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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荔，核小实肥者，名紫鸡冠”
“松江黄泥墙大桃，味甘如蜜”
“西瓜自雪沟得来，其味甘脆可口”
……
故宫文华殿内，挂着一幅幅大红大绿的瓜果蔬菜图，画中有饱满的桃子、甜硕的荔枝、墨绿色的西瓜、鲜嫩的大白菜，再配上考究有趣的题字，前来欣赏画作的游客就像进了夏天的瓜果蔬菜园。如此生活气息浓厚的画，出自清末民初的大写意画家吴昌硕。6月3日，“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开展，这样的作品占据了大半个展厅。
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为吴昌硕办个展。这位被誉为“海派鼻祖”的画坛泰斗，晚年作品价格奇高，如今这些宝贝都散落在各大博物馆。此次个展，故宫展出了院藏的200多件吴昌硕精品，向世人展现了这位书画名家的辉煌时代。
吴昌硕的前半生，却是穷苦潦倒，仕途惨淡，几乎毫无风光可言。
亦师亦友的画家任伯年为吴昌硕画过8幅肖像画。其中一幅《酸寒尉像》在本次展览中摆放在展厅的入口。画中的吴昌硕头戴红缨帽，脚踩高底靴，身穿黄色长袍、乌纱马褂官服，双手交拱胸前，还没来得及擦汗，神情颇为窘迫。另一位师友杨岘，在画的右上角题了一首七言诗，勉励他：“尉年四十饶精神，万一春雷起平地。”吳昌硕却为画命名《酸寒尉像》。“酸寒尉”和“穷书生”，就是他当时的自我评价。
吴家世代读书，吴昌硕的祖父、父亲和叔伯都是举人，做过朝廷的知县，吴昌硕骨子里也是传统文人思想：要考取功名，做官为民。受家学影响，他从小饱读诗书，16岁参加乡试中了秀才，却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失去了出仕机会。直到1888年，吴昌硕44岁，一个同乡出钱为他捐了个名为“佐贰”的地方公务员。吴昌硕捧着微薄的收入，自嘲为“酸寒尉”。这幅《酸寒尉像》，正是他为官第二年时的画像。
吴昌硕做官不达，却在“诗、书、画、印”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其中篆刻是吴昌硕的艺术启蒙项目。父亲吴辛甲就喜欢研究篆刻，吴昌硕从小耳濡目染，14岁在私塾里念书，书包里装着篆刻工具，一有空闲就拿出来刻两笔，“与印不一日离”。因为每天躲在楼上篆刻，小伙伴们送他“乡阿姐”的外号——就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乡下姑娘。吴昌硕27岁时，还刻了一枚方印“小名乡阿姐”送给自己。
吴昌硕早年的篆刻，工工整整地临摹秦汉印的风格。特别强调古意，是因为清代流行仿古，尤其清末时期，大量文物出土，金文彝鼎、秦砖汉瓦成为热门，梁启超称其“以复古为解放”。43岁那年，吴昌硕得了一本珍贵的《石鼓文》精拓本，每日照着字帖临摹。学到50多岁，吴昌硕却越临摹越不像了。工稳端正的石鼓文在他笔下不再四四方方，而是生出一种流动感，好似古藤盘旋、苍劲有力。由此，大半辈子都在临摹金石文的吴昌硕，逐渐开拓出自己的风格。他的学生、书学大家沙孟海曾作精辟点评：“先生寝馈于《石鼓》数十年，早、中、晚年各有意态，各有体势，与时推迁。”
在本次展览中，文华殿西配殿陈列着他后期的印章、书法精品。比如吴昌硕62岁时为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题写的“凡将斋”篆书匾额，简简单单3个字，被安排得错落有致，笔下带出无限生机。
