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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定居美国的中国青少年燕军随父母回国探亲，向我讲述了他的奇特经历。
在作文中竞相比谁更可怜
我今年18岁，老家在山东省菏泽市。3年前，我爸爸和妈妈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工作。2007年9月，父母在得到绿卡后，把我从国内菏泽市的奶奶家接到美国插班念高中。我在国内时就听说美国的课程简单，到这里来一看，真是名不虚传。刚入校，加州负责教育的议员组织了一次高中生计算能力调查，我一看题目，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呢：一辆汽车以每小时75公里的速度行驶，1.75小时以后，它行驶了多少米?
这还叫题吗?可是，就是这样的题，竟然有60％的学生没答上来。
我很奇怪，我的美国同学们是那么地懒于学习，他们同居、打架、玩电子游戏、驾车狂奔……凡是国内的差生干的事，他们全都那么精通，那么热衷。学校教师对于学生的这些“劣迹”，视而不见，惟一采取的措施，就是经常在课堂上提醒女生们不要怀孕，免费发给很多安全套。
在中国每次开家长会时，老师总会说一大堆要求家长“配合”的话，家长往往说：“老师，这孩子就交给你了，不好好学习，你给我往死里揍。”在美国，召开家长会时，一脸笑容的校长会谦恭地问家长，对于学校还有哪些意见和建议?而那些非亚裔的家长们竟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更快乐些。”
最使我糊涂的是作文课。来美国之前，英文写作是我的强项，曾在省级比赛中得过奖，所以，对于作文课，我是信心十足的。那天作文课，老师让大家自定题目，写一篇800单词以上的作文。我想，美国不是提倡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吗?于是，我写了一篇论社区活动对学生的成长影响的议论文《一个少年怎样快速长大?》，文中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层次清楚。我交作文时，美滋滋地想：哼，让你们老美也领教一下，咱中国学生的英文不比你们差。我只等着老师把我的作文当做范文来念了。
结果却使我惊讶万分，我的作文得分是C，勉强及格。我拿过同学的作文来看，一个个简直是胡言乱语。罗杰家住在硅谷的富人区，他爸爸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大老板，可是，他的作文却讲自己家里怎样穷困，父亲做生意赔了本，债务缠身，他常常需要扔下功课，帮助父亲公司做事，为的就是省下一份雇人的工资。玛丝的爸爸明明开着一家杂货店，经营南美洲的工艺品，可她偏在作文里写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不工作、整天酗酒的家伙，她从小就受尽了父亲的打骂，泪水伴着她成长起来。如此这般，又虚伪又矫情，让人看了起鸡皮疙瘩。一个个平时老子天下第一的同学们，一写作文，个个都变成了让人同情的小可怜虫。文章语法混乱，思路不清，除了卖弄“穷困”和“遭遇”外，几乎没有一点积极向上的东西。可是，他们的作文成绩却是A。
我很不服气，拿着自己的作文和罗杰的作文去找老师。老师告诉我，罗杰的作文虽然虚假，但是，他的作文更能表达一个少年曾经接受过生活的考验，经过这种考验的学生，更有远大的发展前景。
美国高考顾问的“好主意”
2008年春，在高中的最后阶段，我们学校里出现了不少高考顾问，他们和老师一起，对应届毕业生进行系统的“设计”和“包装”。在他们的“顾问”下，突然之间，我明白了，家庭背景好、学习成绩好、品德优良的学生，在加州的入学测试中，没有任何优势，而恰恰是那些吸毒、打架、劣迹斑斑的学生，反而有了明显的优势，因为生活对他们“更具有挑战”，因而他们就更有资格进入好的大学。
听起来像笑话，但不幸的是事实。
我的学习成绩没说的，大学入学智能测验满分1500分，我考了1300分。可是智能测验并不是惟一的条件，往年就有很多智能测验高分的学生没有被录取。一天，麦克老师找到我，对我说：“你应该请一个入学顾问。”我怀着试一试的态度答应了。
我请的顾问是个黄头发的老头子，据说退休以前曾在加州教育管理部门工作。他问我：“你的父母关系如何?”我说：“很好，他们很相爱。“他又问：“你哪一年来到美国?”我说：“2007年。”他又问：“你有没有尝试着吸毒?”我生气地说：“那是坏人干的事，我在中国时，学校教育我们远离毒品，不但我不吸毒，我的中国同学也没有一个吸毒的。”他很失望地摇了摇头，然后说：“你先回去吧，我要和你的父母再谈一谈。”
对于上大学的事，父母十分重视，当天就和顾问见了面，一心想从顾问那里弄到灵丹妙药。没想到，顾问向父母提供的第一个方案是搬到黑人、拉美人聚居、犯罪率较高的社区，然后，他可以通过社区的关系，给我提供一个证明，在我的邻居中，有很多犯罪的人，而我正是在这样的高犯罪地区生活。无疑，生活对我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
听说这种办法能加分，父母心动了，张罗着从现在住的地方搬家。我是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坚决反对父母的做法。我说：“那里多吓人，天天发生抢劫，我们不要命了?”父母一听，觉得我说的也对，便打消了搬家的主意。
