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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施酷刑二王滥杀无辜为抗争志士慷慨取义
对王须仁来讲，抓了魏、郝二人仅仅是湖边地委“肃托”的开始，而更大规模的“肃托”清查，还有待于深入挖掘。
王须仁毫不手软地对魏、郝二人继续施用酷刑逼问，结果二人又招供出２０多个“同伙”来。这其中甚至包括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
王须仁拿到名单后，喜形于色，马上顺藤摸瓜，先后逮捕了曹广善、孟昭起、孟昭立、闻奋喜等人，进行突击审讯。
曹广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曾被捕过，现在重新参加革命后，又突然被扣上“托匪”的帽子，其内心十分恐惧，害怕“新账”、老账一起算。因而在刑讯中胡乱编了一套。由于他的口供与魏、郝的不一样，于是王须仁便采取了新措施，指名逼供。如果曹说不是，就立刻动刑，直到曹认可为止。紧接着再问另一个，以求得到更多的口供。最后，王须仁害怕曹翻供，就将他活活打死，其死后的“罪名”是畏罪自杀。
如此一来，在湖边地委便挖出了一个庞大的“托派”组织，这倒是王须仁所始料不及的。由此，他深感仅靠自己的力量已难以控制局面，必须要取得主力部队的支持，以武力为后盾才行。
于是，王须仁连夜赶到正在湖西区中心地带活动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向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的王宏鸣作了情况汇报，希望能得到主力部队的支持。
王宏鸣听了汇报后，紧蹙双眉，若有所思地在房间踱步，神情凝重地说道：“看来，在湖边地委里托派的情况已相当严重了。这说明，我们的肃托行动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十分必要。如果不进行肃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王宏鸣沉默片刻，接着说道：“须仁同志，你做得很好，也做得很对，工作十分有成效嘛！可以说，为党、为保卫湖西根据地立了大功。主力部队坚决支持地方党委的肃托行动。”
王须仁听了这话，犹如觅寻到了知音，感激万分，立即表示：
“王政委，今后，我一切行动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坚决照办！”
“须仁同志，不是听我的，而是听党的。”
王宏鸣洒脱地摆了摆手，点燃一支烟，严肃地说：“在肃托问题上，第一，切不可掉以轻心，要把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当作是纯洁党的队伍，巩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来完成。第二，在行动中既要大胆，又要果断。对一些问题的处置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查证落实的托匪，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
“王政委，杀人这事是不是要先请示上级领导？我怕将来上级怪罪下来，说我们……”王须仁装出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套他的话。
王宏鸣果断地一挥手，说：“怕什么？不要有所顾忌。只要是查证落实的托匪，杀一个，少一个，减少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有什么不好！不仅如此，必要时还可以召开公审大会，以此教育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以后要是出了什么问题，由我负责向上级组织说明。”
王宏鸣是何许人也？谁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
其实，王宏鸣原本是部队的一个青年干事，有一些文化。随着人民抗日武装的扩大，水涨船高，担任了现职。在他看来，担任现职仍是“屈才”。他一直想有更大的发展，但苦于没有获取晋升的资本。在王宏鸣看来，王须仁搞的“肃托”行动，为自己提供了极好的表现机会，他要紧紧地抓住此事，大作文章，搞一番成绩出来。
利令智昏的王宏鸣作为军队干部，在地方“肃托”的大事上，竟不向苏鲁豫支队及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请示，便一口认定湖边地委的“肃托”是完全正确的，甚至还擅自决定由他统一指挥“肃托”工作。就连杀人这样的大事，他也竟敢不请示、不报告上级组织。此时的他，完全被膨胀的私欲所控制，丧失了党的原则，已将党的组织纪律置于脑后，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也正是因为此，湖边地委的“肃托”工作完全脱离了正常的轨道，越发不可收拾。