吴昌硕自立风格这几年，他的官场生涯也发生了一件大事。1899年冬，55岁的吴昌硕在友人丁葆元的推荐下，补安东县令（今苏北涟水县）之缺。但任职仅一个月，他就因为不堪与污吏一同盘剥百姓，得罪了上司同僚。吴昌硕愤然辞官，“以见道心”。不久后，他接连刻了三枚同文却不同布局的“一月安东令”印章，既是自嘲，也是自勉。
前两枚印章中的字体，看起来还方方正正、和谐统一。到了第三枚，吴昌硕选用了一块印面更大的石头，他故意把“月”字拉得长长的，说明他为官时间虽短，留下的印象却深长。中间那个“安”字，也显得一点都不安分，6根线条如瀑布流水，倾泻着他的抑郁之气。最妙处是“月”字中间和“安”字下部各有残破，似乎暗示着他的内心出现了伤痕。这三枚印章篆刻中，奇恣洋溢、苍古浑厚的第三枚，是吴昌硕最喜爱的，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刻完印章后，吴昌硕头也不回离开了安东县，不久，又接到了淮安府的急报，召他回去断案。吴昌硕当然不应承。他觉得三枚“一月安东令”印章不过瘾，于是又刻了一枚“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算是他对淮安府召返的回复。从此以后，吴昌硕决意不再跟官场沾边，一门心思投入到画印之中。
吴昌硕生于浙江孝丰（今湖州安吉），24岁时开启了他在江浙沪“游学”生涯。在杭州，他拜俞樾为师，在这位著名经学大师的门下，吴昌硕受到了最正统的朴学（泛指儒学经典）、小学（即中国文字学）教育熏陶。在湖州，他又为古书和金石收藏家陆心源做助手。当时陆心源到处收集秦砖汉瓦，筑建了一所千甓亭，吴昌硕常去那里学习。
一生大起大落的吴昌硕，有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官至河道总督的吴大澂（音同澄）是个收藏大家，他欣赏吴昌硕的才能，慷慨出示珍藏，让他能历览传世的彝器和书画真迹。彼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商人，也是吴昌硕的友人。有一次，吴昌硕写了“道在瓦甓”四个字送给一个古董商人，古董商感念他，以一只珍贵的古缶（一种瓦器）作为回赠。至此之后，吴昌硕以“缶翁”“老缶”作为自己的名号，还称自己的书斋为“缶庐”。
为吴昌硕画像的任伯年，算得上他的绘画启蒙老师。吴昌硕40岁时与任伯年结识，拜他为师，正式学习画画。任伯年请吴昌硕画几笔试试，当时还少有画作的吴昌硕画了寥寥数笔，任伯年就看到了他笔法中的“金石之气”，不禁感叹：“你已经超过我了啊。”即使得到了任伯年的赞赏，吴昌硕还是虚心地向他请教绘画技法，任伯年如此对吴昌硕说：“你的书法功底深厚，不妨以篆书的笔法画花卉，用草书的笔法画枝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绝也。”
与吴昌硕兼容并蓄、虚心求教的交友法则一样，他的画也透着不守绳墨的襟怀。65岁前后，以“金石入画”的吴昌硕开始自成流派。旧文人士大夫爱画花鸟，画风纤弱空灵，吴昌硕笔下的梅兰竹菊、青山绿水却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他还开始用西洋红画花卉，变古法水墨为五彩，变重墨为重彩，看起来很是喜庆。如此大红大绿的色彩犯了传统文人画的忌讳，“色不可俗”才是他们标榜高雅的一贯主张，当时的海派画家蒲华就一直告诫吴昌硕：要多用水墨、少用颜色，但吴昌硕不理睬。多年后，他看着自己色彩斑斓的花卉图，颇为得意地对弟子说道：“可惜蒲华过世了，不然可以给他一些‘颜色’看看。” 辛亥革命之后，吴昌硕定居上海，他的画更热闹了。除了梅兰竹菊四君子，荔枝、石榴、西瓜、葫芦、南瓜、芋头、大白菜，这些菜园子里种的、树上结的全部入画。比如《荷香果熟时》，一片绿油油的芭蕉叶上，点缀着几颗黄澄澄的琵琶；《秋光图》中，几个黄色的大葫芦夺目鲜艳，挂在水墨淋漓的葫芦叶间，好似垂露欲滴。