3000美元顾问费没挣到手，顾问好像不甘心。有一天，他找到家里，又给我父母出了一个“好主意”：由中国国内的社区或学校出一个证明，证明我曾有过不良行为，甚至进过少管所。有了这样的证明，顾问请心理学家作出评语，以证明我曾经在心理上有强烈的犯罪倾向，由于克服了这些倾向，如今才成为成绩优秀的学生。
我们一家都笑了。父亲说：“对不起，您所要的证明我们不能提供。我们中国人是有荣誉感的，没有往自己脸上抹黑的坏习惯。”顾问听了，花白胡子翘了一翘，悻悻地走了。
考官们稀奇古怪的问题
加州大学的面试开始了，三个考官威严地坐在桌前。我并不害怕，大大方方地打了招呼，作了自我介绍。他们开始提问。主考官是三个考官中最年轻的，眼睛绿绿的，盯着人时闪闪发光。他问道：“你曾经一个人独自去过野外郊游吗?”我想，我不能按着普通的答法来回答，因为在这方面，我没有优势。与其让他们给我打个低分，倒不如主动出击，来否定他们的考题，破釜沉舟，也许有一线生机。我回答说：“我不认为一个少年独自去郊游有什么好处，你会迷路，你会遇见强盗以及其它意料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从不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我的回答肯定出乎考官们的预料，他们交头接耳谈了一阵子，然后，第二个考官问道：“如果你的家人，比如你的父亲或母亲有不良的行为，比如吸毒，你将怎样接受这种不利的家庭环境的挑战?”又是“挑战”!我真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对于挑战这个词如此钟爱?我说：“我的父母都是高科技研究领域里的工程师，他们很有修养，不抽烟不喝酒，更没有吸毒的恶习。我的家庭环境是很优越的，我无须接受什么挑战，因而，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的回答再次使考官们震惊。他们面面相觑，半天，第三个考官问道：“你的父母没有恶习，你 是在一个很温暖的家庭环境里成长的，因而我要问你，这样的家庭一方面使你一切顺利，另一方面，使你失去了很多人生的考验，你是否认为这对于你是一个缺憾?”我注意到他这次用的不是“挑战”而是“考验”，但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诱使我承认自己没有接受过“挑战”。我简直有点愤怒了。
我是个宁折不弯的性格，我不想顺着他们的问题去回答，我也知道如果顺着去答，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劣势。我宁可得罪考官，不在加州上大学，我也要说个明白：“我们中国的家长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他们从不放任孩子去吸毒去犯罪，这肯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为什么在学校里，中国学生的成绩往往名列前茅?为什么美国1／3的大学系主任是中国人?为什么阿波罗登月计划一半的工程师是中国人?这是中国人注重教育的结果，而不是放任孩子去吸毒去犯罪去接受什么‘挑战’所能达到的。如果你们非要把一个学生的劣迹作为优点当成录取的原则的话，其实并不是照顾了社会中的某一个人，而是促使更多的学生产生更多的劣迹。我相信自己，我决不会为了被录取而违心地做一些事说一些话。这就是我的答案。”
说了这些话，我感到十分畅快，即使我不被录取，我也高兴。身有金刚钻，不怕揽不到瓷器活儿，我不在你加州上大学，行不?
可是，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三个考官商量了一阵子，主考官站起来，伸出手向我祝贺：“我们一致认为，你的回答本身，就证明了你经受了挑战。祝贺你成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学生。”
虽然我被录取了，但很多智能测验高达1200多分的亚洲学生和白人学生没有被录取，而“接受了生活挑战”的黑人学生和拉美裔学生，智能测验只有1100多分，却被录取了。上哪儿说理去?我很困惑。这种录取原则究竟是出于一种教育理念呢，还是出于美国所谓的平等与民主理念?
2008年底，我认识了一位华人律师。他向我讲了其中的“猫腻”：原来，这几年加州的拉美裔人口急剧增加，拉美裔的政治势力对州议会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拉美裔的人口占加州人口的1／3，而拉美裔的学生却在大学里占1／2。3年来，拉美裔学生的录取率每年递增18％之多。
原来如此?在美国所谓平等与民主，原来都是各派政治势力相互斗争、最后协调的结果。而我们华人，尽管在科技、教育，甚至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淡泊的从政理念，却使我们的政治地位与我们的成就极不相称。
我想，我毕业以后，要去竞选议员，要为华裔争取我们的权利。
责编 李茹
在作文中竞相比谁更可怜
我今年18岁，老家在山东省菏泽市。3年前，我爸爸和妈妈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工作。2007年9月，父母在得到绿卡后，把我从国内菏泽市的奶奶家接到美国插班念高中。我在国内时就听说美国的课程简单，到这里来一看，真是名不虚传。刚入校，加州负责教育的议员组织了一次高中生计算能力调查，我一看题目，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呢：一辆汽车以每小时75公里的速度行驶，1.75小时以后，它行驶了多少米?