王宏鸣率领武装力量的介入，不仅加速了湖边地委的“肃托”行动的进程，而且加剧了“肃托”惨案的发生。
王须仁有了主力部队政委王宏鸣的撑腰和配合，愈加疯狂起来。他按照口供，派军队手持名单四处捕人。有些人经审讯，在没有得到需要的口供后，便于深夜被他们一一处决。
王须仁此时已不满足捕杀那些小人物了，他要向更大的、担任要职的人物开刀。
首先，王须仁把目标锁定在了史维功和常俊亭身上，因为史维功是鱼台县县委书记，常俊亭是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如果将这二人打成托派，一来可以从他们口中获取更大的人物；二来借此理由就可杀向地委直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了。
在魏定远、郝晓光的口供中，原本没有供出史维功的名字，只有一个叫史谦（即史维先）的人。但王须仁不管这些，用张冠李戴的办法，硬说史维先就是史维功，还莫须有地给他罗织了所谓的五大“罪状”，并将这些“罪状”作为托派人物的依据。
给常俊亭罗织的“罪状”，就更加荒唐可笑了：其一，常俊亭与有问题的吴云汉关系密切（吴是什么问题，没有说）；其二，常俊亭召集妇女干部开会，不通知组织部，外出指导妇女工作，也不通知组织部；其三，史维功要求调姚焕敏（妇女干部）到鱼台县工作，常俊亭未报告组织部就允许了；其四，常俊亭是文协负责人之一，和魏定远的关系很密切，时常到男生训练班去，还经常以征集会员的名义召集会议和请客等。
除上述这些“罪状”外，王须仁还搞到了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兼《团结日报》社社长朱华分别写给常俊亭、魏定远的信。
致常俊亭的信：
“你所创作的散文”，“已经暴露，甚得社会人士的好评、赞誉。请你以后多写佳作，以光篇幅。更希望培养文艺作者，是所至盼”。
致魏定远的信：
“文协的组织尚未成立，也不勤于创作。如此下去将促我塌台，使我难堪”。“刘吼凤、李葛嵩乃写作能手，即希将其吸入组织”。
这两封信，其意思说得明明白白，有什么问题？！然而，在王须仁等人的眼里，信中的用词则是托派组织的联络暗语。其理由是，李葛嵩（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科员）并不会写文章，为什么朱华说他是“写作能手”？
此问题只要派人去了解一下也就清楚了。但王须仁等人根本就不想这么做，而是一口咬定这是联络暗语。
刘吼凤原本是区党委派他到湖边地委宣传部任干事的。但史维功却打报告，要留他作鱼台县县委宣传部长。如此一来，也就把朱华、史维功、常俊亭、魏定远、刘吼凤、姚焕敏等人联系在一起了。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９月１０日，王须仁就凭这些所谓的“证据”，先后逮捕了史维功、常俊亭、姚焕敏等人，日夜进行审讯，所采用手段更加残酷毒辣，鞭打、灌水、火烧、过电、坐老虎凳等。而这些被审讯者又都毫无思想准备，在他们的诱骗和酷刑之下一一招认了“罪行”。
王须仁等人就是通过这种卑劣的手段，从被审讯者口里获取了新的“托派”名单。这其中包括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义生，以及游击四大队的领导和各特务连的指导员。
更有甚者，他们对魏定远等人继续审讯，又从中逼供出了区党委宣传部长马宵鹏、参谋长李发、教育科长张基隆等人是“托派”，区党委宣传部是“托匪”窝子的口供。这样的口供一出，所谓“肃托”斗争的锋芒就直接指向了湖西区党委。
就在逮捕史维功等人的第二天，王须仁打着湖边地委的名义，在谷亭镇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肃托”大会。参加会议的除地委机关人员外，还有鱼台县县委、县政府以及鱼台县三区的工作人员。王须仁在会上强迫所谓的“托派特委书记”魏定远和“托派县委书记”史维功上台讲述自己参加“托匪”的经过，以及“与日寇、特务勾结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
随后，王须仁登台演讲。他从托派的性质，讲到托派的危害；从托派平日的行为举止，讲到托派所采取的惯用手段和要达到的目的。他说：“托派是十分狡猾的，并善于耍两面派”。在针对有的同志工作积极、肯干时，他便认为这是伪装的，其目的是为了骗取领导的信任；而有的同志表现出干劲不足，自由散漫时，他则又说这是在仇视抗战事业，进行消极破坏。总之，他所讲的话让人感到，在这个队伍中的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都有可能是“托匪”。此话一出，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地委书记李毅和派到地委协助工作的区党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等人，在得知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义生等人是“托派”的报告后，显得异常的惊骇，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是“托匪”。但是，在王须仁手中不仅有口供，而且还有人证。特别是当史维功、魏定远二人上台坦白后，他们就更信以为真。
