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世界知识》的接触，时间并不算短。我出生第二年，便迎来《世界知识》的诞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胡愈之老先生和其他同仁分别于1934年在上海和1945年在新加坡创办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性杂志——《世界知识》和《风下》。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在印尼学习、工作期间，开始接触这两份杂志。它们是我真真切切的启蒙老师。通过这两份杂志，许多华侨青年，开拓了眼界，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世界中的中国。他们向往延安，向往解放区，向往中国共产党。
　　当时，我会到当地棉兰进步书店——大地书店购买和阅读《风下》周刊和过了期、甚至过了年的《世界知识》半月刊。《世界知识》封面那繁体方块字和《风下》那两个由胡愈老亲笔书写的刊名，并配以各种时事漫画，以及那质地粗糙的纸张，至今仍历历在目。
　　二战结束，国际天空刚露出一线阳光，马上又被满天乌云所遮蔽。美国企图独占日本，拒绝同中英苏共同接管日本；英军鼓动和支持法国和荷兰派兵卷土重来，镇压越南和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美国输送大批武器装备蒋介石中央军，以镇压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队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面对这种形势，当地华侨华人，由最初的狂欢、兴奋和充满希望，逐渐陷入沉闷、抑郁甚至绝望。胡愈老等同志回到新加坡后，深切感受到需要尽快开辟新的舆论阵地，拥有一个呐喊的窗口。1945年12月3日，以沙平（胡愈之）为主编的《风下》周刊诞生了。《风下》从内容到形式都较清新可喜。这主要得力于国内许多著名作家和知名人士的热情支持。如：郭沫若、茅盾、陶行知、黄炎培、沈钧儒、许广平、楼适夷、何其芳、马凡陀等名家。
　　在蒋政权独裁统治下，《世界知识》被勒令停刊，他们很难找到发表文章的园地，于是把稿子投寄《风下》发表。这两份杂志都是胡愈老一手创办的，都带有胡愈老的性格和特质。所设栏目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也有人把《风下》称为《世界知识》的海外版。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和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世界知识》是我获取国际知识不可或缺的杂志之一。“文革”十年浩劫结束，1979年《世界知识》正式复刊。我有幸以读者、作者、编者三重身份进入《世界知识》编辑部。
　　当时，摆在《世界知识》面前的形势是：“百废待兴”。改革开放为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舞台。长期被压抑的广大读者追求世界知识的强烈诉求和众多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索研究国际实践，突破老观点、老框框，提出新观点、新思维的强烈欲望，就像开了闸的春潮喷涌而出。《世界知识》不失时机地趁势而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拳脚的平台。每年年终的各种专题座谈会，由《世界知识》出面，邀请当时北京各路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解放思想，各抒己见，深入探讨。他们原汁原味的谈话纪录，最受广大读者的青睐和欢迎。
　　座谈会涉猎许多重大国际问题。诸如：时代提法、战争与和平、美苏争霸、三个世界划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与会者都是有备而来，讨论热烈，言之有物。此外，我们还拨出重要版面，刊登专家学者对国际实践进行深刻有益的理论探索和创新的论文和访谈。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新提法，首先是由邓小平在1985年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后来，《世界知识》老作者、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何方于1986年也提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刚开始，这一提法也曾引起一些争论。后经多次研讨和论证才逐渐形成共识。这些情况在《世界知识》举行的各种专题座谈会上都有所反映。党的十五大汇集大家的智慧，肯定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纪念《世界知识》八秩大庆时，我们要深深缅怀胡愈老和其他同仁，为创办《世界知识》和《风下》所做出的卓越的历史性贡献；我们还要永远记住这些为《世界知识》复刊和发展，殚精竭虑、做出无私奉献的专家学者。他们是：宦乡、李慎之、浦山、何方、童大林、陈忠经、王殊、宫达非、徐葵、李琮、陈宝森、陈乐民、资中筠、倪立羽、宋以敏、郑森禹、朱烈、肖扬、杨学纯、王克勤、陈赞威、宋明江、袁世垠……
　　（作者为《世界知识》前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