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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虽然没成为战场杀敵立功的英雄，但是你凭着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忠诚，在九天八夜的时间里，没有丢失自己的武器和弹药，爬回祖国，也是名符其实真正的英雄!”1980年，国家副主席王震上将对在昆明军区总医院疗伤的肖家喜讲了以上一段话……
2012年2月，蓉城冬雨绵绵，寒气袭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已转业到金牛区国税局任正处级调研员的“钢铁战士”肖家喜。
肖家喜身材很高，四肢匀称，颇有英俊之貌。他很健谈，毫不拘束，在向记者致欢迎之后，便开始了对三十三年前那段经历的回忆。
1 我是四川省开县人，是刘伯承元帅的同乡。虽然刘帅的家乡离我们村很远，但自从我知道他是我们开县人之后，就一直觉得刘帅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中，作为一个共和国军人，就应该向刘伯承元帅那样。
在艰苦的农村上学务农之后，我于1978年3月份参军。先被分配到50军150师448团新兵连。短期训练之后，我来到该团一机连任给养员——负责连队的伙食采购工作。那时我们连的日常粮食蔬菜、副食品的绝大部分都是由我蹬着类似你们北方三轮车那样的人力车去农贸市场购买。这个工作很辛苦，无论下雨刮风都得出动，偶而需买的食品量太大了，才能向连里要匹马驮一下。
我们连是重机枪连，共装备有仿苏联“郭留诺夫”SG43重机枪的国产53式7.62毫米重机枪27挺。这种重机枪是当时我军野战部队的标准装备，性能还是不错的，在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曾广泛使用。这种枪口径7.62毫米，全长1700毫米，瞄准基线长670毫米，全重近48.4千克(约97市斤)，射程1000米，战斗射速300发／分。每挺53式配4个弹药箱，每箱装53式机枪弹350发。行军时，这种枪得三个人扛，一个扛枪身，一个扛护板，另一个扛枪架。但我们连的53式都是用马驮的，一匹马驮一挺机枪和4个弹药箱，驭手牵着。连长指导员还有副连长也都骑马。全连有几十匹马，都是那种体形较小，能适应南方山地的马。打起仗来，这二十几挺重机枪一字排开火力也是很猛的，所以我们连也是团里的“眼尖子”，我们也觉得很有脸面。不过这次参战，我们连没有使上力，建制被打散了。后来，53式也因为太笨重、复杂和轮式构造不适用于山地丘陵、行进间射击，而从我军野战部队退役，代之以通用机枪，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虽然我只是个炊事员，但对武器还是非常热爱的，一有时间，就会去班里“抚摸”一下那些乌光油亮的重机枪。每当这时，我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愉快。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关心我军和世界上军事武器的发展情况。
2 1979年2月，我们开赴前线，参加第二阶段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为什么说第二阶段呢?因为在东线，我们50军的3个师是配属给先期作战的41军。我们接受任务时，41军经过艰苦作战，已经攻占了越南的东部重镇高平。这时已经是二十几号了，就整个战局来讲，已经到了开始撤军阶段。但战斗还是很激烈，越军利用有利地形和人员方面的优势，不断以各种方式阻击围歼我后撤的部队，尤其是零散部队和后方机关，使我军遭到了一些损失。就我们这些才入伍七八个月的“新兵蛋子”来讲，头一回见识了“生死只在一瞬间”的战场。几个钟头以前，还是有说有笑的战友、同乡，转眼之间就没了。我从最初的恐惧震惊悲痛中醒悟过来，转为冲上一线为战友报仇的激愤之中。我屡次要求上一线，亲手杀它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不愿再干这些拾担架送弹药给养的任务了。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不批准，该干什么还得踏实地去干。当然我军在后撤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各级指战员，发扬我军近战夜战优势，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也打了很多漂亮仗，我们448团就打了个大胜仗。那次我们团摸准某高地上越军正在吃饭之机，突然发起猛攻，全歼了高地上的敵人，这次作战得到了军委邓副主席的嘉奖。但只是后来出了点意外，究竟是什么你也别问了，那些同志也是迫不得已，直到现在他们还背着很沉重的思想包袱。