吴昌硕到上海的第二年，他的瓜果蔬菜图就颇有名气了。吴昌硕出了第一本画册，还制定了一份新的润格，提高了卖画的价格。彼时的上海，社会剧烈变迁、市民阶层壮大、商品经济繁荣，水墨画不再只是文人的赏玩雅趣，新的市民审美呼吁中国画坛实现变革，而吴昌硕的画流露出浓浓的市井气息，他成了这次变革当仁不让的倡导者。79岁时，吴昌硕的一副行书对联大抵能概括他的“变法”精神。“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意思是：在风浪波涛中，热爱生活的人，对灰尘泥巴也会有至深情怀。
沧桑变易之际，吴昌硕既画梅兰竹菊，又画瓜果蔬菜，在文人士大夫与市民百姓的审美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齐白石、潘天寿、陈半丁……一连串画坛响当当的名字，都曾受到吴昌硕雅俗兼备的画风影响。他的作品被称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如此评价：“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吸收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特有的商业气息和时代精神。”
1912年，吴昌硕在上海亮相时的装扮是：身穿道袍僧衣、头上挽着小髻，模样不新不旧。据说，这一头带着前朝遗风的发型，吴昌硕一直留着，直到去世。
晚年身居异乡，吴昌硕念念不忘的，还有他离家前随父亲读书耕作十年的一座“芜园”。80多岁时，他写下一篇《六三园记》。六三园本是吴昌硕友人的一家饭馆，“六三园中，樱花抒藻，趺坐吟啸，阳春烟景，其乐何如？”吴昌硕由此想到了家乡的“芜园”，“余亦有园，曰‘芜园’，在吾里。丛篁古梅，不修治者久矣。以视斯园，广狭虽殊，然一丘一壑，皆在天壤，余魂梦亦思芜园也”。
在“芜园”的旧风景中，吴昌硕最思念的就是他当时亲手种下的梅花。其实在吴昌硕一生的诗词画作中，梅花一直都是最常見的意象。他将梅花画得足有酒盅大，开在石缝间，倔强苍劲；他在题画诗里忆梅，“换笔更写老梅树，空山月落虬枝横”“梅花石屋坐谈诗，梦里清游偶得之。”
曾经特立独行的吴昌硕，越到晚年心态越平和。潘天寿在《回忆吴昌硕先生》中写道：“先生和易近人，喜谐语。” 晚年名满画坛时，有人夸他的画“大作合南北为一辙”。他马上答道：“简直不成东西，还谈什么南北。” 吴昌硕酒量不大，家中有客人来，他却频频举杯祝酒。原来他用一只特制的青瓷酒杯，看上去和别的酒杯一样，但杯身、杯底厚，可盛的酒就少了。秘密被揭穿时，吴昌硕打趣：“你们都说我的画好、名气大，其实和这酒杯一样，徒有其表而已。”
吴昌硕笔下的瓜果让人垂涎三尺，而他自己也是标准“吃货”，热爱美食。如果有人请吃酒，每请他必到，到了必大吃一顿，回家时一定胃痛。据说，吴昌硕在战争中被震聋了耳朵，晚年自号“大聋”。来客说话，他经常不理，但只要有人小声谈论他爱吃零食，他一定要好好辩解一番。
在好友任伯年眼里，另一张吴昌硕肖像图《蕉荫纳凉图轴》（作于1904年），大概才是最真实的吴昌硕。只见画里的大叔脑袋光秃秃的，身体肥肥胖胖，肚子圆如球。他闲坐在竹榻上，一手拿着芭蕉扇，一手撑在一堆古书上，无拘无束看着前方发呆。吴昌硕80岁时也有一张类似的自画像。他在画中的题跋上写道，这张画是他于一次梦醒后所作。画里的他，是个一屁股坐在石头上的小老头，昏昏然一副很惬意的神态。这大概是吴昌硕内心期待的写照吧。
吴昌硕（1844—1927年）
1844年出生于浙江孝丰（今湖州安吉），晚清著名篆刻家、书法家、画家，集“诗、书、画、印”为一身，熔金石书画为一炉。
