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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镇虽然在南方，海拔却高，与山下星星点点蔓延至海边的城镇相比，气候竟有些寒冷。安娜和贝蒂开车下山去滨海的大城市接亚当出院，他中风了，半身不遂，身边没有亲人，医疗记录里的紧急联系人写着安娜的名字。
医院在城郊，离机场不远，飞机起落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医院门前的小庭院里种着两棵染井吉野，花开得正旺，像是悬在人头顶的巨大红云，因为盛极，这才可以转衰。安娜和贝蒂在护工的帮助下把亚当抱进车里坐好，亚当的右手还能动，他探出手拂去落在安娜袖口的一瓣樱花。安娜穿了件深褐色的长款开衫，罩着里面的烟灰长裙，正好叫浅粉色的花瓣落了她半边身子。
那时正好赶上了一阵风。落樱认准了安娜的半边身子和贝蒂的满头白发，美丽得如同并蒂莲或孪生姐妹的安娜和贝蒂。
回B镇的路上，贝蒂在前面开车，安娜坐在亚当身边，静静地握着他的手。他并没有抽开。他们都老了，觉得互相偎依着挺好，手背上的皱纹几乎可以彼此契合。亚当侧过头看车窗外的风景，看到沿路绿树成荫、樱花怒放。他们正往山里走，越到高处花开得越晚，安娜和贝蒂家门前的染井吉野刚刚含苞欲放。
他们就像是在时间里逆流了一番，终于回来了。
亚当回到B镇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虽说这里人来人往，学生们每几年就要四散天涯，教授里耐不住寂寞去了别处的也很多，老住户总还是有。
老住户如果还活着，那就还记得亚当，十多年前黯然离开的亚当。他说过永远不会回来。可“永远”是个很轻的词，就像春日里流连在枝头和袖口最终了无痕迹的那些花瓣。那时他离了婚，卖了房子，辞了教职，决心再也不会回到B镇，安娜背叛他的地方。
波澜不惊的小镇上，亚当和安娜离婚的故事至今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别人的故事啊，就像食物的热气和香味，是聚会画面的底色，不可或缺却又无从把握。人们沉迷于细节，比如三文鱼、柠檬叶，甚至瓷盘上的葡萄藤，还有别人家的争吵、哭泣和被砸碎的台灯。食物终将消失于口腔继而腹腔，而被交换的故事也注定被遗忘。
人们从不曾停止分享食物或是故事。其实故事里的人物都有着清晰的面容和微妙的表情，人们做不到像吞噬食物那样将其强行纳入自己生命中的空洞，于是呼吸他们旋转时撒落的星尘，触摸他们彼此碰撞所加热的空气，耳濡目染着他们聚聚散散的形形色色，当他们从世界的背面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
镇上的老住户也明白，故事里的亚当和安娜，是他们没法理解的陌生人， 他们忽然说不出什么话来。因为，亚当任凭自己被安娜和贝蒂接回来了，安娜和贝蒂做了艰难的决定，把亚当接回来了。原来，三个人竟然也是能共同生活的。
医院打来电话时，安娜正坐在窗前整理文件，她刚把用了好多年的黑莓手机换成苹果，看到屏幕上显示出陌生的号码，区号是山下海边的城市。
她沒想到那竟然是关于亚当的消息。
他突发脑溢血，被救护车从机场直接送去医院。安娜站起身，拿额头抵着面前的落地窗，手里紧紧抓着手机，仔细地听医院的电话。初春的天气仍然寒冷，尤其在这接近山巅的B镇，窗外的染井吉野努力地抽芽吐苞，却只是往窗玻璃上涂抹了些许青灰。
安娜觉得紧贴着窗玻璃的右额有点痛，而紧贴着额头的玻璃有点冷。这些年来她总在回避亚当的行踪，是的，她渴望他消失，消失在幸福的、与她没有任何交集的生活里，只有这样她才能少受折磨。她不怕惩罚，但她仍然备受折磨。
她知道亚当终于再婚了，就在去年年底，新婚妻子与他年纪相仿，同样离异多年，也是英文系的教授。亚当的朋友都在谈论他晚来的幸福，老天亏欠他的幸福。亚当的朋友也是她的朋友，她听见了，在停车场片刻寒暄的瞬间，午餐会擦肩而过的瞬间，电影院里灯光即将熄灭的瞬间。
她渴望那是亚当彻底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的开端，医院的电话却彻底打破了她的一厢情愿。
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性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把某些元音拖得婉转绵长。亚当没有亲人，安娜是他的紧急联系人，安娜是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
安娜是牧师的女儿，在中西部的小镇长大，去城里的大学读艺术史，刚毕业就嫁给了同校男生亚当。亚当那时是博士生，在学生公寓打工看门。安娜的室友被酗酒成性的前男友纠缠，是瘦弱的、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能背诵《李尔王》全文的亚当提着棒球棍守在她们门前，直到警察到来。
安娜请他喝甘草菊花茶，他回赠学校剧院的两张戏票，他们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去黑人区的酒吧听爵士乐。他们的婚礼在六月，大学教堂里。安娜的家人都来了，父母和三个哥哥。亚当身边只有母亲，喝威士忌、烟不离手、声音嘶哑却眼神温柔的黑发女人。
亚当的母亲在画廊工作，据说之前曾试图办展卖画。她送给安娜一条项链，还有一套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插画，似乎是出自小有名气的艺术家之手。安娜并未留意那个名字，她对艺术史全无兴趣，这不过是世人觉得适合富有家庭女生的专业。
世人也觉得大学无非是女生嫁人的跳板。她选择了亚当，这看起来不够好，却也不算太坏。 亚当的导师在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前跳槽去了南方的一所大学，亚当一时兴起申请了那附近的另一所大学并顺利地拿到了职位。他高兴的时候半透明的鼻翼会微微颤动，他高兴地抱起安娜在屋里转着圈跳舞，因为即便毕业了他也能继续去导师家喝酒聊天。
那时候的他又高又瘦，柔软的棕发紧贴着头皮， 细长而温暖的手指在安娜的脸颊和颈间摩挲。他长得很像他母亲，安娜偶尔会梦见那个只有寥寥几面之缘的陌生女人，梦见在椅背上和自己手臂上跳动的、她的手指。
开车去南方的路上，亚当开玩笑地说自己的名字应该是司各特，因飞逝的树影而斑驳的阳光里，金发忽明忽暗的妻子叫作泽尔达。他们像菲茨杰拉德夫妇那样开着红色敞篷车去南方，在暑气升腾草木丰盛的八月。
泽尔达来自密西西比，可安娜之前从未离开过北方，有着挪威血统的她清秀苍白而神情庄严，像一株开放在岩石上的白色芍药，几乎是泽尔达的翻转，不苟言笑也不会在缎面笔记本里记录奇思妙想，甚至不屑于挑选有多余花边或刺绣的长裙。她精心照顾亚当的起居，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亚当开玩笑地说，自己被母亲忽视的童年终于得到了补偿。懒散成性的他偶尔也会抱怨来自妻子的管教，安娜为他按字母顺序整理藏书，他却还是喜欢乱读乱扔。 他们甚至为去南方的赴任之旅而争吵。他们把家当交付给搬运公司，自己开车奔赴陌生的南方，每夜借宿汽车旅店。亚当想要在沿途的小镇吃饭闲逛， 安娜急着去山里的大学城安家。争吵后，他们在旅店的床上做爱，安娜是无比主动的爱人，交缠的双腿就像是比树桩更强劲的藤条，只有在炎热多雨的南方才能存活并壮大的藤条。
谁都没想到，山上的B镇竟会那么冷。
那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年，他们就要安家的小镇上只有一座红绿灯，一家年久失修的电影院，和一段尚未完工就已废弃的铁轨。
那年约翰·列侬还活着，沿路的地方电台反反复复播着肯尼·罗杰斯和莱昂纳尔·里奇的歌。在B镇的新家打扫卫生的安娜喜欢听桃莉·巴顿的《九点到五点》，亚当问她是不是想要找份工作感受九点到五点的生活时，安娜正踩着梯子给厨房窗户装碎花窗帘，说自己已经向校长办公室递交了申请，应聘秘书的工作。
B镇是在亚当和安娜到来之后才慢慢兴盛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教工，越多越多的商店和餐馆。在大学迁来之前，B镇上的住户大多是嬉皮士，他们已经老了，在学生聚居的街区开杂货店、水烟馆还有手相铺。亚当去买啤酒时会同看店的长发长衫男女攀谈。他们原先住在西海岸，大学没毕业就脑袋一热开车周游全国，最后在山清水秀的B镇落脚。他们参加过反战游行，给肯塔基的蓝草音乐节弹过班卓琴，也曾在佛尔蒙的“面包与木偶”剧团用垃圾袋做木偶，最近正准备去附近的佛教寺庙当义工造砖塔。
亚当从他们那里得知了B镇的历史，回家讲给安娜听。原来B镇的名字来自印第安語，意思是“逃避寒冷之地”。
这座镇子是从海边逃来的印第安人兴建的，他们被白人的军队追杀，原本想去西边的山里，然而山终究太高，高到水很难烧开，高到九月就开始飘雪，他们只能折返，回到这山脉刚开始爬升的地方。这里总有人被涨水的溪流冲走，被狂奔的鹿群踏穿腹部，或是在狩猎时被棕熊当作猎物，但更多的人毕竟活了下来，建造了这座小镇。后来白人追来了，带着他们的黑奴，谁都不知道印第安人又逃去了哪里。这里的黑奴每天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去地里种植烟草、红薯和南瓜。南北战争结束后，黑奴们能跑的都跑了，B镇却并没有衰落，因为矿工们来了，他们挖煤、挖铝、开采页岩气，还在镇上建了电影院和有轨电车。再后来，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摧毁了矿工的小乐园，他们失业，酗酒，谁都不知道那些双手黧黑指甲残缺的矿工最终流落去了哪里。他们留下的房子迎来了嬉皮士，紧随着嬉皮士出现的，是大学生，还有亚当和安娜。
