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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的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让日本人情绪不佳。
在“全球华人大签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动中，截至3月29日，响应者已逾1000万人。参与者甚至可通过移动和联通的免费短信进行签名。
“这几天感觉确实不舒服，反正已经习惯了，在中国谴责日本已经不是新闻了。”日本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外交官说。
“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回家一看新闻，又是这些。其实，我也不赞成首相参拜，每次他参拜以后，我们都要加班。”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近段时间以来，对中国媒体感到“困惑”的日本外交机构，加大了对中国媒体的公关力度，试图改变日本在中围传媒中的形象，并使中国普通公众对日本产生好感。
试图给中国记者“洗脑”
事实上，对于中国媒体的“警惕”，日本外交机构由来已久，日本外务省的很多官员相信，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是片面的，这种“片面”部分导致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极度反感”。
新华社一位负责外事新闻的资深编辑认为，中国主流媒体对日本的报道，在政治上是理性的，最重要的是，符合两国关系实际。
不管怎样，作为解决“中国媒体问题”的一种方式，日本方面采取了包括“日中共同作业计划”在内的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等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其中，近段时间里，日方尤其重视加强与中国媒体的沟通。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日本方面最近加大了对中国新闻界尤其是“市场化媒体”的公关活动，频频邀请釆编人员访问日本。
在2004年7月到2005年3月，已经有几十家媒体的记者被邀请访问日本，包括《中国青年报》、《新京报》、《京华时报》、《青年参考》、《中国新闻周刊》及本刊等媒体都派出记者到日本访问。
根据日本使馆提供的资料，仅在最近一年内，使馆就举办了5次这样的活动：
2004年7月26日至8月1日，7名记者，考察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
2004年10月17日至24日，4名记者，考察了东京、广岛、大阪、京都；
2004年12月13日至23日，9名记者，考察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广岛；
2005年2月7日至15日，1名记者，考察东京、三重、京都、广岛；
2005年3月14日至24日，4名记者，考察了东京、名古屋、京都、神户、广岛、大阪。
据日本驻华使馆透露，这些记者在日本考察期间，被安排和日本的一些高官及国会议员进行讨沦，去日本的企业、工厂进行参观；使馆也会根据记者的要求做出一定的安排，让中国记者了解普通的日本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想些什么。
“比如中国的老龄化趋势也在加深，所以会安排他们去参观养老院。另外，中国也在振兴像动画片一类的文化产业。所以也会安排记者到日本参观这方面的产业。”日本驻华使馆公使井出敬二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釆访时说。
一些赴日考察的中国记者说，采访线路、场地什么的，以及要见什么人，大都是日本官方安排好的。平时在电影、碟片中目睹的日本的那些严重社会问题，基本上没有看到。
井出敬二是这样说的：“当然我们也尊重记者的报道自由，所以我们不会要求你去了日本之后应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
靖国神社给中国记者留下了“最糟糕印象”
在赴日的中国记者中，一部分人考察了靖国神社。“我就是想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参加2004年10月17日至24日赴日本考察的一位记者说。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回忆，那一天是2004年10月19日上午，下着小雨，当时正值靖国神社秋祭，“那是一座看上去风景秀美的建筑。穿着白色长袍、打着黄色雨伞的神职人员正在举行仪式。”
从正门走进去，记者们遇到一个老兵模样的人，穿着蓝色雨衣，带着黑色帽子，面对走过的参观者，不时挥舞着日本旧时的国旗，老兵身上还披着白色条幅，上面的文字大意是表示纪念。
“我当时狠狠瞪了他一眼，他也注意到我，也报之以警惕的眼神，我想他可能是为死去的人招魂。”这位记者说。
“可以说，去靖国神社的考察是日本给我留下的最糟糕印象，我无法认同日本人对自己文化观、生死观的解释。我们接下来对游旧馆的考察，心情更加沉重。”
游旧馆坐落在靖国神社，里面陈列着大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使用的武器和物品，包括鱼雷、战斗机、日本军刀、军服等。
