词汇，意即如何找到恰当的中文词汇传达出传统英式散文中典雅、平易的语言风格和文化意味。资中筠先生提到翻译的困难时，说道“对应”的艰难。因为了解作者的风格与文化心理，如何在汉语中找到最恰切的词语与之对应就成为一种带有文化责任感的工作。
资中筠先生在翻译德波顿描述苏格拉底因为思想与雅典城邦的公民们对立起来的情绪时，译道：
“这是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绝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
（“But the philosopher had not buckled before unpopularity and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state.He had not retracted his thoughts because others had complained.Moreover，his confidence had sprung from a more profound source than hot—headedness or bulllike courage.It had been grounded in philosophy.Philosophy had supplied Socrates with convictions in which he had been able to have rational，as opposed to hysterical，confidence when faced with disapproval. ”）
资中筠对阿兰·德波顿简单的句法做了更符合中文特点的译述，将原本的单句转化成更有中文特色的四字句，读来节奏感更加强烈，而且在翻译中化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的典故与苏格拉底对译，增加了作品的历史感，使得翻译后的文章仍然不失原有的韵味。
类似这样的翻译，在整本书中屡见不鲜，因为文化背景与个人学养的相对应，我们能看到的是一本精心翻译的，文字典雅、简洁，内容流畅、平易的中文译就的英式风格的著作，资中筠先生凭借对西方文化历史的了解和自己对文字简洁风格的追求，在文字的钻研、琢磨中完成此书翻译，成就了一本优秀的文学翻译著作，而她自己也完成了因文字而起的一次内心的慰藉。
参考文献：
[1] 阿兰·德波顿，资中筠译：《哲学的慰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2] 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3] 孙致礼：《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年版。
作者简介：葛瑞平，女，1979—，天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