安娜握住亚当的手：“我们的家，在逃避寒冷之地。”
亚当和安娜住得离校区不远，他们每天清晨离开斜坡上的家，沿着垂柳围绕、野鸭栖息的大小池塘步行半个多小时去上班。亚当把课都排在上午，他教莎士比亚、虔敬派诗歌还有“作为文学的圣经”，与安娜在教工俱乐部吃完中饭后就独自回家，写他那些永远都写不完的论文和书稿。安娜在校长办公室做秘书，给人文学院院长做助理，慢慢当上了管理学生事务的副院长，每晚回家手提袋里都装满文件和资料。她先是完成了心理学的硕士课程，又接着读教育学的博士。
亚当和安娜没有孩子，也没打算要孩子，他们把自己当作彼此的孩子。准备早饭是安娜的任务，做晚饭是亚当的职责。亚当出门开会的行李箱是安娜整理的，他经常因为找不到第三天的袜子隔着北美大陆给安娜打求救电话。安娜的医疗记录是亚当保管的，他甚至记得在日历上圈出安娜的经期，他订购了园艺杂志，还拉着安娜去动物收容所看猫狗。可是安娜很忙，她对自己忙碌的生活很满意，对动植物没有兴趣，对亚当的拼图游戏更没有兴趣——亚当每晚的消遣是在书房玩巨大的拼图，花费数月时间把数百枚碎片整理成精灵飞舞的花园、海底沉船和珊瑚森林，或是挥舞光剑的星战武士。
《星球大战》首映时，亚当还不认识安娜。他们后来去镇上的电影院看“星战”系列的重映，安娜倚着亚当睡着了，亚当的胳膊被她压了很久，起身时又酸又麻，他什么都没说。
安娜决定离开他时，他还是什么都没说。
安娜负责学生事务时，办公室在镇上电影院的隔壁，确切地说，她所在的办公楼就是原先电影院的一部分。
贝蒂在叫作“音乐盒”的电影院当经理，管着十几名员工。电影院的场地白天租给大学做教室，周日晚上放映不那么时兴的艺术电影，周末靠好莱坞大制作吸引观众，还能不定期地承办民谣乐队的专场演出。好在这里是不断扩张的大学城，“音乐盒”运作得稳稳当当，贝蒂就职后，开始筹备收回早些年从电影院分割出去的店铺空间，开办一家书店。
安娜与贝蒂的办公室只隔着薄薄一堵墙，某日午后，她们从不同的门走出同一座建筑，不约而同地坐在背靠背的两张长椅上稍事休息。园艺系师生在街边栽种了各色花树，五月里，一束束乳白的流苏花和一蓬蓬嫣红的木芙蓉悬在她们头顶。安娜捧着保温杯，喝从家里带来的咖啡，贝蒂穿着挡灰的围裙，正在翻看从就要开张的书店里顺手拿来的书。她们沉浸于各自的世界，直到一对过路的老夫妇忽然轻声发问：“你们是姐妹吗？”
安娜和贝蒂侧身回头，向彼此打招呼。她们长得一点都不像，但她们真的出奇地相似，就像是镜子里外的实体和虚像，她们都是实体，她们又都是彼此的虚像。
金发的安娜裹着黑色的披肩;黑发的贝蒂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安娜笑的时候眼角堆起细小的皱纹，这倒是能冲淡她眉宇间的肃穆;贝蒂认真地看着别人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噘起嘴，那是种天真的神情。安娜同贝蒂攀谈，得知后者两年前刚从外地搬来B镇，原先在博物馆整理和维护印第安文物。贝蒂告诉在大学工作的安娜，电影院打算收回更多的场地办书店和画廊。换句话说，贝蒂正要把安娜赶走。事实是，身为负责学生事务的副院长安娜原本就要搬走，大学的新行政楼暑假后就要竣工了。
安娜和贝蒂约定周末在镇上的希腊餐馆吃早中饭，这是办公室邻居的告别仪式，也是她们进入彼此生活的开端。
餐馆在街边排放了金属桌椅，草绿色的阳伞下，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腰间系着与阳伞同色围裙的侍者热情地向安娜和贝蒂推荐菠菜芝士煎蛋卷和水果酸奶拼盘。贝蒂往咖啡里加奶的时候，安娜打量着趴在她俩座位中间的狗。那是贝蒂的狗，叫作“钻石”，是白底黑花的斗牛犬，两眼周围都是黑色的，却并不对称，右边的巨大黑斑一直延续到嘴角，左边的黑斑则整整小了一圈。 钻石是瞎的。更早入座的安娜一见到贝蒂牵来的狗，就意识到了。这狗跑起来有种不顾一切的莽撞，几乎撞上拿着菜单的侍者，幸好贝蒂及时拉住了它的牵绳并作声指引。它对贝蒂的声音反应敏锐，温顺地跟着她绕过另外几张桌椅，来到安娜身边。贝蒂坐在安娜身边，对趴在她们座位之间耷拉着耳朵的狗说：“钻石，来认识安娜。”
钻石是一条需要被导盲的狗。
安娜忽然回想起来，前两年亚当拉着她去动物收容所的时候，他们见过这条瞎狗，甚至还在笼子前讨论过是否要收养它，当时值班的志愿者说，它的名字是“达斯汀”。显然，达斯汀终于等到了把它当作闪闪发亮的钻石的主人。
安娜记得这条白底黑花的瞎狗，它那双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直直落入她心底，就像是往深井里投了两枚石子，虽然久久没有声息，但终于在意想不到的瞬间打破了什么。是什么呢？寂静、水面，还是安娜习以为常的生活？
贝蒂的出现，让安娜以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无数隐秘的连线，也许，只有什么都看不见的钻石，才能洞察一切。那天钻石对她出奇地友好，在循声把头搭在贝蒂膝上之后，会不偏不倚地对陌生人安娜做同样的亲密姿势。
它似乎知道，安娜并不是陌生人 。
贝蒂出生在佛罗里达，与安娜和亚当同属婴儿潮一代。安娜的父亲为路德宗工作，贝蒂的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然而，她们很久以前就对教会失去了兴趣。安娜的父亲虽然不满，却渐渐接受了现实，对女儿的溺爱是他无法打破的习惯。貝蒂的父亲因此震怒，但因车祸不幸早逝的他再也没有机会训斥女儿，更不用说纠正她的错误。
在搬来B镇之前，贝蒂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母亲患脑癌去世。她唯一的弟弟生活在新奥尔良，弟弟与父亲的关系更为紧张，以至于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她给弟弟写信，先是描述父母的状态，再是寄自己与母亲的合影，继而用倾斜的花体简单交代自己在B镇的生活。
她有点害怕，害怕身边的人逐一消失，害怕人与人之间的隐秘连线正在断裂。
母亲去世后，贝蒂卖掉了家里的老房子， 光是清理地下室里的杂物就耗费了整整十天。
母亲把方圆几公里以内的杂货铺都搬进了这栋小楼。纸盒被裁开压扁捆成岩石般的硬物，没开封的罐头从地板堆放到天花板，旧衣物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三十七只巨大的皮箱里，甚至按照花色分了类，还有书籍、涂满字的信札和笔记本、空空如也的彩纸。它们是母亲的眼睛曾长久停留过的地方。
母亲从自己的眼睛里流淌进那些字迹和空白，像是想要寻找额外的生命，以期在这个世界多做停留。母亲经历过大萧条年代，习惯于匮乏并学会了积蓄。贝蒂的童年记忆里，母亲总在储存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从她那里，贝蒂最早学会的词竟然是飓风和核战争。
每年如期而至肆虐横行的飓风，每时每刻都压在人心头却始终无影无踪的核战争。贝蒂曾经是个眉头紧蹙神情紧张的孩子。
认识安娜那年，她们都四十多岁了，人生已然过半，身后和眼前都看不见波澜，命运的发条似乎松懈了，音乐盒里飘出的舞曲有些许走调，却更为懒散动听。
对了，那时候，二十世纪就快结束了，人们兴奋地谈论着新千年，仿佛最微小的烦恼和最深远的不公都会在世界重启的时刻烟消云散。
二十一世纪并没有什么不同。B镇的冬天虽然下不了几场雪，但全年的气温还是偏低;名叫“音乐盒”的电影院还是小镇中老年人口的社交中心;学生们还是会在橄榄球赛散场后喝得烂醉如泥露宿街头; 亚当还在教莎士比亚、虔敬派诗歌还有“作为文学的圣经”。唯一不同的是，安娜和贝蒂变得形影不离了。
大学还在扩张，索性买下了电影院所在的整片街区。贝蒂换了工作，接手新建的学生活动中心。安娜和贝蒂又成了办公室邻居。
贝蒂住在镇子东边的公寓区，亚当和安娜住在镇子南边。B镇被几条互相交错的散步道所围绕，傍晚，贝蒂牵着钻石走到安娜家附近，如果安娜正好站在厨房窗口，就会隔着碎花窗帘招手，请贝蒂进来喝甘草菊花茶。久而久之，就连瞎眼的钻石都熟悉了安娜家的地形，而热情的亚当不再把贝蒂当作外人，表现之一就是他再也不会从书房出来招待客人。安娜和贝蒂如此神似，他甚至懒得加以分辨。安娜和贝蒂如此神似，他没有料到自己才是多余的那个。
亚当也很喜欢钻石，他也记得当年的达斯汀。钻石的眼睛灰蒙蒙的，像是随时随地都在凝视着什么，却又因为什么都看不见而郁郁寡欢，所以才特别喜欢奔跑，想要一头撞进这世界，哪怕曾经为此摔下山坡。安娜和贝蒂在厨房讨论下一年的学生活动计划时，钻石喜欢趴在亚当脚边打盹，它叹气和打呼噜的声音都像人一样，亚当心里会有奇怪的想法：我叹气和打呼噜的声音，其实也就像狗一样？
隔着厚厚的近视镜片，亚当的眼睛也是灰蒙蒙的。这些年他掉了很多头发，前额已经秃了。隔壁那条街上开杂货铺的嬉皮士用上了助听器和辅助行走支架，大家都老了。
亚当的导师去世了。八十多岁的老人去世了，人们悲伤，并习以为常。
亚当的导师四十年代在纽约读书，是莱昂内尔·特里林的学生，靠着拉尔夫·埃里森的介绍给报纸写评论文章，虽然没能成为作家，却在大学里做了教授，最终执意回到南方，他的祖辈拼命逃离的地方。亚当跟着导师来了南方，经常开车去邻近的城市看望身形日渐佝偻的老人。导师开着老爷车载着他在城里兜风，摇下车窗玻璃同围坐在路边闲聊的老爷子打招呼，那些都是他的熟人，所以才能肆无忌惮地开玩笑：“看啊，这是哪家老爷和伺候他的司机！”
