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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2日至23日，《沙飞：现代中国的重要摄影者》（The Photographer Who Shaped Modern China： Sha Fei and His World）学术研讨会和文献展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举办。此次在波士顿举办的会议是由哈佛大学艺术史系和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合作发起，由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联合主办。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汪悦进（哈佛大学）、高铮（马里兰大学）、克里斯多夫·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纽约国际摄影中心）、胡素馨（Sarah Fraser，海德堡大学）、杜琳（哈佛大学）、顾铮（复旦大学）、蔡涛（广州美术学院）、高初（中国美术学院）、司苏实（沙飞研究中心）分别作了主题报告，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哈佛大学）、鲁道夫·瓦格纳（Rudolph Wagner，海德堡大学）、韩琼（Carma Hinton， 乔治梅森大学）、叶凯蒂（Catherine Yeh，波士顿大学）等学者参与圆桌讨论。从美国各地赶来的艺术史和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十余人列席。在会议间隙，参会学者查阅了沙飞的女儿王雁女士捐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资料，并参加了在费正清研究中心举办的沙飞影展的开幕式。
此次会议是2015年12月27日至29日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学术研讨会及文献展的后续研讨。关于边区摄影的个案研究，由《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李波先生组稿，于2015年7月号的《中国摄影》上刊载了其中14位战地摄影者的个案作品；12月底在杭州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摄影》杂志也是发起单位之一，并作为独家媒体报道与学术支持机构参与。来自国内与国际的学者40余人做研讨会发言，各地的青年教师和学生30余人自发汇集到杭州参加了这次会议。杭州会议分10个场次进行，涉及多个学科作为分会场，会议最后一天也包含出版界和策展界的圆桌专场，力图将图像档案的整理（档案界）、研究（学术界）、展览（美术馆界）、出版（出版界）打通，达成中国摄影史论从档案整理到学术研究、展览、出版的密切合作。
就摄影档案的学术性整理工作而言，最大的不便在于大多数摄影档案如同其他革命时期的档案一样，是非公开的资料，很少能为学术界所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抗战时期的摄影档案较少在档案界与学术界得到整理，而是通过摄影师群体及其子嗣的努力而得以汇集、整理与出版。摄影家后代所做的整理汇编与结集出版工作，例如围绕沙飞、高帆、齐观山、吴群、袁克忠等摄影师，均有很好的成果。在2015年12月，刘峰摄影集刚刚出版，杭州会议邀请了刘峰的家属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困境，并希望能对家庭档案在学术界的激活，以及青年学者对档案工作的密切参与提供积极的经验。在2016年4月，王雁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向参会的学者赠送的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摄影资料，如最近再版的《我的父亲沙飞》和石志民先生主编的《晋察冀画报资料全集》。
顾棣先生是抗战摄影资料在战争年代的重要保管者和整理者，也是重要研究者。他曾在《晋察冀画报》社、《华北画报》社和《解放军画报》社工作，调《山西画报》社后也未曾停止关于这些档案的思考。1980年代中国摄影家协会编写《中国摄影史1937-1949》时，顾棣调取了一批图像，在之后研究和出版中，也不断收集新的资料。他陆续出版了《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与方伟合著），《崇高美的历史再现》（和蔡子鄂合著），并在2009年将一生收集的资料和所做研究，结集为《红色摄影史录》。可以说顾棣先生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资料整理者。司苏实先生在《红色摄影史录》的材料整理和编辑出版过程中做了大量和细致的工作，写出了精彩的学术文章。自1980年代起，沙飞的家属和沙飞的战友关切和致力于沙飞的档案整理和沙飞的平反工作。王笑利女士和顾棣先生在1980年代做了大量的采访。而王雁女士主持的沙飞的档案整理和研究，与学术界与美术馆联系紧密，这一成果在2005年结集出版为《沙飞摄影全集》，她个人的《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也有颇多学术讨论。这也是近年来战争时期摄影的个案研究最好的成果。最近几年，王雁女士代表沙飞家属，积极推动将沙飞的原始档案捐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大学艺术史系的汪悦进教授作为这一项目的协调人，在协调与衔接档案事务的同时，也邀请学者深入参与到有关沙飞及同时期中国摄影师的研究与讨论中，并筹备一次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围绕沙飞档案与沙飞研究的学术研讨会。这一会议设想经过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主任高初与汪悦进教授的商议，决定由中国美术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举办这次学术研讨会，将其分为2015年12月在杭州和2016年4月份在波士顿的两场会议，并将杭州研讨会的题目扩展为“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成为一场多领域、跨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
