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多年以后，比如11年后2020年，人们回望2009，心情或许与此刻格外不同。
尽管多种预测认为，今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然而正如我们此时回望11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虽然遭受冲击，却以出色的应对，藉此确立了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负责任的区域大国形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崛起的长期趋势。全球化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腾飞，尽管它也使中国无法在危机发生时置身世外。
如果说。顺风顺水的时候，信心与希望的表达只是锦上添花的陈辞，并有令闻者骄傲的危险，那么身处危机之中，信与望就成为对结果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要素。中国经济的新气质，乃至整个国家的新气质，已然与本轮危机的应对密不可分。波澜过后，今日在世界眼中依然模糊的中国形象，将渐趋清晰，在历史遗传与环境影响的交互作用下，沉淀出现代国家的“国格”，让崩溃论与威胁论成为转型史中的一则注脚。
然而，何谓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无信者绝无未来。有信必有果，因为信心决定着我们应对危机的措施和逻辑。
如果有信心，地方官员就不会频出怪招，例如处罚降价销售商品房的企业；就不会呼吁放松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保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就不会急于循老路向市场释放巨额政府支出的信号；人们就不会担心本月开始实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对节能减排的长期追求，是否会遭遇短期现实的当头一棒。经济本身是具有周期性的，危机袭来，按照人性并不阳光的一面，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工和作为公地的生态环境，最容易被“打折促销”，而如果每轮危机都导致中国利用劳工待遇与环保标准的“灵活”操作过关，可持续发展从何谈起?如果执政党仍将法律视为促增长的手段，法律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向社会提供的公平性不足的尴尬现状。而政府放松银根的信号，因为完全被市场所预期，所以即使高达万亿，也未收到明显的刺激效果。
印钞票易，改革难。如果人们确知改革的大方向，但政府支出客观上却在需要大刀阔斧“革命”的领域形成了资产的增加，根据牛顿力学定律，质量越大，惯性越大，日后改革的成本与难度无疑都将加大。这种做法并不明智，是在给改革的后来人添包袱。
无论中西今古，危机时刻总是呼唤有魄力有信心的政治家，推进国家做出结构性的变革，为社会与民族的长久发展凝聚共识、打造核心动力。日前，胡锦涛主席将改革开放视为“第三次革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讲话，无疑适时起到了提振民气并校准下一阶段航程的作用。
此次危机应对，从-开始人们就意识到扩大内需是关键所在。但，扩大内需背后，隐含的根本诉求却是晦涩不明的，需要更明晰的表达：即，在发展的基础上着手进行分配方式的调整。任何一个社会，分配的调整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因此如果说仅靠经济手段就能实现，也就不可相信不可冀望。“保八”之所以成为许多部门刚性的政治任务，正说明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结构已经趋于刚性化。如果盲目增加货币投放，当未来通货膨胀紧随通货紧缩而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众又通过资产贬值的方式，被动捐款以纾国难。
在这样的背景与可能之下，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政党，甘于被时代的氛围托举，转头俯身紧紧依靠民众，以扩大内需的经济策略为先导，重构国家与社会的结构，调整精英联盟利益与责任不相匹配的关系，整肃贪腐，自我洁净、自我强健。如此方能赢得民众之信，共度时艰。
但，历史与现实都提醒我们，民气可恃的危机时期要防止两种危险倾向：一是权力的过分集中，二是狹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全球经济不景气，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本就有抬头的趋势，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好授人口实，刺激别国，恶化中国的贸易环境。
而对于前者的担心，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本轮危机实属欧美市场经济体系肇事，各国重拾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之道，中国国内改变政府过多介入经济、告别审批型政府的必要性，似乎显得不那么迫切了。其实，正因为人们在危机面前才会充分暴露并承认理性的局限，所以才需要放松以理性之名实行的管制，真正开启民智，让数亿颗头脑在自由而宽容的氛围中迸射智慧的火花，交汇碰撞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在公平的竞争中提升经济体的效率。
取法乎上，乃得其中。这一“创新型国家”，同样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中国特色之路，特色之核心要素与最高级的体现，最终不是也要落脚在文化上吗?在“文明的冲突”之中，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对立之间，在欧洲大陆曾经的排犹背景与犹太文明的芥蒂之间，作为唯一与阿拉伯民众和犹太人都拥有互信的交往情谊的中国，理应更有所为。中华文明的自我闭塞与禁锢。使我们的文化日渐沦为导游小姐嘴里的解说词和好莱坞大片的外景地，温吞吞地透支前人的铺垫，浪费历史的积累，漠视只有伟大文明才能承载的使命感。
自由，以信心为保障。信心与自由的好土，可以让一粒芥菜种，“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释放社会的活力，孕育一个小小的可能，即使在危机之中，生发成重塑国家气质与形象、影响多国多人的事件。让中华胸中有爱、心中有信的崛起，成为世界的一个美意，国与民温和而有弹性地前行。