白人和黑人的关系，一眼望去只可能是主仆，无论亚当如何谦卑恭敬，更无论导师精通多少语言研究了多少年卡夫卡之类的现代派作家。导师请亚当在黑人云集的小酒馆喝波旁威士忌，给他讲自己如何凭借教会的资助读书，讲埃里森如何提携自己就像当年兰斯顿·休斯提携他，讲着讲着，唱歌一样背诵起休斯的诗：“我了解河流：我了解同这世界一样古老的河流，比人类血管中流动的血液更为古老的河流。” 亚当自幼跟随母亲长大，父亲从未在他的生活里出现过，他心上那个“父亲”形状的空洞，是导师来填补的。终于，空洞又空了。
亚当和安娜去参加追思会。那年冬天雨水连绵，大学教堂里挤满了各色人等。亚当是致辞人之一，安娜穿着黑色的长裙长靴在人群里鼓掌。会后，亚当被远道而来的诸多老同学拉去喝酒敘旧，安娜从教堂独自走回旅店，途径亚当导师退休前任教的文学院，那栋红砖小楼门前堆放着任人自取的旧书，她顺手拿了一本捧在胸前，回到房间才发觉那是加缪的短篇小说集。
不，那是她刻意挑选的，那就是她读过的版本，她记得那封面的模样，漆黑底色上的暗金剪影。
安娜早就读过加缪的《不贞的妻子》，那时她还没遇见亚当，那时她刚进大学，与另一个女孩影形不离。她们在法语课上坐在教室角落，为了能在摊开的书本下面手拉手，像一对不为人知的连体婴儿。她们在图书馆的草绿色台灯下翻着字典读加缪的小说，在缎面笔记本里整段整段地抄写令人眩晕的句子。她们穿彼此的衣裙，爱抚那些花边和刺绣，把时刻亲吻着皮肤的面料想象成另一个人无微不至的皮肤。
那是亚当从不曾认识的安娜，那是被安娜在亚当和全世界面前囚禁起来的安娜，那是在贝蒂的视线里一点点活过来的安娜。
加缪的小说里，商人马赛尔的妻子雅妮娜在沙漠中旅行，她登高远望，望向“天地交汇成一条清晰细线的地方。那里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她。迄今为止，她一直不知道那东西的存在，虽然那终究是她最缺少的。天色将暮，光明慢慢减退，稀释成流质，不再是水晶般清澈的固体。”
是的，天色将暮，安娜也老了，她知道缺失的东西是什么，她更知道那东西还在等着她，哪怕这些年她一直在逃离。她和当年的女孩都在逃离，直到白发苍苍。她们两年前在费城刚见过面，曾经的“好友”和她的丈夫在家招待前去出差的安娜。她们都有完美的生活，她们的身躯里各自埋葬着一个曾经敢于渴望的少女。
加缪的小说里，雅妮娜嫁给马赛尔已经二十五年了;现实中，安娜嫁给亚当也快有二十年了。不同的是，雅妮娜为承诺给她却永远不属于她的王国而独自哭泣，安娜的不贞却早已付诸行动。是的，在那王国里，“只有孩子、少女、干瘪的老人和鬼鬼祟祟的鬣狗才能悄无声息地行走”。安娜和贝蒂有太多时间和机会悄无声息地探索那王国，瞎眼的钻石熟悉她们的气息，却什么都看不见。
亚当也什么都看不见，或许，他只不过是什么都不想看见。
甚至可以这样说，亚当、安娜和贝蒂共同生活了好几年。是安娜下定决心结束这一切。理由很简单：我做不到对任何人忠诚，如果我没法忠实于自己。她不得不向丈夫当面承认自己是不贞的妻子。这是莫大的痛苦。
马赛尔无法理解雅妮娜的辗转反侧，这加剧了雅妮娜的孤独，却也在无形中保护着她。亚当是马赛尔的绝对反面，他的沉静里混杂着孩子的胆怯、少女的轻盈、干瘪老人周身萦绕的悲伤，甚至还有月色下鬣狗的孤单凄厉。如果说安娜想要探索生命里缺失的东西和地平线外若隐若现的神秘王国，那么亚当早就在那里了。那么，想要忠实于自己的安娜，只能去敲碎原本就过分敏感的亚当。
如果我没法忠实于自己，就做不到对任何人忠诚。可是如果我忠实于自己，就只能伤害自己所爱的人。
安娜仍然爱着亚当，他什么都没做错，他温柔而包容，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毫无缘由的卑微，那应该是源自他的善良。如果时光倒流，她仍然会义无返顾地爱上他，义无返顾地陷入在学生公寓楼前的蔷薇花墙下接吻的瞬间，那一刻她身体深处的震颤至今还在蔓延。而今，他早已占据她的日常，成为她的习惯，就像一棵树扎根在一块土里那样自然。
她却要把这棵树连根拔起，只因为这块土，原本就是她为了逃离自己而编造的谎言。
为她的自私和残忍付出代价的，却不该是亚当。
她精心挑选提出离婚的日子。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那时亚当刚在学校领了表彰他研究成果的奖项，那天她特意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有被摧毁的喜悦做缓冲，逃不掉的冲击或许没那么猛烈。然而，撒满糖霜的砒霜还是砒霜，裹在绸缎里的刀子还是刀子。
亚当的反应很平静，也很坚决。他当晚就搬去了旅店，第二天就递交了辞呈，秋天就在科罗拉多的一所大学兼职教课，第二年就转成了正式职位。
科罗拉多是个好地方，山更高，路却更平坦，开车时感觉自己正笔直地冲向天边的巍峨雪山，非常畅快，能帮助疏导亚当的积郁。
他一时接受不了平静生活突然分崩离析这样的现实，谁都接受不了，谁都没想到，还有更可怕的分崩离析在等着他。
年过半百意味着什么？再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应付动荡。亚当也不是例外。但动荡不是橱窗里供人选择的甜点，而是从天而降摧枯拉朽的飓风，被抛来抛去的亚当有时会坐在汽车旅店散发着霉味的床上喝着从隔壁加油站买来的廉价啤酒问自己：这是什么感觉？这该怎样形容？在山间漫步时忽然发觉自己置身于完全没有大气层的火星？半夜惊醒，伸手去抓毯子却意识到自己正在惊涛骇浪间挣扎并渐渐溺水？站在镜子前整理仪容，镜中人影扭曲着变成满地飞灰覆盖了自己的脚背继而是小腿甚至胸口？
有些日子里亚当给新朋旧友整日整夜地打电话，另一些时候他整日整夜地睡觉，床头堆满空酒瓶。他活得就像是蹩脚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他并没有骚扰自己的学生或是剽窃自己学生的论文再或是骚扰了学生再剽窃她的论文。他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他以为规规矩矩的老实人理应过着波澜不惊的平淡生活。
他最明白的是：不能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
那是安娜的错，不该由他来付出代价，所以他更不能变本加厉地惩罚自己。但明白的事未必都能做到。他叫中餐馆的外卖总是把附赠的签语饼随手扔掉，但某一天，他忽然撕开塑料纸掰开小蛋卷取出那张卷曲的纸条，那上面印着一行字：“想到很简单，做到却很难，把想到的都做到难上加难。”
他用手捂着嘴笑了起来，必须抑制大笑的冲动，嘲讽自己的力气还是有的。 他从外卖纸袋里掏出另一只签语饼，那里面的字更神奇：“时间治愈一切。”
好吧，我还有多少时间？年过半百再重新开始生活？
他把两枚破碎的签语饼都嚼碎了咽进肚里。
离婚后的第八年，安娜终于搬进了与贝蒂合建的房子。卡特琳娜飓风之后，贝蒂的弟弟从新奥尔良搬来，带着保险公司的赔款重新安家。弟弟是建筑师，索性接单设计房子，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贝蒂跟他要了图纸，拉着安娜一起照自己的需求修改。弟弟嘲笑这俩挑剔的老太太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贝蒂回答：年轻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幻想倒是可以冲淡些;老人家去日无多，这才应该把什么都浓缩起来，为了不留遗憾。
钻石已经老了，死了，骨灰装在陶罐里。贝蒂终于理解了母亲的储物狂，谁都害怕失去，只能极力挽留能够挽留的。可母亲苦心贮藏的一切还是被贝蒂清空了。她把罐头一盒盒撬开，挖坑掩埋了过期食物，空罐头和纸板一同送去垃圾站，旧衣物有回收店接收，至于那些收留了母亲痕迹的书籍，她考虑了很久还是送去了教会，它们会被远洋船只送去世界各地而母亲则因此实现灵魂之旅。她烧光了信笺和笔记，只留下正在褪色的彩纸。她带着这些彩纸来到B镇，终于要搬去她和安娜的新家时，她从储物间里翻出了手提箱里的彩纸，不，白纸。彩纸早就褪色了，变成了空空如也的白纸。
钻石的世界是漆黑的，那种黑和彩纸的白也许并没有分别。
贝蒂把装着钻石骨灰的陶罐放在新家的客厅里，沙发后的地柜上，正对着窗外的花园。她坚信脱离了这个世界的钻石能够恢复视力，还特意为它在花园里栽了一株染井吉野。初春满枝粉白，仲春绿意盎然，暮春时，樱树的叶丛间会垂下紫红发黑的小樱桃。
钻石一定都看见了。钻石一定也能看见陶罐两侧的两尊石灰雕像，那是人头大小的哭脸和笑脸，贝蒂早先在电影院工作时的同事送来的暖房礼物。
哭脸和笑脸是叫作“音乐盒”的电影院的标志物。
电影院是1929年竣工的，大萧条时期，光影的幻象召唤并安抚无所事事的人群，就连矿工聚居的山间小镇都建起了容纳千人的电影院，外墙由白云岩堆积而成，在刺目的阳光下闪耀出幽蓝光晕，内壁悬挂着猩红的幕布和帷幔，铺设着橡木地板的舞台前甚至还有默片时代残留下来的乐池，可有声电影即将成为三十年代的洪潮。电影院落成那天，镇长代表捐款人扯下从正门上方垂落在地的缎带，将一哭一笑的两尊石脸展现给激动欢呼的人群。
哭与笑，戏剧的精髓，人生的两极，却终究逃不过时光的洗刷。电影院在二战后就开始没落，被外州涌来的嬉皮士割据成灵修中心和曼陀罗壁挂店，给民主党当过地方总部，又租借给大学做教室和学生活动中心，直到被当作历史遗迹翻修了重新开业，那就是贝蒂当经理的“音乐盒”。哭笑脸虽然还蹲踞在正门上方，那却是照着老相片重新定制的，原先的石像早就不翼而飞。失窃的石像也许会在某时某地出现在旧货市场，也有人相信它们已经沉没在开采白云岩造就的矿坑湖底。
