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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王学斌的新著《弦断有谁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人、学术与学校》，那一段历史中的人物、事件、更迭、建制、风骨、恩怨……在脑海中奔腾而来。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从爬梳一手资料着眼，避免观念先行，力求揭示民国学界、政界与社会的真实一面”。所以，整部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可读性，更重要的是，在字里行间隐现着太多历史转折处与“思想三岔口”下的学人心声，而这正是这部作品最为恳切与动人的地方。从学问人心的至幽深处洞见时代与历史的风云变化，情理交融、文史互动，忧患与展望相随、古今与中西比照，这一整套的治学理路，在共事8年之后的今天，我尤其能够体会。
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学人、学术与学校，三者贯穿于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就是学人，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此，即便没有作者在后跋处对中国知识分子困境的探讨，我们也能在洋洋洒洒15万字的正文中，读出作者至深的关怀——即“现代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在当下这样一个以“流量”吸睛，知识分子走下神坛，长息慨叹“弦断有谁听”的时代中，作者情之所系、思之所想、学之所为，却处处不忘知识分子之初心使命。这真是十分难得。于是乎，我们看到，他在绵密细致的文献爬梳中描绘了一幅复杂而真切的，在国仇家恨、社会动荡巨变中的知识分子的群像图。那一批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一个急剧的文明裂變，更是一个文化根脉的抽离与转型。当是之时，是帝制瓦解、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亦是风雨飘摇、异族入侵亡国灭种之时。个人烦恼与民族危机、先生气象与从政入仕、出山孤寂与入山漩涡、挺剑入长安与交游织学网……构成了当时知识分子融道统、学养、关怀、人格、时政、世事于一体一身的复杂状貌。这样一段历史下的这样一批人物，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士大夫走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艰难之路，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之间的激烈碰撞。若非这段历史所关联的深沉而广阔的中华文明传统，以及它所开启的波澜壮阔的现代中国历程，我们断无从看到在这一历史转折口处的知识分子的识见、气象、操守与担当。也唯有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才能如此细致入微地由个体观照国家、从个人命运进入家国情怀。平凡人间事可以风轻云淡，家国天下事从来当仁不让。
作者在“出山还比在山清”一章中，谈及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其中字句而今读来，仍旧令人动容不已。“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一句重过一句的盘诘，真是令吾辈汗颜。舍弃小我的稳妥与安逸，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到国家、社会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中。这不仅仅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担道情怀与天下关怀的外化，同时也是走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给未来中国的一份始于知识信仰而终于政治信仰的答卷。我们还可以看看革命元勋、学术宗师章太炎先生登临总统门、大诟袁世凯的诗作——“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者，不容卧榻有人鼾。”诚如作者所言，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章太炎，不仅深受旧学熏染，具备积极入世、匡扶天下的情怀；同时又身兼西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治、以舆论监督“澄清天下”的使命担当。所以章门弟子鲁迅先生盛赞自己的老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就此而言，不论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还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都无法脱离国家与政治只谈学术，都无法忘却民族与大众只谈个人。诚如作者在“何谓先生”一章中提及的殷海光对金岳霖先生的那段回忆——
他不仅是一位元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虽无权位，但一心忧国忧民，书生言政治；学富五车，方可以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确实如此，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遽然之变，让这些先生们告别三尺讲台，参与革命和政治。但不是因为他们参与政治革命而天然地具有令人敬仰的气象，而是因为他们有真学问，胸怀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才使得他们的言行举止气势磅礴，震烁古今。中国学术与政治的生命与希望，并非让我们都舍弃学问，投身政治，而是能够在问学中探究宇宙天地人心道德的真理，心系百姓苍生民族国家的命运，在时而生、顺时而宁、应时而动、随时而出。这一份沉甸甸的历史使命与学术担当，是每一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精神道统。
知识分子与道路选择
当然，论现代知识分子何为，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身处之时代。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之所以出现诸多思潮流派的竞相奔涌，乃至于大批从传统士大夫转变而来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言说的相激相竞，其根由在于时代精神与时代使命的推动。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根底是价值与观念体系的更迭及其所推动的社会变革与秩序重建，其现实政治的诉求是摆脱落后挨打的历史困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论述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那就是吸纳了西方启蒙史观与朴素社会主义文化因子的未来主义历史信念：即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进步的。在此之后，以严复的《天演论》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这就使得未来主义的历史信念逐步走向了世俗化。随着大批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论著的译介和引入，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开始形成。《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的新文化思潮，则进一步激发了个人主义思想的觉醒。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思想史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思潮话语的竞相激荡。不过，不论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进化论……它们对于中国的冲击虽然很大，却始终难以真正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话语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最终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诚如作者在“思想的三岔口”一章中所言，“以往我们考察这段历史，往往容易将其简化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来概括固然不错，但难以揭示当时思想界之丰富性。”