虽说如此，但李毅、陈筹他们这时还不敢立即就逮捕袁汝哲和尹义生等人。他们在“肃托”大会的第三天，便决定地委机关由谷亭镇向南阳转移，靠近主力四大队，以防不测。这一决定，对王须仁来说真是天赐良机，能得到主力四大队政委王宏鸣的鼎力相助，还何怕之有！
袁汝哲、尹义生并不知道自己已被王须仁列入“托派”的行列，仍在那里照常主持自己的工作。然而这时，他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被当作“托派”阴谋活动的组成部分。
首先，表现在军事转移部署上。在敌后活动，按照行军惯例应该是夜间行动。然而，当袁、尹提出来时，王须仁便马上指出，这是一个阴谋，并对李毅、陈筹等人妄加胡说，诬蔑这是“托派”想乘夜间转移之机，向我们打黑枪。于是，李毅、陈筹等人便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大白天行军转移（与袁、尹保持一定距离）。对这一不正常的作法，他们则认为是粉碎了“托派的一次阴谋”。
其次，因为王须仁等人在心中有鬼，所以遇事杯弓蛇影、风声鹤唳。地委机关转移到南阳后的第二天，袁汝哲照例布置召开群众大会和组织晚会。碰巧，这时镇上有家老乡办喜事，按风俗习惯要燃放烟花爆竹。由于镇上驻扎着部队，怕引起误会，镇公所特意过来向领导作了报告。
就这等小事，王须仁听后立即断定这是一个大阴谋，是袁、尹准备组织暴动的信号。李毅、陈筹等人对王须仁的断定也确信不疑，因而更加惊慌起来，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
试想，袁、尹既然要搞暴动，为何事先又要来送信呢？
在王须仁所布的疑兵阵中，把任何偶然发生的事件都与“托派”联系起来，都说成是“托派”的阴谋活动。而李毅、陈筹等人则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这个疑阵，由此陷入草木皆兵的慌乱之中，最终全盘接受人家的摆布，成为毫无思想、毫无判断力的木偶、工具。
李毅、陈筹等人商量决定，立即逮捕袁汝哲、尹义生。
袁汝哲的“托派”证据如下：
其一、组织部长王须仁数次布置宣传部长袁汝哲用日语写抗战标语，袁均未照办；其二，在“肃托”重大行动中，袁除了参加对魏定远的审讯外，其余活动借故均不参加；其三，王须仁布置他撰写反托纲领却始终没有拟订出来；其四，在有人供出他是“托匪”后，其日常表现极不正常。
尹义生的“托派”证据如下：
其一，在苏支四大队担任组织科长时，曾组织过读书会，限制老干部参加，有意制造新老干部之间的隔阂；其二，这次转移行军没有计划，是想有意制造混乱；其三，工作不积极，去年没有及时补充棉衣，没有想方设法多购买子弹；其四，在砀山工作时没有进展；其五，有人揭发他从四大队带来的干部中（由尹以前率领的游击队后升级到主力部队去的人），许多人是“托匪”。
王须仁、李毅他们就是根据这些所谓的“证据”，断定袁、尹一定是“托匪”。于是，他们采用卑鄙的手段，利用“开会”的名义，将二人骗到鱼台县政府秘密逮捕关押起来。
王须仁、李毅等随即于９月１４日，带领地委机关、鱼台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游击四大队司令部及所属一大队、警卫营等一起坐船渡过南阳湖，到湖东邹县郭里集与梁兴初、王宏鸣率领的主力四大队会合。
王须仁、李毅等擅自将湖边的部队和机关调到湖东后，王须仁就更加嚣张了。他在向四大队领导梁、王汇报时，肆意捏造说有人要组织暴动，要“暗杀首长”（即指要暗杀他王须仁和李毅、陈筹、李贞乾等）。并煞有介事地诬陷道：“游击一大队事实上是掌握在‘托派’手里。如果我们不尽早动手除掉这个隐患，将来我们要吃大亏的。”
梁兴初对王须仁的话将信将疑。
“王部长，情况这么严重？不会搞错吧。”
王宏鸣听了这话，极为不满意地斜了他一眼，不客气地说：“老梁，对敌斗争千万不能心慈手软，我们宁可信其有，决不可信其无。否则，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
王宏鸣稍停片刻，决定道：“须仁同志是地方党委‘肃托’行动的主要负责人。老梁，我看这事就由我和须仁同志来处理。”
既然政委这么说了，梁兴初也就不好再多问，便借口出去看看部队。
梁兴初走后，二王密谋，拟定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托匪”名单，其中有几个人还与李毅、陈筹商量过。