缺失的总会被填补。B镇的纪念品小店里堆满了仿制的哭笑脸，电影院的同事送来一对给贝蒂和安娜，祝贺她们的乔迁之喜。安娜道谢的时候并没有提起，亚当的车里，后座的车窗上，粘着一对手掌大小的哭笑脸浮雕。
他在哭吗？他在笑吗？他在哪里呢？
亚当完成了很多套拼图。他喜欢慢慢整理满地碎片，按照颜色、形状或图案归类，再耐心地摸索它们之间的隐秘联系，为了迎接冥冥中注定降临的秩序。俄狄浦斯王为了对抗命运而刺瞎双眼，他却相反，每天都睁着眼睛苦苦寻找命运的踪迹。
他喜欢长久努力之后的回报：混乱不再，碎片都归位，美景一览无遗。他更喜欢的是在拼图完成后再次拆散它，看着完整的画面又变成一堆乱码。创造和毁灭都令人沉迷，他只是没想到，自己的生活到头来只是一幅被创造又被毁灭的拼图。他以为自己运筹帷幄，到头来却只是被命运玩弄于股掌。
离开B镇时，他把保存完好的几十只拼图盒子捐给了公共图书馆，孩子们的娱乐区需要这些游戏。那么，他需要什么呢？
住在科罗拉多的那些年，他迷上了旅行，不错过任何外出的机会。他忙于各地的讲演、工作坊、研讨班和学科年会，每个月都会有几天把车留在机场的停车场，自己飞去遙远的异地，在另一个机场租车前往另一间大学。这种年轻单身汉的行程折磨得他腰酸背痛，但比起独自面对公寓的白墙来，他宁可两害相权取其轻。漫长的夏季更为难熬，他飞去意大利、葡萄牙或是保加利亚。他想去看看母亲曾经游历过的地方。
母亲在价格不菲的养老院住了几年后，静悄悄地去世了。在他的生命里，母亲像是一根擦过曲面就远离的切线，总是被冷落的他别无选择地爱上了安娜，曾经与他形影不离的安娜，可是，与他在某个平面上重合的安娜，在另一个平面里，原来只是与他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他终究还是孤独，只能收集或远或近的市镇，那些地图上的黑点和透过飞机舷窗望见的棋盘，好像它们是某幅巨大拼图的碎片，等着他的是什么画面呢？他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
亚当和克莱尔是在机场认识的。安检的长队里，亚当排在克莱尔身后，他们都挎着现代语言学会的手提袋，再明显不过的暗号。克莱尔甚至挎着两只手提袋，另一边肩膀上的那只，赫然印着圣经研究学会的字样。亚当的旅行箱里也有一只，用来装电脑，因为要开箱交出电子用品，被正在前面脱鞋检查的克莱尔看到了，俏皮地问：“似乎我们十一月已经见过面了？”
现代语言学会的会期是一月，圣经研究学会安排在十一月。
他们在机场的早餐店攀谈。亚当要回科罗拉多，克莱尔来自密西西比;亚当的课题是玄学派诗歌，克莱尔研究乔治·麦克唐纳的童话;亚当抱怨组织论文集没有人按时交稿，克莱尔说自己给儿童文学期刊做编辑完全是义务打工;亚当喜欢往煎蛋上撒黑胡椒，克莱尔往薯条里撒更多的黑胡椒;亚当注意到克莱尔没有戴戒指，克莱尔中途接了个电话，说是儿子打来的，他正在去签离婚文件的路上。
亚当表示抱歉，克莱尔笑着摇头：“离婚是好事，该结束的最好尽早结束。” 亚当回想了一下，自己离婚已经十一年了，幸好没有孩子需要操心。
他主动要了克莱尔的电话，却是克莱尔先打给他。
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安排了几次共同旅行，为彼此的合拍惊叹不已。亚当在伦敦南边的肯特郡向克莱尔求婚，他们回到密西西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克莱尔提议趁着春假再去英国权当度蜜月，一切都美好得如同梦境。回程的飞机快要降落的瞬间，克莱尔忽然胸痛，飞机落地后，急救人员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好在有急救人员，因受刺激而中风的亚当得到了及时救治。
那种感觉，就如同辛苦完成的拼图又被打成了满地碎片。
亚当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医院的工作人员在他的医疗记录里找到了紧急联系人的电话号码，世间种种隐秘的联系还在，安娜又被拉回了他的轨道。
焦虑时，安娜会不自觉地用拇指指甲掐另一只手的指节，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再小指、无名指、中指、食指、拇指，循环往复一番后换手重来。贝蒂不会伸手阻止她，贝蒂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手掌覆盖住安娜的手背。贝蒂坐在沙发前的脚凳上，戴起她玳瑁边的老花眼镜，专注地凝视着身形陷在沙发里的安娜，等待她做出决定。总是腰杆笔挺的安娜破天荒地散了架，支撑着她的是沙发上的那些草绿和暗橙色的靠垫，她看起来就像是压着夏日草地的一块阴影，轻飘飘的没有重量，这可能因为她要做的决定太过沉重吧。
贝蒂向来是个郑重其事的观察者，她贪婪地看啊，看啊，看啊，生怕自己所记录的细节下一刻就要湮灭，终将湮灭的一切，也许只有在她的眼睛里才能勉强维持另一重微渺的生命。她的眼睛与母亲的小楼是相似的，清空了母亲想要挽留的东西，她却仍然做不到放弃自己想要挽留的。她想要伸出手去触碰安娜，被她的视线所笼罩、正在一点点坚定起来的安娜。
十多年前离开亚当时，安娜独自生活了很久，独自面对公寓白墙的岁月，并非亚当欣享的特权。安娜以为归零的含义是远离过去的失败，包括贝蒂。但她们终于还是重新开始了，在没有亚当的B镇。然而，命运又抛给她一道选择题：A）去照顾亚当，这意味着离开贝蒂，她不能強迫贝蒂承担自己的责任。B）留在B镇，她和贝蒂的生活里没有亚当的位置，他只是他自己的负担。
她已经做出决定，她只是需要鼓足勇气才能向贝蒂开口，伤害亚当的那次坦白已经耗尽了她的气力，为了弥补那次伤害，她只能对另一个人犯同样的错吗？她当然不能轻易舍弃贝蒂，但亚当的不幸遭遇所施与的道德压力令人无法逃避。更有甚者，她不敢追问自己是否还爱着亚当，心底蠢蠢欲动并隐隐作痛的，显然是比同情更为强烈的感情。
贝蒂善于观察，却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她打断安娜的最后通牒，对于垂垂老矣的她们来说，别离就真是别离了。
“为什么必须选择？” 贝蒂坐到安娜身边，握住她的拇指，制止她的忐忑不安，“为什么不能三个人一起生活？”
想到很简单，做到却很难，把想到的都做到难上加难。可是，最难的其实是我们想不到，或者不敢想。贝蒂必须说服安娜，接下来她们还得说服亚当，人与人之间固然需要距离，但跨越距离的联系，才是抵抗时间与命运攻势的最终防线。大家都已经离死亡不远了，该归零的就归零吧，唯一重要的，是最后时刻的相依为命。
前年花园里的染井吉野开放时，贝蒂把钻石的骨灰埋在树根处，留下空空的陶罐伫立在哭脸和笑脸之间。陶罐是她在手工集市买的，那时她还没有与安娜搬到一起。
B镇每年八月的第一个周末开办手工集市，封起镇中心的几条街道让人们摆摊卖各种自制的工艺品。贝蒂用母亲的彩纸，确切地说已经是白纸，做成提线纸鸟吊在晾衣架上供人玩赏，有鹤、茶隼、鸳鸯和火烈鸟。如果有人想要带走哪只纸鸟，只需在贝蒂准备好的烟灰缸里留下现金，面额随意。那天风大，纸鸟们迎风飞舞栩栩如生，烟灰缸里的纸币却也飞了起来，好心的路人帮贝蒂把钱都捡了回来，还建议她去隔壁摊子买个存钱罐。
贝蒂隔壁的摊主是个扎着麻花辫的印第安女孩，她应该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B镇附近没有保留地。女孩主动递给贝蒂一只红褐色的陶罐，怯生生地笑着说：“这是我做的。”贝蒂要给女孩钱，女孩指了指晾衣架上的白色乌鸦：“用这个换。”乌鸦接引亡灵去另一个世界，陶罐用来保存生命留下的灰。乌鸦与陶罐在女孩和贝蒂之间易手，那一刻，她忽然想到：我和我爱的人的灰，都混在一起，能填满这只罐子吗？
自问自答
这个故事能不能改名叫作“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其实可以啊。最早构思的时候，我考虑过让三个主角的某个共同的朋友当叙述者，通过他/她的观察来讲述这个故事，可是后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换成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感觉这样能够更好地实现两个效果：一来可以在人物描写和历史背景之间轻松切换，我希望故事里的镇子也是个潜在的角色，主角的故事只是镇子故事的小小一角，后者好比一面爬满各种藤类植物的墙，人物的悲欢离合只是绿叶间转瞬即逝的喇叭花。二来呢因为我以前写小说爱用第一人称，总是写着写着就陷入大段大段的心理纠结，这次要尝试从人物的内心世界跳出来，学会运用远景，讲长时段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原型吗？现实中有后续吗？
我没有编故事的才能，所以只能取材于现实。这个故事的前半段，也就是亚当和安娜的离婚，是我已经去世的导师讲给我听的八卦。没想到十年后还有后续，是我的另一位导师在饭桌上补全的，也就是亚当再婚失败后的三人生活。差不多快写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又听到了更新的消息：老先生第二次中风了，老太太中的一位现在出现了老年痴呆的先兆，另一位膝盖不好，可能要做手术。似乎很快他们就只能去养老院过有人照顾的生活了。生老病死，谁都逃不过，但至少他们曾经抱团取过暖。
今后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因为生活在美国，我好像可以算作海外华人作家，不过我不想写海外华人生活，太多人写，我就不去凑热闹了。我想要写一个系列的短篇，用中文写美国的小镇生活，而且是热气腾腾却又冷冷清清的南方小镇，就是福克纳和奥康纳笔下的那种。我现在的研究课题是幻想文学，写的诗风格也比较超现实或者说天马行空，所以写小说反倒不想再飘着了，写写美国老百姓的小辛酸吧，环球同此凉热。
