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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始终坚持的优良作风，是保持党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焦裕禄之所以能够从贫苦农民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与他不断接受批评和勇于开展自我批评是分不开的。
“一个人不能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怎么能够得上党员的标准呢”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省博山县北崮山村一户贫苦农家。1932年，家乡遭遇灾荒，家境贫寒的焦裕禄被迫退学。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的家庭遭受一连串打击，他自己也被日军抓到东北大山坑煤矿做苦工。后来虽然侥幸逃了出来，但因为没有“良民证”，无法在家乡生存，他只能逃难到江苏宿迁，靠给地主打长工为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结束两年多的逃难生活回乡，并在党的宣传教育下加入本村民兵组织，开始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一天，焦裕禄找到村里的民兵队长、党小组组长焦方开，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加入党组织。焦方开问道：“你写过入党申请书吗？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入党得具备一定条件，不能像参加民兵那样简单！”焦裕禄说：“什么？我的条件还不够吗？我家老几辈都受苦受罪，我死里逃生才长这么大，现在又是民兵，难道这些还不够条件吗？”焦方开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这只能看出你的出身好，还得看你的思想觉悟怎样。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和骨干分子。今后，只要杀敌勇敢，工作积极……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写申请要求入党。”
这次谈话后，焦裕禄开始更加积极地工作，参加反奸诉苦和解放博山等斗争，但入党过程却一波三折，前后写了3次入党申请书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党组织、共产党的认识。第一次，他在申请书中回顾了自己一路走来的悲惨遭遇，要求入党为亲人报仇，但通过学习教育，他认识到，党的奋斗目标是要消灭剥削阶级，推翻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达到世界大同，如果入党仅仅是为报私仇，就不够共产党员标准。因此，他并没有向党组织递交这份写好的入党申请书;第二次，他虽然端正了入党动机，但由于打骂俘虏，违反了俘虏政策，受到党组织的批评，他想：“一个人不能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怎么能够得上党员的标准呢？”便又将入党申请书收了起来;第三次，他通过反復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并在行动上坚决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多次受到组织表扬，才正式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1946年初，北崮山村党组织吸收了一批新党员，焦裕禄就是其中之一。在1955年撰写的《干部历史自传》中，他回顾入党经历时写道：“1946年1月，民兵队长焦方开及在我村领导工作的区委组织委员焦念文将我叫到农民焦念祯家一间闲房内入了党，这时入党是绝对保守秘密的，也未举行仪式，只是支书李京（景）伦念了下党章和几遍党员教材，介绍了下谁是党员，并告诉我候补期3个月，从此才参加了党。”他还表示：“自己自从共产党来了才有出路了，入党要好好干工作，在各种工作中起带头作用。”
“不许强迫群众做任何事情”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大反攻，党中央决定从山东解放区选派一批革命干部，组成南下工作队，支援和发展新解放区。焦裕禄被抽调到这支队伍中。10月，经过3个月集中整训，随军南下。1948年初，他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河南省尉氏县，先后被任命为尉氏县彭店区区队指导员、县委宣传部干事。1948年11月，为了支援淮海战役，尉氏县积极动员群众，组织起运输队，焦裕禄被任命为彭店区支前大队队长，负责组织民工为前线运粮。
支前运输队出发时，正赶上下大雪，积雪有膝盖深，小车推不动，全靠人肩扛背驮。一路上，他们还时不时地遭到敌机扫射。大部分同志扛一袋就已经够累了，但为了完成任务，焦裕禄每次都要扛两袋，还总是跑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他的影响下大家都劲头十足，有的同志竟扛了3袋，还有的同志用扁担挑了4袋。看到大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他兴奋地编了个顺口溜：“尉氏来支前，任务是运面。有人担四袋，个个干得欢。”有一天，为了躲避敌机，他率领大家一夜赶了80多里路，很多人的鞋子都磨破了，脚还磨出血泡，有的人甚至哭了，他鼓励大家说：“别哭，跟共产党走的都是英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红军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多大的困难都战胜了，这点困难算个啥。”