在一次掩护部队后撤的阻击作战中，我终于在第一线与战友并肩作战。那次作战从凌晨4点多钟一直打到上午10点才结束，任务是完成了，但我们连也遭受了很大损失。在短暂的休整时间里，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为烈士们清洗遗体，整理遗物，并列队敬礼目送着民工把遗体抬回国内。
由于我们的部队是配属41军作战，所以从师一级就没有独立的作战指挥权，层层下来，指挥就有些紊乱，造成了部队行动的被动。
一天夜里，我们完成阻击任务，回头追赶大部队时，半路上陷入了敵人的包围。当时全连的建制早就被打乱。我们这28个人经过短时间的激烈战斗之后，终于冲出包围。但由于天黑，地形复杂，我们7个与其他同志又失去了联系。我们这几个人有指导员、文书、饲养班长、炊事班长和我们三个新兵。指导员带有一具指北针，我们就开始向北前进。由于我们的力量太弱，而且人生地不熟，所以只能昼伏夜出，乘着晚上行军。
到了第四天时，敵人发现了我们在山上。他们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就不断往上打炮扔手榴弹，但也不敢贸然上山来抓我们。到了下半夜听见下面没什么动静，我们也慢慢开始下山。我们走了一段路之后，突然发现了两名敵军，他们一看我们人多，就飞快钻到了一个山洞里。我们追上去堵着洞口喊话让他们出来投降，可他们还挺死硬，扔出来一枚手雷，把我们的一个新战士炸伤了。我们气极了，就一连往山洞里扔了好几枚手榴弹，里面也再没动静了。这爆炸声惊动了越南人，我们看见一些老百姓冲我们跑过来，就赶紧钻密林躲开了。因为那时，好多越南军人往往穿便装混在老百姓人群中，趁我们不注意再突然拿出武器袭击我们，以往我们的部队没少吃亏。越南军队为了对付我们，什么坏主意都想到了。有的越军女兵甚至在我们作战时，当众裸体，利用我们战士羞于看的时机再开枪打我们。
摆脱了敵人之后，我们7个人钻进一个山洞，洞里居然还有腊肉和大米，这肯定是越军原来固守的一个小工事。按说我们不应该吃这些东西，但那是特殊情况。再说了，过去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给越南人好几百亿美元，现在吃他这么点东西还不应该我们煮了米饭还有腊肉，说实话，这是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了。以后就能找着什么吃什么，野菜、野果，有时到路边越南边民家里找到鸡蛋，也不敢生火，就生着吃了。实在什么都没有，只好喝凉水。喝水也要仔细才行，因为山上的泉水往往被越南人下了毒，不能喝，还有一些水是从阵地上流下来的，而那里有许多越军尸体都臭了，所以水也不能喝。只有稻田里的水虽然很混，但并没有毒和腐败，能凑付喝。好在那时我们每人还带着半斤盐，原是准备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消毒用的，现在先拿来给肚子“消毒”吧。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在指导员的带领下坚持向北前进。虽然又饥又饿，而且随时都可能光荣了，但因为和同志们在一起，我倒并不害怕，而且我也没负伤。当时我天真地想，能和这些同生共死的同志一块儿回到祖国我就知足了。但谁也没想到在第九天晚上，我负伤了，而且和同志们走散了! 3 那天晚上，按照指导员的意见，我们趁着夜色来到了公路上，因为路况好，可以走得快一点。走了一会儿，在一个拐弯处，看见了一所房子还亮着灯，几个拿着冲锋枪的敵人正在巡逻。这时离敵人已经很近了，再上山也来不及了，只有硬冲上去。当时我走在队伍最后。我想，如果我们几个人都和敵人硬拼，肯定会加大伤亡，事已至此，不如我把敵人引开，让指导员带领同志们先走。想到这儿，我就爬过去，对指导员说：“指导员，你带着同志们快走吧，我殿后，掩护你们。”指导员开始不同意，可这时敵人已经迫近，其中有一个家伙还拿着手电筒乱照。我一看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就站起身来，向一片冻水田跑去了，这跑步声很快就惊动了敵人，他们边喊边向我打枪。当时天还很冷，稻田有水，还有越南人埋下的竹签子，幸亏穿着部队新发的脚底有钢板的防刺鞋才没被扎伤。我一边跑一边也向后面打枪，天很黑，也不知打中了敵人没有。突然我臀部一阵剧痛，接着就觉着热乎乎的血顺着大腿流了下来。但我急了，这时如果停下来包扎伤口，肯定就被越南人俘虏了，所以我忍着剧痛，玩命向一座小山跑去，在一丛树后，有一个小山洞，我就一头钻了进去，刚喘了口气，借着微弱的星光，我仔细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洞里还放着一枚已经拉弦的手榴弹，我小心地处理了手榴弹，才稍安心。这时伤口更加疼痛，我只得用随身带的三角巾包扎了一下。大概指导员他们平安冲过去了吧，想到这里，我心里倒也感到很欣慰的。