医院在城郊，离机场不远，飞机起落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医院门前的小庭院里种着两棵染井吉野，花开得正旺，像是悬在人头顶的巨大红云，因为盛极，这才可以转衰。安娜和贝蒂在护工的帮助下把亚当抱进车里坐好，亚当的右手还能动，他探出手拂去落在安娜袖口的一瓣樱花。安娜穿了件深褐色的长款开衫，罩着里面的烟灰长裙，正好叫浅粉色的花瓣落了她半边身子。
那时正好赶上了一阵风。落樱认准了安娜的半边身子和贝蒂的满头白发，美丽得如同并蒂莲或孪生姐妹的安娜和贝蒂。
回B镇的路上，贝蒂在前面开车，安娜坐在亚当身边，静静地握着他的手。他并没有抽开。他们都老了，觉得互相偎依着挺好，手背上的皱纹几乎可以彼此契合。亚当侧过头看车窗外的风景，看到沿路绿树成荫、樱花怒放。他们正往山里走，越到高处花开得越晚，安娜和贝蒂家门前的染井吉野刚刚含苞欲放。
他们就像是在时间里逆流了一番，终于回来了。
亚当回到B镇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虽说这里人来人往，学生们每几年就要四散天涯，教授里耐不住寂寞去了别处的也很多，老住户总还是有。
老住户如果还活着，那就还记得亚当，十多年前黯然离开的亚当。他说过永远不会回来。可“永远”是个很轻的词，就像春日里流连在枝头和袖口最终了无痕迹的那些花瓣。那时他离了婚，卖了房子，辞了教职，决心再也不会回到B镇，安娜背叛他的地方。
波澜不惊的小镇上，亚当和安娜离婚的故事至今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别人的故事啊，就像食物的热气和香味，是聚会画面的底色，不可或缺却又无从把握。人们沉迷于细节，比如三文鱼、柠檬叶，甚至瓷盘上的葡萄藤，还有别人家的争吵、哭泣和被砸碎的台灯。食物终将消失于口腔继而腹腔，而被交换的故事也注定被遗忘。
人们从不曾停止分享食物或是故事。其实故事里的人物都有着清晰的面容和微妙的表情，人们做不到像吞噬食物那样将其强行纳入自己生命中的空洞，于是呼吸他们旋转时撒落的星尘，触摸他们彼此碰撞所加热的空气，耳濡目染着他们聚聚散散的形形色色，当他们从世界的背面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
镇上的老住户也明白，故事里的亚当和安娜，是他们没法理解的陌生人， 他们忽然说不出什么话来。因为，亚当任凭自己被安娜和贝蒂接回来了，安娜和贝蒂做了艰难的决定，把亚当接回来了。原来，三个人竟然也是能共同生活的。
医院打来电话时，安娜正坐在窗前整理文件，她刚把用了好多年的黑莓手机换成苹果，看到屏幕上显示出陌生的号码，区号是山下海边的城市。
她沒想到那竟然是关于亚当的消息。
他突发脑溢血，被救护车从机场直接送去医院。安娜站起身，拿额头抵着面前的落地窗，手里紧紧抓着手机，仔细地听医院的电话。初春的天气仍然寒冷，尤其在这接近山巅的B镇，窗外的染井吉野努力地抽芽吐苞，却只是往窗玻璃上涂抹了些许青灰。
安娜觉得紧贴着窗玻璃的右额有点痛，而紧贴着额头的玻璃有点冷。这些年来她总在回避亚当的行踪，是的，她渴望他消失，消失在幸福的、与她没有任何交集的生活里，只有这样她才能少受折磨。她不怕惩罚，但她仍然备受折磨。
她知道亚当终于再婚了，就在去年年底，新婚妻子与他年纪相仿，同样离异多年，也是英文系的教授。亚当的朋友都在谈论他晚来的幸福，老天亏欠他的幸福。亚当的朋友也是她的朋友，她听见了，在停车场片刻寒暄的瞬间，午餐会擦肩而过的瞬间，电影院里灯光即将熄灭的瞬间。
她渴望那是亚当彻底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的开端，医院的电话却彻底打破了她的一厢情愿。
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性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把某些元音拖得婉转绵长。亚当没有亲人，安娜是他的紧急联系人，安娜是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
安娜是牧师的女儿，在中西部的小镇长大，去城里的大学读艺术史，刚毕业就嫁给了同校男生亚当。亚当那时是博士生，在学生公寓打工看门。安娜的室友被酗酒成性的前男友纠缠，是瘦弱的、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能背诵《李尔王》全文的亚当提着棒球棍守在她们门前，直到警察到来。
安娜请他喝甘草菊花茶，他回赠学校剧院的两张戏票，他们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去黑人区的酒吧听爵士乐。他们的婚礼在六月，大学教堂里。安娜的家人都来了，父母和三个哥哥。亚当身边只有母亲，喝威士忌、烟不离手、声音嘶哑却眼神温柔的黑发女人。
亚当的母亲在画廊工作，据说之前曾试图办展卖画。她送给安娜一条项链，还有一套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插画，似乎是出自小有名气的艺术家之手。安娜并未留意那个名字，她对艺术史全无兴趣，这不过是世人觉得适合富有家庭女生的专业。
世人也觉得大学无非是女生嫁人的跳板。她选择了亚当，这看起来不够好，却也不算太坏。 亚当的导师在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前跳槽去了南方的一所大学，亚当一时兴起申请了那附近的另一所大学并顺利地拿到了职位。他高兴的时候半透明的鼻翼会微微颤动，他高兴地抱起安娜在屋里转着圈跳舞，因为即便毕业了他也能继续去导师家喝酒聊天。
那时候的他又高又瘦，柔软的棕发紧贴着头皮， 细长而温暖的手指在安娜的脸颊和颈间摩挲。他长得很像他母亲，安娜偶尔会梦见那个只有寥寥几面之缘的陌生女人，梦见在椅背上和自己手臂上跳动的、她的手指。
开车去南方的路上，亚当开玩笑地说自己的名字应该是司各特，因飞逝的树影而斑驳的阳光里，金发忽明忽暗的妻子叫作泽尔达。他们像菲茨杰拉德夫妇那样开着红色敞篷车去南方，在暑气升腾草木丰盛的八月。
泽尔达来自密西西比，可安娜之前从未离开过北方，有着挪威血统的她清秀苍白而神情庄严，像一株开放在岩石上的白色芍药，几乎是泽尔达的翻转，不苟言笑也不会在缎面笔记本里记录奇思妙想，甚至不屑于挑选有多余花边或刺绣的长裙。她精心照顾亚当的起居，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亚当开玩笑地说，自己被母亲忽视的童年终于得到了补偿。懒散成性的他偶尔也会抱怨来自妻子的管教，安娜为他按字母顺序整理藏书，他却还是喜欢乱读乱扔。 他们甚至为去南方的赴任之旅而争吵。他们把家当交付给搬运公司，自己开车奔赴陌生的南方，每夜借宿汽车旅店。亚当想要在沿途的小镇吃饭闲逛， 安娜急着去山里的大学城安家。争吵后，他们在旅店的床上做爱，安娜是无比主动的爱人，交缠的双腿就像是比树桩更强劲的藤条，只有在炎热多雨的南方才能存活并壮大的藤条。
谁都没想到，山上的B镇竟会那么冷。
那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年，他们就要安家的小镇上只有一座红绿灯，一家年久失修的电影院，和一段尚未完工就已废弃的铁轨。
那年约翰·列侬还活着，沿路的地方电台反反复复播着肯尼·罗杰斯和莱昂纳尔·里奇的歌。在B镇的新家打扫卫生的安娜喜欢听桃莉·巴顿的《九点到五点》，亚当问她是不是想要找份工作感受九点到五点的生活时，安娜正踩着梯子给厨房窗户装碎花窗帘，说自己已经向校长办公室递交了申请，应聘秘书的工作。
B镇是在亚当和安娜到来之后才慢慢兴盛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教工，越多越多的商店和餐馆。在大学迁来之前，B镇上的住户大多是嬉皮士，他们已经老了，在学生聚居的街区开杂货店、水烟馆还有手相铺。亚当去买啤酒时会同看店的长发长衫男女攀谈。他们原先住在西海岸，大学没毕业就脑袋一热开车周游全国，最后在山清水秀的B镇落脚。他们参加过反战游行，给肯塔基的蓝草音乐节弹过班卓琴，也曾在佛尔蒙的“面包与木偶”剧团用垃圾袋做木偶，最近正准备去附近的佛教寺庙当义工造砖塔。
亚当从他们那里得知了B镇的历史，回家讲给安娜听。原来B镇的名字来自印第安語，意思是“逃避寒冷之地”。
这座镇子是从海边逃来的印第安人兴建的，他们被白人的军队追杀，原本想去西边的山里，然而山终究太高，高到水很难烧开，高到九月就开始飘雪，他们只能折返，回到这山脉刚开始爬升的地方。这里总有人被涨水的溪流冲走，被狂奔的鹿群踏穿腹部，或是在狩猎时被棕熊当作猎物，但更多的人毕竟活了下来，建造了这座小镇。后来白人追来了，带着他们的黑奴，谁都不知道印第安人又逃去了哪里。这里的黑奴每天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去地里种植烟草、红薯和南瓜。南北战争结束后，黑奴们能跑的都跑了，B镇却并没有衰落，因为矿工们来了，他们挖煤、挖铝、开采页岩气，还在镇上建了电影院和有轨电车。再后来，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摧毁了矿工的小乐园，他们失业，酗酒，谁都不知道那些双手黧黑指甲残缺的矿工最终流落去了哪里。他们留下的房子迎来了嬉皮士，紧随着嬉皮士出现的，是大学生，还有亚当和安娜。
