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事件发生之后，布什总统曾经将此比作“市场里的几只坏苹果”。但是在美国，有人更喜欢精确的统计，坚持要把盛有坏苹果的“筐子”翻个底朝天。于是更多的问题出现了，而且似乎都是十年来少有提及的一些问题：公司治理结构存在漏洞，所以造成内部交易；会计制度存在众多弊端，从而为财务欺诈大开方便之门；审计公司同时兼营咨询业务，因此与上市公司相互为媒，投资银行的可靠性也受到挑战……“筐子”被越掏越深，一直掏到布什总统的家门口。除了较早暴露的政治献金问题外，最新的媒体报道正把镜头嘲弄地对准这位在华尔街大谈“诚信和治理”的前哈肯能源公司董事，追究他在90年代初的另一场“内部交易”。随着一连串深层的制度问题和可疑的CEO们被曝光，人们意识到，这恐怕不仅仅是几只坏苹果的问题。有人惊呼，“美国的资本主义正面临系统性的制度危机”，而这，才真是一只“烂透的苹果”。
　　但是，问题也许并不只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虽然对CEO和有关黑洞的抱怨无可厚非，但如果把视线拉长，人们可能会对“烂透的苹果”有一些新的认识。
　　90年代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年。尤其重要的是，在经历过历次经济衰退、并从金融泡沫中吸取经验教训后，美国认为进行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有效方式。事实证明，技术创新确实对美国经济这十年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风险，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这一点在谈论经济增长时却往往被低估了。首先，技术创新要求解除原有的管制和实行经济自由化。随着90年代电信、能源、金融等领域管制的放松，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灵活和复杂，而原有的监管法规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经营业务。监管落后为企业制造了打“擦边球”和利用制度漏洞的机会。其次，由于灵活的融资方式能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因此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再一次凸显，而金融市场相对于传统的产品市场，其风险往往要大得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技术创新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一种要求企业高速增长的文化，CEO必须推动股票不断升值，其个人收入也与此挂钩。于是，大量公司追求行为短期化，冒险和虚增盈利也应运而生。整个90年代后半期，创造新的营运模式和推动股价上涨被看作是一个公司具有创新能力的标志，人们很少质疑这后面的盈利基础和稳健性。
　　可以看出，在技术创新创造的速度和技术支持下，90年代美国整个经济社会的道德风险都加强了。换句话说，这已不是某一个行业和领域的个别问题，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系统性问题。在这里，有一对天然矛盾：培育美国十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制度同时也成为众多风险产生的温床，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增长和风险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过程。因此，美国经济实际上面临技术创新和减少风险的两难选择。这并不是简单地指责“制度危机”就能解释的。
　　正如人们常常会惊叹历史会从各个角度重现，技术创新和道德风险的矛盾可以从30年代找到极好的例证。事实上，30年代与当前的情况有极为类似的地方。在经济危机爆发以前是蓬勃发展的技术创新，然后是经济高速增长和解除管制、金融市场超常繁荣，紧接着出现金融丑闻、股市崩溃，华尔街成为众矢之的，然后进入惩处和加强监管阶段，最后，随着投资人信心的丧失，经济转入低速增长，美国自由放任的经济时代划上一个句号。
　　但是，历史毕竟不满足于简单地重复再现，历史同时提供更为丰富的认识和经验教训。经济政策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经验，力求在矛盾中寻找最佳平衡点。在这方面，30年代危机过后的监管为当前如何调整经济政策提供了有益借鉴。但由于那时的监管被认为有些过头，从而扼杀了技术创新的动力，因此，当前经济政策调整的主要考虑是如何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的创新动力不被侵蚀。这就好像要避免在泼脏水的时候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一样。
　　当前美国社会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是，尽管对政府的信任大大下降，但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惟一的出路在于进行积极的变革。简单地抨击制度危机并诉诸道德援助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许人们已经认识到，虽然不能指望新的制度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没有一种制度能够根除制度本身固有的弊端，但毕竟好的制度——即使到来的晚一点儿，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从而使未来的风险再减少一些。即使一定还会有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