在伤痛饥饿中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听到小山下面有人在叫喊，原来敵人开始搜山了。我轻轻拨开挡在洞口的野草杂木往下一看，只见一个当官的骑着马正耀武扬威地指挥几个人，还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人也在咋呼。我手里有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还有320发子弹。当时我想敵人搜到洞口，我就开枪，打死一个够本儿，打死两个赚一个吧，事到如今，我也作好了牺牲的准备。眼瞅着敵人离我越来越近，可他们突然掉头向小路方向跑去了。我想是路上我流的血迹吸引了他们，而在我进洞之前，撕破衣服把血擦干净了，所以这个方向没有血了，这样我躲过了敵人的搜捕。
白天山下到处是敵人，我只有趁晚上再行动吧。在石洞里躲了两天之后，终于走出来，朝着北斗星的方向走去。为了避开敵人，我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能走就走，遇到山坡我就滚下去。那时我实在是饿极了，又没有吃的，只好喝水充饥，还有那点盐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在一个小水塘边居然长着些我们老家叫“贼耳根”的野菜，高兴极了，连忙拔起来塞到嘴里大嚼起来。
什么叫“贼耳根”?记者实在听不懂肖处长浓重川音讲的这个东西。
“贼耳根”就是鱼腥草。一种可以吃而且有一定医疗作用的野菜，现在农贸市场也常有卖的。肖处长这样一讲，记者才恍然大悟，在四川朋友招待我的饭桌上，他们老劝吃一点凉拌的鱼腥味儿很重的野菜，并一再讲这种菜叫“鱼腥草”，是野生纯天然的，而且还能治病……
4 就这样，我坚持走了四天，到了那天晚上我实在走不动了，爬了半天找到一个山洞，这时伤口已经发炎化脓生蛆了，又痛又痒。我找了个小树棍儿，背过手去挑伤口里的蛆，一共挑出了十几条白花花的蛆虫。三角巾早烂了，我就撕了自己的内衣，又重新包扎了一下伤口。天越来越黑了，虽然伤痛饥饿已经把我拖到了生命的极限，但我头脑是清醒的，趁着夜色，我必须走，走不动就爬，就是死我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于是我强忍着剧痛，刚走出洞口，就摔倒了，我就爬到了后半夜。天又忽然下起了大雨，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干的地方，夜风袭来，冻得我浑身打战。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那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梦，梦见我回到了祖国，战友们围着我问长问短，还有大盘的回锅肉、白米饭……
但梦醒之后，还是孤立无援的我。那一刻我伤心极了，我哭了，但又不敢大声哭，苦成的泪水，伴合着雨水流到我的嘴里。这时我想到了死，一死了之，不再活受罪了。但转念一想，不行，自杀是懦夫，我要活下去，要像我伟大的同乡刘伯承元帅那样，作个真正的军人，作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现在我身上除了已经遮不住身体的烂衣服之外，还有水壶和挎包，里面有320发子弹，再有就是那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5个手榴弹。这几样加起来也有好几十斤重了。常言道“远路无轻担”，更何况我已经是身负重伤而且好几天粒米未入肚的人啊?扔了枪可以减轻不小的负担，走爬的可能会快一点。但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扔了武器就是逃兵是叛徒。别人也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我在内心会受到终生的自责。枪绝不能扔，我死也要和自己的枪在一起，我要像“狼牙山五壮土”那样，在牺牲之前，把枪摔碎，绝不能留给敵人。
在那几天绝望的日子里，我什么都想到了，家乡、亲人、战友，甚至连如果敵人四面围上来，我在与敵人同归于尽时应该喊什么口号都想到了!
