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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使用特点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民众思想状态。本文对比文革时期新词句与当今网络流行语在表达习惯、灵活程度、集散现象和语言风格四个方面的不同特点，分析得出民众从偏激到平和，从僵化到灵活，从同化到开放，从缺乏主见、浮夸虚假到彰显个性、追求真实的思想变化。此外，本文还着重从社会文化层面对民众思想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新词句特点思想变化
继《人民日报》头条中使用“给力”一词之后，“高富帅”“高大上”“土豪金”等网络流行语也登上了2014年央视春晚的舞台。如今，无厘头的网络流行语被网友们创造改编并大量使用，不但在网络上掀起阵阵用词上的浪潮，而且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大众传媒的语言体系。
语言学者陈建民曾指出：20世纪以来，汉语新词语的出现曾经有过三次“大爆炸”：一是五四时期的学者造词，大批外来词通过音译意译等方式进入了现代汉语；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造词，大批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词语接连出现；三是改革开放时期带有全民性质的造词运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汉语新词语。陈建民所述的三个时期均是我国社会文化、民众思想的变革期。可见，作为语言现象的造词现象与社会、文化、民众思想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将对比“文革”词句与当今“网络流行语”在词句创造与使用习惯上的不同特点，分析两个时期民众不同的思想状态，并在社会文化层面探讨不同思想产生的原因。
一、词句创造与使用习惯的特点及折射出的思想状态
（一）表达习惯
文革时期常常使用甚至重叠使用极端词语。极端词语是表示“极”“最”义的词语，它们是表示范畴中的最高级或较高级，如“最”“极其”等。而重叠使用极端词语，就是连用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极端词语来修饰某一中心词，如“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等。文革时期这种极端词语被高频、过量使用。根据陈松岑对文革前后《人民日报》上“甚词”（如“大、极、彻底”等）的统计，文革期间这些词汇的使用频率比文革前后高出近35%。处于“两个阶级”“两种路线”的“生死大搏斗”的社会背景下，民众动辄“彻底打倒”“大批大斗”，非此即彼，心理偏激，缺乏理性，易走极端。极端词语的过度使用、重叠使用正反映了文革时期偏激的社会心理特征。
网络流行语常常使用柔化过的词语或者替代词，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咆哮体”的广泛使用。“咆哮体”的语句中通常带有多个感叹号，一般也会伴随使用“有木有”“伤不起”这样的表达。比如歌星王菲的微博“这通劈头盖脸，怎么觉着脸上沾满口水，重得抬不起头来啊！有木有！”，其中“有木有”一词就是柔化过的，让人感觉到强烈的情感，但又不会显得太尖锐、太生硬。网友们乐于使用这种柔化过的语句来表达情感，因为不管多么强烈，使用者总能将其自身的情感置于可控状态，达到语言上的平和，实现内心的平和。这种语言现象则恰恰折射出了理性、平和的社会心理状态。
（二）灵活程度
文革时期的词语创造和使用比较固定、呆板，仿词现象很少见。仿词是指根据表达的需要，更换现成词语的某个语素或词，临时仿造出新的词语，改变原来特定的词义，创造出新义。文革期间的仿词只有“大节（仿‘小节’）、党阀、学阀（‘军阀’）、老保、老九（仿‘老乡’之类）”等几个。人们按部就班地使用已有的词汇，不敢擅自对词语进行仿造。在强大的政治高压和严肃的文化氛围里，民众的思想比较僵化，他们可以把“红宝书”倒背如流，却鲜有对词句的创新与变通。这一语言特征反映出了文革期间民众思想僵化，缺乏创造性。
网络流行语使用词句更加灵活多变。这从大量的“拼贴现象”可见一斑，拼贴的特点就是把原有的素材通过灵活的改编、重组、形成新的作品，这个作品通常会表现出与原作品大不相同的气质。三鹿奶粉事件中所产生的“谁死鹿手”就属于拼贴现象。“鹿死谁手”本是一个成语，义为“不知谁会赢得胜利”。但由于三鹿奶粉事件导致一些婴儿患病甚至死亡，网友们便仿照出“谁死鹿手”这一词语，讽刺三鹿奶粉的责任缺失。网友们冲破现有语言规范，对一些成语、熟语、词汇进行改造以表现对特定事件的观点或感受。网络流行语使用中灵活多变的“拼贴”现象体现了当今民众的自由灵活的思维方式。
（三）集散现象
文革时期出现许多集中使用的高频构词成分。高频构词成分就是指被大量词汇所使用的特定词素，比如“红卫兵、红宝书、根正苗红”中的“红”，这些包含同一词素的词汇集中描述了文革期间与政治、革命有关的事物，类似的高频构词成分还有“黑”“大”“派”等。这些高频构词成分的出现说明当时政治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异常突出，这一点在郭伏良的统计结果（文革十年间新词产生812条，而政治类为573条，占总数的71%）中也有所体现，高频构词成分反应出民众关注的领域相对单一，思想趋于同化和集中。