当队伍走到太康县一带时，密集的枪炮声昼夜不停，一些民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就吓得往回跑。焦裕禄知道后非常生气，领着人很快就把他们追了回来，还训斥了他们一顿。这件事被尉氏县支前担架队总负责人张申知道后批评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打人骂人呢，他们不是坏人，更不是敌人，民工都是自愿的，不想干就可以回去，不能强制。”这件事使焦裕禄深受教育，他不仅作了深刻检讨，还在后来的工作中，经常对干部们强调“不许强迫群众做任何事情”。
“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1962年6月，为了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组织上将焦裕禄从洛阳矿山机械厂调回尉氏县，主要负责农业工作。12月6日，他又临危受命调到条件更差更苦的兰考县，先后担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受自然灾害（风沙、盐碱、内涝，俗称“三害”）影响，兰考县的情况急剧恶化，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大批群众食不果腹，开始拖家带口外出逃荒要饭。干部们的思想也极不稳定，一些干部甚至在找门路想离开兰考。
焦裕禄到任兰考后不久，就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召集县委委员开会。等人到齐后，他望了望大家说：“走，跟我出去一趟。”他顶风冒雪走在兰考的大街上，后面跟着十几位县委委员。一路上没有一句话。委员们不知道往哪儿走，更不知道今天会议的内容是什么。此时的兰考县火车站北风怒吼，大雪纷飞。大批灾民正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候车室里，等待着不知开往何处的列车。焦裕禄带着大家来到候车室里，一个一个地询问，有的说：“俺那麦苗被风沙打死，每人只分几斤麦子。”有的说：“俺村庄稼被碱死了。”还有的说：“俺队秋季遭了水灾”……问了一圈后，他怀着自责的心情对身边干部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都是咱兰考的阶级兄弟，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我们不能责怪他们，更不能阻止他们。我们有责任，帮他们渡过难关，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回到县委后，焦裕禄专门召开县委常委会，回忆兰考革命斗争史，指出：“兰考这块土地，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吗？”大家听了他的话，心里顿时热乎乎的，坚定树起自力更生战胜“三害”的决心。不久，县委就成立除“三害”办公室，一场轰轰烈烈的除“三害”运动在兰考大地开启。
“从今天起，我们要废了这个规矩。这个‘老三排’排长我焦裕禄当然不当”
20世纪60年代，兰考县委旁边的县礼堂经常会有演出，繁忙工作之余，很多干部和群众都会买票去观看，可是，人多票少，渐渐地一些不良风气开始滋生蔓延。
1963年1月3日，焦裕禄的长子焦国庆去县礼堂看戏，守门的老肖没要票就让进去了。焦裕禄知道后非常生气，教育儿子说：“你可知道，剧团的叔叔阿姨在舞台上又蹦又跳又唱，那也是劳动。如果都像你看戏不买票，就等于剥削他们的劳动果实。今后还看不看白戏？”国庆说：“我错了，今后再不这样了。”他从兜里掏出两角钱递给儿子说：“从小要养成为人民服务的好品德，不要以为爸爸是书记，光想搞特殊。明天上学路过戏院门口，把钱给礼堂的叔叔，再认个错。”
一次，焦裕禄去礼堂看戏，排队买票时有人认出了他，惊讶地问：“焦书记，您看戏也排队买票？”他笑着回答：“我看戏咋就不能排队买票？”最后，他买到一张第27排的票。入座后，剧场负责人发现他坐在后排，赶紧走过去小声说：“焦书记，请您到前排就座吧，前面有空位。”他连连摆手：“乡下群众轻易不进趟城，看戏机会少，当领导的不应该把好座位占了。”剧场负责人说：“第三排是给县里领导留的位置，这是多年的老规矩了。”焦裕禄眉头一皱：“过去个别人兴起的老规矩不合理，应当废除！”
这两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引起焦裕禄的重视，为此，他在县委常委会上专门作了检讨：“同志们，今天在常委会上，我得先作个检讨。我的儿子焦国庆以县委书记儿子的身份看了一场白戏。虽然第二天补了票，但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我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所以才让一个孩子小小年纪就滋长了特殊化思想。看戏是件小事，却能反映出我们的干部作风。”作完检讨后，他话锋一转，又谈到县委干部看戏坐好座位的问题：“剧场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而且很多年一直坚持着，那就是第三排的座位不卖票，是给县委领导留的。时间一长，群众把坐在这一排的人称作‘老三排’，把经常坐中间位置的领导称作‘老三排排长’。我想，从今天起，我们要废了这个规矩。这个‘老三排’排长我焦裕禄当然不当。”为了彻底整顿干部们的思想作风，这年春节前夕他亲自起草了《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勤俭过春节，防止浪费的通知》，要求干部切实做到“十不准”，其中一条明确规定“礼堂10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干部”。
焦裕禄勇于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的故事很多，几乎贯穿了他参加革命工作的始终，直至临终前他还在为没有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而自责，并留下遗言：“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在缅怀焦裕禄丰功伟绩的同时，更要继承和发扬好他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断净化思想、锤炼党性，努力做新时代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責编 王燕萍）