第五天早上，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了，睁开已经浮肿的双眼一看，原来在离我藏身山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黑色的大水牛正在低头吃草。正是这畜生的喘气声和啃草声惊醒了我，而且这头牛后面还跟着几个老百姓打扮的越南人。但凭我当兵的感觉，那几个绝不是种地的农民，至少也是民兵一类的人。更糟糕的是由于洞口附近野草比较新鲜和茂盛，所以那头牛边吃边向我靠近了，情况万分危险，越南人追牛就会发现我了，那我就完了。怎么办呢?先下手为强，打死那几个越南人?不行枪声一响，我就彻底暴露了，这里离着公路很近，敵人很快就会派来许多人搜山。现在又是天光大亮，我再想隐藏是不可能的。急中生智，我从洞里捡了块拳头大的石头，向那个畜生打了过去，牛被击中，哞地叫了一声向别的方向狂奔而去，那几个越南人见状也连忙追牛去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我这才长吁了一口气，又昏睡了过去。就这样在以后的几天里，我还是白天躲，晚上爬，一寸一寸地向祖国爬去。饥饿和伤痛使我常常陷入阵阵幻觉之中，我觉得我快死了。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讲，人不吃不喝，至少能活七天，喝了水还能多活几天，可我现在呢?不过我倒是党着离祖国越来越近了，白天路上的敵人也很少见了，所以我白天也可捡着比较隐蔽的和比较好的地方往前爬了，速度也快了一些。到了我独自行动的第九天下午，我爬进了一片玉米地，心中突然一亮，我回到祖国的土地了!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呢?因为我听说过，越南人是不种玉米的。希望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加快了爬行速度。呆然当我爬到一个小土坡边，看到不远处有一排用中文写的标语牌“封山育林”。没错我真的回到了亲爱祖国。那一刻这九天所遭受的一切心灵和身体上的痛苦都不翼而飞了，我连滚带爬下了山坡。站起来刚走了没多远就被几个持枪的我军战士拦住了，他们厉声问我是干嘛的，是不是越军特务?这也难怪人家怀疑，当初我们7个人向北走时，为了防止被敵人看见，就把红领章、红五星帽徽取了下来，而我又爬了这几天，身上的军衣早就破烂不堪了。 但当他们确实相信我是中国军人之后，都吃惊得不得了，纷纷问我是怎么度过这九天的。这一天是1979年3月31日下午6点，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见到祖国亲人，我喜极而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昏了过去。
发现我的同志们赶紧给边防团打电话，说爬回来一个我军战士。团里赶紧派人把我接到临时野战医院，一面为我简单包扎伤口，一面给我煮稀粥喝。我已经十几天没吃上粮食了，连着喝了好几天稀粥之后，我才能吃点鸡蛋和肉了。我的神智也完全清醒了。送我的同志们说我命大，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讲，他们说：为了防备越军小部队和特务越境偷袭，所以我军在路口处开始布雷，后来陆续有零散我军回来，误中我方布雷造成伤亡，先我回来的指导员他们那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河南籍的战士触雷了。于是上级又下令白天将晚上布的雷起出，下午7点钟以后再布上，如果我再晚回来一个钟头，就有可能“爬中”我方地雷而“光荣”了。在野战医院住了几天，他们又把我送到广西自治区军区185医院(后又送到昆明军区总医院)。医生为我清除了腐肉，伤口有六公分那么长。由于伤口面积太大，军区总医院又为我做了植皮手术，经过了医生的精心治疗，两个多月以后，我就完全康复出院了。
上级领导给了我很大荣誉，中央军委授予我“钢铁战士”荣誉称号，总政治部、昆明军区、广州军区先后授予我一等功。1979年5月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被提干，工资长到每月43.5元，当时对我来讲已经是高工资了，因为当兵时，我每月只有6元津贴。1980年我先后任副连长、副指导员，又到昆明陆军学院学习了一年半，后任第十三集团军坦克旅后勤部副部长，司令部副参谋长，副旅长。1986年我被选为七届人大代表，并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004年我以正团职转业到成都市金牛区税务局，也组成了幸福的家庭，现在已经有了第三代，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