安娜握住亚当的手：“我们的家，在逃避寒冷之地。”
亚当和安娜住得离校区不远，他们每天清晨离开斜坡上的家，沿着垂柳围绕、野鸭栖息的大小池塘步行半个多小时去上班。亚当把课都排在上午，他教莎士比亚、虔敬派诗歌还有“作为文学的圣经”，与安娜在教工俱乐部吃完中饭后就独自回家，写他那些永远都写不完的论文和书稿。安娜在校长办公室做秘书，给人文学院院长做助理，慢慢当上了管理学生事务的副院长，每晚回家手提袋里都装满文件和资料。她先是完成了心理学的硕士课程，又接着读教育学的博士。
亚当和安娜没有孩子，也没打算要孩子，他们把自己当作彼此的孩子。准备早饭是安娜的任务，做晚饭是亚当的职责。亚当出门开会的行李箱是安娜整理的，他经常因为找不到第三天的袜子隔着北美大陆给安娜打求救电话。安娜的医疗记录是亚当保管的，他甚至记得在日历上圈出安娜的经期，他订购了园艺杂志，还拉着安娜去动物收容所看猫狗。可是安娜很忙，她对自己忙碌的生活很满意，对动植物没有兴趣，对亚当的拼图游戏更没有兴趣——亚当每晚的消遣是在书房玩巨大的拼图，花费数月时间把数百枚碎片整理成精灵飞舞的花园、海底沉船和珊瑚森林，或是挥舞光剑的星战武士。
《星球大战》首映时，亚当还不认识安娜。他们后来去镇上的电影院看“星战”系列的重映，安娜倚着亚当睡着了，亚当的胳膊被她压了很久，起身时又酸又麻，他什么都没说。
安娜决定离开他时，他还是什么都没说。
安娜负责学生事务时，办公室在镇上电影院的隔壁，确切地说，她所在的办公楼就是原先电影院的一部分。
贝蒂在叫作“音乐盒”的电影院当经理，管着十几名员工。电影院的场地白天租给大学做教室，周日晚上放映不那么时兴的艺术电影，周末靠好莱坞大制作吸引观众，还能不定期地承办民谣乐队的专场演出。好在这里是不断扩张的大学城，“音乐盒”运作得稳稳当当，贝蒂就职后，开始筹备收回早些年从电影院分割出去的店铺空间，开办一家书店。
安娜与贝蒂的办公室只隔着薄薄一堵墙，某日午后，她们从不同的门走出同一座建筑，不约而同地坐在背靠背的两张长椅上稍事休息。园艺系师生在街边栽种了各色花树，五月里，一束束乳白的流苏花和一蓬蓬嫣红的木芙蓉悬在她们头顶。安娜捧着保温杯，喝从家里带来的咖啡，贝蒂穿着挡灰的围裙，正在翻看从就要开张的书店里顺手拿来的书。她们沉浸于各自的世界，直到一对过路的老夫妇忽然轻声发问：“你们是姐妹吗？”
安娜和贝蒂侧身回头，向彼此打招呼。她们长得一点都不像，但她们真的出奇地相似，就像是镜子里外的实体和虚像，她们都是实体，她们又都是彼此的虚像。
金发的安娜裹着黑色的披肩;黑发的贝蒂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安娜笑的时候眼角堆起细小的皱纹，这倒是能冲淡她眉宇间的肃穆;贝蒂认真地看着别人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噘起嘴，那是种天真的神情。安娜同贝蒂攀谈，得知后者两年前刚从外地搬来B镇，原先在博物馆整理和维护印第安文物。贝蒂告诉在大学工作的安娜，电影院打算收回更多的场地办书店和画廊。换句话说，贝蒂正要把安娜赶走。事实是，身为负责学生事务的副院长安娜原本就要搬走，大学的新行政楼暑假后就要竣工了。
安娜和贝蒂约定周末在镇上的希腊餐馆吃早中饭，这是办公室邻居的告别仪式，也是她们进入彼此生活的开端。
餐馆在街边排放了金属桌椅，草绿色的阳伞下，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腰间系着与阳伞同色围裙的侍者热情地向安娜和贝蒂推荐菠菜芝士煎蛋卷和水果酸奶拼盘。贝蒂往咖啡里加奶的时候，安娜打量着趴在她俩座位中间的狗。那是贝蒂的狗，叫作“钻石”，是白底黑花的斗牛犬，两眼周围都是黑色的，却并不对称，右边的巨大黑斑一直延续到嘴角，左边的黑斑则整整小了一圈。 钻石是瞎的。更早入座的安娜一见到贝蒂牵来的狗，就意识到了。这狗跑起来有种不顾一切的莽撞，几乎撞上拿着菜单的侍者，幸好贝蒂及时拉住了它的牵绳并作声指引。它对贝蒂的声音反应敏锐，温顺地跟着她绕过另外几张桌椅，来到安娜身边。贝蒂坐在安娜身边，对趴在她们座位之间耷拉着耳朵的狗说：“钻石，来认识安娜。”
钻石是一条需要被导盲的狗。
安娜忽然回想起来，前两年亚当拉着她去动物收容所的时候，他们见过这条瞎狗，甚至还在笼子前讨论过是否要收养它，当时值班的志愿者说，它的名字是“达斯汀”。显然，达斯汀终于等到了把它当作闪闪发亮的钻石的主人。
安娜记得这条白底黑花的瞎狗，它那双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直直落入她心底，就像是往深井里投了两枚石子，虽然久久没有声息，但终于在意想不到的瞬间打破了什么。是什么呢？寂静、水面，还是安娜习以为常的生活？
贝蒂的出现，让安娜以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无数隐秘的连线，也许，只有什么都看不见的钻石，才能洞察一切。那天钻石对她出奇地友好，在循声把头搭在贝蒂膝上之后，会不偏不倚地对陌生人安娜做同样的亲密姿势。
它似乎知道，安娜并不是陌生人 。
贝蒂出生在佛罗里达，与安娜和亚当同属婴儿潮一代。安娜的父亲为路德宗工作，贝蒂的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然而，她们很久以前就对教会失去了兴趣。安娜的父亲虽然不满，却渐渐接受了现实，对女儿的溺爱是他无法打破的习惯。貝蒂的父亲因此震怒，但因车祸不幸早逝的他再也没有机会训斥女儿，更不用说纠正她的错误。
在搬来B镇之前，贝蒂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母亲患脑癌去世。她唯一的弟弟生活在新奥尔良，弟弟与父亲的关系更为紧张，以至于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她给弟弟写信，先是描述父母的状态，再是寄自己与母亲的合影，继而用倾斜的花体简单交代自己在B镇的生活。
她有点害怕，害怕身边的人逐一消失，害怕人与人之间的隐秘连线正在断裂。
母亲去世后，贝蒂卖掉了家里的老房子， 光是清理地下室里的杂物就耗费了整整十天。
母亲把方圆几公里以内的杂货铺都搬进了这栋小楼。纸盒被裁开压扁捆成岩石般的硬物，没开封的罐头从地板堆放到天花板，旧衣物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三十七只巨大的皮箱里，甚至按照花色分了类，还有书籍、涂满字的信札和笔记本、空空如也的彩纸。它们是母亲的眼睛曾长久停留过的地方。
母亲从自己的眼睛里流淌进那些字迹和空白，像是想要寻找额外的生命，以期在这个世界多做停留。母亲经历过大萧条年代，习惯于匮乏并学会了积蓄。贝蒂的童年记忆里，母亲总在储存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从她那里，贝蒂最早学会的词竟然是飓风和核战争。
每年如期而至肆虐横行的飓风，每时每刻都压在人心头却始终无影无踪的核战争。贝蒂曾经是个眉头紧蹙神情紧张的孩子。
认识安娜那年，她们都四十多岁了，人生已然过半，身后和眼前都看不见波澜，命运的发条似乎松懈了，音乐盒里飘出的舞曲有些许走调，却更为懒散动听。
对了，那时候，二十世纪就快结束了，人们兴奋地谈论着新千年，仿佛最微小的烦恼和最深远的不公都会在世界重启的时刻烟消云散。
二十一世纪并没有什么不同。B镇的冬天虽然下不了几场雪，但全年的气温还是偏低;名叫“音乐盒”的电影院还是小镇中老年人口的社交中心;学生们还是会在橄榄球赛散场后喝得烂醉如泥露宿街头; 亚当还在教莎士比亚、虔敬派诗歌还有“作为文学的圣经”。唯一不同的是，安娜和贝蒂变得形影不离了。
大学还在扩张，索性买下了电影院所在的整片街区。贝蒂换了工作，接手新建的学生活动中心。安娜和贝蒂又成了办公室邻居。
贝蒂住在镇子东边的公寓区，亚当和安娜住在镇子南边。B镇被几条互相交错的散步道所围绕，傍晚，贝蒂牵着钻石走到安娜家附近，如果安娜正好站在厨房窗口，就会隔着碎花窗帘招手，请贝蒂进来喝甘草菊花茶。久而久之，就连瞎眼的钻石都熟悉了安娜家的地形，而热情的亚当不再把贝蒂当作外人，表现之一就是他再也不会从书房出来招待客人。安娜和贝蒂如此神似，他甚至懒得加以分辨。安娜和贝蒂如此神似，他没有料到自己才是多余的那个。
亚当也很喜欢钻石，他也记得当年的达斯汀。钻石的眼睛灰蒙蒙的，像是随时随地都在凝视着什么，却又因为什么都看不见而郁郁寡欢，所以才特别喜欢奔跑，想要一头撞进这世界，哪怕曾经为此摔下山坡。安娜和贝蒂在厨房讨论下一年的学生活动计划时，钻石喜欢趴在亚当脚边打盹，它叹气和打呼噜的声音都像人一样，亚当心里会有奇怪的想法：我叹气和打呼噜的声音，其实也就像狗一样？
隔着厚厚的近视镜片，亚当的眼睛也是灰蒙蒙的。这些年他掉了很多头发，前额已经秃了。隔壁那条街上开杂货铺的嬉皮士用上了助听器和辅助行走支架，大家都老了。
亚当的导师去世了。八十多岁的老人去世了，人们悲伤，并习以为常。
亚当的导师四十年代在纽约读书，是莱昂内尔·特里林的学生，靠着拉尔夫·埃里森的介绍给报纸写评论文章，虽然没能成为作家，却在大学里做了教授，最终执意回到南方，他的祖辈拼命逃离的地方。亚当跟着导师来了南方，经常开车去邻近的城市看望身形日渐佝偻的老人。导师开着老爷车载着他在城里兜风，摇下车窗玻璃同围坐在路边闲聊的老爷子打招呼，那些都是他的熟人，所以才能肆无忌惮地开玩笑：“看啊，这是哪家老爷和伺候他的司机！”
白人和黑人的关系，一眼望去只可能是主仆，无论亚当如何谦卑恭敬，更无论导师精通多少语言研究了多少年卡夫卡之类的现代派作家。导师请亚当在黑人云集的小酒馆喝波旁威士忌，给他讲自己如何凭借教会的资助读书，讲埃里森如何提携自己就像当年兰斯顿·休斯提携他，讲着讲着，唱歌一样背诵起休斯的诗：“我了解河流：我了解同这世界一样古老的河流，比人类血管中流动的血液更为古老的河流。” 亚当自幼跟随母亲长大，父亲从未在他的生活里出现过，他心上那个“父亲”形状的空洞，是导师来填补的。终于，空洞又空了。