“一个人不能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怎么能够得上党员的标准呢”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省博山县北崮山村一户贫苦农家。1932年，家乡遭遇灾荒，家境贫寒的焦裕禄被迫退学。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的家庭遭受一连串打击，他自己也被日军抓到东北大山坑煤矿做苦工。后来虽然侥幸逃了出来，但因为没有“良民证”，无法在家乡生存，他只能逃难到江苏宿迁，靠给地主打长工为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结束两年多的逃难生活回乡，并在党的宣传教育下加入本村民兵组织，开始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一天，焦裕禄找到村里的民兵队长、党小组组长焦方开，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加入党组织。焦方开问道：“你写过入党申请书吗？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入党得具备一定条件，不能像参加民兵那样简单！”焦裕禄说：“什么？我的条件还不够吗？我家老几辈都受苦受罪，我死里逃生才长这么大，现在又是民兵，难道这些还不够条件吗？”焦方开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这只能看出你的出身好，还得看你的思想觉悟怎样。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和骨干分子。今后，只要杀敌勇敢，工作积极……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写申请要求入党。”
这次谈话后，焦裕禄开始更加积极地工作，参加反奸诉苦和解放博山等斗争，但入党过程却一波三折，前后写了3次入党申请书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党组织、共产党的认识。第一次，他在申请书中回顾了自己一路走来的悲惨遭遇，要求入党为亲人报仇，但通过学习教育，他认识到，党的奋斗目标是要消灭剥削阶级，推翻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达到世界大同，如果入党仅仅是为报私仇，就不够共产党员标准。因此，他并没有向党组织递交这份写好的入党申请书;第二次，他虽然端正了入党动机，但由于打骂俘虏，违反了俘虏政策，受到党组织的批评，他想：“一个人不能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怎么能够得上党员的标准呢？”便又将入党申请书收了起来;第三次，他通过反復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并在行动上坚决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多次受到组织表扬，才正式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1946年初，北崮山村党组织吸收了一批新党员，焦裕禄就是其中之一。在1955年撰写的《干部历史自传》中，他回顾入党经历时写道：“1946年1月，民兵队长焦方开及在我村领导工作的区委组织委员焦念文将我叫到农民焦念祯家一间闲房内入了党，这时入党是绝对保守秘密的，也未举行仪式，只是支书李京（景）伦念了下党章和几遍党员教材，介绍了下谁是党员，并告诉我候补期3个月，从此才参加了党。”他还表示：“自己自从共产党来了才有出路了，入党要好好干工作，在各种工作中起带头作用。”
“不许强迫群众做任何事情”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大反攻，党中央决定从山东解放区选派一批革命干部，组成南下工作队，支援和发展新解放区。焦裕禄被抽调到这支队伍中。10月，经过3个月集中整训，随军南下。1948年初，他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河南省尉氏县，先后被任命为尉氏县彭店区区队指导员、县委宣传部干事。1948年11月，为了支援淮海战役，尉氏县积极动员群众，组织起运输队，焦裕禄被任命为彭店区支前大队队长，负责组织民工为前线运粮。
支前运输队出发时，正赶上下大雪，积雪有膝盖深，小车推不动，全靠人肩扛背驮。一路上，他们还时不时地遭到敌机扫射。大部分同志扛一袋就已经够累了，但为了完成任务，焦裕禄每次都要扛两袋，还总是跑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他的影响下大家都劲头十足，有的同志竟扛了3袋，还有的同志用扁担挑了4袋。看到大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他兴奋地编了个顺口溜：“尉氏来支前，任务是运面。有人担四袋，个个干得欢。”有一天，为了躲避敌机，他率领大家一夜赶了80多里路，很多人的鞋子都磨破了，脚还磨出血泡，有的人甚至哭了，他鼓励大家说：“别哭，跟共产党走的都是英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红军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多大的困难都战胜了，这点困难算个啥。”
当队伍走到太康县一带时，密集的枪炮声昼夜不停，一些民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就吓得往回跑。焦裕禄知道后非常生气，领着人很快就把他们追了回来，还训斥了他们一顿。这件事被尉氏县支前担架队总负责人张申知道后批评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打人骂人呢，他们不是坏人，更不是敌人，民工都是自愿的，不想干就可以回去，不能强制。”这件事使焦裕禄深受教育，他不仅作了深刻检讨，还在后来的工作中，经常对干部们强调“不许强迫群众做任何事情”。
