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国家利益”的概念曾经不容探讨，而今却成为不可缺少的政治坐标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成为一门迅速拓展、吸引公众注意的显学。
　　国际问题趋热，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融入世界，国际事务与我们的国家利益、甚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日趋密切；另一方面也是解放思想的具体表现。国际问题学者王逸舟在书中提到，改革开放前，“国家利益”的概念曾经不容探讨，而今却成为不可缺少的政治坐标。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二十多年思想解放的路径，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也能一窥端倪。
　　最大的思想解放体现在我国学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前，学者们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少发表意见。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学者多是从研究中国以外的国际关系起步的，除了公开文件资料，学者们缺乏关于中国外交的其他信息来源，只能从海外书刊和解密的外国官方文件中得到资料，所谓中外关系研究，更多探讨的是外国对中国的政策和观点，或局限于一般的历史陈述。那时候，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相对集中，相对封闭，没有咨询社会上的专家学者的迫切需要，也没有这种传统和机制。
　　近20年来，上述现象有了很大改观。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议政从政的传统，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很多出身草野，却能决定大国外交的走向。当代国际问题的研究者更不缺少经世致用的参与感。随着国内思想的开放、国际交流的增加，一批学者不仅对国际事务发表评论和著述，也开始就当前中国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国际讲坛、书刊和媒体上有关中国外交的话题被外国人垄断的不正常现象，逐渐得到了纠正。
　　国际问题学者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党政部门指导、鼓励和咨询的结果。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有若干次涉及国际问题，请有关学者进行讲解。外事、国防、对外经贸决策部门注意拓宽思路、广开言路，通过座谈会、委托课题等方式，同学术单位、研究单位沟通。在一些不公开的咨询活动中，政府部门总是鼓励学者畅所欲言，甚至有意邀请一些持不同观点、不同视角、不同知识背景的专家相互切磋，以达到百家争鸣、集思广益的目的。
　　从本书收集的公开发表的论文中，不难发现，在符合国家基本政策的前提下，国际问题的言论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比如，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历史上有没有大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先例，中国在强国征途上能否避免其他大国的暴力阻挠，学者们可以各执一词。又如，中国面临巨大的安全挑战，要居安思危，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同时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这是大政方针。但21世纪初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究竟是越来越严峻，还是有所改善并且将继续改善，学者一直在探讨。(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卷》章百家．时殷弘、秦亚青等著、牛军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