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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读季羡林先生散文集中的《我的小学和中学》,其中有不少谈及小学及中学写作经历的故事。尽管是上个世纪民国的事情,但文中叙及的国文教员的语文教学主张及做法,对于已经跨入21世纪的作文教学,仍然有值得深思并加以借鉴的地方。
一
济南北园的风光是非常美丽的
每到春秋佳日,风光更为旖旎、最难忘记的是夏末初秋时分,炎夏初过,金秋降临和风微凉,冷暖宜人:每天晚上,夜课以后,同学们大都走出校门,到门前荷塘边上去散步,消除一整天学习的疲乏其时月明星稀,柳影在地,草色凄迷,荷香四溢。
上面这幅画面,是季羡林先生60多年以后回忆高中夜课以后在荷塘边散步的情景。正如诗人里尔克将回忆性的思考称为“融入血液的记忆”,我们完全相信,这段经历了岁月磨洗的旖旎风光,依然清晰地储存在老人柔软心房的深处。但引起我的兴趣的还在于画面背后的一段有关写作的故事——
国文教员王崽玉老师也常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散步,他抓住这个机会,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夜课后闲步校前溪观捕蟹记”。季羡林喜欢写抒情或写景的散文,写起来十分顺畅,这篇作文成为全班压卷之作。
我们今天教学生写作,最头疼的是学生缺少新鲜的作文素材。写“绿色生活”,学生想到的最多的是陶渊明、梭罗,高考阅卷老师每次都要迎接成千上万的“陶渊明”“梭罗”扑面而来。鉴于学生的可怜的业余时间,教师为了帮助学生迅速积累写作素材,寄希望于学生通过摘抄《作文素材》《时文精粹》等宝典,获取个性化的素卡才。这种静态、被动地获取素材的方式,对于应试作文一定的帮助,但如果缺失了对生活这本“无字-之书”的阅读,缺少“源头活水”的激活,要想写出出色的文章是极其困难的。王岜玉老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老师,也是一个极富教学智慧的语文老师,让学生写身边景,叙身边事,抒心中情,学生自然会佳作迭出。季羡林回忆小学时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是《游开元寺记》,因为学校组织了游玩活动,玩得开心,文章写得也精彩。
季老的另一位高中国文教员董秋芳老师布置作文,从来不出题目,而是在黑板上信笔写下“随便写来”四个大宇。学生愿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董老师的做法近于自由写作练习,减少写作束缚,放飞学生个性,彰显创新才能。就在董老师“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季羡林写了一篇记述自己回故乡的作文,因为感情真挚,深得董老师赞许。
二
目前,作文教学的内容仍然极不确定,尽管新教材有作文教学的专用教材,或将作文编排于语文教材之中,但教师仍然普遍感到茫然;一面只教教材中的阅读篇目,作文几乎不教;另一面则跟着考试走,用考场满分作文作为教材,用考场作文评分标准作为作文教学目标,或直接以考场作文代替作文练习。作文教学缺指导、少指导、胡乱指导的现象较为普遍。我们把目光投射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目看下面几位老师的教学片段:
王崑玉老师上课,课本就使用现成的《古文观止》
不是每篇都讲,而是由他自己挑选出来若干篇,加以讲
解。文中的典故,当然在必讲之列、而重点则在文章义
法,基本是桐城派、《古文观止》里的文章是按年代顺
序排列的、王老师选讲的第一篇文章是比较晚的明代袁
中郎的《徐文长传》。讲完后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读
(徐文长传)书后》。
1930年,胡也频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书,每次
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写下“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
然后滔滔不绝地讲,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福建口音
更加难懂了
下一次课,仍然写这几个大字,内容却与
上次不一样一这种讲课方式简直使学生们着了迷在胡先
生号召之下,学生们成立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住备由
胡也频主编一个杂志、李羡林参考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
书籍,写了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这篇文章不意竞受
到胡先生垂青,预备在这份杂志的第一期上发表
董秋芳老师上课有启发性,不讲现代文艺,也不讲革命。讲一点文艺理论,全是鲁迅翻译自日本的,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
王崑玉老师的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古文观止》是古代语文经典教材,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又是一篇奇文,写奇人,叙奇事,传奇思。选择这篇文章作为开学第一课,可见王老师的良苦用心。讲文章重点在文章义法,即关注“如何写”“为什么这样写”,且读完以后安排学生写读后感,学生面对如此富有魅力的文本,加上老师的精心讲解,不仅有话可说,更注意如何把话说好,这样的指导简洁高效。