“游旧馆每天都要为参观的人放映电影，反映日本过去的战争经历，我不懂日文，但是我能够明显感觉到这里渲染的气氛，是对侵略者进行赞美。听着解说员的声音，看到电影画面，让我感觉到回到了二战时期。”
2004年10月19日上午，与中国记者同时到靖国神社的还有包括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民主党议员、前首相羽田孜等在内的79名国会议员。
“我当时想，中国人肯定会非常愤怒，中国外交部官员常对日本人说，(首相参拜)伤害了中国等亚洲国家战争受害者的感情，而那一时刻，我感觉自己受到的伤害是真实的，非常难过。”
陪同中国记者的日本人田中解释说，他几乎不来这里，对这里不感兴趣。“言外之意是，靖围神社不是日本的全部，我也认同这一点，即使是秋祭，来参拜和参观的人还是很少的。日本是丰富的，不仅仅是这个神社。”
经常性的交锋
靖国神社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记者考察日本时的必谈问题，也是双方经常交锋的话题。2005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中国记者业务研修会上，受邀演讲的一位日本官员对中国媒体提了一些意见。
“最近日美贸易大臣进行了会谈，中国发表了评论，大多数媒体只介绍了中方的观点，《新京报》同时却采访了我。他们在这个报道中，讲了中方的评论，专家的观点，日方的观点，比较均衡，我很感谢他们介绍日本的观点。”
不过，在这位官员演讲完，一场“意外”还是发生了，这位官员遭到了众媒体记者的“发难”。在回答了“靖国神社”，“珠海买春团”等负面事件的问题后，最后有记者问他：“对日本人心胸狭窄、忘恩负义有什么看法?”
一直面带微笑的日本官员骤然色变，询问主办方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回答吗。
在场的《南风窗》杂志副总编张良评论道：“中国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追寻答案，有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宣泄一种情绪。”
而类似的经历，对于日本人来说已不鲜见，日本人与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围绕靖国神社、教科书、南京大屠杀、遗留化学武器，钓鱼岛等问题为基本话题，激烈的争论时有发生。
比如在2004年末，在日本新闻文化中心举办的有关日本话题的讲座上，日本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几乎一个人与几十个中国听众辩论，而话题的核心依然是靖国神社。
面对听众提出，日本为何不仿效德国，这位日本官员强调了日本的文化因素，而他的发言不时引起在场的中国人的质疑，最后不欢而散。
日本的另一面
田建光，郑州大河网新闻部主任， 2004年11月17日—12月9日参加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举办的“中国地方青年邀请”项目。
回到中国后，他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一定要搞好自己的建设。田建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日本有很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地域狭小，但是日本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科技如此发达，真是出去之后才深有体会。 田建光说，“到日本之后，看到日本城市群建设、新干线等，都是奥运会之后搞起来的，学者们也提出奥运会是日本进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的转折点。所以北京的奥运会也要好好搞。”
据记者们透露，日本的外交机构还希望中国媒体了解日本的另一面，比如，战后的日本在政治体制方面是怎样进行改革的，战后的日本实行了民主主义，日本对比绞贫穷的邻国实行了经济援助等。
“如果问我对日本的哪些方面印象最为深刻，那就是去朝日电视台参观的时候，他们正在为公众转播国会的辩论，前首相桥本当时正在接受献金案调查。”一位参加考察的记者不无感慨。
日本使馆希望中国记者可以多见些人，多去一些地方，所以行程安排得非常紧，记者很难通过一周的时间深刻地了解日本。
《中国新闻周刊》的执行主编靳丽萍说：“第一次去日本，行程安排得很满，时间很紧张，有点走马观花。”
日本媒体更需要全面了解中国
中国记者也在日本感受到，对于中国问题，日本媒体行在“过度炒作”。
“比如说2003午的福冈杀人事件，日本媒体部在渲染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很变态地杀人，这对中国的形象很不利。而中国人在日本犯罪的情况毕竟是少数。”《经济观察报》前记者文琼说。
此外，日奉近年米极力渲染中国军事现代化，称中国国防费用不断增加，国防政策不透明，已经成为周边地区的“军事威胁”。
中日问题研究者刘柠认为，一些日本媒体说“日本纳税人的血汗钱”到头来只换得中国社会口益高涨的民间“反日”运动，大规模军事扩张以及对有潜在军事陆意图的宁宙开发事业的巨额投入的声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丁日本的“民意”和“舆论”?