一场腥风血雨的杀戮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到达郭里集的第二天下午，在一个大院里召开了军队系统排级以上干部会议。会场四周布满了岗哨，由四大队警卫连担任警戒。会议入场口设了双岗，二十响的驳壳枪，张开大机头，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凡来参加会议的人，只准进不准出，坐下以后不许挪动，就连大小便也不允许。整个会场笼罩在肃杀之中，前来参加会议的人见到这种情形，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
人到齐后，本来这是个军事干部会议，而王须仁又不是军队干部，这时却出来主持会议。在场的党政军领导人有：王宏鸣、梁兴初、李毅、陈筹、李贞乾等。
王须仁站在台前，满脸杀气，眼睛扫视了一遍会场后，阴沉地说道：“今天，请同志们来参加这个‘肃托’行动大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我们内部已发现许多隐藏着的‘托匪’。如果不及时清除他们，就会给我们坚持抗战带来极大的不利。现在，请王政委给大家讲话。”
王宏鸣开门见山，说“托匪”是国际间谍，是日寇的特务。他们表面上搞不断革命，实质上专门破坏革命，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是钻进我们队伍里来的奸细。如果谁要是“托匪”就站出来坦白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等。
王宏鸣讲完后，王须仁又接着说：
“现已查明，在你们中间就有不少是‘托匪’。王政委刚才说了，只要能主动坦白交代，就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在座的军事干部，没有谁认为自己是“托匪”。这其中有很多人（连、排长原本就是庄稼人，基本上没有文化），对“托派”或“托匪”二字也是第一次从他们口中才听说的，压根就闹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压抑。大家都低着头，谁也不说一句话。
王须仁等了好一会儿，见没人出来主动坦白交代，便气急败坏地大声说道：“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名单，一一念了起来。念到谁，就由武装人员先缴了他的武器，然后捆绑起来押走。就这样，游击四大队所属一大队从秦副大队长以下的连、排干部六七十人被当作“托匪”逮捕了。
就在李毅给这些逮捕的人讲话时，一个叫刘宝勤的排长（外号刘疙瘩）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声喊道：“难道我们这么多人都是‘托匪’吗！”
刘宝勤的话说出了所有被捕者的心里话。王须仁见势不妙，大声叱喝道：“这小子顽固得很，拉出来审他。”几个警卫战士猛扑过去，把刘宝勤按在凳子上就是一顿乱打，直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又用辣椒点燃后熏烧刘的脸。接着又对秦副大队长施用酷刑。
就在召开军事干部会议的同时，游击四大队所属一大队被强行拆散，全部编入主力四大队。就这样，湖边的地方武装基本被解决掉了。
当天深夜，王宏鸣、王须仁等人为防事变，决定马上处决这些“托匪”。他们派人在村外的野荒滩上挖了一个大坑，把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义生、一大队秦副大队长、鱼台县县大队长孙立言、指导员权新年等２０多人，拉到村外的野荒滩上事先挖好的大坑旁，用刺刀捅、马刀劈，大杀大砍。
被害者们面无惧色，有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抗战到底！”“王须仁你听着，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老子要报仇的！”等口号，高昂、愤怒、凄厉的呼喊声划破阴森的夜空，久久地在大地上回荡着。
在这次大杀戮之后，王须仁等人紧接着又审讯了数十人，审讯后也马上被处决了。至此，湖边地委、鱼台县委、县政府以及游击四大队的干部大部被杀或被捕。
实际上，这些领导机关和地方武装已被消灭了。王宏鸣、王须仁等人，在逮捕和杀害地委的几位部长和大批党员干部的时候，既不向区党委请示报告，更没有向山东分局、１１５师请示报告。而这一切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二王居心叵测的险恶用心，也进一步说明了康生的“肃托”小册子流毒之广，祸害之深。
湖边地委书记李毅，此时已完全被二王控制，成为他们手中迫害党员干部的工具，除了按照他们的狂妄要求“点头”和“同意”之外，已不起任何作用了。况且，他本人心里这时也很清楚，二王的马刀已架在他的脖子上，随时都有可能取他项上这颗脑袋。
