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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文化形态，对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金庸武侠小说运用丰富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展现了侠文化的精神内涵。本文试图从法治的视角出发，以金庸武侠小说为研究材料，揭示侠文化在正义观、利益观以及平等观三个层面的精神价值，寻求与当前法治信仰的形成有益的思想文化資源。
关键词 侠文化 法治 正义 平等
作者简介：赵海潼，吉林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法理、法制史；王逸卓、梁爽，吉林大学。
中图分类号：I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173-02
金庸的武侠小说为读者展现了纷繁的武林世界，多层次的解读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的精神内涵。以往的研究大多以文学和艺术的视角为主，笔者试图将侠文化与当下的法治建设的大环境联系在一起，在法治的视野下对侠文化进行研究，从而寻求二者的共同之处。
中国的侠文化历经变迁，受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文化形态。既具有儒家思想的仁义精神，也兼具道家的逍遥出世，墨家的侠骨风范以及法家的刚直不阿的精神。因此，侠文化的精神内涵成为百姓心目中惩恶扬善的保护伞，也成为文人墨客追求的理想的境界。这种种的因素成为侠文化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动力。
从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对侠文化的信仰与对法治的尊重是不完全相符的，甚至相当的部分是对法治的破坏。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矛盾，笔者试图从侠文化的精神内涵中选取三个角度予以论述。
一、侠文化之正义观
关于正义，一直是人们探索的重要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在侠文化中正义也有不同的体现。在以往的武侠小说中，作者笔下的侠大多被赋予追求心中浅层次的正义而大开杀戒，惩恶扬善。而金庸先生通过武侠小说表达自己对正义的看法，相对于其他小说是一个进步。这种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笔下的郭靖，萧峰以及康熙皇帝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三个典型代表，在他们的身上，可以体会到这种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这是大侠的侠义与儒家的国家观念的高度结合。
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两部作品中，金庸先生塑造了郭靖这个为国为民的郭大侠的形象。郭靖并没有过人的资质，“反倒是学话甚慢，有点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经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 这是对于郭靖出场的描写，到恰是暗合了儒家“讷于言，敏于行”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思想，是更具有大智慧的，总要在武功和思想上经过反复痛苦的磨练，才能有所大成，走上“侠之大者”的道路。郭靖刻苦认真，富有责任感，沉稳大气，认定一个目标坚持去做，最终达到武功超群的程度。在蒙古大军危及襄阳城，郭靖一家驻守襄阳数十载如一日，帮助百姓，为国家为百姓守住江山，扶危济困，为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被人世称郭大侠，名震四方。在襄阳城上，对杨过的一番话，道出了小说的主旨，也是对郭靖人物形象的绝好概括，即“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为加深对郭靖形象的刻画，金庸运用对比手法在两部小说中设置了两个人物形象，即《射雕英雄传》中的蒙古大汗的成吉思汗和《神雕侠侣》中的神雕大侠杨过。成吉思汗一生戎马征战，杀人掠地无数，为建立蒙古帝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与郭靖论及何为英雄的一番对话中，作者借郭靖之口交代了自己对于英雄的评判标准。郭靖说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依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在“为民造福，爱护百姓”这八个字作为评判英雄标准的衡量下，成吉思汗并不是英雄，而质朴的平民郭靖才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作者极力赞扬的。
从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正义观念仍具有进步意义。法治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民，惩恶扬善，追求公平正义。使社会生活形成一套完整的秩序。因此，“为国为民”的正义观也应为法治建设所吸收。
二、侠文化之利益观
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论断。虽是作者对商人的看法，但由此可见，利益在中国社会也是根深蒂固的问题。这同时对侠文化的精神内涵产生了影响，丰富的武侠小说刻绘了追求利益的形形色色的大侠形象。
大侠不是圣人，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金庸笔下的侠不是简单的平面化的形象，而是情感丰富，有血有肉，兼顾各种利益的利益群体。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斗不休，同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笔者将这样的利益观概括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利益观；另一种是国家利益观。
（一）个人利益观
在金庸小说中，杨过和张无忌是个人利益观的代表人物，他们不是把拯救百姓作为己任，只考虑自身个人利益，而没有把精力过多的投入到国家利益中。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在得知自己父亲之死以后，一心要找郭靖黄蓉报杀父之仇，而不顾蒙古大军压境，危及襄阳城的情况，襄阳城内杨过经过了复杂的心理斗争，终于未向郭靖下手，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襄阳大战，杨过为救郭襄射杀蒙哥，打败金轮法师，其本意也不是真的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在他眼中，只有和小龙女隐居避世才是理想，天下百姓的死活与他何干？这样的利益观念注定只能是短期的个人利益观。
