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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20世纪中国的都市文明和现代性萌芽的过程中，时间观念的改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与传统中国的时间观相比，西方历法在时间周期的划分和时间演进的方式上表现得截然不同。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西历和月份牌借由大众出版业的推广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了中国与世界合轨的重要部分。李欧梵在其著作中讨论了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如何促进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并且影响了对现代民族的叙述。他指出，西历的推广改变了人们对古今价值的判断，是现代性得以构建的基础，但他同时也对这种建立在西方时间观上的现代性进行了反思，试图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属于中国的现代主义”。他对西方历法的论述以及晚清现代性的反思为将来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现代性 历法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人文学科教授，文学评论家、作家，主要研究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和中国电影。1970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文系博士学位，2015年获选第26届中国香港书展年度作家，代表作有《人文文本》《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都市漫游者：文化观察》《寻回香港文化》《未完成的现代性》等。李欧梵在《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的第二章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建立在时间意识的转变上。新的时间观念改变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讲述，具体到常民生活和物质文化的层面，就是月份牌和西洋钟表的使用以及大众出版业对西方历法的推广。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如何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民族性想象，李欧梵的这一命题引发了笔者的诸多思考。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展开讨论：其一，西方现代时间观念与中国传统时间观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二，在李欧梵笔下，这种全新的时间观如何促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最后，尝试对这一观点做出评价。
一、西历对中国传统时间观念的颠覆
李欧梵在书中并未对中西时间观的差异展开详细说明，笔者试图在此探究一二。梁启超在《汗漫录》中谈到他在日记中使用西历时，就从一个“乡人”变成了“世界人”a，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历法的冲击。这种革命性的时间观念在许多方面颠覆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新的历法不仅重新定义了时间周期的划分，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时间演进方式，同时也改变了对“古今”的价值判断。
中国旧有的历法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对时间周期的划分是以季节更替的自然规律为基础的，如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就是在月相变化的基础上加入了干支历的内容，主要目的在于指导农耕。但从西方引入的公历纪年法原称基督纪元，是以基督教所信奉的主耶稣降生的年份为起点，以“星期”为时间周期单位的纪年方法，虽然吸收了天文历法的规律，但仍然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宗教秩序之上，本质上是人为设定的，休息日与工作日的概念也是与工业生产相匹配的时间观。这两种不同的时间周期分别对应的是乡土社会和都市生活，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晚清时期的中国要想步入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就无可避免地要接受西方的时间周期，梁启超将其称为“跟上统一时间度量的普遍潮流”b。
时间周期的改变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时间演进的方式。受日月周期运动和四季更迭的影响，传统的干支纪年方式是一种循环性的时间演进，以六十年为一甲子，天干地支周而复始。而西历则是一种线性演进的时间观念，每过百年就增加一世纪，这种数字的增长是不可逆的，打破了古代中國千百年的时间循环。除此之外，古代中国的年号会随着王朝的兴衰和帝王的更替而变化，而西历不受君主制和朝代更迭影响，是独立于社会的完整体系。中华民国建立后，帝制成了过去式，西历成了更适应现代国家需要的选择。
两种时间演进的方式实际上隐含了对“古今”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宇文所安在《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提到圣贤们不断地怀念周礼，把已经逝去的周朝看作是遥远的、美好的理想，并且历代的文人也不遗余力地试图与过去产生联系。c传统文化中将“古风犹存”看作是不可多得的优点，总是希望通过时间的循环再现过去的礼乐秩序，往昔和回忆被当作是人存在的锚点，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此相反，李欧梵指出在新的时间体系中，“‘今’和‘古’成了对立的价值标准”，并且现在要与过去断裂，以便续接更好的未来。d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的启蒙话语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将过去看作是陈旧的、应当被淘汰的，而现在和未来永远是新的、充满光明的。时间的流逝由此与“发展”和“进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是单向的，有目的性的，这其中暗示了人在历史中的主动性，即人们能够有意识地参与到现在和未来的创造中。