（待续）
施酷刑二王滥杀无辜为抗争志士慷慨取义
对王须仁来讲，抓了魏、郝二人仅仅是湖边地委“肃托”的开始，而更大规模的“肃托”清查，还有待于深入挖掘。
王须仁毫不手软地对魏、郝二人继续施用酷刑逼问，结果二人又招供出２０多个“同伙”来。这其中甚至包括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
王须仁拿到名单后，喜形于色，马上顺藤摸瓜，先后逮捕了曹广善、孟昭起、孟昭立、闻奋喜等人，进行突击审讯。
曹广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曾被捕过，现在重新参加革命后，又突然被扣上“托匪”的帽子，其内心十分恐惧，害怕“新账”、老账一起算。因而在刑讯中胡乱编了一套。由于他的口供与魏、郝的不一样，于是王须仁便采取了新措施，指名逼供。如果曹说不是，就立刻动刑，直到曹认可为止。紧接着再问另一个，以求得到更多的口供。最后，王须仁害怕曹翻供，就将他活活打死，其死后的“罪名”是畏罪自杀。
如此一来，在湖边地委便挖出了一个庞大的“托派”组织，这倒是王须仁所始料不及的。由此，他深感仅靠自己的力量已难以控制局面，必须要取得主力部队的支持，以武力为后盾才行。
于是，王须仁连夜赶到正在湖西区中心地带活动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向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的王宏鸣作了情况汇报，希望能得到主力部队的支持。
王宏鸣听了汇报后，紧蹙双眉，若有所思地在房间踱步，神情凝重地说道：“看来，在湖边地委里托派的情况已相当严重了。这说明，我们的肃托行动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十分必要。如果不进行肃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王宏鸣沉默片刻，接着说道：“须仁同志，你做得很好，也做得很对，工作十分有成效嘛！可以说，为党、为保卫湖西根据地立了大功。主力部队坚决支持地方党委的肃托行动。”
王须仁听了这话，犹如觅寻到了知音，感激万分，立即表示：
“王政委，今后，我一切行动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坚决照办！”
“须仁同志，不是听我的，而是听党的。”
王宏鸣洒脱地摆了摆手，点燃一支烟，严肃地说：“在肃托问题上，第一，切不可掉以轻心，要把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当作是纯洁党的队伍，巩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来完成。第二，在行动中既要大胆，又要果断。对一些问题的处置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查证落实的托匪，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
“王政委，杀人这事是不是要先请示上级领导？我怕将来上级怪罪下来，说我们……”王须仁装出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套他的话。
王宏鸣果断地一挥手，说：“怕什么？不要有所顾忌。只要是查证落实的托匪，杀一个，少一个，减少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有什么不好！不仅如此，必要时还可以召开公审大会，以此教育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以后要是出了什么问题，由我负责向上级组织说明。”
王宏鸣是何许人也？谁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
其实，王宏鸣原本是部队的一个青年干事，有一些文化。随着人民抗日武装的扩大，水涨船高，担任了现职。在他看来，担任现职仍是“屈才”。他一直想有更大的发展，但苦于没有获取晋升的资本。在王宏鸣看来，王须仁搞的“肃托”行动，为自己提供了极好的表现机会，他要紧紧地抓住此事，大作文章，搞一番成绩出来。
利令智昏的王宏鸣作为军队干部，在地方“肃托”的大事上，竟不向苏鲁豫支队及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请示，便一口认定湖边地委的“肃托”是完全正确的，甚至还擅自决定由他统一指挥“肃托”工作。就连杀人这样的大事，他也竟敢不请示、不报告上级组织。此时的他，完全被膨胀的私欲所控制，丧失了党的原则，已将党的组织纪律置于脑后，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也正是因为此，湖边地委的“肃托”工作完全脱离了正常的轨道，越发不可收拾。