从1979年到2012年，三十三个年头了，回首往事，我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党、人民解放军和祖国人民，也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我今年才50多岁，还能为国家做几年奉献。今天您来采访我，我很高兴。我想通过《兵器知识》这本在全国军事科普杂志中有很大影响的杂志，告诉贵刊的广大读者，虽然时代在不断前进，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在受着各种思潮的冲击侵蚀，但作为炎黄子孙，热爱祖国的忠诚信念应该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武警某独立师原政委赵建元同志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2012年2月，蓉城冬雨绵绵，寒气袭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已转业到金牛区国税局任正处级调研员的“钢铁战士”肖家喜。
肖家喜身材很高，四肢匀称，颇有英俊之貌。他很健谈，毫不拘束，在向记者致欢迎之后，便开始了对三十三年前那段经历的回忆。
1 我是四川省开县人，是刘伯承元帅的同乡。虽然刘帅的家乡离我们村很远，但自从我知道他是我们开县人之后，就一直觉得刘帅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中，作为一个共和国军人，就应该向刘伯承元帅那样。
在艰苦的农村上学务农之后，我于1978年3月份参军。先被分配到50军150师448团新兵连。短期训练之后，我来到该团一机连任给养员——负责连队的伙食采购工作。那时我们连的日常粮食蔬菜、副食品的绝大部分都是由我蹬着类似你们北方三轮车那样的人力车去农贸市场购买。这个工作很辛苦，无论下雨刮风都得出动，偶而需买的食品量太大了，才能向连里要匹马驮一下。
我们连是重机枪连，共装备有仿苏联“郭留诺夫”SG43重机枪的国产53式7.62毫米重机枪27挺。这种重机枪是当时我军野战部队的标准装备，性能还是不错的，在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曾广泛使用。这种枪口径7.62毫米，全长1700毫米，瞄准基线长670毫米，全重近48.4千克(约97市斤)，射程1000米，战斗射速300发／分。每挺53式配4个弹药箱，每箱装53式机枪弹350发。行军时，这种枪得三个人扛，一个扛枪身，一个扛护板，另一个扛枪架。但我们连的53式都是用马驮的，一匹马驮一挺机枪和4个弹药箱，驭手牵着。连长指导员还有副连长也都骑马。全连有几十匹马，都是那种体形较小，能适应南方山地的马。打起仗来，这二十几挺重机枪一字排开火力也是很猛的，所以我们连也是团里的“眼尖子”，我们也觉得很有脸面。不过这次参战，我们连没有使上力，建制被打散了。后来，53式也因为太笨重、复杂和轮式构造不适用于山地丘陵、行进间射击，而从我军野战部队退役，代之以通用机枪，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虽然我只是个炊事员，但对武器还是非常热爱的，一有时间，就会去班里“抚摸”一下那些乌光油亮的重机枪。每当这时，我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愉快。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关心我军和世界上军事武器的发展情况。
2 1979年2月，我们开赴前线，参加第二阶段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为什么说第二阶段呢?因为在东线，我们50军的3个师是配属给先期作战的41军。我们接受任务时，41军经过艰苦作战，已经攻占了越南的东部重镇高平。这时已经是二十几号了，就整个战局来讲，已经到了开始撤军阶段。但战斗还是很激烈，越军利用有利地形和人员方面的优势，不断以各种方式阻击围歼我后撤的部队，尤其是零散部队和后方机关，使我军遭到了一些损失。就我们这些才入伍七八个月的“新兵蛋子”来讲，头一回见识了“生死只在一瞬间”的战场。几个钟头以前，还是有说有笑的战友、同乡，转眼之间就没了。我从最初的恐惧震惊悲痛中醒悟过来，转为冲上一线为战友报仇的激愤之中。我屡次要求上一线，亲手杀它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不愿再干这些拾担架送弹药给养的任务了。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不批准，该干什么还得踏实地去干。当然我军在后撤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各级指战员，发扬我军近战夜战优势，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也打了很多漂亮仗，我们448团就打了个大胜仗。那次我们团摸准某高地上越军正在吃饭之机，突然发起猛攻，全歼了高地上的敵人，这次作战得到了军委邓副主席的嘉奖。但只是后来出了点意外，究竟是什么你也别问了，那些同志也是迫不得已，直到现在他们还背着很沉重的思想包袱。
