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终于把他心目中的英雄——“林肯”，送上了奥斯卡领奖台。
　　2月23日，出演电影《林肯》的丹尼尔·戴-刘易斯以“灵魂附体”般的精湛演技，摘取了8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小金人。
　　在美国，林肯是除了耶稣之外，人物传记书籍最热门的主角。尽管与他相关的著作早已汗牛充栋，许多著名学者和作家还在不断地推出了关于了他的新书，研究的视角和题材涵盖了他的政治智慧、军事判断力、他对奴隶制的态度演变、爱情和婚姻甚至他的心理疾患等等——事实上，从奥巴马到小布什、克林顿，都把林肯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到底是什么，吸引着他们从一个半世纪前的“高个子肯塔基人”那里去寻找智慧和力量呢？

一个撑木筏的人

　　“林肯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拖延者，林肯是个南方人，林肯只知道投降和妥协。但是，老实说，他身上有没有那么一点让你感到大吃一惊呢？”共和党激进派领袖、废奴主义者泰迪厄斯·史蒂文斯对他的同僚说。
　　在美国作家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眼中，1861年林肯入主白宫的境遇，宛如用一只简陋的木筏穿越激流，“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些横七竖八的木头紧紧缚牢”。
　　因为蓄奴制，这个国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南方蓄奴州脱离联邦的数目一个一个增加。4月12日，南方叛军朝萨姆特要塞开了一枪。一场持续四年多、夺走六十多万条生命的战争爆发了。
　　在北方，林肯也同样面对着四分五裂的局面：处于南北边界的马里兰、密苏里等几个蓄奴州还在联邦内，却摇摆不定；在北方民主党阵营中，主战派民主党人反对国家分裂也反对废奴，打着“和平牌”的民主党人鼓吹南北议和；在共和党内部，激进的废奴主义分子急着借此推进解放人类的事业，而保守派忧心忡忡这些激进分子会把局面弄得无法收拾……
　　在内战的最初几个月，林肯一直对奴隶问题抱谨慎态度。他认为，任何全面直接解放奴隶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把“摇摆”的边界诸州推向南邦联的怀抱，并由此摧毁共和党人和拥护国家统一的民主党之间的脆弱联盟。此外，他也深深理解南北白人心中的恐惧：黑奴数量巨大，一旦全部获自由，将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恐怖记忆还历历在目——10年前，黑人特纳·特内领导了黑人暴动，随后对白人进行了种族屠杀。
　　通过这一策略，林肯得以与大多数北方民众、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以及所有内阁成员结成同盟。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战争的目的是“保持国家的完整”，而不是消灭蓄奴制。
　　随着北方迅速平定叛乱的幻想破灭，朝野里这种脆弱的联盟岌岌可危。林肯苦心积虑维持的共识，很快被一位传奇将军的鲁莽之举击碎。
　　1861年8月的一个清晨，林肯在报纸上读到一则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奉命保护密苏里州的弗莱芒特将军颁发公告，说他马上要把所有“有证据证明”曾拿着武器对付合众国或是与南方有染的密苏里人的财产全部充公，并立即释放他们的所有奴隶。这比之前国会通过的没收充公法案内容要宽泛得多。
　　北方舆论一片哗然。激进派的报纸为他的论调大喝其彩：“果敢的将军比优柔寡断的总统更胜一筹！”然而处于南北边界的蓄奴州，特别是肯塔基州州长却因为这种战争动机而火冒三丈，再次以退出合众国相威胁。
　　林肯写信给弗莱芒特，希望他“自愿”对公告内容和措辞进行修改。遭到拒绝后，总统下令废除了公告。这一举动安抚了边界诸州的离心情绪，却让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大失所望，也让包括内阁在内的保守派心生不满。司法部长贝茨愤懑地认为，正是总统的“没有任何主见、决断力”，导致“纲纪松懈、愚蠢虚妄大行其道”。
　　直到11月1日天刚刚亮，来自总统的解职令才被送到弗莱芒特手里。一天前，媒体登出一份从战争部“外泄”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弗莱芒特部队存在管理混乱、组织结构低劣、装备和武器故障百出等种种渎职问题。舆论在几日里发生了大逆转，在华盛顿，要求将他解职的意见已占了上风。
　　对于弗莱芒特事件，林肯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解释。他以《旧约》中的摩西为例，摩西引导以色列人发动了起义，最后却没能带领他的族人进入迦南。“一场运动的先驱往往不是把这场运动成功地推行到底的最佳人选。”“第一个改革者总是不得不承受更大的阻力，往往因此而被打倒，遭受唾弃。最后，当人们终于醒悟了，发现他们的确需要改革的时候，这份事业才会比较容易地在另一个人的带领下被彻底实现。”
　　显然，他把自己视作带着爱争闹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先知约书亚。
