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是文明的起源，而饥饿又是饮食的动机，要勉强说文明是饿出来的，恐怕既富争议性，却又难以驳斥，因为“摆脱饥饿”可以说是人类演化的诱因。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研究饮食文化多年的学者高成鸢，她的新书《从饥饿出发》以“饥饿”作为中国人饮食甚至中国文化的源头，可谓道出了大家一直都知道却又不愿说出的事实。
　　人类历史总是充满自然灾害，如饥荒、水灾等，而中国自古以来发生灾害的次数又比欧洲多得多，这些灾害加上兵燹、荒怠、暴政和统治阶层的奢华生活，可说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后果，而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屡见不鲜，这也决定了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局。但本书并非要寻找官方典籍上的灾变记载，而是从中国文字中寻找古人的饮食意识，以反映出这种饥饿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这方面，作者能做到既有学术性，又浅白易懂。
　　从文字出发，作者从生理机制探究出古代中国饮食观念的起源。根据作者的解释，中国传统人伦观与饮食息息相关，传统中国人因为黄土河流泛滥的缘故，缺乏兽肉。这使他们重视谷食，鲜少捕猎走兽，除颗粒外，便以鱼鲜为食物，也有以水蛇、蠎蛇作食物，这就是龙的雏型。作者考据古籍，指出所谓“华夷之别”，就是认为东夷是生食之民，西戎北狄是不粒食之民等。古人吃粟，且认为颗粒必须为人所食，只有人不能食之带壳颗粒才用来喂哺禽鸟，上古邹国君主甚至以良米与民交换饲鸭的秕谷。对比美国以粟米喂饲牛只，足见中国之重视人的粮食。
　　古时中国饮食匮乏，肉食往往被珍重，商周古鼎上的饕餮纹，刻着只有大口的食人兽，就是用来吓跑饥饿的百姓。中国人口为世上最庞大，然而食物却最为细小，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认为谷草只是狗尾草，即莠草别种而已，然而中国人却能作良莠之分，且由皇帝带头对之顶礼膜拜。作者以伯夷、叔齐的例子对比欧洲人的生活，更显出中国缺乏森林，所以只能“采薇而食”，最终饿死。这是从地理及生态环境解读中国的饥饿史，让我们更能解释为何古代中国每有饥荒皆动辄引起社会动荡。
　　如此艰困的生活环境，并没有鼓动传统中国社会迁徙寻找食物，作者在书中追问我们安土重迁原因，并以谷穗下垂、狐死必首丘的生动形象，解释传统不忘本、重视根源的观念，这对那些要离乡别井的农民造成一定阻力。如此一来，造就了传统中国的宗族思想，人们以“繁生”来应付“灾荒”带来的人口骤降，结果只会引起恶性循环，引来大量夭亡，然而应付夭亡的办法亦不过“繁生”而已。
　　因为饮食艰难的环境，不单个人得不到重视，连精细饮食所需的味觉也迟迟才出现。作者说，中国人常说“口舌之争”，其中口是不辨五味的，只有舌头才懂，但根据作者的考查，舌头的经验（味觉）是透过印度佛经才传入中国的，中国人缺乏对五味的精确概念，要到19世纪印度、欧洲和中国的文化融合，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发现舌头的味觉区域，才有所谓的“五味”。在此以前，“味”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其他相关概念，如口感或嚼头，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了，但其实“口感”，也是细嚼的粒食者才独有的感官，大啖吃肉的马上民族恐怕不擅长此道。
　　作者花了相当篇幅来讨论嗅觉和味觉统合的问题，正如前述，古代中国没有精确的味觉领域，而精确的味觉也必须与嗅觉统合才能产生，但基于粒食和肉食的关系，上古中国社会大概只有“甘”、“鲜”两种味觉概念，前者字型原为“口”中带巨大的“一”，“甘”专指味带甘甜的颗粒味道，然而这个“一”可谓涉及“道生阴阳”的道理，这证实传统中国原为粒食者的文化。至于“鲜”，则指肉味方面，可是古字是“鱻”，原意为鱼，至于加上“羊”字，则亦因为肉类珍罕，其中以羊为最珍贵，这也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如何从吃鱼扩展到吃牛、羊、猪等动物。
　　与西方相比，中国饮食的珍奇之道，在于制作食物的方法繁多，单是“炒”，已经独为中国所有。作者考据了许多古籍，以生理结构来解释饮食习惯和品味的递变。人的社会到底由物质生产决定，而饮食就是最本源的物质需要，以试图克服饥饿的饮食来诠释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对希冀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读者来说，《从饥饿出发》打开了一个重要却久被忽略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