胡也频的国文课教给学生的已远远不是知识,更是独立的思想。我们今天教学生作文关注文章的“立意”,但如果学生没有个性化的思想,哪里有独特的立意?像胡也频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国文教师,播下的是思想的种子。他给学生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决定了学生未来人生的走向。这样的教学显然是以“立人”为中心的。
董老师的性情是比较平和的,教学踏实严谨。看似“老实”,其实教学内容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讲文艺理论,很精要,且全是鲁迅先生翻译的进步理论。
这三位老师极具“五四”科学民主精神,善于开发课程资源并加以整合,他们的作文教学不仅注重思想的引领、生命的唤醒,也关注实在的训练、方法的指点。
三
留心一下当下作文教学的评价内容,无论是教师的评语,还是课堂教学中的口头评价,大多围绕“立意”“选材”“表达方式”“语言”等文章学的要素,很少关注作文的过程与方法以及作文的兴趣、情感、态度等。如果我们细心搜集教师作文教学评价用语,会发现有很多的一致性和模糊性。如在行文格式上,采用“一分为二”的方式,中间一般用“但是”表示转折;在评价内容方面,常用短语有“中心突出(或混乱)”“选材新颖(或陈旧)”“语言生动(或枯燥)”“书写认真(或马虎)”等:在评价的价值判断方面,关键词为“比较”:“中心比较突出…‘语言比较生动”“书写比较马虎”等。这种格式化的评价往往一以贯之,其发挥的评价功能几近虚无。
我们再来看看民国教师作文评语的点睛之笔-
“颇有欧苏真气”——季羡林小学同学(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游开元寺记》作文后面老师的评语。
“要做花样文章,非多记古典不可。”——季羡林15岁写了一篇描绘风景带有骈体文味道的作文,杜老师在评语中如此建议。
“亦简劲,亦畅达”——季羡林写读后感《读(徐文长传)书后》,王岜玉老师给这篇佳作的评价。
“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这是董秋芳老师给季羡林一篇记述自己回故乡的作文所做的旁注。
上面摘录的几则评语寥寥数字,功莫大矣!第一则评语是季羡林先生小时候在学校走廊墙壁上张贴的获奖文章后面看到的,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老人依然牢记在心上,可见影响之深远。第二则评语“短短一句话,可以说是正击中了我的要害”,指 点了季羡林的阅读路径。小学及初中阶段,他的阅读兴趣集中在《彭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等一类“闲书”上,古文读过一些,骈文却只读过几篇,自然脑中没有多少古典。第三则评语激励了季羡林的信心,他又开始认真研读韩、柳、欧、苏的文集。第四则评语影响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董老师敏锐地发现了季羡林作文中的节奏,使他惊喜若狂。
无论是写文言文还是写白话文,季老都非常注意文章的结构,要层次分明,要有节奏感。对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更特别注意,主张惨淡经营,反对松松垮垮,反对生造词句。
四则评语,或点拨,或激励,或赏识,言简而意赅。今天当我们批改学生的作文时,这样精要、实用、深刻的文字该如何留下呢?
四
教书即育人,作文即做人。季羡林先生在济南读中学时的这几位民国教师是有一些来头的,另有夏莱蒂、董每戡等人,都是全国闻名的作家。除了这些名家,即使如上面提到的王崑玉老师、杜老师,也颇有名师风范。王尚文先生以为“教师所能教给学生的只有自我”。教师的每一堂课、每一次批改,都是他于特定的时空与特定的对象在精神上的相遇、对话。这几位民国教师当年教学时的许多细节仍然值得我们回味。
杜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季羡林写了一篇带有骈体文味道的作文,发作文簿的时候,看到杜老师在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等于重新写了一篇文章,他的心中又是惭愧,又是高兴。惭愧的原因,用不着说。高兴的原因则是杜老师已年届花甲竟不嫌麻烦这样修改他的文章。
王老师有一个习惯,每次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在课堂上占用一些时间,亲手发给每一个同学。排列是有顺序的,把不好的排在最上面,依次而下,把最好的放在最后。作文后面都有批语,但有时候他还会当面说上几句。
董老师老老实实地讲课,认真小心地为学生改作文。在一篇作文的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其中有几句话是:“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联榜的一样,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说是全校之冠吧。”这几句话,大大地增强了季羡林的荣誉感,诚如他晚年所说:“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时下有不少论调以为“批改无用”,认为作文可以一律粗改。不少教师略而不改,或是评判等第了事。看看民国教师踏实严谨的教学作风,令我们有些汗颜:年近花甲的老师,不嫌麻烦精批细改一篇问题作文;作文改好依次排列,老师亲手发给每一位学生,并当面指点;不吝溢美之词,悉心指点文章佳处。更加难得的是30年代的中国是动荡不安的,处于乱世,他们却能宠辱不惊,做好平常事,不坠青云志。