“松江黄泥墙大桃，味甘如蜜”
“西瓜自雪沟得来，其味甘脆可口”
……
故宫文华殿内，挂着一幅幅大红大绿的瓜果蔬菜图，画中有饱满的桃子、甜硕的荔枝、墨绿色的西瓜、鲜嫩的大白菜，再配上考究有趣的题字，前来欣赏画作的游客就像进了夏天的瓜果蔬菜园。如此生活气息浓厚的画，出自清末民初的大写意画家吴昌硕。6月3日，“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开展，这样的作品占据了大半个展厅。
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为吴昌硕办个展。这位被誉为“海派鼻祖”的画坛泰斗，晚年作品价格奇高，如今这些宝贝都散落在各大博物馆。此次个展，故宫展出了院藏的200多件吴昌硕精品，向世人展现了这位书画名家的辉煌时代。
做官不达，下笔生花
吴昌硕的前半生，却是穷苦潦倒，仕途惨淡，几乎毫无风光可言。
亦师亦友的画家任伯年为吴昌硕画过8幅肖像画。其中一幅《酸寒尉像》在本次展览中摆放在展厅的入口。画中的吴昌硕头戴红缨帽，脚踩高底靴，身穿黄色长袍、乌纱马褂官服，双手交拱胸前，还没来得及擦汗，神情颇为窘迫。另一位师友杨岘，在画的右上角题了一首七言诗，勉励他：“尉年四十饶精神，万一春雷起平地。”吳昌硕却为画命名《酸寒尉像》。“酸寒尉”和“穷书生”，就是他当时的自我评价。
吴家世代读书，吴昌硕的祖父、父亲和叔伯都是举人，做过朝廷的知县，吴昌硕骨子里也是传统文人思想：要考取功名，做官为民。受家学影响，他从小饱读诗书，16岁参加乡试中了秀才，却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失去了出仕机会。直到1888年，吴昌硕44岁，一个同乡出钱为他捐了个名为“佐贰”的地方公务员。吴昌硕捧着微薄的收入，自嘲为“酸寒尉”。这幅《酸寒尉像》，正是他为官第二年时的画像。
吴昌硕做官不达，却在“诗、书、画、印”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其中篆刻是吴昌硕的艺术启蒙项目。父亲吴辛甲就喜欢研究篆刻，吴昌硕从小耳濡目染，14岁在私塾里念书，书包里装着篆刻工具，一有空闲就拿出来刻两笔，“与印不一日离”。因为每天躲在楼上篆刻，小伙伴们送他“乡阿姐”的外号——就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乡下姑娘。吴昌硕27岁时，还刻了一枚方印“小名乡阿姐”送给自己。
吴昌硕早年的篆刻，工工整整地临摹秦汉印的风格。特别强调古意，是因为清代流行仿古，尤其清末时期，大量文物出土，金文彝鼎、秦砖汉瓦成为热门，梁启超称其“以复古为解放”。43岁那年，吴昌硕得了一本珍贵的《石鼓文》精拓本，每日照着字帖临摹。学到50多岁，吴昌硕却越临摹越不像了。工稳端正的石鼓文在他笔下不再四四方方，而是生出一种流动感，好似古藤盘旋、苍劲有力。由此，大半辈子都在临摹金石文的吴昌硕，逐渐开拓出自己的风格。他的学生、书学大家沙孟海曾作精辟点评：“先生寝馈于《石鼓》数十年，早、中、晚年各有意态，各有体势，与时推迁。”
在本次展览中，文华殿西配殿陈列着他后期的印章、书法精品。比如吴昌硕62岁时为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题写的“凡将斋”篆书匾额，简简单单3个字，被安排得错落有致，笔下带出无限生机。
吴昌硕自立风格这几年，他的官场生涯也发生了一件大事。1899年冬，55岁的吴昌硕在友人丁葆元的推荐下，补安东县令（今苏北涟水县）之缺。但任职仅一个月，他就因为不堪与污吏一同盘剥百姓，得罪了上司同僚。吴昌硕愤然辞官，“以见道心”。不久后，他接连刻了三枚同文却不同布局的“一月安东令”印章，既是自嘲，也是自勉。