《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身为明教教主，却优柔寡断，不贪恋权力地位，只想着自己的义父的生死，而不顾天下百姓的安危。在周芷若与赵敏之间犹豫徘徊，最终弃周随赵，放弃明教教主的位置，也放弃拯救天下百姓的重担，与赵敏远走高飞。这样的利益观念也是个人利益至上高于国家利益。
（二）国家利益观
秉承国家利益观的大侠是真正为国为民的英雄，他们将维护国家安定和百姓生存作为自己的任务来完成，把“为国为民”作为人生的目的来实现，这些人敢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事实证明，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同样塑造了这样的大侠的形象，作者借助他们表明了自己的思想境界。这样的大侠如同郭靖那般镇守襄阳城数十年之久，抵抗蒙古军队南下犯宋，最后为国壮烈牺牲；有如萧峰那般有着契丹血统，但阻止辽国犯宋，以确保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有如康熙皇帝那般身为满清皇帝，但却超越了汉族地主贵族，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深谋远虑，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为康雍乾盛世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皇帝是金庸作品中唯一的皇帝形象，是歷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相比于其他两位少数民族领袖，即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和蒙古王爷忽必烈，金庸先生对康熙皇帝有着更多的偏爱。成吉思汗杀人无数，掠夺百姓，难以说是真正的英雄；忽必烈虽然治军严明，赏罚分明，但在作者眼中也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而康熙皇帝则是深谋远虑，雄才大略。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战沙俄，为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作者心目中圣明君主的完美形象的代表，真正将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心头上。
在现代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笔者认为，在这一层面上，侠文化的利益观与法治精神是不矛盾的。我们需要摒弃的是自私狭隘的一面，对于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精神应继承与发扬。
三、侠文化之平等观
在中国的侠文化中，长期有“快意恩仇”，“劫富济贫”的思想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富人与穷人是对立的，将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或者靠农民起义的方式才能实现平等。显然，这样的观念是对平等浅层次的理解。
金庸先生的笔下的大侠对于平等观的内涵有三个方面的诠释，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笔者认为，在这三个层次中，民族之间的平等是最突出的。但是，作者认为民族之间平等也不是一开始就具备的，作者的创作历程深刻的反映了观念的转换。《书剑恩仇录》与《鹿鼎记》分别是作者开山之作和封笔之作，两部不同时期的作品，代表了作者对平等观念的不同认知。
（一）排他性的大汉民族中心主义——《书剑恩仇录》
这种大汉民族中心主义源于儒家思想的“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深刻的影响金庸先生的早期创作。金庸先生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中就蕴含了这种思想观念。
小说中描写的主人公陈家洛是乾隆皇帝的弟弟，但是他也是反清复明天地会组织的成员。反清复明思潮是在明清交替，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的思想心态，一直贯穿满清王朝的始终，影响着清王朝统治的根基。满清王朝是满洲贵族入关建立起的对中原地区统治的政权，引起汉族原有居民的不满。金庸先生正是站在汉族居民的立场上思考这一问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阴险狡诈的清朝统治者的形象，镇压天地会反抗清王朝的斗争。这样的小说内容情节说明作者此时的民族观念仍然是保守狭隘的。
（二）民族之间一视同仁——《鹿鼎记》
金庸先生的民族观念在其封笔之作《鹿鼎记》中达到了最大程度的转变，与最初的作品完全不同，标志着金老先生民族观念的成熟。在《鹿鼎记》中，这表现为满汉差别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一视同仁。
《鹿鼎记》把时间设定在清初这段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时刻。但是作者却将康熙皇帝作为正面弘扬的对象与韦小宝玩世不恭的形象形成对比认为康熙皇帝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真正将国家和百姓放入心中的圣明君主。从这一点来看，作者已经对满清政权形成了认同，淡化了满汉民族之间的差异。将“为国为民，爱护百姓”作为衡量的标准，而不以民族论英雄。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民族平等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各民族之间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使法治精神不能很好的落实到中国社会中。侠文化对于民族平等的观念对法治建设有着借鉴意义。因此，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落实民族之间一律平等的原则，也要充分的考虑民族之间的差异，赋予民族地区实施法律的变通权。
将中国的侠文化置于法治的视野中进行分析，正义观，利益观和平等观构成了侠文化的核心精神内涵，同时也是符合现代法治的必不可少的要素。通过对比我们可以认识到侠文化与法治信仰存在着冲突但也有契合之处。因此，我们可以在培育法治信仰的过程中，从侠文化的精神内涵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建构起法治在公民信仰体系中至高的地位，让法治成为公民自觉的生活方式，成为公民生活的保护神，这样才是法治的真正意义所在。
注释：
金庸.射雕英雄传（新修版）.广州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2]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陈墨.英华之咀： 金庸四部佳作回评.上海三联书店.2002.