亚当和安娜去参加追思会。那年冬天雨水连绵，大学教堂里挤满了各色人等。亚当是致辞人之一，安娜穿着黑色的长裙长靴在人群里鼓掌。会后，亚当被远道而来的诸多老同学拉去喝酒敘旧，安娜从教堂独自走回旅店，途径亚当导师退休前任教的文学院，那栋红砖小楼门前堆放着任人自取的旧书，她顺手拿了一本捧在胸前，回到房间才发觉那是加缪的短篇小说集。
不，那是她刻意挑选的，那就是她读过的版本，她记得那封面的模样，漆黑底色上的暗金剪影。
安娜早就读过加缪的《不贞的妻子》，那时她还没遇见亚当，那时她刚进大学，与另一个女孩影形不离。她们在法语课上坐在教室角落，为了能在摊开的书本下面手拉手，像一对不为人知的连体婴儿。她们在图书馆的草绿色台灯下翻着字典读加缪的小说，在缎面笔记本里整段整段地抄写令人眩晕的句子。她们穿彼此的衣裙，爱抚那些花边和刺绣，把时刻亲吻着皮肤的面料想象成另一个人无微不至的皮肤。
那是亚当从不曾认识的安娜，那是被安娜在亚当和全世界面前囚禁起来的安娜，那是在贝蒂的视线里一点点活过来的安娜。
加缪的小说里，商人马赛尔的妻子雅妮娜在沙漠中旅行，她登高远望，望向“天地交汇成一条清晰细线的地方。那里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她。迄今为止，她一直不知道那东西的存在，虽然那终究是她最缺少的。天色将暮，光明慢慢减退，稀释成流质，不再是水晶般清澈的固体。”
是的，天色将暮，安娜也老了，她知道缺失的东西是什么，她更知道那东西还在等着她，哪怕这些年她一直在逃离。她和当年的女孩都在逃离，直到白发苍苍。她们两年前在费城刚见过面，曾经的“好友”和她的丈夫在家招待前去出差的安娜。她们都有完美的生活，她们的身躯里各自埋葬着一个曾经敢于渴望的少女。
加缪的小说里，雅妮娜嫁给马赛尔已经二十五年了;现实中，安娜嫁给亚当也快有二十年了。不同的是，雅妮娜为承诺给她却永远不属于她的王国而独自哭泣，安娜的不贞却早已付诸行动。是的，在那王国里，“只有孩子、少女、干瘪的老人和鬼鬼祟祟的鬣狗才能悄无声息地行走”。安娜和贝蒂有太多时间和机会悄无声息地探索那王国，瞎眼的钻石熟悉她们的气息，却什么都看不见。
亚当也什么都看不见，或许，他只不过是什么都不想看见。
甚至可以这样说，亚当、安娜和贝蒂共同生活了好几年。是安娜下定决心结束这一切。理由很简单：我做不到对任何人忠诚，如果我没法忠实于自己。她不得不向丈夫当面承认自己是不贞的妻子。这是莫大的痛苦。
马赛尔无法理解雅妮娜的辗转反侧，这加剧了雅妮娜的孤独，却也在无形中保护着她。亚当是马赛尔的绝对反面，他的沉静里混杂着孩子的胆怯、少女的轻盈、干瘪老人周身萦绕的悲伤，甚至还有月色下鬣狗的孤单凄厉。如果说安娜想要探索生命里缺失的东西和地平线外若隐若现的神秘王国，那么亚当早就在那里了。那么，想要忠实于自己的安娜，只能去敲碎原本就过分敏感的亚当。
如果我没法忠实于自己，就做不到对任何人忠诚。可是如果我忠实于自己，就只能伤害自己所爱的人。
安娜仍然爱着亚当，他什么都没做错，他温柔而包容，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毫无缘由的卑微，那应该是源自他的善良。如果时光倒流，她仍然会义无返顾地爱上他，义无返顾地陷入在学生公寓楼前的蔷薇花墙下接吻的瞬间，那一刻她身体深处的震颤至今还在蔓延。而今，他早已占据她的日常，成为她的习惯，就像一棵树扎根在一块土里那样自然。
她却要把这棵树连根拔起，只因为这块土，原本就是她为了逃离自己而编造的谎言。
为她的自私和残忍付出代价的，却不该是亚当。
她精心挑选提出离婚的日子。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那时亚当刚在学校领了表彰他研究成果的奖项，那天她特意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有被摧毁的喜悦做缓冲，逃不掉的冲击或许没那么猛烈。然而，撒满糖霜的砒霜还是砒霜，裹在绸缎里的刀子还是刀子。
亚当的反应很平静，也很坚决。他当晚就搬去了旅店，第二天就递交了辞呈，秋天就在科罗拉多的一所大学兼职教课，第二年就转成了正式职位。
科罗拉多是个好地方，山更高，路却更平坦，开车时感觉自己正笔直地冲向天边的巍峨雪山，非常畅快，能帮助疏导亚当的积郁。
他一时接受不了平静生活突然分崩离析这样的现实，谁都接受不了，谁都没想到，还有更可怕的分崩离析在等着他。
年过半百意味着什么？再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应付动荡。亚当也不是例外。但动荡不是橱窗里供人选择的甜点，而是从天而降摧枯拉朽的飓风，被抛来抛去的亚当有时会坐在汽车旅店散发着霉味的床上喝着从隔壁加油站买来的廉价啤酒问自己：这是什么感觉？这该怎样形容？在山间漫步时忽然发觉自己置身于完全没有大气层的火星？半夜惊醒，伸手去抓毯子却意识到自己正在惊涛骇浪间挣扎并渐渐溺水？站在镜子前整理仪容，镜中人影扭曲着变成满地飞灰覆盖了自己的脚背继而是小腿甚至胸口？
有些日子里亚当给新朋旧友整日整夜地打电话，另一些时候他整日整夜地睡觉，床头堆满空酒瓶。他活得就像是蹩脚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他并没有骚扰自己的学生或是剽窃自己学生的论文再或是骚扰了学生再剽窃她的论文。他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他以为规规矩矩的老实人理应过着波澜不惊的平淡生活。
他最明白的是：不能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
那是安娜的错，不该由他来付出代价，所以他更不能变本加厉地惩罚自己。但明白的事未必都能做到。他叫中餐馆的外卖总是把附赠的签语饼随手扔掉，但某一天，他忽然撕开塑料纸掰开小蛋卷取出那张卷曲的纸条，那上面印着一行字：“想到很简单，做到却很难，把想到的都做到难上加难。”
他用手捂着嘴笑了起来，必须抑制大笑的冲动，嘲讽自己的力气还是有的。 他从外卖纸袋里掏出另一只签语饼，那里面的字更神奇：“时间治愈一切。”
好吧，我还有多少时间？年过半百再重新开始生活？
他把两枚破碎的签语饼都嚼碎了咽进肚里。
离婚后的第八年，安娜终于搬进了与贝蒂合建的房子。卡特琳娜飓风之后，贝蒂的弟弟从新奥尔良搬来，带着保险公司的赔款重新安家。弟弟是建筑师，索性接单设计房子，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贝蒂跟他要了图纸，拉着安娜一起照自己的需求修改。弟弟嘲笑这俩挑剔的老太太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贝蒂回答：年轻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幻想倒是可以冲淡些;老人家去日无多，这才应该把什么都浓缩起来，为了不留遗憾。
钻石已经老了，死了，骨灰装在陶罐里。贝蒂终于理解了母亲的储物狂，谁都害怕失去，只能极力挽留能够挽留的。可母亲苦心贮藏的一切还是被贝蒂清空了。她把罐头一盒盒撬开，挖坑掩埋了过期食物，空罐头和纸板一同送去垃圾站，旧衣物有回收店接收，至于那些收留了母亲痕迹的书籍，她考虑了很久还是送去了教会，它们会被远洋船只送去世界各地而母亲则因此实现灵魂之旅。她烧光了信笺和笔记，只留下正在褪色的彩纸。她带着这些彩纸来到B镇，终于要搬去她和安娜的新家时，她从储物间里翻出了手提箱里的彩纸，不，白纸。彩纸早就褪色了，变成了空空如也的白纸。
钻石的世界是漆黑的，那种黑和彩纸的白也许并没有分别。
贝蒂把装着钻石骨灰的陶罐放在新家的客厅里，沙发后的地柜上，正对着窗外的花园。她坚信脱离了这个世界的钻石能够恢复视力，还特意为它在花园里栽了一株染井吉野。初春满枝粉白，仲春绿意盎然，暮春时，樱树的叶丛间会垂下紫红发黑的小樱桃。
钻石一定都看见了。钻石一定也能看见陶罐两侧的两尊石灰雕像，那是人头大小的哭脸和笑脸，贝蒂早先在电影院工作时的同事送来的暖房礼物。
哭脸和笑脸是叫作“音乐盒”的电影院的标志物。
电影院是1929年竣工的，大萧条时期，光影的幻象召唤并安抚无所事事的人群，就连矿工聚居的山间小镇都建起了容纳千人的电影院，外墙由白云岩堆积而成，在刺目的阳光下闪耀出幽蓝光晕，内壁悬挂着猩红的幕布和帷幔，铺设着橡木地板的舞台前甚至还有默片时代残留下来的乐池，可有声电影即将成为三十年代的洪潮。电影院落成那天，镇长代表捐款人扯下从正门上方垂落在地的缎带，将一哭一笑的两尊石脸展现给激动欢呼的人群。
哭与笑，戏剧的精髓，人生的两极，却终究逃不过时光的洗刷。电影院在二战后就开始没落，被外州涌来的嬉皮士割据成灵修中心和曼陀罗壁挂店，给民主党当过地方总部，又租借给大学做教室和学生活动中心，直到被当作历史遗迹翻修了重新开业，那就是贝蒂当经理的“音乐盒”。哭笑脸虽然还蹲踞在正门上方，那却是照着老相片重新定制的，原先的石像早就不翼而飞。失窃的石像也许会在某时某地出现在旧货市场，也有人相信它们已经沉没在开采白云岩造就的矿坑湖底。
缺失的总会被填补。B镇的纪念品小店里堆满了仿制的哭笑脸，电影院的同事送来一对给贝蒂和安娜，祝贺她们的乔迁之喜。安娜道谢的时候并没有提起，亚当的车里，后座的车窗上，粘着一对手掌大小的哭笑脸浮雕。
他在哭吗？他在笑吗？他在哪里呢？
亚当完成了很多套拼图。他喜欢慢慢整理满地碎片，按照颜色、形状或图案归类，再耐心地摸索它们之间的隐秘联系，为了迎接冥冥中注定降临的秩序。俄狄浦斯王为了对抗命运而刺瞎双眼，他却相反，每天都睁着眼睛苦苦寻找命运的踪迹。
