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案的侦破工作同时也是一趟文化溯源之旅
　　作为历史终结论的后果之一，世界的阅读口味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为之一变。继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之后，《我的名字叫红》成为又一部畅销全球的小说，说明今天的读者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发生在身边的革命和爱情、战争与和平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不值得寓目；追寻已经伴随我们千百年，深深植入基因中的文化身份才更惊心动魄。
　　《我的名字叫红》讲述的故事发生在500年前，那时候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还游弋在君士坦丁堡外，显示着徒有其表的先进生产力，而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已经让奥斯曼的苏丹恐慌起来了。在伊斯兰教历第一个千年来临之际，苏丹密令一群细密画家模仿法兰克异教徒的“透视”技法创作一本绘本书，以彰显自己的荣耀和威严。
　　统治者懂得获得尊严的基础是力量强大，这就需要与时俱进；而他的宫廷里也有把传统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宁可冒犯苏丹，也要坚决捍卫细密画的“平视”技法。书中主角宫廷画师高雅就这样成为文化冲突的牺牲品，被残忍杀死投入井中。
　　跟《达·芬奇密码》一样，谋杀案的侦破工作同时也是一趟文化溯源之旅。侦探找到的线索不是毛发、衣物纤维和DNA，而是先贤芦杆笔下刻意掩饰画风的痕迹：一只一挥而就的耳朵、一个开裂的蒙古马鼻孔、或是一个奔跑的姿势。原来真正的艺术家从来不固执，任何一种美，哪怕它出现在异教徒笔下，也是值得效仿追随的。
　　谁借审美的异趣要把人群截然分开，谁在以维护传统的名义制造腥风血雨?侦缉工作最后超越了惩罚杀人犯这个初衷，它打算执行更高一层的正义。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作为一个现代土耳其人，他相信文化冲突不是一场要么生存要么灭亡的斗争，它也可以是一块衡量整个人类进步程度的试金石。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委员会赠给帕慕克的颁奖辞说道：“在探索他故乡沈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文明之间不光有冲突，还会有交错。21世纪的畅销书作家们超越了他们的前辈，他们虽然珍爱自己的特殊文化背景，但他们绝不固执，更放弃了先辈们对待异端的冷酷无情。当丹·布朗编出耶稣结过婚的故事，人们仍然愿意倾听，愿意着迷；当帕慕克叹息土耳其的细密画画不出大眼睛美女的神韵，他的同胞们不以为忤，我们就不能不为这个时代感到骄傲。这毕竟是另一个新千年，奥斯曼帝国樯橹虽已灰飞烟灭，它的后裔却与基督徒们手拉手，成为欧洲联盟的平等一员。
　　尽管文化差异和宗教差异在某些地方仍然是暴力冲突的主要借口，可《达·芬奇密码》也好，《我的名字叫红》也好，这些通行世界的畅销小说承载的“主流意识”告诉人们，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很难继续困扰当代人。没有理由担心追寻文化身份的热潮会引发另一场“圣战”，这些年轻人回到古老传统中，去追问我的名字叫什么?无非是想给这个基本价值观越来越趋于一致的世界制造一点不—样，好让人生更加丰饶。
　　《我的名字叫红》[土]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