[4]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曲为材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龚鹏程.侠文化精神史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关键词 侠文化 法治 正义 平等
作者简介：赵海潼，吉林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法理、法制史；王逸卓、梁爽，吉林大学。
中图分类号：I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173-02
金庸的武侠小说为读者展现了纷繁的武林世界，多层次的解读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的精神内涵。以往的研究大多以文学和艺术的视角为主，笔者试图将侠文化与当下的法治建设的大环境联系在一起，在法治的视野下对侠文化进行研究，从而寻求二者的共同之处。
中国的侠文化历经变迁，受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文化形态。既具有儒家思想的仁义精神，也兼具道家的逍遥出世，墨家的侠骨风范以及法家的刚直不阿的精神。因此，侠文化的精神内涵成为百姓心目中惩恶扬善的保护伞，也成为文人墨客追求的理想的境界。这种种的因素成为侠文化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动力。
从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对侠文化的信仰与对法治的尊重是不完全相符的，甚至相当的部分是对法治的破坏。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矛盾，笔者试图从侠文化的精神内涵中选取三个角度予以论述。
一、侠文化之正义观
关于正义，一直是人们探索的重要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在侠文化中正义也有不同的体现。在以往的武侠小说中，作者笔下的侠大多被赋予追求心中浅层次的正义而大开杀戒，惩恶扬善。而金庸先生通过武侠小说表达自己对正义的看法，相对于其他小说是一个进步。这种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笔下的郭靖，萧峰以及康熙皇帝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三个典型代表，在他们的身上，可以体会到这种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这是大侠的侠义与儒家的国家观念的高度结合。
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两部作品中，金庸先生塑造了郭靖这个为国为民的郭大侠的形象。郭靖并没有过人的资质，“反倒是学话甚慢，有点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经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 这是对于郭靖出场的描写，到恰是暗合了儒家“讷于言，敏于行”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思想，是更具有大智慧的，总要在武功和思想上经过反复痛苦的磨练，才能有所大成，走上“侠之大者”的道路。郭靖刻苦认真，富有责任感，沉稳大气，认定一个目标坚持去做，最终达到武功超群的程度。在蒙古大军危及襄阳城，郭靖一家驻守襄阳数十载如一日，帮助百姓，为国家为百姓守住江山，扶危济困，为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被人世称郭大侠，名震四方。在襄阳城上，对杨过的一番话，道出了小说的主旨，也是对郭靖人物形象的绝好概括，即“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为加深对郭靖形象的刻画，金庸运用对比手法在两部小说中设置了两个人物形象，即《射雕英雄传》中的蒙古大汗的成吉思汗和《神雕侠侣》中的神雕大侠杨过。成吉思汗一生戎马征战，杀人掠地无数，为建立蒙古帝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与郭靖论及何为英雄的一番对话中，作者借郭靖之口交代了自己对于英雄的评判标准。郭靖说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依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在“为民造福，爱护百姓”这八个字作为评判英雄标准的衡量下，成吉思汗并不是英雄，而质朴的平民郭靖才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作者极力赞扬的。
从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正义观念仍具有进步意义。法治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民，惩恶扬善，追求公平正义。使社会生活形成一套完整的秩序。因此，“为国为民”的正义观也应为法治建设所吸收。
二、侠文化之利益观
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论断。虽是作者对商人的看法，但由此可见，利益在中国社会也是根深蒂固的问题。这同时对侠文化的精神内涵产生了影响，丰富的武侠小说刻绘了追求利益的形形色色的大侠形象。
大侠不是圣人，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金庸笔下的侠不是简单的平面化的形象，而是情感丰富，有血有肉，兼顾各种利益的利益群体。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斗不休，同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笔者将这样的利益观概括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利益观；另一种是国家利益观。
（一）个人利益观
在金庸小说中，杨过和张无忌是个人利益观的代表人物，他们不是把拯救百姓作为己任，只考虑自身个人利益，而没有把精力过多的投入到国家利益中。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在得知自己父亲之死以后，一心要找郭靖黄蓉报杀父之仇，而不顾蒙古大军压境，危及襄阳城的情况，襄阳城内杨过经过了复杂的心理斗争，终于未向郭靖下手，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襄阳大战，杨过为救郭襄射杀蒙哥，打败金轮法师，其本意也不是真的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在他眼中，只有和小龙女隐居避世才是理想，天下百姓的死活与他何干？这样的利益观念注定只能是短期的个人利益观。
《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身为明教教主，却优柔寡断，不贪恋权力地位，只想着自己的义父的生死，而不顾天下百姓的安危。在周芷若与赵敏之间犹豫徘徊，最终弃周随赵，放弃明教教主的位置，也放弃拯救天下百姓的重担，与赵敏远走高飞。这样的利益观念也是个人利益至上高于国家利益。