近年来对于摄影档案的整理，有着注重个案研究和口述史抢救的特点，同时也注重跨学科的方法论，在将其引入到中国摄影史的研究的同时形成中国摄影史的学科边界和学科自洽。在海外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将中国的视觉材料作为研究与写作对象，并在广泛地面对和使用近代以来中国的摄影材料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套经验和方法。
摄影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将涉及展览和出版。会议试图将图像档案的整理（档案界）、研究（学术界）、展览（美术馆界）、出版（出版界）汇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呼应着中国摄影史这一初建学科的特性：学者需要身兼口述采访人、策展人和图书编辑等身份，在汇集、整理、展览和出版摄影档案的同时进行研究。这种学术生产和社会生产的紧密合作，使得近年来摄影史的研究卓有成效：个案研究的文献展、学术展、回顾展，地域性的市级美术馆与省美术馆的学术合作，围绕某一历史议题的档案成果的集中出版，由双年展引发的国际策展界的讨论等等，共同组成了围绕“摄影”这
一社会性档案的整理、研究与讨论。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作为摄影理论与史论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机构，活跃在文献汇集、学术生产和展览实践的最前沿。杭州会议的出版界圆桌，汇集了过去十年来最有活力的专注于摄影文献、摄影译介与批评、摄影史论与理论的出版社。而策展界的圆桌讨论，则汇集了近年来活跃的文献展与学术展的策展人。
这两场会议的另一特点是跨学科的学术视野，杭州会议分为9个场次，有艺术史、近代史、革命史、传播学、社会史、人类学、文化史、文学史、摄影史、视觉文化研究、画报研究、女性研究等各个领域的学者参加。围绕近代中国的视觉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如此广泛的学科之间的交流还是第一次。为此，近代史会场的召集人王奇生（北京大学）、艺术史会场的召集人汪悦进（哈佛大学）、传播学会场的召集人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摄影史会场的召集人晋永权（《中国摄影》）、摄影档案会场的召集人高初（中国美术学院）、沙飞会场的王雁女士和司苏实（沙飞研究中心）等都做了大量的与会学者的沟通工作，使得关于议题的讨论不但可以汇集和深入，也使得开放性的议题设置易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讨论。这与摄影史这一学科在材料上和方法论上的特点是一致的。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杭州会议将留出更多的时间讨论与交流，而非宣读报告。波士顿会议的发言学者也来自各个领域，如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裴宜理教授从事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胡素馨教授和汪悦进教授都专长于中国美术史研究，而鲁道夫·瓦格纳教授则专长于文学和思想史领域。
这两次会议之后，与会的国内外学者不但保持着密切的学术沟通，并且也逐渐参与到围绕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国内与国际、院校与机构、以及美术馆、出版界的通力合作的工作网络和长期计划中。这一现象折射着中国摄影史论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和国际学术合作的进入新的阶段。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汪悦进（哈佛大学）、高铮（马里兰大学）、克里斯多夫·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纽约国际摄影中心）、胡素馨（Sarah Fraser，海德堡大学）、杜琳（哈佛大学）、顾铮（复旦大学）、蔡涛（广州美术学院）、高初（中国美术学院）、司苏实（沙飞研究中心）分别作了主题报告，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哈佛大学）、鲁道夫·瓦格纳（Rudolph Wagner，海德堡大学）、韩琼（Carma Hinton， 乔治梅森大学）、叶凯蒂（Catherine Yeh，波士顿大学）等学者参与圆桌讨论。从美国各地赶来的艺术史和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十余人列席。在会议间隙，参会学者查阅了沙飞的女儿王雁女士捐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资料，并参加了在费正清研究中心举办的沙飞影展的开幕式。
此次会议是2015年12月27日至29日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学术研讨会及文献展的后续研讨。关于边区摄影的个案研究，由《中国摄影》杂志副主编李波先生组稿，于2015年7月号的《中国摄影》上刊载了其中14位战地摄影者的个案作品；12月底在杭州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摄影》杂志也是发起单位之一，并作为独家媒体报道与学术支持机构参与。来自国内与国际的学者40余人做研讨会发言，各地的青年教师和学生30余人自发汇集到杭州参加了这次会议。杭州会议分10个场次进行，涉及多个学科作为分会场，会议最后一天也包含出版界和策展界的圆桌专场，力图将图像档案的整理（档案界）、研究（学术界）、展览（美术馆界）、出版（出版界）打通，达成中国摄影史论从档案整理到学术研究、展览、出版的密切合作。
就摄影档案的学术性整理工作而言，最大的不便在于大多数摄影档案如同其他革命时期的档案一样，是非公开的资料，很少能为学术界所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抗战时期的摄影档案较少在档案界与学术界得到整理，而是通过摄影师群体及其子嗣的努力而得以汇集、整理与出版。摄影家后代所做的整理汇编与结集出版工作，例如围绕沙飞、高帆、齐观山、吴群、袁克忠等摄影师，均有很好的成果。在2015年12月，刘峰摄影集刚刚出版，杭州会议邀请了刘峰的家属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困境，并希望能对家庭档案在学术界的激活，以及青年学者对档案工作的密切参与提供积极的经验。在2016年4月，王雁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向参会的学者赠送的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摄影资料，如最近再版的《我的父亲沙飞》和石志民先生主编的《晋察冀画报资料全集》。