“但它相当煽情，通过火众传媒广为传播，不但在民间社会成功地遮蔽了 ODA的‘准赔偿’背景，而且使日本政府在决策上的回旋余地变得越来越小，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的舆论空间一度收减，在各大报章中对中国的报道，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很接近，对中国的报道增长，但负面居多，有的右翼媒体争着做中国专辑，因为卖得好。”刘柠说。
曾去过日本多次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在《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中国媒体固然要更多地报道日本，日本人更应该全面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
现任清华大学中法交流中心主任的杜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日民间情绪的对立是客观历史的结果，中日两国媒体在处理对方报道上确有不适之处，但这部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两困如何找到其中的原因并解决问题，就像战后法德两国所作的努力那样解决历史州题。媒体在其中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
仅有沟通是不够的
“包括我们每一个到日奉访问的中国人，如果大家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宣传、介绍中国的情况，肯定有助于日本民众更正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一位从日本考察归来的记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表述。
据统计，2004年中国人到日本的人数为60万左右，日本使馆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13亿中国人了解日本，其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先让中国的媒体了解日本。
同时，日本也在中国一些顶尖的传媒院校中，与那些中国未来的年轻记者进行交流，比如在清华大学传播学院，使馆也会请一些日本记者去那里介绍一些日本的情况，以此加强青年之间的交流。
但是，《经济》杂志记者王建钢认为，仅有沟通是不够的。“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不应该年复一年地去刺激曾被日本侵略的国家。并不是中国媒体恶意丑化或者妖魔化日本，日本应该反省一下，中国媒体左右不了小泉，更左右不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根本情绪。”
《环球》杂志最近发表一篇评论认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沟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手段，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看问题……很多时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
说到底，究竟日本能否通过中国传媒改变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形象，除了需要时间和更多的交流，更需要日本国内特别是高层自身的努力。
在“全球华人大签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动中，截至3月29日，响应者已逾1000万人。参与者甚至可通过移动和联通的免费短信进行签名。
“这几天感觉确实不舒服，反正已经习惯了，在中国谴责日本已经不是新闻了。”日本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外交官说。
“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回家一看新闻，又是这些。其实，我也不赞成首相参拜，每次他参拜以后，我们都要加班。”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近段时间以来，对中国媒体感到“困惑”的日本外交机构，加大了对中国媒体的公关力度，试图改变日本在中围传媒中的形象，并使中国普通公众对日本产生好感。
试图给中国记者“洗脑”
事实上，对于中国媒体的“警惕”，日本外交机构由来已久，日本外务省的很多官员相信，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是片面的，这种“片面”部分导致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极度反感”。
新华社一位负责外事新闻的资深编辑认为，中国主流媒体对日本的报道，在政治上是理性的，最重要的是，符合两国关系实际。
