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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而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
这番话来自原复旦大学校长、现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加。杨的“困惑”在部分大学校长中流传，并引起高层重视。2004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公告，将对部属高校的发展规模和建设投入情况予以调查。
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志仁说，“教育部此次调查的背后，也是因为审计署在去年12月份提出了这方面的需求。”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刚刚结束的2005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工作会议上表示，高等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将从规模扩张转移到深化改革、提高质量上来。
“隐瞒也隐瞒不了多少”
事实上，教育部的调查内容和国家审计署的审计内容有诸多重合。审计署在2004年5月，进驻全国19所重点高校，对2003年度的财务收支、收费等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其中，基建工程款、校内院系所办学收费、校办企业资金运作，是审计的重点项目。
2004年9月，李金华透露，目前少数高校的财务管理有失控现象。他警告说，如果高校对财务的管理跟不上，就很容易把高校教育在这两年来的增长度抵消。
公众期待着审计署会拿出一份什么样的高校审计报告。审计署行政事业审计司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现在正在汇总报告，估计今年‘两会’前报给国务院。”
李志仁博士评论说，“审计署的高校审计报告出来以后，必定会暴露出一些问题。”
“这是转发国家发改委的文件，具体工作由发改委社会司负责，教育部只负责部属高校的情况调查。”教育部负责这项调查联络任务的规划司工作人员韩劲红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王玲处长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高等教育连续发展了5年，要了解一下发展状况，为编制‘十一五’规划，确定‘十一五’的发展思路一是快速发展、稳步发展还是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王玲介绍说，“部属高校由教育部负责调查，地方高校由地方政府负责，由于设计的调查项目比较细，需要一定时间，数据还没有上来。”
关于调查是否存在难度，王玲表示，“我们每年有年度事业统计，隐瞒也隐瞒不了多少。”
“一些高校的信息公开程度比企业还差”
财务经济问题是调查重点之一。审计署西安审计特派办负责西安交通大学的审计。特派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在谈到高校审计的感受时说，“一些高校是诸侯经济，自主权一放开，各搞一套。”
“高校的财务乱一般是乱在院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教师可以兼职，可以开公司，同时科研自主权扩大了，这里谁是谁非，都在边缘上。联合搞开发的比较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国有、集体、私营还是个人分得不是很清楚，有变相侵占国有资产的现象。”
另一位审计工作人员评论说，“高校众多的二级单位、校办企业也使财务管理更加混乱。就现在来看，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情。”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袁连生指出，“中国的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小学，财务权力比国外的学校要大许多，自由度也大许多。高校有财务决策权，却不承担后果。”
袁连生曾经给数家上市公司做过审计。他告诉记者，“一些高校的信息公开程度甚至比企业还差，暗箱操作现象普遍，害了不少校长。”
在《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几位教育学者中，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高校财务状况不公开，研究教育的学者都无法获得研究数据。”
教育部下属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程方平表示，“校务公开，常常等于没有，而且很多学校虽然是一级法人，好多二级学院都有收人，而这些收入怎么公开，是否需要公开?”