尽管多种预测认为，今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然而正如我们此时回望11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虽然遭受冲击，却以出色的应对，藉此确立了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负责任的区域大国形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崛起的长期趋势。全球化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腾飞，尽管它也使中国无法在危机发生时置身世外。
如果说。顺风顺水的时候，信心与希望的表达只是锦上添花的陈辞，并有令闻者骄傲的危险，那么身处危机之中，信与望就成为对结果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要素。中国经济的新气质，乃至整个国家的新气质，已然与本轮危机的应对密不可分。波澜过后，今日在世界眼中依然模糊的中国形象，将渐趋清晰，在历史遗传与环境影响的交互作用下，沉淀出现代国家的“国格”，让崩溃论与威胁论成为转型史中的一则注脚。
然而，何谓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无信者绝无未来。有信必有果，因为信心决定着我们应对危机的措施和逻辑。
如果有信心，地方官员就不会频出怪招，例如处罚降价销售商品房的企业；就不会呼吁放松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保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就不会急于循老路向市场释放巨额政府支出的信号；人们就不会担心本月开始实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对节能减排的长期追求，是否会遭遇短期现实的当头一棒。经济本身是具有周期性的，危机袭来，按照人性并不阳光的一面，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工和作为公地的生态环境，最容易被“打折促销”，而如果每轮危机都导致中国利用劳工待遇与环保标准的“灵活”操作过关，可持续发展从何谈起?如果执政党仍将法律视为促增长的手段，法律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向社会提供的公平性不足的尴尬现状。而政府放松银根的信号，因为完全被市场所预期，所以即使高达万亿，也未收到明显的刺激效果。
印钞票易，改革难。如果人们确知改革的大方向，但政府支出客观上却在需要大刀阔斧“革命”的领域形成了资产的增加，根据牛顿力学定律，质量越大，惯性越大，日后改革的成本与难度无疑都将加大。这种做法并不明智，是在给改革的后来人添包袱。
无论中西今古，危机时刻总是呼唤有魄力有信心的政治家，推进国家做出结构性的变革，为社会与民族的长久发展凝聚共识、打造核心动力。日前，胡锦涛主席将改革开放视为“第三次革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讲话，无疑适时起到了提振民气并校准下一阶段航程的作用。
此次危机应对，从-开始人们就意识到扩大内需是关键所在。但，扩大内需背后，隐含的根本诉求却是晦涩不明的，需要更明晰的表达：即，在发展的基础上着手进行分配方式的调整。任何一个社会，分配的调整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因此如果说仅靠经济手段就能实现，也就不可相信不可冀望。“保八”之所以成为许多部门刚性的政治任务，正说明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结构已经趋于刚性化。如果盲目增加货币投放，当未来通货膨胀紧随通货紧缩而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众又通过资产贬值的方式，被动捐款以纾国难。
在这样的背景与可能之下，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政党，甘于被时代的氛围托举，转头俯身紧紧依靠民众，以扩大内需的经济策略为先导，重构国家与社会的结构，调整精英联盟利益与责任不相匹配的关系，整肃贪腐，自我洁净、自我强健。如此方能赢得民众之信，共度时艰。
但，历史与现实都提醒我们，民气可恃的危机时期要防止两种危险倾向：一是权力的过分集中，二是狹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全球经济不景气，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本就有抬头的趋势，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好授人口实，刺激别国，恶化中国的贸易环境。
而对于前者的担心，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本轮危机实属欧美市场经济体系肇事，各国重拾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之道，中国国内改变政府过多介入经济、告别审批型政府的必要性，似乎显得不那么迫切了。其实，正因为人们在危机面前才会充分暴露并承认理性的局限，所以才需要放松以理性之名实行的管制，真正开启民智，让数亿颗头脑在自由而宽容的氛围中迸射智慧的火花，交汇碰撞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在公平的竞争中提升经济体的效率。
取法乎上，乃得其中。这一“创新型国家”，同样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中国特色之路，特色之核心要素与最高级的体现，最终不是也要落脚在文化上吗?在“文明的冲突”之中，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对立之间，在欧洲大陆曾经的排犹背景与犹太文明的芥蒂之间，作为唯一与阿拉伯民众和犹太人都拥有互信的交往情谊的中国，理应更有所为。中华文明的自我闭塞与禁锢。使我们的文化日渐沦为导游小姐嘴里的解说词和好莱坞大片的外景地，温吞吞地透支前人的铺垫，浪费历史的积累，漠视只有伟大文明才能承载的使命感。
自由，以信心为保障。信心与自由的好土，可以让一粒芥菜种，“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释放社会的活力，孕育一个小小的可能，即使在危机之中，生发成重塑国家气质与形象、影响多国多人的事件。让中华胸中有爱、心中有信的崛起，成为世界的一个美意，国与民温和而有弹性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