网络流行语的构词成分呈现出开放、无规则的特点。网络中各类词语纷纷涌现，单是描述一个特定领域的词语就多种多样，如描述人才、相貌的“土豪”“屌丝”“高富帅”“土肥圆”等。不仅如此，网络流行语的构词在不同领域也体现出无规则的特点：社会热点类的“躲猫猫”，物质生活类的“坐在宝马里哭”，以及文化类的“神马都是浮云”等等。这种开放式的构词特点反应出民众关注领域的广泛性，也表明了其思考角度，思维方式的开放性。民众不再是被束缚在政治斗争领域的思想傀儡，而是善于思考社会方方面面事物的能动个体。
（四）语言风格
文革时期的语言通常比较单调、乏味、浮夸。人们在吃饭、见面、开会、上课时，都要说上一段《毛主席语录》，下面例举比较经典的几段话：
（1）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
（2）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3）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民众在强大的思想宣传中机械地使用一些现成的语句，有时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意愿。民众似乎患上了集体说套话的病症，总是选择服从权威，甚至违背自己的意愿刻意地去生搬硬套一些思想形式。文革时期这种单调、乏味、浮夸的用语违背了社会语言的诚意原则，体现出当时国民个性缺失与形式主义的泛滥。
网络流行语通常趋于求异、幽默、讽刺。这些新词句背后通常有着一定的社会背景，网友们从社会事件中提取经典语句，再用于日常用语中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种方式通常具有幽默讽刺的特征。例如：
（4）据说今年涨工资，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5）你敢动我试试？我爸是李刚！
（6）你这样对我，我们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7）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2008年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铁道部竟直接对车体进行掩埋。记者就此提问，时任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解释说为了便于抢险，并最后补充一句：“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句话随之成为网友们调侃一些不可能事件的常用语。上面关于“工资”的一句便表达出网友们对工资不涨的讽刺与自嘲。民众不拘泥于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而是独树一帜，另辟蹊径，以体现自己独特个性。面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腐败，虚假不公，道德沦丧等问题，民众在网络中主动行使话语权，用恶搞甚至讽刺等极具娱乐性质的言语来抒发内心的不满，期望揭开重重掩饰，触碰事物最真实的一面。网络流行语求异、幽默、讽刺的特点则是民众彰显个性、追求真实以及娱乐精神的体现。
二、造成不同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
（一）文革时期民众思想的社会文化原因分析
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四大特征：阶级斗争理论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战时二元对立政治思维模式被继承；政治文化泛化日趋严重；政治文化结构单一发展。由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政治文化中越来越突出，与之相适应的战时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便以政治权利为后盾，在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强加干预和控制。在当时的环境下，毛泽东思想被置于绝对主导地位，同时对亚政治文化猛烈打击，使得亚政治文化几乎消亡。在这种政治强力控制下，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深入到民众心中，导致民众思维的偏激与僵化；政治文化单一发展，亚文化被过度打击，致使民众的思想趋于同化、浮夸。
