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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在伪军工作政策上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转折期。新四军起初主要采取的是军事消灭的政策，以树立军威，赢得百姓的信任;随后，新四军领导人在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攻心战、交朋友和分化术三种削弱伪军的新策略。这些策略的运用，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军，稳固了华中各个抗日根据地。
关键词：新四军;华中根据地;统一戰线;伪军
中图分类号：E2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0-0053-02
1938年7月26日，新四军政治部颁布《敌军政治工作纲要》，从理论上明确指出了应对敌军和伪军一些策略和方法。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1939年2月7日，新四军政治部在总结前一年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上，提出未来对伪军工作的总方案“深入对敌伪工作的宣传教育，健全对敌伪工作的组织系统，培养五人至七人的敌工组[1]”。因此这一总的对伪工作方案在应用于具体的斗争实践中，灵活地形成了利用血缘、地缘展开攻心战、争取各种帮会势力孤立最顽固的伪军势力和利用矛盾不断瓦解日伪军力量的三种统战策略。
1攻心战：利用各种方式对伪宣传
抗战早期伪军内部构成复杂，新四军政治部为此制定了更加完善的伪军政策。比如：“伪军官一经缴械，即不准杀害侮辱”“奖励自动投诚的伪军官兵”。战地宣传队把这些优待政策通过亲友关系传递给伪军，打消伪军心中的疑虑。这种对宽大政策的宣传在一些新四军部队中初见成效。淮南津浦路地区的伪军在详细了解到新四军的政策后，明确表示“不侵犯、送情报、联络其他伪军”，使部队减少了伪军的骚扰[2]。
江南伪军中有很多是南京撤退时遗留下来的国民党官兵，其内心仍然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借助于军事上的胜利，努力地把优待政策宣传给伪军士兵，激起他们的民族意识。新四军还非常注重对首领的争取与联络，唤醒伪军首领的爱国意识，促成部队反正。1939年3月18日，伪绥靖队队长姜布安率领百余名队员反正加入新四军，正是这种强大宣传攻势下的结果[3]。
利用亲缘关系是另一种攻心方式。通过争取和教育伪军家属，激发她们的民族意识，通过她们的关系进行各种宣传和组织工作，达到动摇、瓦解伪军的目的。新四军战地宣传队首先向伪属解释政府的政策，打破伪属对政府的疑虑，让她们自觉去做伪军子弟的工作;其次努力创造各种条件冲破伪军军官的各种禁令，如用给士兵送鞋、送鸡蛋为由达到见面目的。伪属趁机把各种宣传品散发到伪军据点以动摇伪军军心。
“红黑点运动”是另一种攻心方式。区乡政府召开群众会议，并沿着交通线张贴红黑点布告以及实施意见;各区乡建立专门的宣传站或者宣传小组到人流量密集的集市张贴“明眼人应及早回头”等道德劝诫性质的标语口号促使伪军警醒。新四军宣传队有意让街坊邻居、小商小贩把“黑点多了，性命难保”等带有警告性质的言论散布到据点中去。“红黑点运动”是新四军典型的攻心术，它在思想上控制伪军，造成对伪军争取与瓦解的最有力基础。
2交朋友：积极拉拢帮会势力
项英曾经认为江南有七多，其中三个是“大刀会多、土匪多，青帮多”。形象说明了华中尤其是江南地区帮会势力很大，争取好帮会武装力量是新四军在江南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1940年12月25日，当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哥老会清帮工作的初步指示》后，新四军就开始开展对帮会势力的统战工作。苏中地区的新四军制定了一系列方法：党委特别委派在地区有威望的党员担任帮会集团的领袖;领袖党员巧妙地将帮会组织的“忠孝仁义”宗旨和国家、民族大义结合起来。新四军对大刀会这样的封建帮派组织，采取将原来加入帮会组织的无产群众吸纳到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中来的办法，结果是“大刀会渐渐走上抗战的道路，敌人的利用失败了[4]。”