“我认为时间——以及日历系统——正是现代性所赖以构建的基础。”e西历与中国传统历法存在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原本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但在当时的语境里，西历作为先进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联结了人们对于西方的想象，自然也被赋予了“先进”和“文明”的潜在意涵。接受这种“先进”的时间观的确如李欧梵所说，是对传统的颠覆，象征着中国要脱离持续了千百年的自我循环，加入世界向前发展的潮流，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清末民初中国现代性的构建。
二、西历如何推动现代性的建构
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f西历作为一种全新的时间尺度，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才得以推动晚清社会的现代性构建。它是由西方殖民者引入，被知识分子接受，继而通过大众出版行业深入都市生活中的，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对民族国家的集体想象。
在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对西历的引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思想家和文学家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完成了将西方时间观融入中国社会的任务。当李欧梵研究西方的历法和时间观念如何在晚清发生作用时，他将梁启超看作一个领风气之先的人物，认为他是“用日记把自己的想象风貌和时间观念联系起来的第一人”g。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旧秩序陨落的社会中抓住了西方现代性和“启蒙”这一救命稻草。为了达成启蒙和向西方学习的目标，旧有的时间观念也必须改变。梁启超等人通过译介西方著作，引进了全新的时间观念，他们通过将时间轴与世界接轨，把对自我和国家的想象范围从中国扩大到了全世界。在文学领域，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同样关注时间观念带来的变化，刘呐鸥认为时间和速度即是现代生活的核心，而现代艺术正是要捕捉由时间和速度带来的情感的波动。h在这种艺术理念的影响下，他的作品热衷于描写电影、汽车以及都市的节奏，这些都是时间和速度在物质层面的具象化，目的在于揭示人们受到了西方现代性怎样的影响。新感觉派作家所描绘的物欲、声光化电和种种游离于社会的、转瞬即逝的情感为当时的人们创造出一幅有关西方现代性的图景，构建了读者对于时间和都市的全新想象。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和以刘呐鸥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分别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层面融入了现代时间观的概念，成了早期现代性构建的重要部分。 除了知识分子的努力，大众出版和印刷行业也在西历的推广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的时间观念借由出版行业得以落实，并逐渐成为都市中普遍的生活方式。《申报》最早采用西历和中历并行的方法，此后的商业月份牌也大多采用这样的形式：星期和月份重新定义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作息，但农历的节气仍标注在月份栏上，将现代的都会生活与传统的习俗联结在一起。作为广告和日常计时方式的结合，商业月份牌在某种意义上汇集了西方现代性的大部分表征：香烟和麦片等商品的宣传画描绘了诸多想象中的现代家庭应当具备的日用品，集合了对物质的追求、对视觉的冲击和对现代空间的想象；郑曼陀和他的弟子所绘制的一系列风靡上海的月份牌女郎描绘了那个时期上海都市的摩登名媛，集合了与时尚和女性相关的附属意义；而月份牌下方中西結合的日历则体现了市民对时间的认知。目前在全国报刊索引中能检索到的月份牌广告共有5213个i，最早的一份刊载在1882年的《沪报》上，并且突出宣传其方便查看日期的优点j，可见当时西历已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需求。在月份牌之外，各类杂志和小报也使新的时间划定方式成为大众普遍的生活体验：日报、周刊、旬刊和月刊，其发行周期都以西历为标准，历法、时计乃至钟点的标准化就体现在这些杂志以及日报的出版上。我们虽无法判断具体的读者范围和数量，但根据当时杂志发行的种类和月销量也可以大致推测出大众出版在市民生活中的地位，仅《东方杂志》这一个期刊月销量就能达到15000册k，可见其影响的广泛性。
借由出版和印刷业的推广，西方立法逐渐融入了大众生活，中国的现代性不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憧憬，而是大众的集体想象。这种想象只有在大众同处于一个时间轨道上时才有可能形成。正如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起源于同构的、架空的时间观念l，“新政”“新文学”以及“新时代”这些建立在新的时间观上的新名词通过杂志和报纸，在都市民众的脑海中构筑起现代性的精神风貌。1929年的《小朋友》杂志中向儿童宣传使用西历，并且直接将西历与“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只有少数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还用他们向来的旧历法；其他文明的国家，已经全用阳历了。”m这样的表达隐含了对缩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距离的渴望，西历不仅是集体想象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成了文明的标志和现代图景中的一部分。
西历的引入是在晚清社会多个层面共同发生的，其背后是时间意识和社会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为现代性的想象提供了共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社会思想家所追求的向先进世界靠拢的目标和文学家所描述的都市生存经验，以及出版印刷行业对大众社会生活的渗透都推动了现代性的构建。
三、结语与反思
