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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历了中国从一穷二白到“新中产时代”,常年从事企业史研究,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激荡四十年”
这4个字一直萦绕在吴晓波的脑海中。的确,这是水大鱼大的10年。吴晓波告诉记者,在这10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2.5倍,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二,人民币的规模总量增长了3倍,外汇储备增加了1.5倍,汽车销量增长了3倍,电子商务在社会零售总额中的占比增长了13倍,网民数量增长了2.5倍,高铁里程数增长了183倍,摩天大楼数量占到了全球的七成,中国消费者以39岁的平均年龄每年买走全球70%的奢侈品。
大水之中,必有大鱼。在互联网及电子消费类公司中,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别增加了15倍和70倍,闯进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之列;在全球排名前十大的房地产公司中,中国公司占到了7家;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前四大银行都是中国的。
从水大鱼大里面,吴晓波看到的不仅仅是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水本身和鱼本身对壮大所形成的不适感。“其实中国人自己对这10年的变化也不是很适应。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现象,国有企业则处在相对保守的状态,外资企业更是变得有些无足轻重。有些(民营)公司已经大到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而30年前,这些民营企业家正是抗争那些通过行政手段达成垄断的基础设施性公司的重要力量,今天他们却通过市场化效应造成了新的垄断。” “这种垄断,在全球范围内只出现在中国和美国,而直到今天,这样的新型垄断现象在学理上、法制上都还没有被认真地讨论。”吴晓波认为。
“对于过去的10年,您感到最印象深刻、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
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吴晓波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移动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生产方式,社交、购物及金融支付方式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在新书中,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7年3月。杭州的地方报纸刊登了一条新闻。一对“90后”兄弟从云南坐飞机到杭州,策划实施抢劫。两人持刀连抢3家24小时便利店,只搶到2000多元,连来回路费都不够。在被现场抓获后,两人非常沮丧:你们杭州人怎么回事,出门都不带现金!
杭州只是一个缩影,在当下中国城乡,现金已变得过时,手机支付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今年初,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国新办的一场发布会上透露,2017年中国的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近150万亿元,居全球首位。
同时,“新零售”成为财经界炙手可热的名词。2016年10月。当马云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新零售”纯属瞎编胡扯。也有人认为这预示着马云要到线下来抢流量。吴晓波看到的,是“体验革命”和“品类革命”的发生。“它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新技术的出现.为线上和线下的交互融合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二是年轻的中产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网上的廉价商品,开始愿意为高性价比的、具有个性的商品买单,同时更愿意回到真实的场景中,即买即得。”
在吴晓波看来,这些现象的背后,正是“新中产时代”的到来。
这其实早有预示。2015年1月,吴晓波创办的蓝狮子财经出版社在日本冲绳岛召开高管年会,购物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附加活动。但令他感到吃惊的是,除了买电饭煲、吹风机等日本的招牌产品外,居然有3名同事千里迢迢背回5只智能马桶盖。随后,他在微信公号上推出《吴晓波:去日本买只马桶盖》一文,引起轩然大波。也正是那一年,吴晓波意识到,中国的“新中产”阶层正崭露头角,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消费力量。
对于新中产的概念,吴晓波从财富、审美、年龄三个维度来定义。“新中产群体,一年可以拿来做投资的资金应该在100万以上,对新事物、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好奇,年龄基本以‘80后’为主力人群,上下延伸一些。”他看到,这部分人正在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因此催生的商业机会正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
罗纳德·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2013年以102岁的高龄去世。在生命的最后4年,他写了一本书《变革中国》。在书中,他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法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对于后一个观点,吴晓波并不认同。“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一定不是偶然性事件。它不是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完全拷贝,也不是由我们内生形成的一次跟西方成熟经济学的完全对抗。它一定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有一些原动力存在。”
在吴晓波看来,这种内在动力,主要由4部分构成。“首先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创新,其次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对于非均衡的容忍。第三是庞大的人口在制造业和互联网领域形成的‘巨国效应’,最后则是技术变革打破垄断带来的推动力。”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4个动力源仍然存在,这使他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产业变革充满信心。
事实上,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议论从未停止。在过去40年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吴晓波简单算了一下,在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起码有5次,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这个国家就要垮了。
而比“中国崩溃论”更频繁出现的,是“中国威胁论”。“历史上这两种声音是轮替着来的,目前又到了威胁论的时候。为什么特朗普会拿中国作为战略敌人,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让他产生了恐惧,他认为伤害到了美国的利益。”
而在国内,吴晓波认为,更多人关心的问题可能是,中国的这一轮繁华到底有没有终点?