丹北地区的新四军较早开展交朋友的争取政策。1938年这里的新四军就注意到这一带的许多上层人士、工商业者和开明士绅以及地方实力派都是帮会头子，他们和伪军有着师徒、兄弟关系后，便着手进行交朋友的工作。镇江大港镇的解朝东，手下有几千学生，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就在其中。新四军起初采取主动登门拜访的方式，和解朝东交朋友，向他宣扬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让他尽可能地不投靠日军。
这期间新四军以交朋友的方式对帮会势力开展统战政策的典型案例就是陈玉生开门收徒弟。苏中三分区被流氓地痞所掌握，帮会在这些流氓无产者中间很有影响，导致新四军的群众工作难以公开进行。由于陈玉生在苏中三分区非常有影响力，因此华中局特批他重新开香堂收徒弟。陈玉生利用这种旧的帮会组织不仅开辟了边区工作，把工作做到了伪军据点中，在伪军中建立起情报网络，为新四军和地方政府传递情报，让新四军在“敌伪数量大、扫荡频繁、清剿残酷”的三分区坚持了下来[5]。
3分治术：利用矛盾瓦解伪军力量
1939年5月10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指出伪军成分非常复杂，包括“国军、收编的土匪、流氓青红帮和叛军”。日军为此将伪军与日军进行混编，以统一指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四军趁机利用日伪军之间的矛盾加强“反清乡”的力量，打击日军，加速动摇伪军的军心，如新四军二窎之战后使得周围伪军纷纷要求反正。新四军严格执行的优待俘虏政策与日军的监视惩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伪军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些经释放的伪军官兵“大部分不再当和平军了[6]”。
为了最大程度孤立日军，苏中地区的新四军把“原来伪化且我无法开辟的地区”划给伪军，甚至秘密给有民族大义的伪军颁发委任状。这一策略成功让伪军军官周少卿和陈浩天反正，减少了日军“清乡”力量。日军为控制伪军，经常采取分制政策，这进一步增加二者间的矛盾。于是新四军采取“打击顽固分子，争取中间派”的策略。首先击毙伪师长徐承德、伪旅长陈维镜等头目，以数万的民兵武装围攻伪军最顽固的据点，摧毁铁丝网及防御工事，促成伪军争夺地盘的斗争更加尖锐。 伪军内部因派系不同也存在着矛盾，苏中地区的伪军矛盾是一个典型例子。苏中地区旧派伪军是原国民党的投降部队，因此较有民族大义，曾暗中联络新四军，并且极力反对日军的强化整编。新派伪军是汪伪政权扶植起来的一支武装力量，积极执行汪伪及日军的整编政策，代表人物是张北生。因此新四军不失时机地向旧派伪军提出“维持现状反对整编”的口号，增加了日军强化伪军的困难。新四军又在军事上喊出“专打新派，不打老伪军”的口号，制造并扩大了新旧派伪军之间的矛盾 “造成我民兵收复很多小据点的机会”，达到了破坏和拖延敌人“清乡”计划的目的[7]。
4结语
新四军灵活运用争取、分化和攻心的策略最终达到了保障和稳固抗日根据地的目的。苏中三分区的敌工部门用争取的方式与伪军建立起统战关系，从而得以“掌握许多敌伪据点的兵力部署情况”让新四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攻心策略的运用在瓦解伪军军心上颇有效果，“不少人开小差脱离汪伪部队，投入抗日阵营”。这些策略的运用保证了新四军很快转为主动，站稳脚跟，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让江南的根据地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三重压力之下生存下来。从1938年春挺进江南敌后到1945年8月15日投降，新四军总共消灭伪军35万人，其中争取伪军反正5万4千多人，占总数的15.4%[8]。这一成绩正是新四军坚持既军事打击，又不忘灵活运用统战策略所取得的。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3]马洪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馬洪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叶飞.叶飞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6]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中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8]粟裕.粟裕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责编：王锦）