不管怎样，作为解决“中国媒体问题”的一种方式，日本方面采取了包括“日中共同作业计划”在内的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等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其中，近段时间里，日方尤其重视加强与中国媒体的沟通。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日本方面最近加大了对中国新闻界尤其是“市场化媒体”的公关活动，频频邀请釆编人员访问日本。
在2004年7月到2005年3月，已经有几十家媒体的记者被邀请访问日本，包括《中国青年报》、《新京报》、《京华时报》、《青年参考》、《中国新闻周刊》及本刊等媒体都派出记者到日本访问。
根据日本使馆提供的资料，仅在最近一年内，使馆就举办了5次这样的活动：
2004年7月26日至8月1日，7名记者，考察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
2004年10月17日至24日，4名记者，考察了东京、广岛、大阪、京都；
2004年12月13日至23日，9名记者，考察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广岛；
2005年2月7日至15日，1名记者，考察东京、三重、京都、广岛；
2005年3月14日至24日，4名记者，考察了东京、名古屋、京都、神户、广岛、大阪。
据日本驻华使馆透露，这些记者在日本考察期间，被安排和日本的一些高官及国会议员进行讨沦，去日本的企业、工厂进行参观；使馆也会根据记者的要求做出一定的安排，让中国记者了解普通的日本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想些什么。
“比如中国的老龄化趋势也在加深，所以会安排他们去参观养老院。另外，中国也在振兴像动画片一类的文化产业。所以也会安排记者到日本参观这方面的产业。”日本驻华使馆公使井出敬二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釆访时说。
一些赴日考察的中国记者说，采访线路、场地什么的，以及要见什么人，大都是日本官方安排好的。平时在电影、碟片中目睹的日本的那些严重社会问题，基本上没有看到。
井出敬二是这样说的：“当然我们也尊重记者的报道自由，所以我们不会要求你去了日本之后应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
靖国神社给中国记者留下了“最糟糕印象”
在赴日的中国记者中，一部分人考察了靖国神社。“我就是想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参加2004年10月17日至24日赴日本考察的一位记者说。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回忆，那一天是2004年10月19日上午，下着小雨，当时正值靖国神社秋祭，“那是一座看上去风景秀美的建筑。穿着白色长袍、打着黄色雨伞的神职人员正在举行仪式。”
从正门走进去，记者们遇到一个老兵模样的人，穿着蓝色雨衣，带着黑色帽子，面对走过的参观者，不时挥舞着日本旧时的国旗，老兵身上还披着白色条幅，上面的文字大意是表示纪念。
“我当时狠狠瞪了他一眼，他也注意到我，也报之以警惕的眼神，我想他可能是为死去的人招魂。”这位记者说。
“可以说，去靖国神社的考察是日本给我留下的最糟糕印象，我无法认同日本人对自己文化观、生死观的解释。我们接下来对游旧馆的考察，心情更加沉重。”
游旧馆坐落在靖国神社，里面陈列着大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使用的武器和物品，包括鱼雷、战斗机、日本军刀、军服等。
“游旧馆每天都要为参观的人放映电影，反映日本过去的战争经历，我不懂日文，但是我能够明显感觉到这里渲染的气氛，是对侵略者进行赞美。听着解说员的声音，看到电影画面，让我感觉到回到了二战时期。”
2004年10月19日上午，与中国记者同时到靖国神社的还有包括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民主党议员、前首相羽田孜等在内的79名国会议员。
“我当时想，中国人肯定会非常愤怒，中国外交部官员常对日本人说，(首相参拜)伤害了中国等亚洲国家战争受害者的感情，而那一时刻，我感觉自己受到的伤害是真实的，非常难过。”
陪同中国记者的日本人田中解释说，他几乎不来这里，对这里不感兴趣。“言外之意是，靖围神社不是日本的全部，我也认同这一点，即使是秋祭，来参拜和参观的人还是很少的。日本是丰富的，不仅仅是这个神社。”
经常性的交锋
靖国神社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记者考察日本时的必谈问题，也是双方经常交锋的话题。2005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中国记者业务研修会上，受邀演讲的一位日本官员对中国媒体提了一些意见。
“最近日美贸易大臣进行了会谈，中国发表了评论，大多数媒体只介绍了中方的观点，《新京报》同时却采访了我。他们在这个报道中，讲了中方的评论，专家的观点，日方的观点，比较均衡，我很感谢他们介绍日本的观点。”
不过，在这位官员演讲完，一场“意外”还是发生了，这位官员遭到了众媒体记者的“发难”。在回答了“靖国神社”，“珠海买春团”等负面事件的问题后，最后有记者问他：“对日本人心胸狭窄、忘恩负义有什么看法?”