“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1962年6月，为了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组织上将焦裕禄从洛阳矿山机械厂调回尉氏县，主要负责农业工作。12月6日，他又临危受命调到条件更差更苦的兰考县，先后担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受自然灾害（风沙、盐碱、内涝，俗称“三害”）影响，兰考县的情况急剧恶化，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大批群众食不果腹，开始拖家带口外出逃荒要饭。干部们的思想也极不稳定，一些干部甚至在找门路想离开兰考。
焦裕禄到任兰考后不久，就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召集县委委员开会。等人到齐后，他望了望大家说：“走，跟我出去一趟。”他顶风冒雪走在兰考的大街上，后面跟着十几位县委委员。一路上没有一句话。委员们不知道往哪儿走，更不知道今天会议的内容是什么。此时的兰考县火车站北风怒吼，大雪纷飞。大批灾民正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候车室里，等待着不知开往何处的列车。焦裕禄带着大家来到候车室里，一个一个地询问，有的说：“俺那麦苗被风沙打死，每人只分几斤麦子。”有的说：“俺村庄稼被碱死了。”还有的说：“俺队秋季遭了水灾”……问了一圈后，他怀着自责的心情对身边干部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都是咱兰考的阶级兄弟，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我们不能责怪他们，更不能阻止他们。我们有责任，帮他们渡过难关，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回到县委后，焦裕禄专门召开县委常委会，回忆兰考革命斗争史，指出：“兰考这块土地，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吗？”大家听了他的话，心里顿时热乎乎的，坚定树起自力更生战胜“三害”的决心。不久，县委就成立除“三害”办公室，一场轰轰烈烈的除“三害”运动在兰考大地开启。
“从今天起，我们要废了这个规矩。这个‘老三排’排长我焦裕禄当然不当”
20世纪60年代，兰考县委旁边的县礼堂经常会有演出，繁忙工作之余，很多干部和群众都会买票去观看，可是，人多票少，渐渐地一些不良风气开始滋生蔓延。
1963年1月3日，焦裕禄的长子焦国庆去县礼堂看戏，守门的老肖没要票就让进去了。焦裕禄知道后非常生气，教育儿子说：“你可知道，剧团的叔叔阿姨在舞台上又蹦又跳又唱，那也是劳动。如果都像你看戏不买票，就等于剥削他们的劳动果实。今后还看不看白戏？”国庆说：“我错了，今后再不这样了。”他从兜里掏出两角钱递给儿子说：“从小要养成为人民服务的好品德，不要以为爸爸是书记，光想搞特殊。明天上学路过戏院门口，把钱给礼堂的叔叔，再认个错。”
一次，焦裕禄去礼堂看戏，排队买票时有人认出了他，惊讶地问：“焦书记，您看戏也排队买票？”他笑着回答：“我看戏咋就不能排队买票？”最后，他买到一张第27排的票。入座后，剧场负责人发现他坐在后排，赶紧走过去小声说：“焦书记，请您到前排就座吧，前面有空位。”他连连摆手：“乡下群众轻易不进趟城，看戏机会少，当领导的不应该把好座位占了。”剧场负责人说：“第三排是给县里领导留的位置，这是多年的老规矩了。”焦裕禄眉头一皱：“过去个别人兴起的老规矩不合理，应当废除！”
这两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引起焦裕禄的重视，为此，他在县委常委会上专门作了检讨：“同志们，今天在常委会上，我得先作个检讨。我的儿子焦国庆以县委书记儿子的身份看了一场白戏。虽然第二天补了票，但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我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所以才让一个孩子小小年纪就滋长了特殊化思想。看戏是件小事，却能反映出我们的干部作风。”作完检讨后，他话锋一转，又谈到县委干部看戏坐好座位的问题：“剧场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而且很多年一直坚持着，那就是第三排的座位不卖票，是给县委领导留的。时间一长，群众把坐在这一排的人称作‘老三排’，把经常坐中间位置的领导称作‘老三排排长’。我想，从今天起，我们要废了这个规矩。这个‘老三排’排长我焦裕禄当然不当。”为了彻底整顿干部们的思想作风，这年春节前夕他亲自起草了《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勤俭过春节，防止浪费的通知》，要求干部切实做到“十不准”，其中一条明确规定“礼堂10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干部”。
焦裕禄勇于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的故事很多，几乎贯穿了他参加革命工作的始终，直至临终前他还在为没有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而自责，并留下遗言：“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在缅怀焦裕禄丰功伟绩的同时，更要继承和发扬好他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断净化思想、锤炼党性，努力做新时代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責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