李欧梵在讲述这种建立在新时间观上的现代性时，对马泰·卡林内斯库和查尔斯·泰勒的现代性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并对原始材料进行了详实的分析。其优点在于从西历这个细节出发，以小见大，避免了宏大空洞的理论体系。同时对出版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研究打破了过往研究文学文本的局限，摆脱了精英化的叙事理念，转向了更加大众化的研究领域。当谈及大众领域的西方现代性图景时他指出：“这样的一个景观也止于‘景观’—— 一种想象性的、常基于视像的、对一个中国‘新世界’的呼唤，而非强有力的知识分子话语或政治体系。换言之，这种景观想象是先于民族构建和制度化而行的。”n他将着眼点放在清末民初的上海，这一阶段真正的现代都市尚未形成，人们所拥有的只是对于现代性的集体想象，研究“现代性如何建构”而非“人们如何接受现代性”开启了文化历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角度和方法。
不仅如此，李欧梵同样注意到了西方现代性的片面之处。认为在“五四”以来的话语体系中“现代性”几乎等同于“科技现代性”，过分强调理性和物质性，而情感以及美学，或者说“文化现代性”却缺席了。这种反思使他的论述更完整，也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中国引入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产生的片面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可避免，李欧梵在文末的反思中试图探索除了西方现代性，中国是否也产生了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性，一种“中国的世界主义”o。他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积极引入西方历法和技术并不是惯常意义上的“后殖民理论”可以解释的，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热衷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是基于对自身身份的充分信心而进行的。换言之，中国之所以没有像印度等殖民地一样被殖民者同化，正是因为自古以来形成的“中国性”维持了国人的身份意识。并且他指出，借由这种非西方的现代性，或许能脱离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李欧梵对多种现代性的探索极具创新意义，启发我们在研究中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李欧梵观点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在第二章中作者只是将时间观念的转变和现代性建构作为分析材料的背景和前提，更多的篇幅用于分析月份牌的图像和文化意蕴，对这一理论本身并未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对其借用的现代性理论也未进行阐释。而“现代”作为贯穿全书的概念，李欧梵在现代性问题一节中只提到“是和一种新的时间和历史的直线演进意识紧密相关的”p，如果能更清晰地定义现代性，会更有助于读者理解文意。
中国早期的现代性正如农历与西历结合的月份牌一样，是复杂的、东西结合的，难以用某种具体的主义或理论去概括。透过西历的传入管窥现代性的集体想象，有助于还原当时复杂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侧面，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大众在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集体经验。
ab梁启超：《汗漫录》，《清议报》1900年第35期。
c 〔美〕宇文所安： 《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第13—17页。
dehnop〔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54页， 第94页，第109页，第56页，第327页，第56页。
f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页。 g 〔美〕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i Basic Searchhttp：//www.cnbksy.cn.libproxy1.nus.edu.sg/sear ch？author=
关键词：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现代性 历法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人文学科教授，文学评论家、作家，主要研究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和中国电影。1970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文系博士学位，2015年获选第26届中国香港书展年度作家，代表作有《人文文本》《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都市漫游者：文化观察》《寻回香港文化》《未完成的现代性》等。李欧梵在《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的第二章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建立在时间意识的转变上。新的时间观念改变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讲述，具体到常民生活和物质文化的层面，就是月份牌和西洋钟表的使用以及大众出版业对西方历法的推广。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如何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民族性想象，李欧梵的这一命题引发了笔者的诸多思考。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展开讨论：其一，西方现代时间观念与中国传统时间观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二，在李欧梵笔下，这种全新的时间观如何促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最后，尝试对这一观点做出评价。
一、西历对中国传统时间观念的颠覆
李欧梵在书中并未对中西时间观的差异展开详细说明，笔者试图在此探究一二。梁启超在《汗漫录》中谈到他在日记中使用西历时，就从一个“乡人”变成了“世界人”a，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历法的冲击。这种革命性的时间观念在许多方面颠覆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新的历法不仅重新定义了时间周期的划分，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时间演进方式，同时也改变了对“古今”的价值判断。