在一次掩护部队后撤的阻击作战中，我终于在第一线与战友并肩作战。那次作战从凌晨4点多钟一直打到上午10点才结束，任务是完成了，但我们连也遭受了很大损失。在短暂的休整时间里，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为烈士们清洗遗体，整理遗物，并列队敬礼目送着民工把遗体抬回国内。
由于我们的部队是配属41军作战，所以从师一级就没有独立的作战指挥权，层层下来，指挥就有些紊乱，造成了部队行动的被动。
一天夜里，我们完成阻击任务，回头追赶大部队时，半路上陷入了敵人的包围。当时全连的建制早就被打乱。我们这28个人经过短时间的激烈战斗之后，终于冲出包围。但由于天黑，地形复杂，我们7个与其他同志又失去了联系。我们这几个人有指导员、文书、饲养班长、炊事班长和我们三个新兵。指导员带有一具指北针，我们就开始向北前进。由于我们的力量太弱，而且人生地不熟，所以只能昼伏夜出，乘着晚上行军。
到了第四天时，敵人发现了我们在山上。他们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就不断往上打炮扔手榴弹，但也不敢贸然上山来抓我们。到了下半夜听见下面没什么动静，我们也慢慢开始下山。我们走了一段路之后，突然发现了两名敵军，他们一看我们人多，就飞快钻到了一个山洞里。我们追上去堵着洞口喊话让他们出来投降，可他们还挺死硬，扔出来一枚手雷，把我们的一个新战士炸伤了。我们气极了，就一连往山洞里扔了好几枚手榴弹，里面也再没动静了。这爆炸声惊动了越南人，我们看见一些老百姓冲我们跑过来，就赶紧钻密林躲开了。因为那时，好多越南军人往往穿便装混在老百姓人群中，趁我们不注意再突然拿出武器袭击我们，以往我们的部队没少吃亏。越南军队为了对付我们，什么坏主意都想到了。有的越军女兵甚至在我们作战时，当众裸体，利用我们战士羞于看的时机再开枪打我们。
摆脱了敵人之后，我们7个人钻进一个山洞，洞里居然还有腊肉和大米，这肯定是越军原来固守的一个小工事。按说我们不应该吃这些东西，但那是特殊情况。再说了，过去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给越南人好几百亿美元，现在吃他这么点东西还不应该我们煮了米饭还有腊肉，说实话，这是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了。以后就能找着什么吃什么，野菜、野果，有时到路边越南边民家里找到鸡蛋，也不敢生火，就生着吃了。实在什么都没有，只好喝凉水。喝水也要仔细才行，因为山上的泉水往往被越南人下了毒，不能喝，还有一些水是从阵地上流下来的，而那里有许多越军尸体都臭了，所以水也不能喝。只有稻田里的水虽然很混，但并没有毒和腐败，能凑付喝。好在那时我们每人还带着半斤盐，原是准备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消毒用的，现在先拿来给肚子“消毒”吧。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在指导员的带领下坚持向北前进。虽然又饥又饿，而且随时都可能光荣了，但因为和同志们在一起，我倒并不害怕，而且我也没负伤。当时我天真地想，能和这些同生共死的同志一块儿回到祖国我就知足了。但谁也没想到在第九天晚上，我负伤了，而且和同志们走散了! 3 那天晚上，按照指导员的意见，我们趁着夜色来到了公路上，因为路况好，可以走得快一点。走了一会儿，在一个拐弯处，看见了一所房子还亮着灯，几个拿着冲锋枪的敵人正在巡逻。这时离敵人已经很近了，再上山也来不及了，只有硬冲上去。当时我走在队伍最后。我想，如果我们几个人都和敵人硬拼，肯定会加大伤亡，事已至此，不如我把敵人引开，让指导员带领同志们先走。想到这儿，我就爬过去，对指导员说：“指导员，你带着同志们快走吧，我殿后，掩护你们。”指导员开始不同意，可这时敵人已经迫近，其中有一个家伙还拿着手电筒乱照。我一看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就站起身来，向一片冻水田跑去了，这跑步声很快就惊动了敵人，他们边喊边向我打枪。当时天还很冷，稻田有水，还有越南人埋下的竹签子，幸亏穿着部队新发的脚底有钢板的防刺鞋才没被扎伤。我一边跑一边也向后面打枪，天很黑，也不知打中了敵人没有。突然我臀部一阵剧痛，接着就觉着热乎乎的血顺着大腿流了下来。但我急了，这时如果停下来包扎伤口，肯定就被越南人俘虏了，所以我忍着剧痛，玩命向一座小山跑去，在一丛树后，有一个小山洞，我就一头钻了进去，刚喘了口气，借着微弱的星光，我仔细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洞里还放着一枚已经拉弦的手榴弹，我小心地处理了手榴弹，才稍安心。这时伤口更加疼痛，我只得用随身带的三角巾包扎了一下。大概指导员他们平安冲过去了吧，想到这里，我心里倒也感到很欣慰的。