这还叫题吗?可是，就是这样的题，竟然有60％的学生没答上来。
我很奇怪，我的美国同学们是那么地懒于学习，他们同居、打架、玩电子游戏、驾车狂奔……凡是国内的差生干的事，他们全都那么精通，那么热衷。学校教师对于学生的这些“劣迹”，视而不见，惟一采取的措施，就是经常在课堂上提醒女生们不要怀孕，免费发给很多安全套。
在中国每次开家长会时，老师总会说一大堆要求家长“配合”的话，家长往往说：“老师，这孩子就交给你了，不好好学习，你给我往死里揍。”在美国，召开家长会时，一脸笑容的校长会谦恭地问家长，对于学校还有哪些意见和建议?而那些非亚裔的家长们竟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更快乐些。”
最使我糊涂的是作文课。来美国之前，英文写作是我的强项，曾在省级比赛中得过奖，所以，对于作文课，我是信心十足的。那天作文课，老师让大家自定题目，写一篇800单词以上的作文。我想，美国不是提倡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吗?于是，我写了一篇论社区活动对学生的成长影响的议论文《一个少年怎样快速长大?》，文中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层次清楚。我交作文时，美滋滋地想：哼，让你们老美也领教一下，咱中国学生的英文不比你们差。我只等着老师把我的作文当做范文来念了。
结果却使我惊讶万分，我的作文得分是C，勉强及格。我拿过同学的作文来看，一个个简直是胡言乱语。罗杰家住在硅谷的富人区，他爸爸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大老板，可是，他的作文却讲自己家里怎样穷困，父亲做生意赔了本，债务缠身，他常常需要扔下功课，帮助父亲公司做事，为的就是省下一份雇人的工资。玛丝的爸爸明明开着一家杂货店，经营南美洲的工艺品，可她偏在作文里写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不工作、整天酗酒的家伙，她从小就受尽了父亲的打骂，泪水伴着她成长起来。如此这般，又虚伪又矫情，让人看了起鸡皮疙瘩。一个个平时老子天下第一的同学们，一写作文，个个都变成了让人同情的小可怜虫。文章语法混乱，思路不清，除了卖弄“穷困”和“遭遇”外，几乎没有一点积极向上的东西。可是，他们的作文成绩却是A。
我很不服气，拿着自己的作文和罗杰的作文去找老师。老师告诉我，罗杰的作文虽然虚假，但是，他的作文更能表达一个少年曾经接受过生活的考验，经过这种考验的学生，更有远大的发展前景。
美国高考顾问的“好主意”
2008年春，在高中的最后阶段，我们学校里出现了不少高考顾问，他们和老师一起，对应届毕业生进行系统的“设计”和“包装”。在他们的“顾问”下，突然之间，我明白了，家庭背景好、学习成绩好、品德优良的学生，在加州的入学测试中，没有任何优势，而恰恰是那些吸毒、打架、劣迹斑斑的学生，反而有了明显的优势，因为生活对他们“更具有挑战”，因而他们就更有资格进入好的大学。
听起来像笑话，但不幸的是事实。
我的学习成绩没说的，大学入学智能测验满分1500分，我考了1300分。可是智能测验并不是惟一的条件，往年就有很多智能测验高分的学生没有被录取。一天，麦克老师找到我，对我说：“你应该请一个入学顾问。”我怀着试一试的态度答应了。
我请的顾问是个黄头发的老头子，据说退休以前曾在加州教育管理部门工作。他问我：“你的父母关系如何?”我说：“很好，他们很相爱。“他又问：“你哪一年来到美国?”我说：“2007年。”他又问：“你有没有尝试着吸毒?”我生气地说：“那是坏人干的事，我在中国时，学校教育我们远离毒品，不但我不吸毒，我的中国同学也没有一个吸毒的。”他很失望地摇了摇头，然后说：“你先回去吧，我要和你的父母再谈一谈。”
对于上大学的事，父母十分重视，当天就和顾问见了面，一心想从顾问那里弄到灵丹妙药。没想到，顾问向父母提供的第一个方案是搬到黑人、拉美人聚居、犯罪率较高的社区，然后，他可以通过社区的关系，给我提供一个证明，在我的邻居中，有很多犯罪的人，而我正是在这样的高犯罪地区生活。无疑，生活对我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
听说这种办法能加分，父母心动了，张罗着从现在住的地方搬家。我是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坚决反对父母的做法。我说：“那里多吓人，天天发生抢劫，我们不要命了?”父母一听，觉得我说的也对，便打消了搬家的主意。
3000美元顾问费没挣到手，顾问好像不甘心。有一天，他找到家里，又给我父母出了一个“好主意”：由中国国内的社区或学校出一个证明，证明我曾有过不良行为，甚至进过少管所。有了这样的证明，顾问请心理学家作出评语，以证明我曾经在心理上有强烈的犯罪倾向，由于克服了这些倾向，如今才成为成绩优秀的学生。