中国旧有的历法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对时间周期的划分是以季节更替的自然规律为基础的，如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就是在月相变化的基础上加入了干支历的内容，主要目的在于指导农耕。但从西方引入的公历纪年法原称基督纪元，是以基督教所信奉的主耶稣降生的年份为起点，以“星期”为时间周期单位的纪年方法，虽然吸收了天文历法的规律，但仍然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宗教秩序之上，本质上是人为设定的，休息日与工作日的概念也是与工业生产相匹配的时间观。这两种不同的时间周期分别对应的是乡土社会和都市生活，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晚清时期的中国要想步入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就无可避免地要接受西方的时间周期，梁启超将其称为“跟上统一时间度量的普遍潮流”b。
时间周期的改变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时间演进的方式。受日月周期运动和四季更迭的影响，传统的干支纪年方式是一种循环性的时间演进，以六十年为一甲子，天干地支周而复始。而西历则是一种线性演进的时间观念，每过百年就增加一世纪，这种数字的增长是不可逆的，打破了古代中國千百年的时间循环。除此之外，古代中国的年号会随着王朝的兴衰和帝王的更替而变化，而西历不受君主制和朝代更迭影响，是独立于社会的完整体系。中华民国建立后，帝制成了过去式，西历成了更适应现代国家需要的选择。
两种时间演进的方式实际上隐含了对“古今”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宇文所安在《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提到圣贤们不断地怀念周礼，把已经逝去的周朝看作是遥远的、美好的理想，并且历代的文人也不遗余力地试图与过去产生联系。c传统文化中将“古风犹存”看作是不可多得的优点，总是希望通过时间的循环再现过去的礼乐秩序，往昔和回忆被当作是人存在的锚点，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此相反，李欧梵指出在新的时间体系中，“‘今’和‘古’成了对立的价值标准”，并且现在要与过去断裂，以便续接更好的未来。d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的启蒙话语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将过去看作是陈旧的、应当被淘汰的，而现在和未来永远是新的、充满光明的。时间的流逝由此与“发展”和“进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是单向的，有目的性的，这其中暗示了人在历史中的主动性，即人们能够有意识地参与到现在和未来的创造中。
“我认为时间——以及日历系统——正是现代性所赖以构建的基础。”e西历与中国传统历法存在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原本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但在当时的语境里，西历作为先进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联结了人们对于西方的想象，自然也被赋予了“先进”和“文明”的潜在意涵。接受这种“先进”的时间观的确如李欧梵所说，是对传统的颠覆，象征着中国要脱离持续了千百年的自我循环，加入世界向前发展的潮流，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清末民初中国现代性的构建。
二、西历如何推动现代性的建构
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f西历作为一种全新的时间尺度，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才得以推动晚清社会的现代性构建。它是由西方殖民者引入，被知识分子接受，继而通过大众出版行业深入都市生活中的，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对民族国家的集体想象。
在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对西历的引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思想家和文学家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完成了将西方时间观融入中国社会的任务。当李欧梵研究西方的历法和时间观念如何在晚清发生作用时，他将梁启超看作一个领风气之先的人物，认为他是“用日记把自己的想象风貌和时间观念联系起来的第一人”g。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旧秩序陨落的社会中抓住了西方现代性和“启蒙”这一救命稻草。为了达成启蒙和向西方学习的目标，旧有的时间观念也必须改变。梁启超等人通过译介西方著作，引进了全新的时间观念，他们通过将时间轴与世界接轨，把对自我和国家的想象范围从中国扩大到了全世界。在文学领域，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同样关注时间观念带来的变化，刘呐鸥认为时间和速度即是现代生活的核心，而现代艺术正是要捕捉由时间和速度带来的情感的波动。h在这种艺术理念的影响下，他的作品热衷于描写电影、汽车以及都市的节奏，这些都是时间和速度在物质层面的具象化，目的在于揭示人们受到了西方现代性怎样的影响。新感觉派作家所描绘的物欲、声光化电和种种游离于社会的、转瞬即逝的情感为当时的人们创造出一幅有关西方现代性的图景，构建了读者对于时间和都市的全新想象。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和以刘呐鸥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分别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层面融入了现代时间观的概念，成了早期现代性构建的重要部分。 除了知识分子的努力，大众出版和印刷行业也在西历的推广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的时间观念借由出版行业得以落实，并逐渐成为都市中普遍的生活方式。《申报》最早采用西历和中历并行的方法，此后的商业月份牌也大多采用这样的形式：星期和月份重新定义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作息，但农历的节气仍标注在月份栏上，将现代的都会生活与传统的习俗联结在一起。作为广告和日常计时方式的结合，商业月份牌在某种意义上汇集了西方现代性的大部分表征：香烟和麦片等商品的宣传画描绘了诸多想象中的现代家庭应当具备的日用品，集合了对物质的追求、对视觉的冲击和对现代空间的想象；郑曼陀和他的弟子所绘制的一系列风靡上海的月份牌女郎描绘了那个时期上海都市的摩登名媛，集合了与时尚和女性相关的附属意义；而月份牌下方中西結合的日历则体现了市民对时间的认知。目前在全国报刊索引中能检索到的月份牌广告共有5213个i，最早的一份刊载在1882年的《沪报》上，并且突出宣传其方便查看日期的优点j，可见当时西历已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需求。在月份牌之外，各类杂志和小报也使新的时间划定方式成为大众普遍的生活体验：日报、周刊、旬刊和月刊，其发行周期都以西历为标准，历法、时计乃至钟点的标准化就体现在这些杂志以及日报的出版上。我们虽无法判断具体的读者范围和数量，但根据当时杂志发行的种类和月销量也可以大致推测出大众出版在市民生活中的地位，仅《东方杂志》这一个期刊月销量就能达到15000册k，可见其影响的广泛性。