敢于担当,敏于行动,低调做事,高格做人,这大概是这些民国时代的老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济南北园的风光是非常美丽的
每到春秋佳日,风光更为旖旎、最难忘记的是夏末初秋时分,炎夏初过,金秋降临和风微凉,冷暖宜人:每天晚上,夜课以后,同学们大都走出校门,到门前荷塘边上去散步,消除一整天学习的疲乏其时月明星稀,柳影在地,草色凄迷,荷香四溢。
上面这幅画面,是季羡林先生60多年以后回忆高中夜课以后在荷塘边散步的情景。正如诗人里尔克将回忆性的思考称为“融入血液的记忆”,我们完全相信,这段经历了岁月磨洗的旖旎风光,依然清晰地储存在老人柔软心房的深处。但引起我的兴趣的还在于画面背后的一段有关写作的故事——
国文教员王崽玉老师也常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散步,他抓住这个机会,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夜课后闲步校前溪观捕蟹记”。季羡林喜欢写抒情或写景的散文,写起来十分顺畅,这篇作文成为全班压卷之作。
我们今天教学生写作,最头疼的是学生缺少新鲜的作文素材。写“绿色生活”,学生想到的最多的是陶渊明、梭罗,高考阅卷老师每次都要迎接成千上万的“陶渊明”“梭罗”扑面而来。鉴于学生的可怜的业余时间,教师为了帮助学生迅速积累写作素材,寄希望于学生通过摘抄《作文素材》《时文精粹》等宝典,获取个性化的素卡才。这种静态、被动地获取素材的方式,对于应试作文一定的帮助,但如果缺失了对生活这本“无字-之书”的阅读,缺少“源头活水”的激活,要想写出出色的文章是极其困难的。王岜玉老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老师,也是一个极富教学智慧的语文老师,让学生写身边景,叙身边事,抒心中情,学生自然会佳作迭出。季羡林回忆小学时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是《游开元寺记》,因为学校组织了游玩活动,玩得开心,文章写得也精彩。
季老的另一位高中国文教员董秋芳老师布置作文,从来不出题目,而是在黑板上信笔写下“随便写来”四个大宇。学生愿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董老师的做法近于自由写作练习,减少写作束缚,放飞学生个性,彰显创新才能。就在董老师“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季羡林写了一篇记述自己回故乡的作文,因为感情真挚,深得董老师赞许。
二
目前,作文教学的内容仍然极不确定,尽管新教材有作文教学的专用教材,或将作文编排于语文教材之中,但教师仍然普遍感到茫然;一面只教教材中的阅读篇目,作文几乎不教;另一面则跟着考试走,用考场满分作文作为教材,用考场作文评分标准作为作文教学目标,或直接以考场作文代替作文练习。作文教学缺指导、少指导、胡乱指导的现象较为普遍。我们把目光投射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目看下面几位老师的教学片段:
王崑玉老师上课,课本就使用现成的《古文观止》
不是每篇都讲,而是由他自己挑选出来若干篇,加以讲
解。文中的典故,当然在必讲之列、而重点则在文章义
法,基本是桐城派、《古文观止》里的文章是按年代顺
序排列的、王老师选讲的第一篇文章是比较晚的明代袁
中郎的《徐文长传》。讲完后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读
(徐文长传)书后》。
1930年,胡也频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书,每次
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写下“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
然后滔滔不绝地讲,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福建口音
更加难懂了
下一次课,仍然写这几个大字,内容却与
上次不一样一这种讲课方式简直使学生们着了迷在胡先
生号召之下,学生们成立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住备由
胡也频主编一个杂志、李羡林参考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
书籍,写了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这篇文章不意竞受
到胡先生垂青,预备在这份杂志的第一期上发表
董秋芳老师上课有启发性,不讲现代文艺,也不讲革命。讲一点文艺理论,全是鲁迅翻译自日本的,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
王崑玉老师的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古文观止》是古代语文经典教材,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又是一篇奇文,写奇人,叙奇事,传奇思。选择这篇文章作为开学第一课,可见王老师的良苦用心。讲文章重点在文章义法,即关注“如何写”“为什么这样写”,且读完以后安排学生写读后感,学生面对如此富有魅力的文本,加上老师的精心讲解,不仅有话可说,更注意如何把话说好,这样的指导简洁高效。