顾棣先生是抗战摄影资料在战争年代的重要保管者和整理者，也是重要研究者。他曾在《晋察冀画报》社、《华北画报》社和《解放军画报》社工作，调《山西画报》社后也未曾停止关于这些档案的思考。1980年代中国摄影家协会编写《中国摄影史1937-1949》时，顾棣调取了一批图像，在之后研究和出版中，也不断收集新的资料。他陆续出版了《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与方伟合著），《崇高美的历史再现》（和蔡子鄂合著），并在2009年将一生收集的资料和所做研究，结集为《红色摄影史录》。可以说顾棣先生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资料整理者。司苏实先生在《红色摄影史录》的材料整理和编辑出版过程中做了大量和细致的工作，写出了精彩的学术文章。自1980年代起，沙飞的家属和沙飞的战友关切和致力于沙飞的档案整理和沙飞的平反工作。王笑利女士和顾棣先生在1980年代做了大量的采访。而王雁女士主持的沙飞的档案整理和研究，与学术界与美术馆联系紧密，这一成果在2005年结集出版为《沙飞摄影全集》，她个人的《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也有颇多学术讨论。这也是近年来战争时期摄影的个案研究最好的成果。最近几年，王雁女士代表沙飞家属，积极推动将沙飞的原始档案捐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大学艺术史系的汪悦进教授作为这一项目的协调人，在协调与衔接档案事务的同时，也邀请学者深入参与到有关沙飞及同时期中国摄影师的研究与讨论中，并筹备一次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围绕沙飞档案与沙飞研究的学术研讨会。这一会议设想经过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主任高初与汪悦进教授的商议，决定由中国美术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举办这次学术研讨会，将其分为2015年12月在杭州和2016年4月份在波士顿的两场会议，并将杭州研讨会的题目扩展为“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成为一场多领域、跨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
近年来对于摄影档案的整理，有着注重个案研究和口述史抢救的特点，同时也注重跨学科的方法论，在将其引入到中国摄影史的研究的同时形成中国摄影史的学科边界和学科自洽。在海外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将中国的视觉材料作为研究与写作对象，并在广泛地面对和使用近代以来中国的摄影材料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套经验和方法。
摄影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将涉及展览和出版。会议试图将图像档案的整理（档案界）、研究（学术界）、展览（美术馆界）、出版（出版界）汇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呼应着中国摄影史这一初建学科的特性：学者需要身兼口述采访人、策展人和图书编辑等身份，在汇集、整理、展览和出版摄影档案的同时进行研究。这种学术生产和社会生产的紧密合作，使得近年来摄影史的研究卓有成效：个案研究的文献展、学术展、回顾展，地域性的市级美术馆与省美术馆的学术合作，围绕某一历史议题的档案成果的集中出版，由双年展引发的国际策展界的讨论等等，共同组成了围绕“摄影”这
一社会性档案的整理、研究与讨论。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作为摄影理论与史论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机构，活跃在文献汇集、学术生产和展览实践的最前沿。杭州会议的出版界圆桌，汇集了过去十年来最有活力的专注于摄影文献、摄影译介与批评、摄影史论与理论的出版社。而策展界的圆桌讨论，则汇集了近年来活跃的文献展与学术展的策展人。
这两场会议的另一特点是跨学科的学术视野，杭州会议分为9个场次，有艺术史、近代史、革命史、传播学、社会史、人类学、文化史、文学史、摄影史、视觉文化研究、画报研究、女性研究等各个领域的学者参加。围绕近代中国的视觉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如此广泛的学科之间的交流还是第一次。为此，近代史会场的召集人王奇生（北京大学）、艺术史会场的召集人汪悦进（哈佛大学）、传播学会场的召集人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摄影史会场的召集人晋永权（《中国摄影》）、摄影档案会场的召集人高初（中国美术学院）、沙飞会场的王雁女士和司苏实（沙飞研究中心）等都做了大量的与会学者的沟通工作，使得关于议题的讨论不但可以汇集和深入，也使得开放性的议题设置易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讨论。这与摄影史这一学科在材料上和方法论上的特点是一致的。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杭州会议将留出更多的时间讨论与交流，而非宣读报告。波士顿会议的发言学者也来自各个领域，如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裴宜理教授从事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胡素馨教授和汪悦进教授都专长于中国美术史研究，而鲁道夫·瓦格纳教授则专长于文学和思想史领域。
这两次会议之后，与会的国内外学者不但保持着密切的学术沟通，并且也逐渐参与到围绕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国内与国际、院校与机构、以及美术馆、出版界的通力合作的工作网络和长期计划中。这一现象折射着中国摄影史论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和国际学术合作的进入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