我们一家都笑了。父亲说：“对不起，您所要的证明我们不能提供。我们中国人是有荣誉感的，没有往自己脸上抹黑的坏习惯。”顾问听了，花白胡子翘了一翘，悻悻地走了。
考官们稀奇古怪的问题
加州大学的面试开始了，三个考官威严地坐在桌前。我并不害怕，大大方方地打了招呼，作了自我介绍。他们开始提问。主考官是三个考官中最年轻的，眼睛绿绿的，盯着人时闪闪发光。他问道：“你曾经一个人独自去过野外郊游吗?”我想，我不能按着普通的答法来回答，因为在这方面，我没有优势。与其让他们给我打个低分，倒不如主动出击，来否定他们的考题，破釜沉舟，也许有一线生机。我回答说：“我不认为一个少年独自去郊游有什么好处，你会迷路，你会遇见强盗以及其它意料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从不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我的回答肯定出乎考官们的预料，他们交头接耳谈了一阵子，然后，第二个考官问道：“如果你的家人，比如你的父亲或母亲有不良的行为，比如吸毒，你将怎样接受这种不利的家庭环境的挑战?”又是“挑战”!我真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对于挑战这个词如此钟爱?我说：“我的父母都是高科技研究领域里的工程师，他们很有修养，不抽烟不喝酒，更没有吸毒的恶习。我的家庭环境是很优越的，我无须接受什么挑战，因而，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的回答再次使考官们震惊。他们面面相觑，半天，第三个考官问道：“你的父母没有恶习，你 是在一个很温暖的家庭环境里成长的，因而我要问你，这样的家庭一方面使你一切顺利，另一方面，使你失去了很多人生的考验，你是否认为这对于你是一个缺憾?”我注意到他这次用的不是“挑战”而是“考验”，但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诱使我承认自己没有接受过“挑战”。我简直有点愤怒了。
我是个宁折不弯的性格，我不想顺着他们的问题去回答，我也知道如果顺着去答，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劣势。我宁可得罪考官，不在加州上大学，我也要说个明白：“我们中国的家长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他们从不放任孩子去吸毒去犯罪，这肯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为什么在学校里，中国学生的成绩往往名列前茅?为什么美国1／3的大学系主任是中国人?为什么阿波罗登月计划一半的工程师是中国人?这是中国人注重教育的结果，而不是放任孩子去吸毒去犯罪去接受什么‘挑战’所能达到的。如果你们非要把一个学生的劣迹作为优点当成录取的原则的话，其实并不是照顾了社会中的某一个人，而是促使更多的学生产生更多的劣迹。我相信自己，我决不会为了被录取而违心地做一些事说一些话。这就是我的答案。”
说了这些话，我感到十分畅快，即使我不被录取，我也高兴。身有金刚钻，不怕揽不到瓷器活儿，我不在你加州上大学，行不?
可是，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三个考官商量了一阵子，主考官站起来，伸出手向我祝贺：“我们一致认为，你的回答本身，就证明了你经受了挑战。祝贺你成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学生。”
虽然我被录取了，但很多智能测验高达1200多分的亚洲学生和白人学生没有被录取，而“接受了生活挑战”的黑人学生和拉美裔学生，智能测验只有1100多分，却被录取了。上哪儿说理去?我很困惑。这种录取原则究竟是出于一种教育理念呢，还是出于美国所谓的平等与民主理念?
2008年底，我认识了一位华人律师。他向我讲了其中的“猫腻”：原来，这几年加州的拉美裔人口急剧增加，拉美裔的政治势力对州议会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拉美裔的人口占加州人口的1／3，而拉美裔的学生却在大学里占1／2。3年来，拉美裔学生的录取率每年递增18％之多。
原来如此?在美国所谓平等与民主，原来都是各派政治势力相互斗争、最后协调的结果。而我们华人，尽管在科技、教育，甚至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淡泊的从政理念，却使我们的政治地位与我们的成就极不相称。
我想，我毕业以后，要去竞选议员，要为华裔争取我们的权利。
责编 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