作者简介：向豪（1997—），男，湖南张家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新四军;华中根据地;统一戰线;伪军
中图分类号：E2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0-0053-02
1938年7月26日，新四军政治部颁布《敌军政治工作纲要》，从理论上明确指出了应对敌军和伪军一些策略和方法。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1939年2月7日，新四军政治部在总结前一年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上，提出未来对伪军工作的总方案“深入对敌伪工作的宣传教育，健全对敌伪工作的组织系统，培养五人至七人的敌工组[1]”。因此这一总的对伪工作方案在应用于具体的斗争实践中，灵活地形成了利用血缘、地缘展开攻心战、争取各种帮会势力孤立最顽固的伪军势力和利用矛盾不断瓦解日伪军力量的三种统战策略。
1攻心战：利用各种方式对伪宣传
抗战早期伪军内部构成复杂，新四军政治部为此制定了更加完善的伪军政策。比如：“伪军官一经缴械，即不准杀害侮辱”“奖励自动投诚的伪军官兵”。战地宣传队把这些优待政策通过亲友关系传递给伪军，打消伪军心中的疑虑。这种对宽大政策的宣传在一些新四军部队中初见成效。淮南津浦路地区的伪军在详细了解到新四军的政策后，明确表示“不侵犯、送情报、联络其他伪军”，使部队减少了伪军的骚扰[2]。
江南伪军中有很多是南京撤退时遗留下来的国民党官兵，其内心仍然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借助于军事上的胜利，努力地把优待政策宣传给伪军士兵，激起他们的民族意识。新四军还非常注重对首领的争取与联络，唤醒伪军首领的爱国意识，促成部队反正。1939年3月18日，伪绥靖队队长姜布安率领百余名队员反正加入新四军，正是这种强大宣传攻势下的结果[3]。
利用亲缘关系是另一种攻心方式。通过争取和教育伪军家属，激发她们的民族意识，通过她们的关系进行各种宣传和组织工作，达到动摇、瓦解伪军的目的。新四军战地宣传队首先向伪属解释政府的政策，打破伪属对政府的疑虑，让她们自觉去做伪军子弟的工作;其次努力创造各种条件冲破伪军军官的各种禁令，如用给士兵送鞋、送鸡蛋为由达到见面目的。伪属趁机把各种宣传品散发到伪军据点以动摇伪军军心。
“红黑点运动”是另一种攻心方式。区乡政府召开群众会议，并沿着交通线张贴红黑点布告以及实施意见;各区乡建立专门的宣传站或者宣传小组到人流量密集的集市张贴“明眼人应及早回头”等道德劝诫性质的标语口号促使伪军警醒。新四军宣传队有意让街坊邻居、小商小贩把“黑点多了，性命难保”等带有警告性质的言论散布到据点中去。“红黑点运动”是新四军典型的攻心术，它在思想上控制伪军，造成对伪军争取与瓦解的最有力基础。
2交朋友：积极拉拢帮会势力
项英曾经认为江南有七多，其中三个是“大刀会多、土匪多，青帮多”。形象说明了华中尤其是江南地区帮会势力很大，争取好帮会武装力量是新四军在江南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1940年12月25日，当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哥老会清帮工作的初步指示》后，新四军就开始开展对帮会势力的统战工作。苏中地区的新四军制定了一系列方法：党委特别委派在地区有威望的党员担任帮会集团的领袖;领袖党员巧妙地将帮会组织的“忠孝仁义”宗旨和国家、民族大义结合起来。新四军对大刀会这样的封建帮派组织，采取将原来加入帮会组织的无产群众吸纳到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中来的办法，结果是“大刀会渐渐走上抗战的道路，敌人的利用失败了[4]。”
丹北地区的新四军较早开展交朋友的争取政策。1938年这里的新四军就注意到这一带的许多上层人士、工商业者和开明士绅以及地方实力派都是帮会头子，他们和伪军有着师徒、兄弟关系后，便着手进行交朋友的工作。镇江大港镇的解朝东，手下有几千学生，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就在其中。新四军起初采取主动登门拜访的方式，和解朝东交朋友，向他宣扬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让他尽可能地不投靠日军。
