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倩倩住进我心里，住了好久。这样说也不尽然。应该是，我在我心里住了好久，我对我说话。可以不，我对我说话？这又像一个疯子。一个疯子才会自己对自己千言万语，江流不绝。
　　哦，疯子。
　　请不要限定“疯子”是一个名词，她是我的形容词。疯子一样活着。
　　是的，我写过《在精神病院》，那是一本非虚构。我和女一病室女二病室的樊倩倩们生活了一年零三个月。我和她们一起趴在窗台上，等候前来探望的家属，拎着三五个苹果，沿着107国道，推开铁门走来。我也和她们一起在春天的的桃树枝上，看见了即将绽开的花苞和炽烈的荷尔蒙。写下她们后，我以为自此可以脱身而出。事实上，我仍旧被她们牢牢把持。这是我甘愿的。甘愿樊倩倩们附上我的体，我的耳廓、耳神经得以无限放大。那一丝最为纤细的声音划过了我的灵魂。
　　世界是用来倾听的。
　　索尔·贝娄在论及他的《赫索格》时，指出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一个原始的激励者或解说者，他从遥远的早年就在指教着我们，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的心底也有这样一个解说者，我之所以讲述这场月亮底下的死亡，讲述这个樊倩倩，是我试图把这个声音捕捉并加以描绘。我的写作必须让这个解说者信服——我所有的字词、语句、音节都从他解说的本源散发出来。
　　好吧，可以讲一讲樊倩倩了。
　　樊倩倩的弦绷得很紧，千钧一发。她如此敏感。圆月，小半圆月，残月，无论哪一种月亮都在毫不留情击中她。百发百中。她又是如此自在轻盈，像一片树叶，随时准备让风带走她。我加紧步子，跟随她。
　　她在倾诉，她让人不安。
　　她倾诉的都是事实，陈述我们的生活經历，梦想、欲望以及那些我们迷失于这个世界上的核心内容。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阿哥就有阿妹，有太阳就有月亮，有你就有我。”又说，“我呀，你呀，一辈子能和我们说话的人有几个？人不是白云，不是萝卜。人不能在空中长出来，不能在地上长出来。死一个就少一个。死啊，死，死完了，我呀，你呀，就成为一个谜，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我呀你呀我们是谁。我们活成了一个谜。”
　　我们活成一个谜？千仞之上，像一个巨大的孤独高高悬起？我不禁寒颤，大概发现真相总是会让人寒颤不已吧。
　　如同往常的小说写作一样，我仍旧饱受了第一行字敲打在电脑上的煎熬和恐惧，不知它们最终的归宿。然后，我就撒开了手。说吧，说。一切迷茫的，执念的，虚妄的，铁板钉钉的，全都敞开。我不需要隐藏。
　　我希望我能放手，希望自己迷失在自言自语中，成为一个载体或信使。那是来自内心深处的那个遥远的早年解说。最好的时刻便是失去控制。它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去向何处。莫非一个自由的、自足的灵魂不是如此？我们禁锢太多。我们被周围力量所迫，变得沉默。我们欲望太多，坐上一列命名为“高速”的火车，一小时三百六十公里时速冲刺。唯有一个疯子，一个樊倩倩，痴痴呆呆留在了站台上，怀抱着关于爱情，还有幸福的真正乡愁。
　　来吧，樊倩倩，我不反对更多的你住进我心里，如同我急迫地渴求住进你的心里。我们活在同样的爱恨与命运里。倘若不是如此，倘若不是从内心深处，我生长出另一个我，我笔下创造出的角色不过就是一个纸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