警惕高校财务失控
还在1999年，高校审计就曾使教育部专门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进一步强化管理、坚决制止“小金库”有关意见的通知》，文件指出，审计署的工作“暴露出部分高校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不严、内部审计不利、票据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2003年，江苏省审计厅会同12个省辖市审计机关对46所省属高校2001年度收费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查出违规资金达2．63亿元。
审计出的问题主要反映在：高校的收支不实问题比较普遍；管理不规范问题突出；违规收费现象严重。
通过对19所高校进行的财务收支审计表明，应计未计收入1．41亿元，虚列支出3503．86万元。在调查的46所高校中，有37所高校将收费列入挂账，列收列支9955万元、转作“账外账”或“小金库”5096．02万元。
南京某学院将2880万元存人华诚财务公司、华阳金融租赁公司等4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绝大部分已于1999年到期，但至今未能收回本息。目前这4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均已停业清算，2880万元的巨额存款能否收回很难预料。
2004年6月，审计署对清华大学进行了市计，审计中发现该校在经济管理中存在一些不足。
教育学博士陈上仁认为，高等院校经费支出的结构从财力上反映了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消耗，并同时影响着高等教育质量。
“另一方而，某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管理制度的漏洞，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校办产业及后勤，乃至学生入学等方面大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他说。
大规模举债与金融风险
“大学经费的不足，导致公立高校贷款的情况十分普遍。目前巾国还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数据。”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邬大光博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我收集了部分省、市和高校贷款的数据，发现有的高校竟然能够贷到10多个亿甚至20个亿出来。”他估计全国的数字“相当惊人”。
袁连生透露，“北京师范大学政府拨款4个亿，但实际运营需要8个亿。现在仍挂着北师大牌子的珠海分校(现在已经成了独立学院)，借了7个亿用于基建投入。”
从1999年开始，银行与高校的合作开始成为一种风潮。“开发和建设大学城所需的资金额绝非一个小数目，都是上亿、几十亿，甚至百亿。”程方平研究员介绍说，“如廊坊东方大学城投资达50亿，宁波市高教园区投资32亿，南京市江宁大学城远期投资40多亿，仙林大学城投入50亿，广州大学城投资高达120亿元。这些资金主要是靠银行贷款。”
袁连生举了个例子，清华大学借贷10个亿盖了学生公寓，公寓的收费还不够还借款利息的，更别提本金了，因为中国学生公寓收费有标准，一年不能超过1500元。
邬大光对高校大规模举债表示担心，公办高校贷款不断增加是否蕴含着潜在的财务危机?是否存在金融风险?
据邬大光介绍，东南沿海有一所高校，伴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由于贷款额度太高，已没有还贷能力，在地方政府的调解下，以“置换”的方式，转到另外一所大学门下，改换了门庭。
据记者了解，银行贷款往往主要用在扩大高校基建规模上。据统计，截至2003年12月，全国已建和在建大学城有54个，其资金来源绝大多数都是银行贷款，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
招商银行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内地的大学城项目已经被排在“钢材、水泥、电解铝”之后，成为又一个高风险贷款项目。
为进一步规范直属高校银行贷款行为，控制贷款规模，防范财务风险，教育部决定从2005年起，建立直属高校银行贷款审批制度，并在直属高校建立资金监控系统。
大学收费不能再涨了
“教育成本越高，举债越高，相当一部分就会转换到收费上，导致高收费和乱收费。”教育专家杨东平评论说。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目前的大学学费比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只增长2．3倍。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中，有这样的描述，“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这并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统计表明，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约24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0％，特别困难学生的比例在5％—10％，人数大概在160万。
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北京，有64％的家庭认为高校学费太高；33％认为一家供养一个大学生很困难，37％认为勉强供得起，只有30％的家庭认为毫无困难。北京的人均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
在国家发改委2004年上半年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中，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据教育部的调查，2004年，已查处教育违规收费4．75亿元。
近几年来，教育部门不断发文制止学费上涨，并下达了“必杀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首先是要有效治理教育乱收费。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蔡克勇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大学收费不能再增加了，否则影响社会的稳定。”
探求破解难题之途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看来，“政府和社会应该创造条件，逐步把学校的负担减轻。进程可以是渐进的，但原则是不该学校负起的责任要逐步地不再由学校承担。”