这期间新四军以交朋友的方式对帮会势力开展统战政策的典型案例就是陈玉生开门收徒弟。苏中三分区被流氓地痞所掌握，帮会在这些流氓无产者中间很有影响，导致新四军的群众工作难以公开进行。由于陈玉生在苏中三分区非常有影响力，因此华中局特批他重新开香堂收徒弟。陈玉生利用这种旧的帮会组织不仅开辟了边区工作，把工作做到了伪军据点中，在伪军中建立起情报网络，为新四军和地方政府传递情报，让新四军在“敌伪数量大、扫荡频繁、清剿残酷”的三分区坚持了下来[5]。
3分治术：利用矛盾瓦解伪军力量
1939年5月10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指出伪军成分非常复杂，包括“国军、收编的土匪、流氓青红帮和叛军”。日军为此将伪军与日军进行混编，以统一指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四军趁机利用日伪军之间的矛盾加强“反清乡”的力量，打击日军，加速动摇伪军的军心，如新四军二窎之战后使得周围伪军纷纷要求反正。新四军严格执行的优待俘虏政策与日军的监视惩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伪军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些经释放的伪军官兵“大部分不再当和平军了[6]”。
为了最大程度孤立日军，苏中地区的新四军把“原来伪化且我无法开辟的地区”划给伪军，甚至秘密给有民族大义的伪军颁发委任状。这一策略成功让伪军军官周少卿和陈浩天反正，减少了日军“清乡”力量。日军为控制伪军，经常采取分制政策，这进一步增加二者间的矛盾。于是新四军采取“打击顽固分子，争取中间派”的策略。首先击毙伪师长徐承德、伪旅长陈维镜等头目，以数万的民兵武装围攻伪军最顽固的据点，摧毁铁丝网及防御工事，促成伪军争夺地盘的斗争更加尖锐。 伪军内部因派系不同也存在着矛盾，苏中地区的伪军矛盾是一个典型例子。苏中地区旧派伪军是原国民党的投降部队，因此较有民族大义，曾暗中联络新四军，并且极力反对日军的强化整编。新派伪军是汪伪政权扶植起来的一支武装力量，积极执行汪伪及日军的整编政策，代表人物是张北生。因此新四军不失时机地向旧派伪军提出“维持现状反对整编”的口号，增加了日军强化伪军的困难。新四军又在军事上喊出“专打新派，不打老伪军”的口号，制造并扩大了新旧派伪军之间的矛盾 “造成我民兵收复很多小据点的机会”，达到了破坏和拖延敌人“清乡”计划的目的[7]。
4结语
新四军灵活运用争取、分化和攻心的策略最终达到了保障和稳固抗日根据地的目的。苏中三分区的敌工部门用争取的方式与伪军建立起统战关系，从而得以“掌握许多敌伪据点的兵力部署情况”让新四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攻心策略的运用在瓦解伪军军心上颇有效果，“不少人开小差脱离汪伪部队，投入抗日阵营”。这些策略的运用保证了新四军很快转为主动，站稳脚跟，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让江南的根据地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三重压力之下生存下来。从1938年春挺进江南敌后到1945年8月15日投降，新四军总共消灭伪军35万人，其中争取伪军反正5万4千多人，占总数的15.4%[8]。这一成绩正是新四军坚持既军事打击，又不忘灵活运用统战策略所取得的。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3]马洪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馬洪武.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2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叶飞.叶飞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6]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中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8]粟裕.粟裕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责编：王锦）
作者简介：向豪（1997—），男，湖南张家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