前两枚印章中的字体，看起来还方方正正、和谐统一。到了第三枚，吴昌硕选用了一块印面更大的石头，他故意把“月”字拉得长长的，说明他为官时间虽短，留下的印象却深长。中间那个“安”字，也显得一点都不安分，6根线条如瀑布流水，倾泻着他的抑郁之气。最妙处是“月”字中间和“安”字下部各有残破，似乎暗示着他的内心出现了伤痕。这三枚印章篆刻中，奇恣洋溢、苍古浑厚的第三枚，是吴昌硕最喜爱的，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刻完印章后，吴昌硕头也不回离开了安东县，不久，又接到了淮安府的急报，召他回去断案。吴昌硕当然不应承。他觉得三枚“一月安东令”印章不过瘾，于是又刻了一枚“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算是他对淮安府召返的回复。从此以后，吴昌硕决意不再跟官场沾边，一门心思投入到画印之中。
对灰尘泥巴的情怀
吴昌硕生于浙江孝丰（今湖州安吉），24岁时开启了他在江浙沪“游学”生涯。在杭州，他拜俞樾为师，在这位著名经学大师的门下，吴昌硕受到了最正统的朴学（泛指儒学经典）、小学（即中国文字学）教育熏陶。在湖州，他又为古书和金石收藏家陆心源做助手。当时陆心源到处收集秦砖汉瓦，筑建了一所千甓亭，吴昌硕常去那里学习。
一生大起大落的吴昌硕，有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官至河道总督的吴大澂（音同澄）是个收藏大家，他欣赏吴昌硕的才能，慷慨出示珍藏，让他能历览传世的彝器和书画真迹。彼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商人，也是吴昌硕的友人。有一次，吴昌硕写了“道在瓦甓”四个字送给一个古董商人，古董商感念他，以一只珍贵的古缶（一种瓦器）作为回赠。至此之后，吴昌硕以“缶翁”“老缶”作为自己的名号，还称自己的书斋为“缶庐”。
为吴昌硕画像的任伯年，算得上他的绘画启蒙老师。吴昌硕40岁时与任伯年结识，拜他为师，正式学习画画。任伯年请吴昌硕画几笔试试，当时还少有画作的吴昌硕画了寥寥数笔，任伯年就看到了他笔法中的“金石之气”，不禁感叹：“你已经超过我了啊。”即使得到了任伯年的赞赏，吴昌硕还是虚心地向他请教绘画技法，任伯年如此对吴昌硕说：“你的书法功底深厚，不妨以篆书的笔法画花卉，用草书的笔法画枝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绝也。”
与吴昌硕兼容并蓄、虚心求教的交友法则一样，他的画也透着不守绳墨的襟怀。65岁前后，以“金石入画”的吴昌硕开始自成流派。旧文人士大夫爱画花鸟，画风纤弱空灵，吴昌硕笔下的梅兰竹菊、青山绿水却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他还开始用西洋红画花卉，变古法水墨为五彩，变重墨为重彩，看起来很是喜庆。如此大红大绿的色彩犯了传统文人画的忌讳，“色不可俗”才是他们标榜高雅的一贯主张，当时的海派画家蒲华就一直告诫吴昌硕：要多用水墨、少用颜色，但吴昌硕不理睬。多年后，他看着自己色彩斑斓的花卉图，颇为得意地对弟子说道：“可惜蒲华过世了，不然可以给他一些‘颜色’看看。” 辛亥革命之后，吴昌硕定居上海，他的画更热闹了。除了梅兰竹菊四君子，荔枝、石榴、西瓜、葫芦、南瓜、芋头、大白菜，这些菜园子里种的、树上结的全部入画。比如《荷香果熟时》，一片绿油油的芭蕉叶上，点缀着几颗黄澄澄的琵琶；《秋光图》中，几个黄色的大葫芦夺目鲜艳，挂在水墨淋漓的葫芦叶间，好似垂露欲滴。