在伤痛饥饿中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听到小山下面有人在叫喊，原来敵人开始搜山了。我轻轻拨开挡在洞口的野草杂木往下一看，只见一个当官的骑着马正耀武扬威地指挥几个人，还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人也在咋呼。我手里有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还有320发子弹。当时我想敵人搜到洞口，我就开枪，打死一个够本儿，打死两个赚一个吧，事到如今，我也作好了牺牲的准备。眼瞅着敵人离我越来越近，可他们突然掉头向小路方向跑去了。我想是路上我流的血迹吸引了他们，而在我进洞之前，撕破衣服把血擦干净了，所以这个方向没有血了，这样我躲过了敵人的搜捕。
白天山下到处是敵人，我只有趁晚上再行动吧。在石洞里躲了两天之后，终于走出来，朝着北斗星的方向走去。为了避开敵人，我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能走就走，遇到山坡我就滚下去。那时我实在是饿极了，又没有吃的，只好喝水充饥，还有那点盐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在一个小水塘边居然长着些我们老家叫“贼耳根”的野菜，高兴极了，连忙拔起来塞到嘴里大嚼起来。
什么叫“贼耳根”?记者实在听不懂肖处长浓重川音讲的这个东西。
“贼耳根”就是鱼腥草。一种可以吃而且有一定医疗作用的野菜，现在农贸市场也常有卖的。肖处长这样一讲，记者才恍然大悟，在四川朋友招待我的饭桌上，他们老劝吃一点凉拌的鱼腥味儿很重的野菜，并一再讲这种菜叫“鱼腥草”，是野生纯天然的，而且还能治病……
4 就这样，我坚持走了四天，到了那天晚上我实在走不动了，爬了半天找到一个山洞，这时伤口已经发炎化脓生蛆了，又痛又痒。我找了个小树棍儿，背过手去挑伤口里的蛆，一共挑出了十几条白花花的蛆虫。三角巾早烂了，我就撕了自己的内衣，又重新包扎了一下伤口。天越来越黑了，虽然伤痛饥饿已经把我拖到了生命的极限，但我头脑是清醒的，趁着夜色，我必须走，走不动就爬，就是死我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于是我强忍着剧痛，刚走出洞口，就摔倒了，我就爬到了后半夜。天又忽然下起了大雨，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干的地方，夜风袭来，冻得我浑身打战。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那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梦，梦见我回到了祖国，战友们围着我问长问短，还有大盘的回锅肉、白米饭……
但梦醒之后，还是孤立无援的我。那一刻我伤心极了，我哭了，但又不敢大声哭，苦成的泪水，伴合着雨水流到我的嘴里。这时我想到了死，一死了之，不再活受罪了。但转念一想，不行，自杀是懦夫，我要活下去，要像我伟大的同乡刘伯承元帅那样，作个真正的军人，作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现在我身上除了已经遮不住身体的烂衣服之外，还有水壶和挎包，里面有320发子弹，再有就是那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5个手榴弹。这几样加起来也有好几十斤重了。常言道“远路无轻担”，更何况我已经是身负重伤而且好几天粒米未入肚的人啊?扔了枪可以减轻不小的负担，走爬的可能会快一点。但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扔了武器就是逃兵是叛徒。别人也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我在内心会受到终生的自责。枪绝不能扔，我死也要和自己的枪在一起，我要像“狼牙山五壮土”那样，在牺牲之前，把枪摔碎，绝不能留给敵人。
在那几天绝望的日子里，我什么都想到了，家乡、亲人、战友，甚至连如果敵人四面围上来，我在与敵人同归于尽时应该喊什么口号都想到了!