借由出版和印刷业的推广，西方立法逐渐融入了大众生活，中国的现代性不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憧憬，而是大众的集体想象。这种想象只有在大众同处于一个时间轨道上时才有可能形成。正如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起源于同构的、架空的时间观念l，“新政”“新文学”以及“新时代”这些建立在新的时间观上的新名词通过杂志和报纸，在都市民众的脑海中构筑起现代性的精神风貌。1929年的《小朋友》杂志中向儿童宣传使用西历，并且直接将西历与“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只有少数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还用他们向来的旧历法；其他文明的国家，已经全用阳历了。”m这样的表达隐含了对缩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距离的渴望，西历不仅是集体想象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成了文明的标志和现代图景中的一部分。
西历的引入是在晚清社会多个层面共同发生的，其背后是时间意识和社会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为现代性的想象提供了共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社会思想家所追求的向先进世界靠拢的目标和文学家所描述的都市生存经验，以及出版印刷行业对大众社会生活的渗透都推动了现代性的构建。
三、结语与反思
李欧梵在讲述这种建立在新时间观上的现代性时，对马泰·卡林内斯库和查尔斯·泰勒的现代性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并对原始材料进行了详实的分析。其优点在于从西历这个细节出发，以小见大，避免了宏大空洞的理论体系。同时对出版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研究打破了过往研究文学文本的局限，摆脱了精英化的叙事理念，转向了更加大众化的研究领域。当谈及大众领域的西方现代性图景时他指出：“这样的一个景观也止于‘景观’—— 一种想象性的、常基于视像的、对一个中国‘新世界’的呼唤，而非强有力的知识分子话语或政治体系。换言之，这种景观想象是先于民族构建和制度化而行的。”n他将着眼点放在清末民初的上海，这一阶段真正的现代都市尚未形成，人们所拥有的只是对于现代性的集体想象，研究“现代性如何建构”而非“人们如何接受现代性”开启了文化历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角度和方法。
不仅如此，李欧梵同样注意到了西方现代性的片面之处。认为在“五四”以来的话语体系中“现代性”几乎等同于“科技现代性”，过分强调理性和物质性，而情感以及美学，或者说“文化现代性”却缺席了。这种反思使他的论述更完整，也为后续学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中国引入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产生的片面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可避免，李欧梵在文末的反思中试图探索除了西方现代性，中国是否也产生了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性，一种“中国的世界主义”o。他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积极引入西方历法和技术并不是惯常意义上的“后殖民理论”可以解释的，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热衷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是基于对自身身份的充分信心而进行的。换言之，中国之所以没有像印度等殖民地一样被殖民者同化，正是因为自古以来形成的“中国性”维持了国人的身份意识。并且他指出，借由这种非西方的现代性，或许能脱离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李欧梵对多种现代性的探索极具创新意义，启发我们在研究中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李欧梵观点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在第二章中作者只是将时间观念的转变和现代性建构作为分析材料的背景和前提，更多的篇幅用于分析月份牌的图像和文化意蕴，对这一理论本身并未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对其借用的现代性理论也未进行阐释。而“现代”作为贯穿全书的概念，李欧梵在现代性问题一节中只提到“是和一种新的时间和历史的直线演进意识紧密相关的”p，如果能更清晰地定义现代性，会更有助于读者理解文意。
中国早期的现代性正如农历与西历结合的月份牌一样，是复杂的、东西结合的，难以用某种具体的主义或理论去概括。透过西历的传入管窥现代性的集体想象，有助于还原当时复杂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侧面，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大众在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集体经验。
ab梁启超：《汗漫录》，《清议报》1900年第35期。
c 〔美〕宇文所安： 《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第13—17页。
dehnop〔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54页， 第94页，第109页，第56页，第327页，第56页。
f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页。 g 〔美〕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i Basic Searchhttp：//www.cnbksy.cn.libproxy1.nus.edu.sg/sear ch？auth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