王宏鸣率领武装力量的介入，不仅加速了湖边地委的“肃托”行动的进程，而且加剧了“肃托”惨案的发生。
王须仁有了主力部队政委王宏鸣的撑腰和配合，愈加疯狂起来。他按照口供，派军队手持名单四处捕人。有些人经审讯，在没有得到需要的口供后，便于深夜被他们一一处决。
王须仁此时已不满足捕杀那些小人物了，他要向更大的、担任要职的人物开刀。
首先，王须仁把目标锁定在了史维功和常俊亭身上，因为史维功是鱼台县县委书记，常俊亭是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如果将这二人打成托派，一来可以从他们口中获取更大的人物；二来借此理由就可杀向地委直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了。
在魏定远、郝晓光的口供中，原本没有供出史维功的名字，只有一个叫史谦（即史维先）的人。但王须仁不管这些，用张冠李戴的办法，硬说史维先就是史维功，还莫须有地给他罗织了所谓的五大“罪状”，并将这些“罪状”作为托派人物的依据。
给常俊亭罗织的“罪状”，就更加荒唐可笑了：其一，常俊亭与有问题的吴云汉关系密切（吴是什么问题，没有说）；其二，常俊亭召集妇女干部开会，不通知组织部，外出指导妇女工作，也不通知组织部；其三，史维功要求调姚焕敏（妇女干部）到鱼台县工作，常俊亭未报告组织部就允许了；其四，常俊亭是文协负责人之一，和魏定远的关系很密切，时常到男生训练班去，还经常以征集会员的名义召集会议和请客等。
除上述这些“罪状”外，王须仁还搞到了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兼《团结日报》社社长朱华分别写给常俊亭、魏定远的信。
致常俊亭的信：
“你所创作的散文”，“已经暴露，甚得社会人士的好评、赞誉。请你以后多写佳作，以光篇幅。更希望培养文艺作者，是所至盼”。
致魏定远的信：
“文协的组织尚未成立，也不勤于创作。如此下去将促我塌台，使我难堪”。“刘吼凤、李葛嵩乃写作能手，即希将其吸入组织”。
这两封信，其意思说得明明白白，有什么问题？！然而，在王须仁等人的眼里，信中的用词则是托派组织的联络暗语。其理由是，李葛嵩（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科员）并不会写文章，为什么朱华说他是“写作能手”？
此问题只要派人去了解一下也就清楚了。但王须仁等人根本就不想这么做，而是一口咬定这是联络暗语。
刘吼凤原本是区党委派他到湖边地委宣传部任干事的。但史维功却打报告，要留他作鱼台县县委宣传部长。如此一来，也就把朱华、史维功、常俊亭、魏定远、刘吼凤、姚焕敏等人联系在一起了。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９月１０日，王须仁就凭这些所谓的“证据”，先后逮捕了史维功、常俊亭、姚焕敏等人，日夜进行审讯，所采用手段更加残酷毒辣，鞭打、灌水、火烧、过电、坐老虎凳等。而这些被审讯者又都毫无思想准备，在他们的诱骗和酷刑之下一一招认了“罪行”。
王须仁等人就是通过这种卑劣的手段，从被审讯者口里获取了新的“托派”名单。这其中包括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义生，以及游击四大队的领导和各特务连的指导员。
更有甚者，他们对魏定远等人继续审讯，又从中逼供出了区党委宣传部长马宵鹏、参谋长李发、教育科长张基隆等人是“托派”，区党委宣传部是“托匪”窝子的口供。这样的口供一出，所谓“肃托”斗争的锋芒就直接指向了湖西区党委。
就在逮捕史维功等人的第二天，王须仁打着湖边地委的名义，在谷亭镇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肃托”大会。参加会议的除地委机关人员外，还有鱼台县县委、县政府以及鱼台县三区的工作人员。王须仁在会上强迫所谓的“托派特委书记”魏定远和“托派县委书记”史维功上台讲述自己参加“托匪”的经过，以及“与日寇、特务勾结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
随后，王须仁登台演讲。他从托派的性质，讲到托派的危害；从托派平日的行为举止，讲到托派所采取的惯用手段和要达到的目的。他说：“托派是十分狡猾的，并善于耍两面派”。在针对有的同志工作积极、肯干时，他便认为这是伪装的，其目的是为了骗取领导的信任；而有的同志表现出干劲不足，自由散漫时，他则又说这是在仇视抗战事业，进行消极破坏。总之，他所讲的话让人感到，在这个队伍中的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都有可能是“托匪”。此话一出，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地委书记李毅和派到地委协助工作的区党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等人，在得知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义生等人是“托派”的报告后，显得异常的惊骇，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是“托匪”。但是，在王须仁手中不仅有口供，而且还有人证。特别是当史维功、魏定远二人上台坦白后，他们就更信以为真。