一直面带微笑的日本官员骤然色变，询问主办方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回答吗。
在场的《南风窗》杂志副总编张良评论道：“中国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追寻答案，有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宣泄一种情绪。”
而类似的经历，对于日本人来说已不鲜见，日本人与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围绕靖国神社、教科书、南京大屠杀、遗留化学武器，钓鱼岛等问题为基本话题，激烈的争论时有发生。
比如在2004年末，在日本新闻文化中心举办的有关日本话题的讲座上，日本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几乎一个人与几十个中国听众辩论，而话题的核心依然是靖国神社。
面对听众提出，日本为何不仿效德国，这位日本官员强调了日本的文化因素，而他的发言不时引起在场的中国人的质疑，最后不欢而散。
日本的另一面
田建光，郑州大河网新闻部主任， 2004年11月17日—12月9日参加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举办的“中国地方青年邀请”项目。
回到中国后，他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一定要搞好自己的建设。田建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日本有很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地域狭小，但是日本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科技如此发达，真是出去之后才深有体会。 田建光说，“到日本之后，看到日本城市群建设、新干线等，都是奥运会之后搞起来的，学者们也提出奥运会是日本进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的转折点。所以北京的奥运会也要好好搞。”
据记者们透露，日本的外交机构还希望中国媒体了解日本的另一面，比如，战后的日本在政治体制方面是怎样进行改革的，战后的日本实行了民主主义，日本对比绞贫穷的邻国实行了经济援助等。
“如果问我对日本的哪些方面印象最为深刻，那就是去朝日电视台参观的时候，他们正在为公众转播国会的辩论，前首相桥本当时正在接受献金案调查。”一位参加考察的记者不无感慨。
日本使馆希望中国记者可以多见些人，多去一些地方，所以行程安排得非常紧，记者很难通过一周的时间深刻地了解日本。
《中国新闻周刊》的执行主编靳丽萍说：“第一次去日本，行程安排得很满，时间很紧张，有点走马观花。”
日本媒体更需要全面了解中国
中国记者也在日本感受到，对于中国问题，日本媒体行在“过度炒作”。
“比如说2003午的福冈杀人事件，日本媒体部在渲染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很变态地杀人，这对中国的形象很不利。而中国人在日本犯罪的情况毕竟是少数。”《经济观察报》前记者文琼说。
此外，日奉近年米极力渲染中国军事现代化，称中国国防费用不断增加，国防政策不透明，已经成为周边地区的“军事威胁”。
中日问题研究者刘柠认为，一些日本媒体说“日本纳税人的血汗钱”到头来只换得中国社会口益高涨的民间“反日”运动，大规模军事扩张以及对有潜在军事陆意图的宁宙开发事业的巨额投入的声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丁日本的“民意”和“舆论”?
“但它相当煽情，通过火众传媒广为传播，不但在民间社会成功地遮蔽了 ODA的‘准赔偿’背景，而且使日本政府在决策上的回旋余地变得越来越小，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的舆论空间一度收减，在各大报章中对中国的报道，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很接近，对中国的报道增长，但负面居多，有的右翼媒体争着做中国专辑，因为卖得好。”刘柠说。
曾去过日本多次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在《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中国媒体固然要更多地报道日本，日本人更应该全面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
现任清华大学中法交流中心主任的杜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日民间情绪的对立是客观历史的结果，中日两国媒体在处理对方报道上确有不适之处，但这部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两困如何找到其中的原因并解决问题，就像战后法德两国所作的努力那样解决历史州题。媒体在其中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
仅有沟通是不够的
“包括我们每一个到日奉访问的中国人，如果大家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宣传、介绍中国的情况，肯定有助于日本民众更正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一位从日本考察归来的记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表述。
据统计，2004年中国人到日本的人数为60万左右，日本使馆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13亿中国人了解日本，其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先让中国的媒体了解日本。
同时，日本也在中国一些顶尖的传媒院校中，与那些中国未来的年轻记者进行交流，比如在清华大学传播学院，使馆也会请一些日本记者去那里介绍一些日本的情况，以此加强青年之间的交流。
但是，《经济》杂志记者王建钢认为，仅有沟通是不够的。“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不应该年复一年地去刺激曾被日本侵略的国家。并不是中国媒体恶意丑化或者妖魔化日本，日本应该反省一下，中国媒体左右不了小泉，更左右不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根本情绪。”
《环球》杂志最近发表一篇评论认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沟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手段，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看问题……很多时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
说到底，究竟日本能否通过中国传媒改变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形象，除了需要时间和更多的交流，更需要日本国内特别是高层自身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