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记叙性文章重在讲故事，而要把故事讲好、讲生动，我个人认为下边的六招可以运用。
　　
　　一、故事中的故事
　　
　　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小故事中套小故事，就像这山过了那山到，山山相连。有的故事套的是重复的故事，虽然是重复的，但给人回味之享；有的套的是新故事，使读者通过对前后故事叠加起来进行对比、联系，产生一种递进、新奇之感。
　　在2004年央视一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严顺开主演的小品《粮票的故事》里，爷爷向孙子讲故事，讲的是粮票的故事，讲了无数遍后，孙子不愿听，爷爷说一定讲一个新故事，结果还是粮票的故事。儿子说，我已听了三百多遍了，你还要听下去。
　　
　　二、顺境中的逆境
　　
　　通过顺境与逆境的交织，推动情节的发展，给人迭宕之感。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故事中的人物在顺境中遭受逆境的打击；一是故事在顺境中产生逆境。
　　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流浪汉苏贝无家可归，想进监狱，谋得食宿，以便度过即将来临的严冬。因此，他到处为非作歹，但没有被逮进监狱。当他受琴师弹奏的赞美诗感化，灵魂突然起了奇妙的变化的时候，警察逮捕了他，宣判监禁三个月。
　　苏贝为非作歹，可以说是逆常理而动，但没有警察抓他，可以说是顺境。但当他受赞美诗感化后，可以说是顺常理而动，在他觉醒时，警察逮住了他，可以说是进入了逆境。
　　
　　三、情理中的悖理
　　
　　设置故事也好，编织人物也好，合情，合理才正常，但就这么写到底，就没有“看山”之感。那么，用“悖理”来设置矛盾。在曲折中发展，就有“不平”之感了。
　　孙方友的《工钱》叙述的是狗儿为支书打药后要工钱的故事。狗儿为支书打药后要十元工钱，支书说帮活儿不给钱。狗儿的父亲、哥哥、弟弟、叔叔、大伯知道后，大为震惊，怕要大难临头了，狗儿的父亲、嫂子分别送去50、100元道歉费。几天后，支书叫过狗儿说：“你收我十元钱，你的亲人却送来这么多。”狗儿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这钱是这钱，那钱是那钱，不一样的!”
　　支书不给狗儿打药的钱，理由是帮忙，这也是合情的，狗儿要打药的工钱，这是合理的。但狗儿坚持要工钱，如果支书不给，那是悖理的。
　　狗儿的父亲，嫂子送去赔礼钱也是合情的，支书收也是合情的，但这“送”与“收”的背后是有一个“权”字在作怪，但随便收钱和送钱是不合理的。
　　
　　四、行进中的突转
　　
　　故事、人物在顺利地进行中，突然来一个倒转。乍看起来是突兀的。但把前因后果连起来后，就会猛然醒悟，那是合情合理的。
　　杨汉娟的小说《势利小人》（《精品小小说》），写“我”与朋友云芳重归于好的故事。朋友云芳要做大生意，差两万块钱，“我”给他送去了五千块。送后去上厕所。凑巧，云芳和那个女人打完球后，也去上厕所，那女人对云芳说；“你那个朋友真好。”云芳说：“好是好，就是没本事，还骑个破自行车。”这一下触怒了“我”，“我”于是收回了那五千元。
　　“我”的穷酸使“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说给母亲听，母亲也不理解“我”，有一回，母亲带回一个乞丐，要“我”和她睡觉，“我”惊叫。原来那乞丐是“我”大姨。母亲顺势教导“我”，你也是势利相。是夜，“我”彻夜难眠，于是“我”与云芳重归于好了。
　　“我”送钱给朋友，是一件快事，如果顺势写下去，只能是友谊更加深厚，但凑巧，在厕所听到朋友说“我”的坏话，行进中来了个突转。正是这突转，才有母亲用心开导，才有重归于好。
　　
　　五、自然中的巧合
　　
　　 巧合虽然给人奇巧，不可想象之感，但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巧合，我们用“巧合”法，留给读者一份惊喜，一份意外，一份新巧。
　　刘国芳的小说《游戏规则》（《精品小小说》），就用了巧合法。
　　市长为了养病，偷偷与司机到外地散心，参与了儿童的游戏，在游戏时，瘦子和胖子找来了。瘦子和胖子分别在游戏中送给市长红包(暗里)。凑巧，眼镜又找过来了。也送给市长红包(公开)，但遭市长拒绝与训斥。
　　市长偷偷到外地散心，还是有人找来了，这是一巧。瘦子和胖子分别暗里送了红包，这又是一巧，眼镜公开送红包与暗地形成对比，这也是一巧，就是通过这些巧合，市长的形象已不言自明了。
　　六、必然中的偶然
　　“偶然”给人一种警醒，一种震惊，一种惊奇，一种喜悦。但偶然中有一种必然。
　　司玉笙的微型小说《“书法家”》：书法比赛会上，人们请前来观看的高局长留字，高局长写了“同意”两个字，人们发出了啧啧的惊叹声，有人请求再写几个的时候，高局长面露难色地说：“能写好的就数这两个字。”
　　高局长的“同意”二字使人们惊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在这偶然背后有一种必然。一是高局长只会批阅“同意”的报告文件之类，二是对“同意”二字颇有研究。
　　通过“同意”留字的偶然现象，反映了这背后的必然的一种官僚作风。
　　
　　单位：湖北江陵县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