虽说如此，但李毅、陈筹他们这时还不敢立即就逮捕袁汝哲和尹义生等人。他们在“肃托”大会的第三天，便决定地委机关由谷亭镇向南阳转移，靠近主力四大队，以防不测。这一决定，对王须仁来说真是天赐良机，能得到主力四大队政委王宏鸣的鼎力相助，还何怕之有！
袁汝哲、尹义生并不知道自己已被王须仁列入“托派”的行列，仍在那里照常主持自己的工作。然而这时，他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被当作“托派”阴谋活动的组成部分。
首先，表现在军事转移部署上。在敌后活动，按照行军惯例应该是夜间行动。然而，当袁、尹提出来时，王须仁便马上指出，这是一个阴谋，并对李毅、陈筹等人妄加胡说，诬蔑这是“托派”想乘夜间转移之机，向我们打黑枪。于是，李毅、陈筹等人便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大白天行军转移（与袁、尹保持一定距离）。对这一不正常的作法，他们则认为是粉碎了“托派的一次阴谋”。
其次，因为王须仁等人在心中有鬼，所以遇事杯弓蛇影、风声鹤唳。地委机关转移到南阳后的第二天，袁汝哲照例布置召开群众大会和组织晚会。碰巧，这时镇上有家老乡办喜事，按风俗习惯要燃放烟花爆竹。由于镇上驻扎着部队，怕引起误会，镇公所特意过来向领导作了报告。
就这等小事，王须仁听后立即断定这是一个大阴谋，是袁、尹准备组织暴动的信号。李毅、陈筹等人对王须仁的断定也确信不疑，因而更加惊慌起来，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
试想，袁、尹既然要搞暴动，为何事先又要来送信呢？
在王须仁所布的疑兵阵中，把任何偶然发生的事件都与“托派”联系起来，都说成是“托派”的阴谋活动。而李毅、陈筹等人则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这个疑阵，由此陷入草木皆兵的慌乱之中，最终全盘接受人家的摆布，成为毫无思想、毫无判断力的木偶、工具。
李毅、陈筹等人商量决定，立即逮捕袁汝哲、尹义生。
袁汝哲的“托派”证据如下：
其一、组织部长王须仁数次布置宣传部长袁汝哲用日语写抗战标语，袁均未照办；其二，在“肃托”重大行动中，袁除了参加对魏定远的审讯外，其余活动借故均不参加；其三，王须仁布置他撰写反托纲领却始终没有拟订出来；其四，在有人供出他是“托匪”后，其日常表现极不正常。
尹义生的“托派”证据如下：
其一，在苏支四大队担任组织科长时，曾组织过读书会，限制老干部参加，有意制造新老干部之间的隔阂；其二，这次转移行军没有计划，是想有意制造混乱；其三，工作不积极，去年没有及时补充棉衣，没有想方设法多购买子弹；其四，在砀山工作时没有进展；其五，有人揭发他从四大队带来的干部中（由尹以前率领的游击队后升级到主力部队去的人），许多人是“托匪”。
王须仁、李毅他们就是根据这些所谓的“证据”，断定袁、尹一定是“托匪”。于是，他们采用卑鄙的手段，利用“开会”的名义，将二人骗到鱼台县政府秘密逮捕关押起来。
王须仁、李毅等随即于９月１４日，带领地委机关、鱼台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游击四大队司令部及所属一大队、警卫营等一起坐船渡过南阳湖，到湖东邹县郭里集与梁兴初、王宏鸣率领的主力四大队会合。
王须仁、李毅等擅自将湖边的部队和机关调到湖东后，王须仁就更加嚣张了。他在向四大队领导梁、王汇报时，肆意捏造说有人要组织暴动，要“暗杀首长”（即指要暗杀他王须仁和李毅、陈筹、李贞乾等）。并煞有介事地诬陷道：“游击一大队事实上是掌握在‘托派’手里。如果我们不尽早动手除掉这个隐患，将来我们要吃大亏的。”
梁兴初对王须仁的话将信将疑。
“王部长，情况这么严重？不会搞错吧。”
王宏鸣听了这话，极为不满意地斜了他一眼，不客气地说：“老梁，对敌斗争千万不能心慈手软，我们宁可信其有，决不可信其无。否则，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
王宏鸣稍停片刻，决定道：“须仁同志是地方党委‘肃托’行动的主要负责人。老梁，我看这事就由我和须仁同志来处理。”
既然政委这么说了，梁兴初也就不好再多问，便借口出去看看部队。
梁兴初走后，二王密谋，拟定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托匪”名单，其中有几个人还与李毅、陈筹商量过。
