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49年成立的《光明日报》，一直以其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敏捷权威的报道风格揽得一批读者的青睐。尤其是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从曾经受人唾弃的“臭老九”，重新成为为人所尊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光明日报》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在宣扬积极的价值观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日报内容每天更新，消息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只在报纸上发表，难以形成长久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为了更方便地将有深度的文章结集出版，最大限度地扩大影响，光明日报出版社（下文简称光明社）便于1981年应运而生。
　　现任总编辑孙献涛虽然至光明社任职不过两年时间，但通过阅读光明社的社史，以及实际工作中的了解，也真切地感受到，“光明社，就是《光明日报》品牌和使命在出版领域的延伸。”“我们紧紧抓住当下的社会热点，《光明日报》关注什么，光明社就关注什么。”据孙献涛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光明社推出了好几本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书籍，比如《华山抢险优秀团队》，以及有关大学生张华为救失足落入粪坑的老人而牺牲的事件的系列书籍。“当时张华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在讨论这样的见义勇为值不值得。于是光明社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每本书的发行量都达到了上百万册。”
　　依托大报社，光明社获得了不同于其他出版社的出版优势。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分布广泛的记者站，为光明社提供了强大的人脉资源，也由此形成了独有的核心作者群。前不久出版的《舌尖上的中国》，就是光明社优势的集中体现。据了解，5月31日拿到纪录片播出解说词，6月1日完成视频截图和插图挑选，6月3日完成书稿编撰和美文选编，6月7日完成排版设计，6月8日完成三审三校并送审样书，6月11日下厂付印，前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么短的周期内，一本精美的图书付梓出版，正是依靠了媒体出版社的优势，“我们的一个强项就是短平快，快速出版对于我们不是太难的事。”光明日报的品牌优势和人脉资源，让光明社在出版领域独树一帜。
　　“同心多元”的出版方向
　　作为第一批由新闻单位创办的出版社，光明社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在业内树立了自己的品牌。而今，出版领域的形势与创立之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各个行业、地区的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光明社也从过去具有很强的优势，转变为需要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如果现在还是只抱着自己的那点优势来生存的话，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把自己的优势扩大化。”为了让出版社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发展势头，光明社提出了“同心多元，以书为主，一体两翼，优质双效”的发展战略。“‘同心’指的就是要紧紧围绕《光明日报》这个圆心，‘多元’是指光明社的出版优势不仅仅体现在理论界、学术界，还应该体现在教育界、书画界，以及中小学课外阅读上。我们要多扶持青年学者的学术创造，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学术出版，这是我们可以挖掘的潜在优势。”
　　根据社里提出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光明社将出版物分为三大主要板块。“第一块是学术出版，是我们长期紧抓不放的。现在我们还跟教育部的高校社科中心签订了长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将地方高校杰出青年学者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孙献涛说，这类出版可能不能带来太大经济收益，但能够进一步打造光明社学术出版的品牌。
　　学生课外阅读也是光明社主攻的方向，但学生读物并不是指简单的教参、教辅。“我们力争的是多出有营养、有质量的课外读物，比如曾被中宣部点名表扬的‘六角丛书’，我们每年发行好几千万册。”在孙献涛看来，着力打造高质量的学生课外读物，同样符合光明社的发展方向和定位，“我们既保持了光明社的学术理论优势，同时也结合当前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能活在真空中。”“六角丛书”质量高、定价低，深受广大学生喜爱，因此在为光明社赢得口碑和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了不错的利润。