吴昌硕到上海的第二年，他的瓜果蔬菜图就颇有名气了。吴昌硕出了第一本画册，还制定了一份新的润格，提高了卖画的价格。彼时的上海，社会剧烈变迁、市民阶层壮大、商品经济繁荣，水墨画不再只是文人的赏玩雅趣，新的市民审美呼吁中国画坛实现变革，而吴昌硕的画流露出浓浓的市井气息，他成了这次变革当仁不让的倡导者。79岁时，吴昌硕的一副行书对联大抵能概括他的“变法”精神。“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意思是：在风浪波涛中，热爱生活的人，对灰尘泥巴也会有至深情怀。
沧桑变易之际，吴昌硕既画梅兰竹菊，又画瓜果蔬菜，在文人士大夫与市民百姓的审美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齐白石、潘天寿、陈半丁……一连串画坛响当当的名字，都曾受到吴昌硕雅俗兼备的画风影响。他的作品被称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如此评价：“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吸收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特有的商业气息和时代精神。”
肚子圆如球的小老头
1912年，吴昌硕在上海亮相时的装扮是：身穿道袍僧衣、头上挽着小髻，模样不新不旧。据说，这一头带着前朝遗风的发型，吴昌硕一直留着，直到去世。
晚年身居异乡，吴昌硕念念不忘的，还有他离家前随父亲读书耕作十年的一座“芜园”。80多岁时，他写下一篇《六三园记》。六三园本是吴昌硕友人的一家饭馆，“六三园中，樱花抒藻，趺坐吟啸，阳春烟景，其乐何如？”吴昌硕由此想到了家乡的“芜园”，“余亦有园，曰‘芜园’，在吾里。丛篁古梅，不修治者久矣。以视斯园，广狭虽殊，然一丘一壑，皆在天壤，余魂梦亦思芜园也”。
在“芜园”的旧风景中，吴昌硕最思念的就是他当时亲手种下的梅花。其实在吴昌硕一生的诗词画作中，梅花一直都是最常見的意象。他将梅花画得足有酒盅大，开在石缝间，倔强苍劲；他在题画诗里忆梅，“换笔更写老梅树，空山月落虬枝横”“梅花石屋坐谈诗，梦里清游偶得之。”
曾经特立独行的吴昌硕，越到晚年心态越平和。潘天寿在《回忆吴昌硕先生》中写道：“先生和易近人，喜谐语。” 晚年名满画坛时，有人夸他的画“大作合南北为一辙”。他马上答道：“简直不成东西，还谈什么南北。” 吴昌硕酒量不大，家中有客人来，他却频频举杯祝酒。原来他用一只特制的青瓷酒杯，看上去和别的酒杯一样，但杯身、杯底厚，可盛的酒就少了。秘密被揭穿时，吴昌硕打趣：“你们都说我的画好、名气大，其实和这酒杯一样，徒有其表而已。”
吴昌硕笔下的瓜果让人垂涎三尺，而他自己也是标准“吃货”，热爱美食。如果有人请吃酒，每请他必到，到了必大吃一顿，回家时一定胃痛。据说，吴昌硕在战争中被震聋了耳朵，晚年自号“大聋”。来客说话，他经常不理，但只要有人小声谈论他爱吃零食，他一定要好好辩解一番。
在好友任伯年眼里，另一张吴昌硕肖像图《蕉荫纳凉图轴》（作于1904年），大概才是最真实的吴昌硕。只见画里的大叔脑袋光秃秃的，身体肥肥胖胖，肚子圆如球。他闲坐在竹榻上，一手拿着芭蕉扇，一手撑在一堆古书上，无拘无束看着前方发呆。吴昌硕80岁时也有一张类似的自画像。他在画中的题跋上写道，这张画是他于一次梦醒后所作。画里的他，是个一屁股坐在石头上的小老头，昏昏然一副很惬意的神态。这大概是吴昌硕内心期待的写照吧。
吴昌硕（1844—1927年）
1844年出生于浙江孝丰（今湖州安吉），晚清著名篆刻家、书法家、画家，集“诗、书、画、印”为一身，熔金石书画为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