这种通过爬梳史料高度还原思想史复杂与真实样貌的理路，令人赞叹。 在这个“思想的三岔口”上，中国的文化场是高度活跃的，这种活跃性不只是作为西方思想理论的交汇口而呈现出来的，更是作为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转折点而呈现出來的。因此，古今中西的问题，或者说对于西方一整套现代性方案与现代性道路的思考与洞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无法绕开的问题。1918年梁启超先生因赴巴黎和会而至欧洲列国周游，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其于《欧游心影录》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做了及其敏锐的断言，那就是“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这一论断直指欧洲启蒙现代性方案的要害。而我们知道，在启蒙运动的最高峰，卢梭对现代文明展开了系统而深刻的批判，这直接影响到了德国的古典哲学与浪漫派思潮。19世纪以后，马克思和尼采分别从左右两翼对现代性进行了猛烈攻击。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套逐渐堕落为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方案的种种弊端。自由竞争、科学理性、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确实是现代性的一些基本概念，但是这些基本概念并非现代文明架构下美好生活的全部内涵。他们只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应该安放价值与德性。但事实是，这些外壳、框架和手段，却在技术的狂傲中忘记、压抑甚至破坏了关乎人类价值与德性的内涵。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从根本上撼动了西方启蒙理性的神话，也使得深受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传统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惊觉：一个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竞争式的社会形态并非未来的理想蓝图。他们希望寻找另外一种理论资源来推动社会变革，并提供价值理想层面的身心安顿之地。因而，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从思想渊源而言，马克思主义脱胎于德国深厚的思想传统。它的本体论以及思想和哲学的基础，是把人看作是社会历史的存在，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平等自由的存在物。这是德国思想与英美自由主义思想不一样的地方。在他们看来，人不是一个被剥掉了社会、历史、文化之有机关联的无差别自由个体，而是一个富于伦理性、历史性、意义性的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都强烈地认识到，现代的科学合理性、自由主义的功利性，不能作为人类生存的正当性基础，而必须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外，重新建立人的本真性与有机性的价值基础。只有如此，人才能摆脱计算与欲望的束缚，真正获得尊严与自由。对家庭、社会、国家的伦理关系的重视，使得德国思想传统与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遥相呼应。这样一条反启蒙的现代性批判路径，是德国式文化启蒙的独特传统，同时也是西方理论内部的一种自反性力量。正是因为如此，德国才会在不断克服启蒙异化的过程中，走上另外一条重视伦理、历史、文化、传统之本真价值的思想道路。马克思诞生于这样的思想传统当中，因而特别强调人的社会意识存在。也就是强调人不是一种个体主义的绝对存在，而是一种具备深厚历史感与社会感的共同体的存在。在这样的个体存在基础上再去建构起一个国家，或者超越国家的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说，在德国的思想谱系中，价值不是抽象的、自由不是个体的，而是一系列安放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乃至共同体中的具体、充满历史感和实践意识的存在。同样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甚至价值虚空的市场交换、公平竞争的场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中，历史是一个趋向未来与解放的世界图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具社会感与历史感的共同体构造。在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述中，更是充满了道德与理想的辉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形成了强烈共鸣，可以说，这种内在文化基因、文化诉求上的共鸣与共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正是因为如此，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与革命领袖都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投向了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历史选择、道路选择的背后，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从未间断的历史使命与价值追求。
知识分子的当下使命
站立在五四运动百年后的今天，回望这一百多年的风雨历程，我们更能体会知识分子道统的薪火相传。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那一代知识分子力图以更加多元的文化资源来塑造现代中国文明的图景，却始终没有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而是在不断寻找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使得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了现代中国文明内在的张力。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文末大声疾呼，“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因此，他提出，切勿一味追慕西方，主动提高自身文化力。“吾国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这是何等超前、何等敏锐的文化自觉。作者在文中引用了梁漱溟先生的评价，“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此诚言哉！历史上的儒家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平天下”这样一个维度，只有狭隘的民族视野，中华文明不会是一个强大的文明，更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需要有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与世界眼光，需要重新思考普遍的人类文明当中的一些问题，并且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去理解现代文明与人类历史。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方案，而是一个更加深远的文化共同体的方案。如何在现代文明的框架下实现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仅需要物质与技术的超越性发展，更加需要价值关怀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作为一个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我们不仅仅需要充分地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现代转化，我们还应当为现代文明的普遍架构贡献我们的理论方案，投身并参与对现代文明的未来书写中。