　　到1862年，北方在战场上的无所作为，使华盛顿的士气跌落到谷底。几个月里，内阁会议和国会山上，由于蓄奴制问题引发的裂痕在一轮又一轮争吵中日益加深，以至于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之间的私交和工作关系都出现隔阂。
　　随着战争形势的严峻，林肯意识到：之前一直小心翼翼避开的废奴议题，日渐成为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在南方，大量黑人奴隶被使用到战场上的各种劳役中。倘若让他们获得自由，就能大大削弱南方的战斗力，同时为北方增加新的劳动力。
　　林肯原本希望通过赎买的方式，使得边界诸州同意解放黑奴。自3月份起，他开始游说参众两院通过一项联合决议，向愿意采纳最终取消蓄奴制的州提供补偿。
　　然而，来自边界州的代表并不买账，他们声称：这将在死硬派奴隶主中引发分离主义情绪，使得已叛乱的南部各州更加强硬。
　　另一邊，声势日益壮大的共和党内的激进派也有“越轨”之举。根据美国宪法，南部某些州的蓄奴制是受法律保护的。激进派开始插手这些州的蓄奴问题，他们不顾民主党和保守派的反对，操纵国会通过了内容比一年前更激进的充公法案。
　　在口水战中，林肯专注地倾听着，很少“积极介入”这些话题。在道义上，他认同激进分子的基本观点——早在1858他和民主党人道格拉斯的大辩论中，他就从道德、经济、政治和法律上抨击过蓄奴制。但对他而言，蓄奴制不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抽象议题。而且，身为总统，他也无法对受宪法保护的现存制度视而不见。 　　在这个沉闷的夏天，没有人知道这位行动缓慢的妥协分子正在酝酿一个将根本影响战争和美国的重大议题。
　　1862年7月22日，林肯把内阁成员召集到白宫办公室举行特别会议。他从口袋里掏出两页纸，然后戴上眼镜，向内阁成员宣读了一份“后果、意义以及把握分寸”都经他反复推敲思考过的法律纲要——《奴隶解放宣言》。
　　在这份后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文献之一的《宣言》里，他以美利坚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的身份宣布，所有在各个叛乱州的奴隶都将“从今往后永远地”获得自由。作为战争权力法案，《解放宣言》取代了之前蓄奴制和财产领域的法令。据此，南方350万世代为奴的黑人从此获得自由。但是，适用范围尚不包括忠于联邦的边界诸州的42万黑奴。
　　历史学者方纳研究了林肯奴隶制的思想的变化轨迹。他认为：林肯在《解放宣言》中完全否定了先前对奴隶问题的观点，“（宣言内容）对奴隶制度的废除是雷厉风行的 ，不是渐进的，没有提到赎买补偿问题，没有什么送黑人回非洲的移民问题。”
　　这让最激进的蔡斯都感到了害怕。林肯一个个耐心回答完内阁成员们的疑虑，然后，把草稿锁进办公桌抽屉。
　　他等到了时机。9月，一直按兵不动的麦克莱伦打退进犯马里兰州的军队，取得一场不彻底的胜利。5日后，林肯召集特别内阁会议，宣布他决定在1863年元旦签署《宣言》。他明确表示自己无意寻求他们的意见，但欢迎他们就措辞和表述给出意见。
　　在欢呼声中，林肯站在白宫阳台上，以一种复杂的心情说：“我只能相信上帝：我没有做错。现在该是让整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对这份宣言做出评价的时候了。”
　　“我们正亲身经历并记录下这一正义的法令。”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此时写道：“林肯可能行动迟缓……但并不是一个对自己郑重签名的宣言中的文字和昭示的目标朝令夕改、畏缩不前、自相矛盾的人……如果他教导我们不要相信其他任何东西，那么他已经教导我们相信他所说的话。”
　　弗雷德里克没有失望。1863年元旦下午两点，林肯“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这份将使他名垂青史的《解放宣言》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接着，他对自己的忧惧做了一番小嘲弄。此外，他还第一次正式批准招募黑人士兵入伍。
　　从《宣言》初稿公布到签署之后的几个月里，林肯轮番面对着来自各个政治阵营的质疑和挑战。先是共和党激进派在1862年底发动了一次围攻内阁的危机。到1863年一二月间，因为战场进展缓慢，主和派民主党人在国会山上搅起一阵骚动，他们阻挠各项和战争相关的法案通过；令人更不安的是军中也传来一些对“为黑人而战”的不满声音。
　　当各方人士开始忧心忡忡，林肯却从报纸上的社论、与民众的谈话以及他在前线视察时和士兵们的接触中，感受了人们在观点和态度上的种种微妙变化。
　　春天正在走近。到3月4日国会休会前夕，政府每一项与战争有关的法案都得以通过，包括对战争极为关键的金融和货币法案；在北方各个城市里，大规模声讨“主和派民主党人”的集会在进行中；作为测试民意风向的标杆，在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两州举行的国会选举和州议员选举，共和党人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民主党对手。
　　民主党人、著名报人约翰·福尼说，林肯是最货真价实的进步人士，“因为他总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动，而不是被动行事，或在时机尚未成熟时贸然出手、浪费精力”。福尼曾长期为林肯的政治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效力，后来成为林肯的忠实支持者。

