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健康:从生物医学模式到生态系统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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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都强调在决策时有必要思考长期目标,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人口健康是可持续发展的五大优先发展的目标之一,没有健康的人口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实现。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有关环境和发展的联合国会议上进一步完善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指定了人类在此发展中所处位置:“人类处在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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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短暂的30年里,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迅速转型的背景下,我国人口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变,跨入了低生育、低增长、高寿命的国家行列,我国的人口再生产指标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在经济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在人口指标上,中国可以说是发达国家。
人口发展战略管理学是新时期人口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人口发展战略管理学以战略管理学、管理学、人口学等相关理论和研究范式来阐释人口发展战略管理的内涵及基本框架,厘清人口发展战略管理的途径、机制和模式,研究与人口发展战略管理相关的重点问题(如人口发展治理、区域人口发展战略管理、人口发展战略管理的社会政策支撑体系等),以此来强化人口发展战略在我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基础性、前瞻性的战略定位,
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家人口计生委《生态屏障、功能区划与人口发展》课题组,在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开展大量广泛深入的研究。课题组2006年上报的《建设国家生态屏障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调研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并批转国务院的10个部门在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时研究参考。在实地考察与大量基础研究的基础上,2007年上报的《科学界定人口发展功能区促进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研究报告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评价,为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编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和
极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是近一、二十年来新出现的人口现象,虽然并不普遍,但却十分值得警醒。欧洲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先进入极低生育率的国家(即总和生育率低于1.3);如今,欧洲和东亚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也都出现了生育率低于1.3的局面。在中国,我们不仅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遭遇了过低的总和生育率,而且在一些经济上尚不发达地区也观察到了该现象。比如,在湖北省的宜昌地区(包括经济欠发达的长阳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近十年的总和生育率始终徘徊于1.0左右(张宗益,2007)。无论“极低生育率”的概念如何界
为估算独生子女夫妇生育2孩的影响,文章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年龄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拆分的方法,测算了全省非农人口也和农村一样(“生育政策一元化”),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非农业入口现行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双独”)对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全省城乡都实行“单独”生育政策后,平均每年人口出生增加最大不超过7.3万人,对江苏省的人口规模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在政策调整初期,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需要各地政府进行必要的疏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学会、各人口研究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就新时期中国人口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交流科研成果,促进人口与发展问题的有效解决,中国人口学会、陕西省人口计生委拟共同举办第十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暨中国人口学会年会。会议将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时间初步定于2008年8月下旬,会期三天。
论文讨论了罗吉斯迁移模式定义在运用中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变通方案;利用浦东新区2000年人口普查迁移数据,对区内迁移、市内迁入和市外迁入人口的年龄模式作了细致解读,提示了复杂人口迁移模式背后潜藏的“单纯性”。
从国际政策角度讨论生育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演变和争论,分析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的生育权利与义务问题。
本文对反映生育水平的两个基本指标——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进行分析,肯定多年来多个调查所得到的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质量。尽管队列累计生育率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当前”的实际生育水平,但历次调查所反映出的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变化趋势是持续下降,并推断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6以下。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在这个总路线的指引下,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震惊的伟大成就。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此同时我们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和计划生育道路,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双赢发展,从而保证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