（二）新时期民众思想的社会文化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际交流日益增多，人民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在物质需求满足的基础上，人民开始追求文化生活的改善。民众的思想相互碰撞，各类文化相互交织，使得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保守的东方文化受到开放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的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整体的定性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个体局部的实证思维方式相互交融，民众开始强调个性的发展与理性的思考；草根文化发展、壮大，它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改造，代表着普通百姓道德观念、价值审美，具有平民化、无固定规则的特点，充满着乡土气息，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共识；恶搞文化传入、流行，它富有个性、解构传统、幽默风趣、讥讽反叛，具有较强的娱乐功能，民众的思维不再照本宣科，一本正经，而是幽默讽刺，崇尚娱乐。多元文化与个性思维相辅相成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特点。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五湖四海背诵的“红宝书”，到种类繁多的无厘头网络用语，民众的思想已经从偏激到平和，从僵化到灵活，从同化到开放，从缺乏主见、浮夸虚假到彰显个性、追求真实。不可否认，网络流行语里也不乏大量粗俗用语。也有一些用语降低了语言交际的效率，造成语意不明。网友在使用网络词汇时也存在一定的盲目“跟风”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种以青年人为主体的青年亚文化中存在的粗鄙庸俗、急躁轻浮的弊端。但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流行语折射出年青一代以自由开放、求真求异为核心的思想意识。他们追求更大程度的言论自由，表达更为真实的内心感受，彰显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
参考文献：
[1]刁晏斌.“文革”新词语考察[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6，
（20）.
[2]金立鑫.“文革”语言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J].书屋，2001，
（3）.
[3]孙秋云，王戈.大众文化视野下的“网络流行语”[J].湖北社会
科学，2012，（11）.
[4]王清杰.网络流行语的文化生态与社会心理分析[J].河南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8）.
[5]张艳芳，王青梅.结合“欧子直译”谈直译[J].现代语文（语言
研究版），2012，（6）.
关键词：新词句特点思想变化
继《人民日报》头条中使用“给力”一词之后，“高富帅”“高大上”“土豪金”等网络流行语也登上了2014年央视春晚的舞台。如今，无厘头的网络流行语被网友们创造改编并大量使用，不但在网络上掀起阵阵用词上的浪潮，而且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大众传媒的语言体系。
语言学者陈建民曾指出：20世纪以来，汉语新词语的出现曾经有过三次“大爆炸”：一是五四时期的学者造词，大批外来词通过音译意译等方式进入了现代汉语；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造词，大批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词语接连出现；三是改革开放时期带有全民性质的造词运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汉语新词语。陈建民所述的三个时期均是我国社会文化、民众思想的变革期。可见，作为语言现象的造词现象与社会、文化、民众思想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将对比“文革”词句与当今“网络流行语”在词句创造与使用习惯上的不同特点，分析两个时期民众不同的思想状态，并在社会文化层面探讨不同思想产生的原因。
一、词句创造与使用习惯的特点及折射出的思想状态
（一）表达习惯
文革时期常常使用甚至重叠使用极端词语。极端词语是表示“极”“最”义的词语，它们是表示范畴中的最高级或较高级，如“最”“极其”等。而重叠使用极端词语，就是连用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极端词语来修饰某一中心词，如“最最敬爱的毛主席”等。文革时期这种极端词语被高频、过量使用。根据陈松岑对文革前后《人民日报》上“甚词”（如“大、极、彻底”等）的统计，文革期间这些词汇的使用频率比文革前后高出近35%。处于“两个阶级”“两种路线”的“生死大搏斗”的社会背景下，民众动辄“彻底打倒”“大批大斗”，非此即彼，心理偏激，缺乏理性，易走极端。极端词语的过度使用、重叠使用正反映了文革时期偏激的社会心理特征。