老亚伯的“信”

　　1861年到1865年的白宫，是一个喧闹得令人头疼的地方。每天早上大门一开，成百上千的人挤进去。每个人都要见总统，或求官，或求职，或是为自己那在战场上开了小差的儿子求赦免。
　　人们都认为总统是在浪费宝贵精力，报纸则会以轻蔑的口吻说，这是一种“软弱”和“无知”的表现。林肯自己却把与公众的会面看作是一种“公共舆论的涤荡”。
　　“（他们）为我提供了新鲜的思想，为我灌输我脑海里从未有过的、更加清晰的、更加生动的景象，让我弃旧从新，不落陈规。尽管从细处看，他们也许不一定那么讨人喜欢，但总的来说，他们让我的头脑焕发活力，让我从崭新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他的秘书之女曾说：“他在政治判断上的无比天赋，得自于他的同情心。它赋予林肯以力量，使他的预见拥有不可思议的精准，而这正是他的对手们一心想追求的。”
　　这正是林肯从事政治的巨大财富。他有一种天赋，特别善于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体验他人的感受，理解其动机和愿望。
　　在他留下的文字资料和他人的回忆录中，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于人类命运的同情，无不见证到他对造物主一种宗教宿命般的仰靠。
　　他曾说，很多时候，他并不清楚该如何去做。但是，“如果上帝想要我去完成一项事业，那他在此之前就已经找到了完成的方法，并且一定会让我了解它。”
　　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徒。但朋友伦纳德·斯威特认为，当林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去处理大事时，一股宗教般的敬畏之情，以及坚信上帝会公正审判和主宰一切的信念，就会在他的内心涌动，“他像修行深的教士那样笃信上帝”。
　　残酷的战争和个人的不幸遭遇，在林肯的内心和外表留下深深的烙印。每当他需要指路人时，他就会去读《旧约·约伯记》。
　　“我们必须完全遵循上帝赐予我们的意愿认真行事，信仰這样做，将有助于实现终极的天意。这场浩劫没有一个凡人可以制造，也没有一个凡人可以遏制。”
　　在1965年第二次就职演讲中，他的政治策略和信仰已融为一体。