他喜欢长久努力之后的回报：混乱不再，碎片都归位，美景一览无遗。他更喜欢的是在拼图完成后再次拆散它，看着完整的画面又变成一堆乱码。创造和毁灭都令人沉迷，他只是没想到，自己的生活到头来只是一幅被创造又被毁灭的拼图。他以为自己运筹帷幄，到头来却只是被命运玩弄于股掌。
离开B镇时，他把保存完好的几十只拼图盒子捐给了公共图书馆，孩子们的娱乐区需要这些游戏。那么，他需要什么呢？
住在科罗拉多的那些年，他迷上了旅行，不错过任何外出的机会。他忙于各地的讲演、工作坊、研讨班和学科年会，每个月都会有几天把车留在机场的停车场，自己飞去遙远的异地，在另一个机场租车前往另一间大学。这种年轻单身汉的行程折磨得他腰酸背痛，但比起独自面对公寓的白墙来，他宁可两害相权取其轻。漫长的夏季更为难熬，他飞去意大利、葡萄牙或是保加利亚。他想去看看母亲曾经游历过的地方。
母亲在价格不菲的养老院住了几年后，静悄悄地去世了。在他的生命里，母亲像是一根擦过曲面就远离的切线，总是被冷落的他别无选择地爱上了安娜，曾经与他形影不离的安娜，可是，与他在某个平面上重合的安娜，在另一个平面里，原来只是与他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他终究还是孤独，只能收集或远或近的市镇，那些地图上的黑点和透过飞机舷窗望见的棋盘，好像它们是某幅巨大拼图的碎片，等着他的是什么画面呢？他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
亚当和克莱尔是在机场认识的。安检的长队里，亚当排在克莱尔身后，他们都挎着现代语言学会的手提袋，再明显不过的暗号。克莱尔甚至挎着两只手提袋，另一边肩膀上的那只，赫然印着圣经研究学会的字样。亚当的旅行箱里也有一只，用来装电脑，因为要开箱交出电子用品，被正在前面脱鞋检查的克莱尔看到了，俏皮地问：“似乎我们十一月已经见过面了？”
现代语言学会的会期是一月，圣经研究学会安排在十一月。
他们在机场的早餐店攀谈。亚当要回科罗拉多，克莱尔来自密西西比;亚当的课题是玄学派诗歌，克莱尔研究乔治·麦克唐纳的童话;亚当抱怨组织论文集没有人按时交稿，克莱尔说自己给儿童文学期刊做编辑完全是义务打工;亚当喜欢往煎蛋上撒黑胡椒，克莱尔往薯条里撒更多的黑胡椒;亚当注意到克莱尔没有戴戒指，克莱尔中途接了个电话，说是儿子打来的，他正在去签离婚文件的路上。
亚当表示抱歉，克莱尔笑着摇头：“离婚是好事，该结束的最好尽早结束。” 亚当回想了一下，自己离婚已经十一年了，幸好没有孩子需要操心。
他主动要了克莱尔的电话，却是克莱尔先打给他。
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安排了几次共同旅行，为彼此的合拍惊叹不已。亚当在伦敦南边的肯特郡向克莱尔求婚，他们回到密西西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克莱尔提议趁着春假再去英国权当度蜜月，一切都美好得如同梦境。回程的飞机快要降落的瞬间，克莱尔忽然胸痛，飞机落地后，急救人员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好在有急救人员，因受刺激而中风的亚当得到了及时救治。
那种感觉，就如同辛苦完成的拼图又被打成了满地碎片。
亚当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医院的工作人员在他的医疗记录里找到了紧急联系人的电话号码，世间种种隐秘的联系还在，安娜又被拉回了他的轨道。
焦虑时，安娜会不自觉地用拇指指甲掐另一只手的指节，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再小指、无名指、中指、食指、拇指，循环往复一番后换手重来。贝蒂不会伸手阻止她，贝蒂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手掌覆盖住安娜的手背。贝蒂坐在沙发前的脚凳上，戴起她玳瑁边的老花眼镜，专注地凝视着身形陷在沙发里的安娜，等待她做出决定。总是腰杆笔挺的安娜破天荒地散了架，支撑着她的是沙发上的那些草绿和暗橙色的靠垫，她看起来就像是压着夏日草地的一块阴影，轻飘飘的没有重量，这可能因为她要做的决定太过沉重吧。
贝蒂向来是个郑重其事的观察者，她贪婪地看啊，看啊，看啊，生怕自己所记录的细节下一刻就要湮灭，终将湮灭的一切，也许只有在她的眼睛里才能勉强维持另一重微渺的生命。她的眼睛与母亲的小楼是相似的，清空了母亲想要挽留的东西，她却仍然做不到放弃自己想要挽留的。她想要伸出手去触碰安娜，被她的视线所笼罩、正在一点点坚定起来的安娜。
十多年前离开亚当时，安娜独自生活了很久，独自面对公寓白墙的岁月，并非亚当欣享的特权。安娜以为归零的含义是远离过去的失败，包括贝蒂。但她们终于还是重新开始了，在没有亚当的B镇。然而，命运又抛给她一道选择题：A）去照顾亚当，这意味着离开贝蒂，她不能強迫贝蒂承担自己的责任。B）留在B镇，她和贝蒂的生活里没有亚当的位置，他只是他自己的负担。
她已经做出决定，她只是需要鼓足勇气才能向贝蒂开口，伤害亚当的那次坦白已经耗尽了她的气力，为了弥补那次伤害，她只能对另一个人犯同样的错吗？她当然不能轻易舍弃贝蒂，但亚当的不幸遭遇所施与的道德压力令人无法逃避。更有甚者，她不敢追问自己是否还爱着亚当，心底蠢蠢欲动并隐隐作痛的，显然是比同情更为强烈的感情。
贝蒂善于观察，却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她打断安娜的最后通牒，对于垂垂老矣的她们来说，别离就真是别离了。
“为什么必须选择？” 贝蒂坐到安娜身边，握住她的拇指，制止她的忐忑不安，“为什么不能三个人一起生活？”
想到很简单，做到却很难，把想到的都做到难上加难。可是，最难的其实是我们想不到，或者不敢想。贝蒂必须说服安娜，接下来她们还得说服亚当，人与人之间固然需要距离，但跨越距离的联系，才是抵抗时间与命运攻势的最终防线。大家都已经离死亡不远了，该归零的就归零吧，唯一重要的，是最后时刻的相依为命。
前年花园里的染井吉野开放时，贝蒂把钻石的骨灰埋在树根处，留下空空的陶罐伫立在哭脸和笑脸之间。陶罐是她在手工集市买的，那时她还没有与安娜搬到一起。
B镇每年八月的第一个周末开办手工集市，封起镇中心的几条街道让人们摆摊卖各种自制的工艺品。贝蒂用母亲的彩纸，确切地说已经是白纸，做成提线纸鸟吊在晾衣架上供人玩赏，有鹤、茶隼、鸳鸯和火烈鸟。如果有人想要带走哪只纸鸟，只需在贝蒂准备好的烟灰缸里留下现金，面额随意。那天风大，纸鸟们迎风飞舞栩栩如生，烟灰缸里的纸币却也飞了起来，好心的路人帮贝蒂把钱都捡了回来，还建议她去隔壁摊子买个存钱罐。
贝蒂隔壁的摊主是个扎着麻花辫的印第安女孩，她应该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B镇附近没有保留地。女孩主动递给贝蒂一只红褐色的陶罐，怯生生地笑着说：“这是我做的。”贝蒂要给女孩钱，女孩指了指晾衣架上的白色乌鸦：“用这个换。”乌鸦接引亡灵去另一个世界，陶罐用来保存生命留下的灰。乌鸦与陶罐在女孩和贝蒂之间易手，那一刻，她忽然想到：我和我爱的人的灰，都混在一起，能填满这只罐子吗？
自问自答
这个故事能不能改名叫作“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其实可以啊。最早构思的时候，我考虑过让三个主角的某个共同的朋友当叙述者，通过他/她的观察来讲述这个故事，可是后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换成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感觉这样能够更好地实现两个效果：一来可以在人物描写和历史背景之间轻松切换，我希望故事里的镇子也是个潜在的角色，主角的故事只是镇子故事的小小一角，后者好比一面爬满各种藤类植物的墙，人物的悲欢离合只是绿叶间转瞬即逝的喇叭花。二来呢因为我以前写小说爱用第一人称，总是写着写着就陷入大段大段的心理纠结，这次要尝试从人物的内心世界跳出来，学会运用远景，讲长时段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原型吗？现实中有后续吗？
我没有编故事的才能，所以只能取材于现实。这个故事的前半段，也就是亚当和安娜的离婚，是我已经去世的导师讲给我听的八卦。没想到十年后还有后续，是我的另一位导师在饭桌上补全的，也就是亚当再婚失败后的三人生活。差不多快写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又听到了更新的消息：老先生第二次中风了，老太太中的一位现在出现了老年痴呆的先兆，另一位膝盖不好，可能要做手术。似乎很快他们就只能去养老院过有人照顾的生活了。生老病死，谁都逃不过，但至少他们曾经抱团取过暖。
今后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因为生活在美国，我好像可以算作海外华人作家，不过我不想写海外华人生活，太多人写，我就不去凑热闹了。我想要写一个系列的短篇，用中文写美国的小镇生活，而且是热气腾腾却又冷冷清清的南方小镇，就是福克纳和奥康纳笔下的那种。我现在的研究课题是幻想文学，写的诗风格也比较超现实或者说天马行空，所以写小说反倒不想再飘着了，写写美国老百姓的小辛酸吧，环球同此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