当前，电子化的时代被茧房效应和情感圈层所围猎，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体认和判断是碎裂和疏离的。专业知识分子躲进小楼成一统，媒体知识分子缺乏严肃认真的讨论。我们尤其需要具有普遍的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道成肉身，现身说法。被称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突破了社会结构的种种限制。我们所受的专业教育，获取的广泛资源与时刻清醒的批判分析，应该让我们在未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忧馋畏讥，文人相轻，甚至完全脱离社会与民众的母体。只有走入真实的社会、进入真实的民众，与这个时代对话，我们才可能成为电子时代真正在场，而非虚拟化的知识分子。
（作者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学人、学术与学校，三者贯穿于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就是学人，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此，即便没有作者在后跋处对中国知识分子困境的探讨，我们也能在洋洋洒洒15万字的正文中，读出作者至深的关怀——即“现代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在当下这样一个以“流量”吸睛，知识分子走下神坛，长息慨叹“弦断有谁听”的时代中，作者情之所系、思之所想、学之所为，却处处不忘知识分子之初心使命。这真是十分难得。于是乎，我们看到，他在绵密细致的文献爬梳中描绘了一幅复杂而真切的，在国仇家恨、社会动荡巨变中的知识分子的群像图。那一批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一个急剧的文明裂變，更是一个文化根脉的抽离与转型。当是之时，是帝制瓦解、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亦是风雨飘摇、异族入侵亡国灭种之时。个人烦恼与民族危机、先生气象与从政入仕、出山孤寂与入山漩涡、挺剑入长安与交游织学网……构成了当时知识分子融道统、学养、关怀、人格、时政、世事于一体一身的复杂状貌。这样一段历史下的这样一批人物，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士大夫走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艰难之路，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之间的激烈碰撞。若非这段历史所关联的深沉而广阔的中华文明传统，以及它所开启的波澜壮阔的现代中国历程，我们断无从看到在这一历史转折口处的知识分子的识见、气象、操守与担当。也唯有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才能如此细致入微地由个体观照国家、从个人命运进入家国情怀。平凡人间事可以风轻云淡，家国天下事从来当仁不让。
作者在“出山还比在山清”一章中，谈及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其中字句而今读来，仍旧令人动容不已。“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一句重过一句的盘诘，真是令吾辈汗颜。舍弃小我的稳妥与安逸，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到国家、社会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中。这不仅仅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担道情怀与天下关怀的外化，同时也是走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给未来中国的一份始于知识信仰而终于政治信仰的答卷。我们还可以看看革命元勋、学术宗师章太炎先生登临总统门、大诟袁世凯的诗作——“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者，不容卧榻有人鼾。”诚如作者所言，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章太炎，不仅深受旧学熏染，具备积极入世、匡扶天下的情怀；同时又身兼西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治、以舆论监督“澄清天下”的使命担当。所以章门弟子鲁迅先生盛赞自己的老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就此而言，不论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还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都无法脱离国家与政治只谈学术，都无法忘却民族与大众只谈个人。诚如作者在“何谓先生”一章中提及的殷海光对金岳霖先生的那段回忆——
他不仅是一位元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虽无权位，但一心忧国忧民，书生言政治；学富五车，方可以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确实如此，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遽然之变，让这些先生们告别三尺讲台，参与革命和政治。但不是因为他们参与政治革命而天然地具有令人敬仰的气象，而是因为他们有真学问，胸怀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才使得他们的言行举止气势磅礴，震烁古今。中国学术与政治的生命与希望，并非让我们都舍弃学问，投身政治，而是能够在问学中探究宇宙天地人心道德的真理，心系百姓苍生民族国家的命运，在时而生、顺时而宁、应时而动、随时而出。这一份沉甸甸的历史使命与学术担当，是每一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精神道统。
知识分子与道路选择
当然，论现代知识分子何为，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身处之时代。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之所以出现诸多思潮流派的竞相奔涌，乃至于大批从传统士大夫转变而来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言说的相激相竞，其根由在于时代精神与时代使命的推动。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根底是价值与观念体系的更迭及其所推动的社会变革与秩序重建，其现实政治的诉求是摆脱落后挨打的历史困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论述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那就是吸纳了西方启蒙史观与朴素社会主义文化因子的未来主义历史信念：即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进步的。在此之后，以严复的《天演论》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这就使得未来主义的历史信念逐步走向了世俗化。随着大批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论著的译介和引入，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开始形成。《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的新文化思潮，则进一步激发了个人主义思想的觉醒。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思想史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思潮话语的竞相激荡。不过，不论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进化论……它们对于中国的冲击虽然很大，却始终难以真正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话语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最终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诚如作者在“思想的三岔口”一章中所言，“以往我们考察这段历史，往往容易将其简化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来概括固然不错，但难以揭示当时思想界之丰富性。”这种通过爬梳史料高度还原思想史复杂与真实样貌的理路，令人赞叹。 在这个“思想的三岔口”上，中国的文化场是高度活跃的，这种活跃性不只是作为西方思想理论的交汇口而呈现出来的，更是作为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转折点而呈现出來的。因此，古今中西的问题，或者说对于西方一整套现代性方案与现代性道路的思考与洞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无法绕开的问题。