（二）国家利益观
秉承国家利益观的大侠是真正为国为民的英雄，他们将维护国家安定和百姓生存作为自己的任务来完成，把“为国为民”作为人生的目的来实现，这些人敢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事实证明，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同样塑造了这样的大侠的形象，作者借助他们表明了自己的思想境界。这样的大侠如同郭靖那般镇守襄阳城数十年之久，抵抗蒙古军队南下犯宋，最后为国壮烈牺牲；有如萧峰那般有着契丹血统，但阻止辽国犯宋，以确保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有如康熙皇帝那般身为满清皇帝，但却超越了汉族地主贵族，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深谋远虑，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为康雍乾盛世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皇帝是金庸作品中唯一的皇帝形象，是歷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相比于其他两位少数民族领袖，即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和蒙古王爷忽必烈，金庸先生对康熙皇帝有着更多的偏爱。成吉思汗杀人无数，掠夺百姓，难以说是真正的英雄；忽必烈虽然治军严明，赏罚分明，但在作者眼中也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而康熙皇帝则是深谋远虑，雄才大略。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战沙俄，为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作者心目中圣明君主的完美形象的代表，真正将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心头上。
在现代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笔者认为，在这一层面上，侠文化的利益观与法治精神是不矛盾的。我们需要摒弃的是自私狭隘的一面，对于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精神应继承与发扬。
三、侠文化之平等观
在中国的侠文化中，长期有“快意恩仇”，“劫富济贫”的思想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富人与穷人是对立的，将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或者靠农民起义的方式才能实现平等。显然，这样的观念是对平等浅层次的理解。
金庸先生的笔下的大侠对于平等观的内涵有三个方面的诠释，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笔者认为，在这三个层次中，民族之间的平等是最突出的。但是，作者认为民族之间平等也不是一开始就具备的，作者的创作历程深刻的反映了观念的转换。《书剑恩仇录》与《鹿鼎记》分别是作者开山之作和封笔之作，两部不同时期的作品，代表了作者对平等观念的不同认知。
（一）排他性的大汉民族中心主义——《书剑恩仇录》
这种大汉民族中心主义源于儒家思想的“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深刻的影响金庸先生的早期创作。金庸先生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中就蕴含了这种思想观念。
小说中描写的主人公陈家洛是乾隆皇帝的弟弟，但是他也是反清复明天地会组织的成员。反清复明思潮是在明清交替，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的思想心态，一直贯穿满清王朝的始终，影响着清王朝统治的根基。满清王朝是满洲贵族入关建立起的对中原地区统治的政权，引起汉族原有居民的不满。金庸先生正是站在汉族居民的立场上思考这一问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阴险狡诈的清朝统治者的形象，镇压天地会反抗清王朝的斗争。这样的小说内容情节说明作者此时的民族观念仍然是保守狭隘的。
（二）民族之间一视同仁——《鹿鼎记》
金庸先生的民族观念在其封笔之作《鹿鼎记》中达到了最大程度的转变，与最初的作品完全不同，标志着金老先生民族观念的成熟。在《鹿鼎记》中，这表现为满汉差别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一视同仁。
《鹿鼎记》把时间设定在清初这段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时刻。但是作者却将康熙皇帝作为正面弘扬的对象与韦小宝玩世不恭的形象形成对比认为康熙皇帝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真正将国家和百姓放入心中的圣明君主。从这一点来看，作者已经对满清政权形成了认同，淡化了满汉民族之间的差异。将“为国为民，爱护百姓”作为衡量的标准，而不以民族论英雄。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民族平等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各民族之间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使法治精神不能很好的落实到中国社会中。侠文化对于民族平等的观念对法治建设有着借鉴意义。因此，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落实民族之间一律平等的原则，也要充分的考虑民族之间的差异，赋予民族地区实施法律的变通权。
将中国的侠文化置于法治的视野中进行分析，正义观，利益观和平等观构成了侠文化的核心精神内涵，同时也是符合现代法治的必不可少的要素。通过对比我们可以认识到侠文化与法治信仰存在着冲突但也有契合之处。因此，我们可以在培育法治信仰的过程中，从侠文化的精神内涵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建构起法治在公民信仰体系中至高的地位，让法治成为公民自觉的生活方式，成为公民生活的保护神，这样才是法治的真正意义所在。
注释：
金庸.射雕英雄传（新修版）.广州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2]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陈墨.英华之咀： 金庸四部佳作回评.上海三联书店.2002.
[4]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曲为材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龚鹏程.侠文化精神史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