网络流行语常常使用柔化过的词语或者替代词，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咆哮体”的广泛使用。“咆哮体”的语句中通常带有多个感叹号，一般也会伴随使用“有木有”“伤不起”这样的表达。比如歌星王菲的微博“这通劈头盖脸，怎么觉着脸上沾满口水，重得抬不起头来啊！有木有！”，其中“有木有”一词就是柔化过的，让人感觉到强烈的情感，但又不会显得太尖锐、太生硬。网友们乐于使用这种柔化过的语句来表达情感，因为不管多么强烈，使用者总能将其自身的情感置于可控状态，达到语言上的平和，实现内心的平和。这种语言现象则恰恰折射出了理性、平和的社会心理状态。
（二）灵活程度
文革时期的词语创造和使用比较固定、呆板，仿词现象很少见。仿词是指根据表达的需要，更换现成词语的某个语素或词，临时仿造出新的词语，改变原来特定的词义，创造出新义。文革期间的仿词只有“大节（仿‘小节’）、党阀、学阀（‘军阀’）、老保、老九（仿‘老乡’之类）”等几个。人们按部就班地使用已有的词汇，不敢擅自对词语进行仿造。在强大的政治高压和严肃的文化氛围里，民众的思想比较僵化，他们可以把“红宝书”倒背如流，却鲜有对词句的创新与变通。这一语言特征反映出了文革期间民众思想僵化，缺乏创造性。
网络流行语使用词句更加灵活多变。这从大量的“拼贴现象”可见一斑，拼贴的特点就是把原有的素材通过灵活的改编、重组、形成新的作品，这个作品通常会表现出与原作品大不相同的气质。三鹿奶粉事件中所产生的“谁死鹿手”就属于拼贴现象。“鹿死谁手”本是一个成语，义为“不知谁会赢得胜利”。但由于三鹿奶粉事件导致一些婴儿患病甚至死亡，网友们便仿照出“谁死鹿手”这一词语，讽刺三鹿奶粉的责任缺失。网友们冲破现有语言规范，对一些成语、熟语、词汇进行改造以表现对特定事件的观点或感受。网络流行语使用中灵活多变的“拼贴”现象体现了当今民众的自由灵活的思维方式。
（三）集散现象
文革时期出现许多集中使用的高频构词成分。高频构词成分就是指被大量词汇所使用的特定词素，比如“红卫兵、红宝书、根正苗红”中的“红”，这些包含同一词素的词汇集中描述了文革期间与政治、革命有关的事物，类似的高频构词成分还有“黑”“大”“派”等。这些高频构词成分的出现说明当时政治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异常突出，这一点在郭伏良的统计结果（文革十年间新词产生812条，而政治类为573条，占总数的71%）中也有所体现，高频构词成分反应出民众关注的领域相对单一，思想趋于同化和集中。
网络流行语的构词成分呈现出开放、无规则的特点。网络中各类词语纷纷涌现，单是描述一个特定领域的词语就多种多样，如描述人才、相貌的“土豪”“屌丝”“高富帅”“土肥圆”等。不仅如此，网络流行语的构词在不同领域也体现出无规则的特点：社会热点类的“躲猫猫”，物质生活类的“坐在宝马里哭”，以及文化类的“神马都是浮云”等等。这种开放式的构词特点反应出民众关注领域的广泛性，也表明了其思考角度，思维方式的开放性。民众不再是被束缚在政治斗争领域的思想傀儡，而是善于思考社会方方面面事物的能动个体。
（四）语言风格
文革时期的语言通常比较单调、乏味、浮夸。人们在吃饭、见面、开会、上课时，都要说上一段《毛主席语录》，下面例举比较经典的几段话：
（1）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
（2）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3）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民众在强大的思想宣传中机械地使用一些现成的语句，有时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意愿。民众似乎患上了集体说套话的病症，总是选择服从权威，甚至违背自己的意愿刻意地去生搬硬套一些思想形式。文革时期这种单调、乏味、浮夸的用语违背了社会语言的诚意原则，体现出当时国民个性缺失与形式主义的泛滥。
网络流行语通常趋于求异、幽默、讽刺。这些新词句背后通常有着一定的社会背景，网友们从社会事件中提取经典语句，再用于日常用语中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种方式通常具有幽默讽刺的特征。例如：
（4）据说今年涨工资，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5）你敢动我试试？我爸是李刚！
（6）你这样对我，我们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7）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2008年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铁道部竟直接对车体进行掩埋。记者就此提问，时任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解释说为了便于抢险，并最后补充一句：“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句话随之成为网友们调侃一些不可能事件的常用语。上面关于“工资”的一句便表达出网友们对工资不涨的讽刺与自嘲。民众不拘泥于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而是独树一帜，另辟蹊径，以体现自己独特个性。面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腐败，虚假不公，道德沦丧等问题，民众在网络中主动行使话语权，用恶搞甚至讽刺等极具娱乐性质的言语来抒发内心的不满，期望揭开重重掩饰，触碰事物最真实的一面。网络流行语求异、幽默、讽刺的特点则是民众彰显个性、追求真实以及娱乐精神的体现。