纪宝成在去年举办的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时下一些学校乱收费还屡禁不止，和教育经费不到位有一定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世纪末达到4％。但其后的10多年里，这个4％的目标从来没有达到过，1996年一度还跌到了2．44％。
所幸的是，情况正在改观。据教育部部长周济透露，目前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从5年前的2．45％增加到3．41％，中国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的目标是，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上述比例达到4％。
中国的国情是“穷国办大教育”，而且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民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同优质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是现阶段教育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这种现状的解决需要一定时间，而公众的心情也可以理解。
教育部的思路是，目前，中国教育工作将把有限的资金向农村教育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倾斜；同时推进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力求解决制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为此，中国已启动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按照计划要求，中国将在近期内建立起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教育财政制度，强化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责任，保证教育经费的“3个增长”，即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在校学生人均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这番话来自原复旦大学校长、现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加。杨的“困惑”在部分大学校长中流传，并引起高层重视。2004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公告，将对部属高校的发展规模和建设投入情况予以调查。
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志仁说，“教育部此次调查的背后，也是因为审计署在去年12月份提出了这方面的需求。”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刚刚结束的2005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工作会议上表示，高等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将从规模扩张转移到深化改革、提高质量上来。
“隐瞒也隐瞒不了多少”
事实上，教育部的调查内容和国家审计署的审计内容有诸多重合。审计署在2004年5月，进驻全国19所重点高校，对2003年度的财务收支、收费等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其中，基建工程款、校内院系所办学收费、校办企业资金运作，是审计的重点项目。
2004年9月，李金华透露，目前少数高校的财务管理有失控现象。他警告说，如果高校对财务的管理跟不上，就很容易把高校教育在这两年来的增长度抵消。
公众期待着审计署会拿出一份什么样的高校审计报告。审计署行政事业审计司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现在正在汇总报告，估计今年‘两会’前报给国务院。”
李志仁博士评论说，“审计署的高校审计报告出来以后，必定会暴露出一些问题。”
“这是转发国家发改委的文件，具体工作由发改委社会司负责，教育部只负责部属高校的情况调查。”教育部负责这项调查联络任务的规划司工作人员韩劲红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王玲处长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高等教育连续发展了5年，要了解一下发展状况，为编制‘十一五’规划，确定‘十一五’的发展思路一是快速发展、稳步发展还是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王玲介绍说，“部属高校由教育部负责调查，地方高校由地方政府负责，由于设计的调查项目比较细，需要一定时间，数据还没有上来。”
关于调查是否存在难度，王玲表示，“我们每年有年度事业统计，隐瞒也隐瞒不了多少。”
“一些高校的信息公开程度比企业还差”
财务经济问题是调查重点之一。审计署西安审计特派办负责西安交通大学的审计。特派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在谈到高校审计的感受时说，“一些高校是诸侯经济，自主权一放开，各搞一套。”
“高校的财务乱一般是乱在院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教师可以兼职，可以开公司，同时科研自主权扩大了，这里谁是谁非，都在边缘上。联合搞开发的比较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国有、集体、私营还是个人分得不是很清楚，有变相侵占国有资产的现象。”
另一位审计工作人员评论说，“高校众多的二级单位、校办企业也使财务管理更加混乱。就现在来看，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情。”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袁连生指出，“中国的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小学，财务权力比国外的学校要大许多，自由度也大许多。高校有财务决策权，却不承担后果。”
袁连生曾经给数家上市公司做过审计。他告诉记者，“一些高校的信息公开程度甚至比企业还差，暗箱操作现象普遍，害了不少校长。”
在《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几位教育学者中，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高校财务状况不公开，研究教育的学者都无法获得研究数据。”
教育部下属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程方平表示，“校务公开，常常等于没有，而且很多学校虽然是一级法人，好多二级学院都有收人，而这些收入怎么公开，是否需要公开?”
