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杰：前驻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
　　谭　静：前驻韩国使馆一秘
　　
　　谈判
　　
　　1992年8月24日，中国和韩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十年来，中韩关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韩建交使两国关系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空间，对促进本地区安全与稳定，改善我国周边环境十分有利。作为中韩建交谈判的当事人之一，我对此也有深切感受。回想起当年中韩建交谈判的一些情景，至今仍回味无穷。
　　
　　我被任命为谈判副代表
　　
　　1992年5月初，我被告知，中韩两国高层已经有所接触，韩国方面希望尽快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根据钱其琛外长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一个月前达成的协议，双方要建立秘密接触渠道，先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中方首席代表由徐敦信副外长担任，副代表由我担任。具体商谈在双方副代表之间进行。
　　
　　首轮谈判：我们充当“清道夫”
　　
　　5月13日上午，韩方副代表权丙铉大使率领一个七人代表团抵京。5月14日～16日，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由于是第一次见面，双方都只是原则上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主张。不同的是，韩方在谈判伊始就明确表示，希望尽快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没有任何先决条件。
　　我是第一次同韩国官员正面接触，开始时又不清楚韩方意图究竟如何，因此，在第一轮谈判时，我的发言主要是谈形势、谈原则；谈及两国关系时，表示愿进一步发展关系，但未提建交字眼，也没提关系正常化。台湾问题自然是我方要着重强调的，而且不容商量。没想到，权丙铉在我发言后当即回应：中方谈的内容同韩国政府立场一致，他们完全赞成；韩方希望尽快消除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他还表示：“我们此行是充当清道夫的角色，让我们一起把路上的垃圾打扫干净，以使两国建交的道路畅通无阻。”这虽然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同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韩方很积极，希望尽快建立外交关系。韩方似乎也感到，中方虽然谨慎，但并不消极。因此，在首轮会谈中，双方实际上已经接触到建交这一实质问题了。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不难看出，韩方事先进行了充分研究，对中国同其他国家建交时在台湾问题上的提法也一清二楚。所以，他们在原则上并未提出异议，甚至表示赞成。但在具体谈判的时候，他们以“韩台关系特殊”为由，要求中方对韩国放宽尺度，使其在处理同台湾的关系时灵活性更大些。
　　第二轮会谈半个月后在北京进行，其间涉及的都是有关建交的实质问题，台湾问题是重点。韩方曾一再努力，以争取我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经过双方会上会下反复商讨，韩方理解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在有关的其他问题上，我们也做了必要的表态。至此，涉及两国建交的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都得到解决。
　　第二轮会谈结束后，韩方代表情绪高涨，似乎是卸下了重担，一身轻松。在参加了我方的宴请后，他们仍觉得酒兴未尽，回到房间后，又向服务员要来茅台接着喝，而且又唱又跳，直至深夜。
　　半个月后，第三轮会谈在汉城举行。我们准备好了有关建交的文本草案。那时，北京和汉城没有直达航线，需要绕道香港或东京。6月19日一早，我们登上飞往香港的班机，在启德机场等了五个多小时，然后换乘飞机，晚上7时半才抵达汉城。现在只需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那时却用了近12个小时。
　　