胡也频的国文课教给学生的已远远不是知识,更是独立的思想。我们今天教学生作文关注文章的“立意”,但如果学生没有个性化的思想,哪里有独特的立意?像胡也频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国文教师,播下的是思想的种子。他给学生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决定了学生未来人生的走向。这样的教学显然是以“立人”为中心的。
董老师的性情是比较平和的,教学踏实严谨。看似“老实”,其实教学内容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讲文艺理论,很精要,且全是鲁迅先生翻译的进步理论。
这三位老师极具“五四”科学民主精神,善于开发课程资源并加以整合,他们的作文教学不仅注重思想的引领、生命的唤醒,也关注实在的训练、方法的指点。
三
留心一下当下作文教学的评价内容,无论是教师的评语,还是课堂教学中的口头评价,大多围绕“立意”“选材”“表达方式”“语言”等文章学的要素,很少关注作文的过程与方法以及作文的兴趣、情感、态度等。如果我们细心搜集教师作文教学评价用语,会发现有很多的一致性和模糊性。如在行文格式上,采用“一分为二”的方式,中间一般用“但是”表示转折;在评价内容方面,常用短语有“中心突出(或混乱)”“选材新颖(或陈旧)”“语言生动(或枯燥)”“书写认真(或马虎)”等:在评价的价值判断方面,关键词为“比较”:“中心比较突出…‘语言比较生动”“书写比较马虎”等。这种格式化的评价往往一以贯之,其发挥的评价功能几近虚无。
我们再来看看民国教师作文评语的点睛之笔-
“颇有欧苏真气”——季羡林小学同学(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游开元寺记》作文后面老师的评语。
“要做花样文章,非多记古典不可。”——季羡林15岁写了一篇描绘风景带有骈体文味道的作文,杜老师在评语中如此建议。
“亦简劲,亦畅达”——季羡林写读后感《读(徐文长传)书后》,王岜玉老师给这篇佳作的评价。
“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这是董秋芳老师给季羡林一篇记述自己回故乡的作文所做的旁注。
上面摘录的几则评语寥寥数字,功莫大矣!第一则评语是季羡林先生小时候在学校走廊墙壁上张贴的获奖文章后面看到的,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老人依然牢记在心上,可见影响之深远。第二则评语“短短一句话,可以说是正击中了我的要害”,指 点了季羡林的阅读路径。小学及初中阶段,他的阅读兴趣集中在《彭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等一类“闲书”上,古文读过一些,骈文却只读过几篇,自然脑中没有多少古典。第三则评语激励了季羡林的信心,他又开始认真研读韩、柳、欧、苏的文集。第四则评语影响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董老师敏锐地发现了季羡林作文中的节奏,使他惊喜若狂。
无论是写文言文还是写白话文,季老都非常注意文章的结构,要层次分明,要有节奏感。对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更特别注意,主张惨淡经营,反对松松垮垮,反对生造词句。
四则评语,或点拨,或激励,或赏识,言简而意赅。今天当我们批改学生的作文时,这样精要、实用、深刻的文字该如何留下呢?
四
教书即育人,作文即做人。季羡林先生在济南读中学时的这几位民国教师是有一些来头的,另有夏莱蒂、董每戡等人,都是全国闻名的作家。除了这些名家,即使如上面提到的王崑玉老师、杜老师,也颇有名师风范。王尚文先生以为“教师所能教给学生的只有自我”。教师的每一堂课、每一次批改,都是他于特定的时空与特定的对象在精神上的相遇、对话。这几位民国教师当年教学时的许多细节仍然值得我们回味。
杜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季羡林写了一篇带有骈体文味道的作文,发作文簿的时候,看到杜老师在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等于重新写了一篇文章,他的心中又是惭愧,又是高兴。惭愧的原因,用不着说。高兴的原因则是杜老师已年届花甲竟不嫌麻烦这样修改他的文章。
王老师有一个习惯,每次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在课堂上占用一些时间,亲手发给每一个同学。排列是有顺序的,把不好的排在最上面,依次而下,把最好的放在最后。作文后面都有批语,但有时候他还会当面说上几句。
董老师老老实实地讲课,认真小心地为学生改作文。在一篇作文的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其中有几句话是:“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联榜的一样,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说是全校之冠吧。”这几句话,大大地增强了季羡林的荣誉感,诚如他晚年所说:“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时下有不少论调以为“批改无用”,认为作文可以一律粗改。不少教师略而不改,或是评判等第了事。看看民国教师踏实严谨的教学作风,令我们有些汗颜:年近花甲的老师,不嫌麻烦精批细改一篇问题作文;作文改好依次排列,老师亲手发给每一位学生,并当面指点;不吝溢美之词,悉心指点文章佳处。更加难得的是30年代的中国是动荡不安的,处于乱世,他们却能宠辱不惊,做好平常事,不坠青云志。
敢于担当,敏于行动,低调做事,高格做人,这大概是这些民国时代的老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