警惕高校财务失控
还在1999年，高校审计就曾使教育部专门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进一步强化管理、坚决制止“小金库”有关意见的通知》，文件指出，审计署的工作“暴露出部分高校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不严、内部审计不利、票据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2003年，江苏省审计厅会同12个省辖市审计机关对46所省属高校2001年度收费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查出违规资金达2．63亿元。
审计出的问题主要反映在：高校的收支不实问题比较普遍；管理不规范问题突出；违规收费现象严重。
通过对19所高校进行的财务收支审计表明，应计未计收入1．41亿元，虚列支出3503．86万元。在调查的46所高校中，有37所高校将收费列入挂账，列收列支9955万元、转作“账外账”或“小金库”5096．02万元。
南京某学院将2880万元存人华诚财务公司、华阳金融租赁公司等4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绝大部分已于1999年到期，但至今未能收回本息。目前这4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均已停业清算，2880万元的巨额存款能否收回很难预料。
2004年6月，审计署对清华大学进行了市计，审计中发现该校在经济管理中存在一些不足。
教育学博士陈上仁认为，高等院校经费支出的结构从财力上反映了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消耗，并同时影响着高等教育质量。
“另一方而，某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管理制度的漏洞，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校办产业及后勤，乃至学生入学等方面大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他说。
大规模举债与金融风险
“大学经费的不足，导致公立高校贷款的情况十分普遍。目前巾国还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数据。”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邬大光博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我收集了部分省、市和高校贷款的数据，发现有的高校竟然能够贷到10多个亿甚至20个亿出来。”他估计全国的数字“相当惊人”。
袁连生透露，“北京师范大学政府拨款4个亿，但实际运营需要8个亿。现在仍挂着北师大牌子的珠海分校(现在已经成了独立学院)，借了7个亿用于基建投入。”
从1999年开始，银行与高校的合作开始成为一种风潮。“开发和建设大学城所需的资金额绝非一个小数目，都是上亿、几十亿，甚至百亿。”程方平研究员介绍说，“如廊坊东方大学城投资达50亿，宁波市高教园区投资32亿，南京市江宁大学城远期投资40多亿，仙林大学城投入50亿，广州大学城投资高达120亿元。这些资金主要是靠银行贷款。”
袁连生举了个例子，清华大学借贷10个亿盖了学生公寓，公寓的收费还不够还借款利息的，更别提本金了，因为中国学生公寓收费有标准，一年不能超过1500元。
邬大光对高校大规模举债表示担心，公办高校贷款不断增加是否蕴含着潜在的财务危机?是否存在金融风险?
据邬大光介绍，东南沿海有一所高校，伴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由于贷款额度太高，已没有还贷能力，在地方政府的调解下，以“置换”的方式，转到另外一所大学门下，改换了门庭。
据记者了解，银行贷款往往主要用在扩大高校基建规模上。据统计，截至2003年12月，全国已建和在建大学城有54个，其资金来源绝大多数都是银行贷款，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
招商银行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内地的大学城项目已经被排在“钢材、水泥、电解铝”之后，成为又一个高风险贷款项目。
为进一步规范直属高校银行贷款行为，控制贷款规模，防范财务风险，教育部决定从2005年起，建立直属高校银行贷款审批制度，并在直属高校建立资金监控系统。
大学收费不能再涨了
“教育成本越高，举债越高，相当一部分就会转换到收费上，导致高收费和乱收费。”教育专家杨东平评论说。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目前的大学学费比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只增长2．3倍。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中，有这样的描述，“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这并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统计表明，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约24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0％，特别困难学生的比例在5％—10％，人数大概在160万。
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北京，有64％的家庭认为高校学费太高；33％认为一家供养一个大学生很困难，37％认为勉强供得起，只有30％的家庭认为毫无困难。北京的人均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
在国家发改委2004年上半年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中，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据教育部的调查，2004年，已查处教育违规收费4．75亿元。
近几年来，教育部门不断发文制止学费上涨，并下达了“必杀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首先是要有效治理教育乱收费。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蔡克勇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大学收费不能再增加了，否则影响社会的稳定。”
探求破解难题之途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看来，“政府和社会应该创造条件，逐步把学校的负担减轻。进程可以是渐进的，但原则是不该学校负起的责任要逐步地不再由学校承担。”
纪宝成在去年举办的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时下一些学校乱收费还屡禁不止，和教育经费不到位有一定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世纪末达到4％。但其后的10多年里，这个4％的目标从来没有达到过，1996年一度还跌到了2．44％。
所幸的是，情况正在改观。据教育部部长周济透露，目前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从5年前的2．45％增加到3．41％，中国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的目标是，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上述比例达到4％。
中国的国情是“穷国办大教育”，而且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民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同优质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是现阶段教育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这种现状的解决需要一定时间，而公众的心情也可以理解。
教育部的思路是，目前，中国教育工作将把有限的资金向农村教育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倾斜；同时推进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力求解决制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为此，中国已启动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按照计划要求，中国将在近期内建立起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教育财政制度，强化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责任，保证教育经费的“3个增长”，即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在校学生人均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