1918年梁启超先生因赴巴黎和会而至欧洲列国周游，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其于《欧游心影录》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做了及其敏锐的断言，那就是“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这一论断直指欧洲启蒙现代性方案的要害。而我们知道，在启蒙运动的最高峰，卢梭对现代文明展开了系统而深刻的批判，这直接影响到了德国的古典哲学与浪漫派思潮。19世纪以后，马克思和尼采分别从左右两翼对现代性进行了猛烈攻击。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套逐渐堕落为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方案的种种弊端。自由竞争、科学理性、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确实是现代性的一些基本概念，但是这些基本概念并非现代文明架构下美好生活的全部内涵。他们只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应该安放价值与德性。但事实是，这些外壳、框架和手段，却在技术的狂傲中忘记、压抑甚至破坏了关乎人类价值与德性的内涵。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从根本上撼动了西方启蒙理性的神话，也使得深受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传统浸染的中国知识分子惊觉：一个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竞争式的社会形态并非未来的理想蓝图。他们希望寻找另外一种理论资源来推动社会变革，并提供价值理想层面的身心安顿之地。因而，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从思想渊源而言，马克思主义脱胎于德国深厚的思想传统。它的本体论以及思想和哲学的基础，是把人看作是社会历史的存在，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平等自由的存在物。这是德国思想与英美自由主义思想不一样的地方。在他们看来，人不是一个被剥掉了社会、历史、文化之有机关联的无差别自由个体，而是一个富于伦理性、历史性、意义性的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都强烈地认识到，现代的科学合理性、自由主义的功利性，不能作为人类生存的正当性基础，而必须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外，重新建立人的本真性与有机性的价值基础。只有如此，人才能摆脱计算与欲望的束缚，真正获得尊严与自由。对家庭、社会、国家的伦理关系的重视，使得德国思想传统与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遥相呼应。这样一条反启蒙的现代性批判路径，是德国式文化启蒙的独特传统，同时也是西方理论内部的一种自反性力量。正是因为如此，德国才会在不断克服启蒙异化的过程中，走上另外一条重视伦理、历史、文化、传统之本真价值的思想道路。马克思诞生于这样的思想传统当中，因而特别强调人的社会意识存在。也就是强调人不是一种个体主义的绝对存在，而是一种具备深厚历史感与社会感的共同体的存在。在这样的个体存在基础上再去建构起一个国家，或者超越国家的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说，在德国的思想谱系中，价值不是抽象的、自由不是个体的，而是一系列安放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乃至共同体中的具体、充满历史感和实践意识的存在。同样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甚至价值虚空的市场交换、公平竞争的场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中，历史是一个趋向未来与解放的世界图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具社会感与历史感的共同体构造。在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述中，更是充满了道德与理想的辉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形成了强烈共鸣，可以说，这种内在文化基因、文化诉求上的共鸣与共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正是因为如此，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与革命领袖都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投向了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历史选择、道路选择的背后，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从未间断的历史使命与价值追求。
知识分子的当下使命
站立在五四运动百年后的今天，回望这一百多年的风雨历程，我们更能体会知识分子道统的薪火相传。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那一代知识分子力图以更加多元的文化资源来塑造现代中国文明的图景，却始终没有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而是在不断寻找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使得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了现代中国文明内在的张力。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文末大声疾呼，“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因此，他提出，切勿一味追慕西方，主动提高自身文化力。“吾国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这是何等超前、何等敏锐的文化自觉。作者在文中引用了梁漱溟先生的评价，“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此诚言哉！历史上的儒家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平天下”这样一个维度，只有狭隘的民族视野，中华文明不会是一个强大的文明，更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需要有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与世界眼光，需要重新思考普遍的人类文明当中的一些问题，并且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去理解现代文明与人类历史。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方案，而是一个更加深远的文化共同体的方案。如何在现代文明的框架下实现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仅需要物质与技术的超越性发展，更加需要价值关怀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作为一个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我们不仅仅需要充分地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现代转化，我们还应当为现代文明的普遍架构贡献我们的理论方案，投身并参与对现代文明的未来书写中。
当前，电子化的时代被茧房效应和情感圈层所围猎，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体认和判断是碎裂和疏离的。专业知识分子躲进小楼成一统，媒体知识分子缺乏严肃认真的讨论。我们尤其需要具有普遍的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道成肉身，现身说法。被称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突破了社会结构的种种限制。我们所受的专业教育，获取的广泛资源与时刻清醒的批判分析，应该让我们在未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忧馋畏讥，文人相轻，甚至完全脱离社会与民众的母体。只有走入真实的社会、进入真实的民众，与这个时代对话，我们才可能成为电子时代真正在场，而非虚拟化的知识分子。
（作者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