一场腥风血雨的杀戮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到达郭里集的第二天下午，在一个大院里召开了军队系统排级以上干部会议。会场四周布满了岗哨，由四大队警卫连担任警戒。会议入场口设了双岗，二十响的驳壳枪，张开大机头，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凡来参加会议的人，只准进不准出，坐下以后不许挪动，就连大小便也不允许。整个会场笼罩在肃杀之中，前来参加会议的人见到这种情形，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
人到齐后，本来这是个军事干部会议，而王须仁又不是军队干部，这时却出来主持会议。在场的党政军领导人有：王宏鸣、梁兴初、李毅、陈筹、李贞乾等。
王须仁站在台前，满脸杀气，眼睛扫视了一遍会场后，阴沉地说道：“今天，请同志们来参加这个‘肃托’行动大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我们内部已发现许多隐藏着的‘托匪’。如果不及时清除他们，就会给我们坚持抗战带来极大的不利。现在，请王政委给大家讲话。”
王宏鸣开门见山，说“托匪”是国际间谍，是日寇的特务。他们表面上搞不断革命，实质上专门破坏革命，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是钻进我们队伍里来的奸细。如果谁要是“托匪”就站出来坦白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等。
王宏鸣讲完后，王须仁又接着说：
“现已查明，在你们中间就有不少是‘托匪’。王政委刚才说了，只要能主动坦白交代，就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在座的军事干部，没有谁认为自己是“托匪”。这其中有很多人（连、排长原本就是庄稼人，基本上没有文化），对“托派”或“托匪”二字也是第一次从他们口中才听说的，压根就闹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压抑。大家都低着头，谁也不说一句话。
王须仁等了好一会儿，见没人出来主动坦白交代，便气急败坏地大声说道：“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名单，一一念了起来。念到谁，就由武装人员先缴了他的武器，然后捆绑起来押走。就这样，游击四大队所属一大队从秦副大队长以下的连、排干部六七十人被当作“托匪”逮捕了。
就在李毅给这些逮捕的人讲话时，一个叫刘宝勤的排长（外号刘疙瘩）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声喊道：“难道我们这么多人都是‘托匪’吗！”
刘宝勤的话说出了所有被捕者的心里话。王须仁见势不妙，大声叱喝道：“这小子顽固得很，拉出来审他。”几个警卫战士猛扑过去，把刘宝勤按在凳子上就是一顿乱打，直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又用辣椒点燃后熏烧刘的脸。接着又对秦副大队长施用酷刑。
就在召开军事干部会议的同时，游击四大队所属一大队被强行拆散，全部编入主力四大队。就这样，湖边的地方武装基本被解决掉了。
当天深夜，王宏鸣、王须仁等人为防事变，决定马上处决这些“托匪”。他们派人在村外的野荒滩上挖了一个大坑，把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义生、一大队秦副大队长、鱼台县县大队长孙立言、指导员权新年等２０多人，拉到村外的野荒滩上事先挖好的大坑旁，用刺刀捅、马刀劈，大杀大砍。
被害者们面无惧色，有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抗战到底！”“王须仁你听着，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老子要报仇的！”等口号，高昂、愤怒、凄厉的呼喊声划破阴森的夜空，久久地在大地上回荡着。
在这次大杀戮之后，王须仁等人紧接着又审讯了数十人，审讯后也马上被处决了。至此，湖边地委、鱼台县委、县政府以及游击四大队的干部大部被杀或被捕。
实际上，这些领导机关和地方武装已被消灭了。王宏鸣、王须仁等人，在逮捕和杀害地委的几位部长和大批党员干部的时候，既不向区党委请示报告，更没有向山东分局、１１５师请示报告。而这一切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二王居心叵测的险恶用心，也进一步说明了康生的“肃托”小册子流毒之广，祸害之深。
湖边地委书记李毅，此时已完全被二王控制，成为他们手中迫害党员干部的工具，除了按照他们的狂妄要求“点头”和“同意”之外，已不起任何作用了。况且，他本人心里这时也很清楚，二王的马刀已架在他的脖子上，随时都有可能取他项上这颗脑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