二、造成不同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
（一）文革时期民众思想的社会文化原因分析
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呈现出四大特征：阶级斗争理论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战时二元对立政治思维模式被继承；政治文化泛化日趋严重；政治文化结构单一发展。由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政治文化中越来越突出，与之相适应的战时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便以政治权利为后盾，在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强加干预和控制。在当时的环境下，毛泽东思想被置于绝对主导地位，同时对亚政治文化猛烈打击，使得亚政治文化几乎消亡。在这种政治强力控制下，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深入到民众心中，导致民众思维的偏激与僵化；政治文化单一发展，亚文化被过度打击，致使民众的思想趋于同化、浮夸。
（二）新时期民众思想的社会文化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际交流日益增多，人民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在物质需求满足的基础上，人民开始追求文化生活的改善。民众的思想相互碰撞，各类文化相互交织，使得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保守的东方文化受到开放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的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整体的定性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个体局部的实证思维方式相互交融，民众开始强调个性的发展与理性的思考；草根文化发展、壮大，它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改造，代表着普通百姓道德观念、价值审美，具有平民化、无固定规则的特点，充满着乡土气息，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共识；恶搞文化传入、流行，它富有个性、解构传统、幽默风趣、讥讽反叛，具有较强的娱乐功能，民众的思维不再照本宣科，一本正经，而是幽默讽刺，崇尚娱乐。多元文化与个性思维相辅相成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特点。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五湖四海背诵的“红宝书”，到种类繁多的无厘头网络用语，民众的思想已经从偏激到平和，从僵化到灵活，从同化到开放，从缺乏主见、浮夸虚假到彰显个性、追求真实。不可否认，网络流行语里也不乏大量粗俗用语。也有一些用语降低了语言交际的效率，造成语意不明。网友在使用网络词汇时也存在一定的盲目“跟风”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种以青年人为主体的青年亚文化中存在的粗鄙庸俗、急躁轻浮的弊端。但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流行语折射出年青一代以自由开放、求真求异为核心的思想意识。他们追求更大程度的言论自由，表达更为真实的内心感受，彰显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
参考文献：
[1]刁晏斌.“文革”新词语考察[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6，
（20）.
[2]金立鑫.“文革”语言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J].书屋，2001，
（3）.
[3]孙秋云，王戈.大众文化视野下的“网络流行语”[J].湖北社会
科学，2012，（11）.
[4]王清杰.网络流行语的文化生态与社会心理分析[J].河南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8）.
[5]张艳芳，王青梅.结合“欧子直译”谈直译[J].现代语文（语言
研究版），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