第五天早上，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了，睁开已经浮肿的双眼一看，原来在离我藏身山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黑色的大水牛正在低头吃草。正是这畜生的喘气声和啃草声惊醒了我，而且这头牛后面还跟着几个老百姓打扮的越南人。但凭我当兵的感觉，那几个绝不是种地的农民，至少也是民兵一类的人。更糟糕的是由于洞口附近野草比较新鲜和茂盛，所以那头牛边吃边向我靠近了，情况万分危险，越南人追牛就会发现我了，那我就完了。怎么办呢?先下手为强，打死那几个越南人?不行枪声一响，我就彻底暴露了，这里离着公路很近，敵人很快就会派来许多人搜山。现在又是天光大亮，我再想隐藏是不可能的。急中生智，我从洞里捡了块拳头大的石头，向那个畜生打了过去，牛被击中，哞地叫了一声向别的方向狂奔而去，那几个越南人见状也连忙追牛去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我这才长吁了一口气，又昏睡了过去。就这样在以后的几天里，我还是白天躲，晚上爬，一寸一寸地向祖国爬去。饥饿和伤痛使我常常陷入阵阵幻觉之中，我觉得我快死了。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讲，人不吃不喝，至少能活七天，喝了水还能多活几天，可我现在呢?不过我倒是党着离祖国越来越近了，白天路上的敵人也很少见了，所以我白天也可捡着比较隐蔽的和比较好的地方往前爬了，速度也快了一些。到了我独自行动的第九天下午，我爬进了一片玉米地，心中突然一亮，我回到祖国的土地了!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呢?因为我听说过，越南人是不种玉米的。希望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加快了爬行速度。呆然当我爬到一个小土坡边，看到不远处有一排用中文写的标语牌“封山育林”。没错我真的回到了亲爱祖国。那一刻这九天所遭受的一切心灵和身体上的痛苦都不翼而飞了，我连滚带爬下了山坡。站起来刚走了没多远就被几个持枪的我军战士拦住了，他们厉声问我是干嘛的，是不是越军特务?这也难怪人家怀疑，当初我们7个人向北走时，为了防止被敵人看见，就把红领章、红五星帽徽取了下来，而我又爬了这几天，身上的军衣早就破烂不堪了。 但当他们确实相信我是中国军人之后，都吃惊得不得了，纷纷问我是怎么度过这九天的。这一天是1979年3月31日下午6点，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见到祖国亲人，我喜极而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昏了过去。
发现我的同志们赶紧给边防团打电话，说爬回来一个我军战士。团里赶紧派人把我接到临时野战医院，一面为我简单包扎伤口，一面给我煮稀粥喝。我已经十几天没吃上粮食了，连着喝了好几天稀粥之后，我才能吃点鸡蛋和肉了。我的神智也完全清醒了。送我的同志们说我命大，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讲，他们说：为了防备越军小部队和特务越境偷袭，所以我军在路口处开始布雷，后来陆续有零散我军回来，误中我方布雷造成伤亡，先我回来的指导员他们那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河南籍的战士触雷了。于是上级又下令白天将晚上布的雷起出，下午7点钟以后再布上，如果我再晚回来一个钟头，就有可能“爬中”我方地雷而“光荣”了。在野战医院住了几天，他们又把我送到广西自治区军区185医院(后又送到昆明军区总医院)。医生为我清除了腐肉，伤口有六公分那么长。由于伤口面积太大，军区总医院又为我做了植皮手术，经过了医生的精心治疗，两个多月以后，我就完全康复出院了。
上级领导给了我很大荣誉，中央军委授予我“钢铁战士”荣誉称号，总政治部、昆明军区、广州军区先后授予我一等功。1979年5月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被提干，工资长到每月43.5元，当时对我来讲已经是高工资了，因为当兵时，我每月只有6元津贴。1980年我先后任副连长、副指导员，又到昆明陆军学院学习了一年半，后任第十三集团军坦克旅后勤部副部长，司令部副参谋长，副旅长。1986年我被选为七届人大代表，并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2004年我以正团职转业到成都市金牛区税务局，也组成了幸福的家庭，现在已经有了第三代，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
从1979年到2012年，三十三个年头了，回首往事，我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党、人民解放军和祖国人民，也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我今年才50多岁，还能为国家做几年奉献。今天您来采访我，我很高兴。我想通过《兵器知识》这本在全国军事科普杂志中有很大影响的杂志，告诉贵刊的广大读者，虽然时代在不断前进，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在受着各种思潮的冲击侵蚀，但作为炎黄子孙，热爱祖国的忠诚信念应该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武警某独立师原政委赵建元同志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