　　第三轮谈判：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第三轮会谈于6月20日至21日进行，主要内容是逐项落实建交公报文本。此间，韩方仍想在台湾问题上争取中方作出松动，而且在先前已经同意不提的朝鲜战争和《中朝友好条约》这两个问题上，再次提出我方不能接受的要求。会谈一度僵持，经过双方共同努力，终于就建立外交关系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韩台“断交”、废约、撤馆、移交馆舍和停止官方往来等问题达成一致，并就建交公报达成协议。我们的汉城之行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7月29日，中方首席代表徐敦信副外长、韩方首席代表卢昌熹外务次官在北京草签了建交公报。8月23日，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到北京，与钱其琛外长举行会谈。韩方允诺让台湾在中韩宣布建交后72小时内降旗、摘牌，一个月之内撤走“使馆”，并按协议将台湾在韩财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次日，中韩两国外长在建交联合公报上郑重签字，两国关系跨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有道是：积怨四十载，化解在瞬间。▲
　　
　　趣闻
　　
　　转眼间，中韩建交已经十年。作为建交谈判中方代表团的一员，今天回想起当时谈判的情景，恍如昨日，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除谈判时唇枪舌剑外，双方人员的交往中还有一些趣闻，至今想起仍令人忍俊不禁。
　　
　　北京汉城关“禁闭”
　　1992年5月13日，几位韩国人秘密来京，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东南角偏僻的14号楼。他们像关“禁闭”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劝他们到院子里散散步，也被他们婉拒。他们就是以韩国外务部权丙铉大使为首的韩中建交谈判代表团。
　　代表团成员关自己的“禁闭”也是事出有因。在汉城的台湾“大使馆”对中韩接触异常敏感，到处刺探韩方的动静，于是韩总统府下令，与中方谈判一事必须“绝对保密”，这成为谈判班子的一条不可动摇的纪律，每个人必须严格遵守。
　　韩方谈判班子由七人组成，直接受青瓦台领导，外务部除长官外，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自班子组成那天起，他们就搬出外务部，在离青瓦台较近的地方租了几间办公室秘密办公，而且一待就是两三个月。
　　他们来自外务部的不同部门。每个人都编造了不同的理由暂离工作部门。权丙铉大使以身居农村的老父病重、须回乡照顾为由，向外务部请了假；担任中文翻译的李英百在尚不知自己是谈判班子成员的情况下，早晨上班时在外务部门口被莫名其妙地“绑架”到另一秘密地点去上班。他们还以同样的理由瞒过了家人。后来听权大使夫人说，那时她全然不知丈夫去了何处，直到有一天她洗衣服时，在权大使衬衣口袋里发现一张去北京的机票，才猜出个七八分，但她始终没再问什么，一直默默地替丈夫保着密。
　　韩建交谈判共进行了三次，前两次都在北京。韩方人员第一次来京是白天到达的，大概他们担心会被人察觉，第二次即选择了夜班飞机。我们带着他们在机场摸黑上了汽车，又摸黑进了钓鱼台，进楼后才见到灯光。谈判期间，他们从不与外界接触，每次谈判结束后便立即离京。我们曾提议去颐和园一游，被他们婉拒，就连钓鱼台的美景他们也未曾欣赏过。现在说起这件事，他们还遗憾不已。
　　我方谈判班子也是七人，由张瑞杰大使牵头。我们赴汉城与韩方进行第三轮谈判时，前来迎接的权大使等人因为怕暴露目标，不敢进机场，将汽车停在一个不易被人发觉的墙旮旯等我们。
　　到达驻地时，我眼前一亮，“喜拉登华克山庄”几个大字正闪耀着它那迷人的霓虹灯。我们正准备下车，汽车却又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路，并在一座别墅前停下。权大使说，这是该饭店的一个“别庄”，与饭店隔开，周围静谧，便于保密。入住后，我们同样被他们“禁闭”在这里，不能出大门一步。直到谈判结束后，韩方才让我们在游人不多的汉城南山上“放了放风”。
　　
　　左倾右盼费脑筋
　　每次会谈时双方都是摆开阵势，分坐在长桌两边。我方张瑞杰大使前面不过是有几页发言提纲，其他人前面有几张白纸便于记录而已。对方则是名副其实的“阵势”，只见权丙铉大使每次都用皮包兜一大包文件放在脚底下，要查阅什么就随时从底下取上来，其他人也各自提一兜文件。会谈开始后，张大使总是简明扼要地一次说清我方立场，其他人很少再作补充。而韩方人员因来自不同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分坐在权大使左右的这些人不时给他递条子、出点子。事后权大使开玩笑说：“我真羡慕张大使，他胸有成竹，别人也不干扰，我则是左倾右盼，颇费脑筋。”
　　其实，权大使是个谈判能手。他举止稳健，说话声音虽然不高，但却流露出勇气和魄力。会谈中每在重要问题上，他总能及时作出决断，使谈判较快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