内阁家长

　　法兰西斯·卡本特的名画《首次宣读解放宣言》，再现了林肯在白宫办公室召开内阁会议的场景。油画描绘了他的7位内阁成员形象，从左至右依次是：战争部长塞尔蒙·斯坦顿、财政部长萨蒙·蔡斯、海军部长威尔斯、内政部长史密斯、国务卿威廉·H·苏厄德、邮政部长蒙哥马里布莱尔、以及司法部长爱德华·贝茨。 　　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届内阁——一个由保守派和激进派组成的内阁一群互为政治对手和敌人的人们。而林肯是这个特殊“权力家庭”的组建人和家长。
　　1861年，《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瑟夫·梅迪尔大惑不解地问林肯：他为什么要选择一届由政敌和对手组成的内阁，其中4位是民主党人，3位是和他竞争总统提名的主要对手，要知道，他们中每一个都对败给这位来自穷乡僻壤的小律师忿忿不平？
　　“我们需要党内最强的人进入内阁，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人团结在一起。我已经认真地观察了全党，我的结论是，这些人是最有才干的人，那样一来，我就没有权力阻止他们为这个国家效忠。”林肯回答说。

　　然而，雄心勃勃的蔡斯对总统之位有着无法自拔的痴迷。即使在财长任上，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自我势力的扩张。在他眼中，林肯无疑是阻碍他通往这个目标的最大对手。
　　在其美丽多才的女儿、华盛顿社交女王凯斯的着力经营下，他家客厅逐渐成了林肯政府和第一家庭的批评家俱乐部，“座上宾”们可以任意痛骂林肯的政策，讽刺他的将军的无能，或者津津乐道于第一夫人的各种八卦。凯斯清楚父亲的野心，她下决心打造一个不亚于白宫的“竞争者”，把父亲送上总统宝座。
　　当1864年总统竞选再次迫近，为了营造舆论，蔡斯给地方官员、国会领导人、将军们以及新闻记者写了上百封书信，详细叙述了林肯领导能力的种种缺陷，并暗示，如果由他本人当总统的话，情况将有怎样的改觀。
　　自始至终，林肯对蔡斯的小动作一清二楚，却从来不和他冲突，也不拒绝他的各种要求。反过来，林肯若稍有不如其意，傲慢的蔡斯就会怒气冲冲，动辄以辞职为要挟。
　　林肯的朋友们愤愤不平，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总统一再容忍这位“野心先生”。林肯悠然地聊起他在肯塔基农场赶一匹懒洋洋的马的故事。有一天，这匹马忽然精神抖擞地快跑起来，一直冲到终点。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大马蝇叮咬在它身上。
　　“如果蔡斯先生有一只叫作总统欲的马蝇在咬他，倘若这只马蝇会让他的部门全力以赴的话，我是不会一巴掌把它打死的。”所以，只要蔡斯先生忠于职守，为规模庞大的联邦军队提供各种所需资源而辛勤工作，林肯就会对他耍的各种阴谋诡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864年6月底，这种克制终于到了底线。蔡斯第四次以辞职为要挟，逼迫林肯同意他任命一名记者为财政部第三助理部长。这一次林肯没有让步，收下那封气势汹汹的辞职信。
　　时隔四五个月，林肯还是举荐蔡斯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后来他告诉一位参议员，从个人角度讲，他“宁愿把自己那张鹿角椅子吞下肚，也不愿提名举荐蔡斯”，但这对国家有好处，“如果我任由私人恩怨影响我的判断，并因此决定他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我就该鄙视自己了。”
　　“这对国家有好处。”1857年，前任大法官陶尼在德雷德·斯考特案中做出一个引发了巨大争议的判定：宪法中的“公民”一词不包括黑人。这被认为是南北战争的间接导火索之一。斯考特一案，也使得陶尼本人和高等法院的名誉受到污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