“任何繁荣都跟爱情一样,它像一个火把会被燃尽,我觉得国内的精英阶层关心的是,要让中国的繁荣得以延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比如在产业方面需要转型升级,在环境方面不能有更大破坏,在制度方面还需要更完备的建设,这是中国未来几年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当前,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红利逐渐消退,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即将到来的时代充满未知。在吴晓波看来,变革将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移动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以后,会出现很多新的应用和商业模式,好像一条高速公路建完,大家关心的是上面会跑什么车;另一方面,可能是更革命性的变化,比如人类平均寿命有没有可能突破100岁?有人说到2029年芯片的运算速度将赶上人脑,那我们人类何去何从?富士康目前已经有20万机器人‘雇员’了。什么时候它们可以完全替代人类?”吴晓波已经开始了更为深远的思考。
“面对未来,我们大多数人能做的可能就两件事。让自己变得更柔软一点,多获取一些不容易被机器替代的技能;尽量多赚点钱,当新技术来临,你能够成为第一批享用者。”吴晓波说。
这4个字一直萦绕在吴晓波的脑海中。的确,这是水大鱼大的10年。吴晓波告诉记者,在这10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2.5倍,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二,人民币的规模总量增长了3倍,外汇储备增加了1.5倍,汽车销量增长了3倍,电子商务在社会零售总额中的占比增长了13倍,网民数量增长了2.5倍,高铁里程数增长了183倍,摩天大楼数量占到了全球的七成,中国消费者以39岁的平均年龄每年买走全球70%的奢侈品。
大水之中,必有大鱼。在互联网及电子消费类公司中,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别增加了15倍和70倍,闯进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之列;在全球排名前十大的房地产公司中,中国公司占到了7家;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前四大银行都是中国的。
从水大鱼大里面,吴晓波看到的不仅仅是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水本身和鱼本身对壮大所形成的不适感。“其实中国人自己对这10年的变化也不是很适应。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现象,国有企业则处在相对保守的状态,外资企业更是变得有些无足轻重。有些(民营)公司已经大到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而30年前,这些民营企业家正是抗争那些通过行政手段达成垄断的基础设施性公司的重要力量,今天他们却通过市场化效应造成了新的垄断。” “这种垄断,在全球范围内只出现在中国和美国,而直到今天,这样的新型垄断现象在学理上、法制上都还没有被认真地讨论。”吴晓波认为。
“新中产时代”的到来
“对于过去的10年,您感到最印象深刻、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
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吴晓波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移动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生产方式,社交、购物及金融支付方式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在新书中,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7年3月。杭州的地方报纸刊登了一条新闻。一对“90后”兄弟从云南坐飞机到杭州,策划实施抢劫。两人持刀连抢3家24小时便利店,只搶到2000多元,连来回路费都不够。在被现场抓获后,两人非常沮丧:你们杭州人怎么回事,出门都不带现金!
杭州只是一个缩影,在当下中国城乡,现金已变得过时,手机支付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今年初,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国新办的一场发布会上透露,2017年中国的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近150万亿元,居全球首位。
同时,“新零售”成为财经界炙手可热的名词。2016年10月。当马云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新零售”纯属瞎编胡扯。也有人认为这预示着马云要到线下来抢流量。吴晓波看到的,是“体验革命”和“品类革命”的发生。“它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新技术的出现.为线上和线下的交互融合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二是年轻的中产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网上的廉价商品,开始愿意为高性价比的、具有个性的商品买单,同时更愿意回到真实的场景中,即买即得。”
在吴晓波看来,这些现象的背后,正是“新中产时代”的到来。
这其实早有预示。2015年1月,吴晓波创办的蓝狮子财经出版社在日本冲绳岛召开高管年会,购物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附加活动。但令他感到吃惊的是,除了买电饭煲、吹风机等日本的招牌产品外,居然有3名同事千里迢迢背回5只智能马桶盖。随后,他在微信公号上推出《吴晓波:去日本买只马桶盖》一文,引起轩然大波。也正是那一年,吴晓波意识到,中国的“新中产”阶层正崭露头角,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消费力量。
对于新中产的概念,吴晓波从财富、审美、年龄三个维度来定义。“新中产群体,一年可以拿来做投资的资金应该在100万以上,对新事物、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好奇,年龄基本以‘80后’为主力人群,上下延伸一些。”他看到,这部分人正在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因此催生的商业机会正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
未来的变革将发生在两个方面
罗纳德·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2013年以102岁的高龄去世。在生命的最后4年,他写了一本书《变革中国》。在书中,他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法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对于后一个观点,吴晓波并不认同。“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一定不是偶然性事件。它不是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完全拷贝,也不是由我们内生形成的一次跟西方成熟经济学的完全对抗。它一定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有一些原动力存在。”
在吴晓波看来,这种内在动力,主要由4部分构成。“首先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创新,其次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对于非均衡的容忍。第三是庞大的人口在制造业和互联网领域形成的‘巨国效应’,最后则是技术变革打破垄断带来的推动力。”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4个动力源仍然存在,这使他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产业变革充满信心。
事实上,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议论从未停止。在过去40年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吴晓波简单算了一下,在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起码有5次,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这个国家就要垮了。
而比“中国崩溃论”更频繁出现的,是“中国威胁论”。“历史上这两种声音是轮替着来的,目前又到了威胁论的时候。为什么特朗普会拿中国作为战略敌人,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让他产生了恐惧,他认为伤害到了美国的利益。”
而在国内,吴晓波认为,更多人关心的问题可能是,中国的这一轮繁华到底有没有终点?
“任何繁荣都跟爱情一样,它像一个火把会被燃尽,我觉得国内的精英阶层关心的是,要让中国的繁荣得以延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比如在产业方面需要转型升级,在环境方面不能有更大破坏,在制度方面还需要更完备的建设,这是中国未来几年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当前,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红利逐渐消退,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即将到来的时代充满未知。在吴晓波看来,变革将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移动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以后,会出现很多新的应用和商业模式,好像一条高速公路建完,大家关心的是上面会跑什么车;另一方面,可能是更革命性的变化,比如人类平均寿命有没有可能突破100岁?有人说到2029年芯片的运算速度将赶上人脑,那我们人类何去何从?富士康目前已经有20万机器人‘雇员’了。什么时候它们可以完全替代人类?”吴晓波已经开始了更为深远的思考。
“面对未来,我们大多数人能做的可能就两件事。让自己变得更柔软一点,多获取一些不容易被机器替代的技能;尽量多赚点钱,当新技术来临,你能够成为第一批享用者。”吴晓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