　　为了紧跟市场需求，光明社分出了部分精力投入到一些有特色的畅销书出版中，主要集中于严肃的文史类读物。“这类图书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除了主抓这三大种类，光明社近年也推出《中国节日志》和《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方向的书籍。孙献涛说，借助国家文化发展的东风，协助或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也是光明社目前的主要工作之一。近期光明社还计划启动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整理工作，以及与文化部文化研究中心合作建设的“诚信故事库”。但孙献涛也明确表示，光明社“不能什么都做，还是要抓住自己的优势”。也因了这份坚持，光明社才得以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做自己熟悉的事”
　　“做自己熟悉的事”，这是孙献涛一再强调的一句话。在他看来，“现在包罗万象的大出版社还是不多的，在中国的出版环境下，出版社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特色和方向。”
　　理论学术，尤其是政治理论学术一直是光明社长久以来的传统特色优势，而这一优势不但体现在国内学术专著的出版，也体现在国外译著上，“西风译丛”就是典型的代表。国内引进、翻译国外经典著作的出版社有很多，而光明社在其中可谓坚守自己的阵地不动摇。“光明社的优势是政治经济理论，所以我们在做‘西风译丛’的时候，定位就是西方优秀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并且能够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作品。”例如《论法的精神》，光明社用现代中国法学者的眼光，根据中国社会的理论需要，对其进行选择和译介。据孙献涛介绍，近期“西风译丛”还将做一次升级，打造“金羊毛系列”，“我们准备把关注目光从较久远的十八、十九世纪拉近到二十、二十一世纪，译介一些正在进入中国主流知识界的思想视野的作品。”因此，和一些传统的译介国外作品的出版社相比，光明社的“面比较窄，但也更有针对性”。
　　当然，“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一本书的生命”，因此光明社对译者有着严格的要求。“我们首先要找这个领域的学者，不一定要很有名，但一定要学有所成、名实相符；其次，还要了解中国当代现状，这样翻译起来才能够将作品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如此高的要求之下，“西风译丛”能够成为一个西方理论学术的殿堂，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孙献涛自己在参与图书策划编辑之时，也始终坚持从自己熟悉的领域着手。譬如，2011年，他所策划出版的《南明史》。
　　《南明史》是明史专家顾诚的遗著，作为顾诚的学生，孙献涛深知这部作品的学术价值。一次偶然的机会，光明社再版《南明史》，大获好评。“当时我调到出版社之后，跟师母聊天，她说能不能帮老师再把这本书出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在找这本书，可是这本书已经断档了。我说没有问题，刚好我在出版社工作，有这个优势。”
　　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复杂得多。孙献涛说，此次再版《南明史》，就希望能将它升级，尽量做得更好一点。“不过还好，我有优势。我是顾老师的学生，我了解他，也能接触到更多更深的资料和他的遗著，比如后来我们作为书的代序言的文章《我与明史》。类似的优势，我还是比别的出版人多一点，所以这本书反响不错，也算是机缘巧合。”
　　这一次“机缘巧合”的成功，让孙献涛明白，要把出版做好，就应该做自己熟悉的东西。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之前又有了《南明史》的成功出版经验，文史类作品自然成了他的首选。在忙于处理总编工作之余，孙献涛也抽空策划了不少文史方面的出版物，包括即将出版的“大师读史”系列和“焚书”、“藏书”系列。亲自参与图书编辑，孙献涛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虽然现在出版行业不是很景气，充斥了很多急功近利的书，但是真正的好书还是有市场的。”
　　转制后迎来新发展
　　2010年12月30日，光明社转企改制，真正进入到了市场环境中。虽然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生存和竞争压力，但孙献涛认为，转制为光明社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转制之前，我们算是《光明日报》的一个下属部门，做任何事情都要向上报告。转制后，我们有了实权，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竞争，我们的经营角色也灵活多了。此外，人事管理等制度也跟企业制度靠拢，管理更加高效方便。而且直接面对市场，我们的大局观和方向感也更加清晰。”
　　“朱庆社长主抓整体的经营方向，以及发展数字化出版平台、参与国家文化发展建设。而我主抓选题的把关和文稿的终审。” 光明社在新的发展机遇下，明确的分工和发展方向，将产品线打造得更为清晰，并吸收更多优秀的出版人才，进一步提升出版社的整体水平。
　　而对于曾经从事过多种不同职业的孙献涛来说，光明社或许是他事业的最终落脚点。“我涉足出版业才两年时间，不敢说自己已经很了解出版了，现在还是在学习。而且一个人在出版领域干个两三年是做不出什么名堂的，干个十年八年才能见到一些真章。我觉得出版工作是一个值得长期投入，并拥有长远回报的好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