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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看不见的脚，踩住了奥运选拔的手。
2012年7月29日，伦敦奥运会女子举重53公斤级Ｂ组比赛将一场尴尬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新华社记者如此写道：“?抓举开把95公斤，只比世界纪录低8公斤，17岁的周俊在Ｂ组其余八名选手都完成抓举后最后出场。她面无表情地走上台，一边的脸颊还有些痉挛抽搐，杠铃颤颤巍巍地举了起来，动作还没有稳定住，就‘咣当’一声掉到地上。”来自湖北的周俊三次抓举95公斤都告失败，以零成绩改写中国女举的历史。
杠铃“咣当”落地，议论随即而起，被视为丑闻是因事实如秃头上的苍蝇明摆着。该级别的两项世界纪录分别是抓举103公斤和总成绩230公斤，保持者是中国现役运动员李萍。此外，在国内奥运选拔赛上，与周俊同为湖北老乡的纪静以平世界纪录总成绩夺冠。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派出总成绩只有150公斤的周俊？为什么中国选手要破天荒地参加报名成绩在12名外的B组？为什么不派有夺冠能力的李萍或纪静参赛？为什么把能收入囊中的金牌付诸东流？为什么在北京夺八金的中国举重对这块金牌无动于衷？
就连老外也看不懂。赛前就有不少外媒发出诸如以上的疑问，赛后，国际举联竞赛主任、伦敦奥运会技术代表阿提拉说出他的两个意外：“第一个意外是，为什么她只报名150公斤参加Ｂ组的比赛？要知道，Ｂ组比赛结束后Ａ组才开始比，Ａ组的人完全可以参照Ｂ組的成绩进行试举。第二个意外是，中国队实力强大，可你们的选手竟然三次试举失败。”
虽没在现场观赛，但中国举重协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马文广却说：“我对这样的结果不意外，我过去就说过，周俊只要发挥出她的水平就行了。”他所说的“我过去就说过”，指的是7月初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说：“53公斤级奥运选拔赛冠军是湖北的纪静，这个奥运名额就属于湖北。湖北体育局认为周俊近期练得比纪静好，她也是湖北的运动员，我们只能尊重湖北体育局的意见。周俊夺金没有把握，体育局希望周俊凭年龄的优势拼一把，我对这个比赛结果并不乐观。”
国家体育总局明知周俊不如纪静却不作为，造成金牌的流失和国家形象的损害，是否也该追究问责？为什么国家体育总局要如此看重湖北体育局的意见？国家利益高于地方利益这时跑到爪哇国了？忘记了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我们的奥运选拔当然是有规则。就举重而言，今年４月的全国锦标赛暨奥运选拔赛，每个级别的冠军将有机会参加伦敦奥运。但最后却出现了违规走向伦敦者。
问题看似是有规则没遵守，但这决然不是主要症结和根子所在。说是一只看不见的脚踩住了奥运选拔的手。其实，那只脚是看得见的——它就是能带入全运会的奥运金牌。也就是说，是现行的奥运金牌带入全运会的计算方法。
国家体育总局出台此举是为激起各地对奥运的积极性，改变“重全运轻奥运”。以前奥运金牌带到全运会是1：1，即1块奥运金牌折算1块全运金牌。现在兑换升至1：2，1块奥运金牌=2块全运金牌。此外，如奥运金牌是双人及两人以上团体项目，那只算1块全运金牌。如在奥运决赛中破世界纪录，也可折算1块全运金牌；但预赛破纪录不算。
因而，在奥运会结束后就能排出下届全运会省市已获金牌排行。某省市在奥运获金越多，就极为有利全运会排名。难怪出现某市体育局长见本地选手奥运夺金激动万分，跨过隔栏跳入赛场。被罚三位数欧元也无怨无悔。
缘此，湖南王明娟获女子举重48公斤级金牌，就意味湖南在2013年全运会已入账二金。如把女举53公斤级名额给了该级别两项世界纪录保持者湖南的李萍，如她夺金再破两项世界纪录，那湖南又要增加四块全运金牌。所以，湖北是绝不会让这名额给湖南籍的夺金第一可靠人选。至于为何不让湖北籍创造平世界纪录总成绩的纪静去，那就不得而知了。
奥运金牌带入全运会的计算方法，真是一把无情的双刃剑。各地相关官员看重全运金牌毫不奇怪。2011年“两会”上，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已说得很明白：“我也不赞成以全运会的金牌数量来考核省市体育官员政绩。全运会的金牌数量，并不能反映一个地方的体育全貌。”
由此看来，彻底解决的办法。要么取消奥运金牌折算为全运金牌，要么就是取消全运会。
早在2003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张燮林、楼大鹏等委员就递交了要求取消全运会的提案，提出“全运会是前苏联体育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大量拨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到2005年，浙江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陈培德再次提出取消全运会。认为它失去了体育本身的意义，已成为运动员名利角逐场，执政者的政绩榜，体育丑闻的表演舞台；让中国体育仅存的一点体育自身的本质丧失殆尽。体育对我们这样发展中国家而言，更重要的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认为：全运会是中国被国际体坛隔离期间的特殊产物，其劳民伤财、好大喜功、以金牌论政绩，体现的是一种病态政绩观。
在去年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副主任赵龙指出：“近几届全运会每届总投入高达千亿元，但高额投入的体育设施在赛会后大多无法为普通百姓所享用，造成浪费。此外，各地将全运会成绩作为官员考核重要标准，高额奖金背后利益链错综复杂。部分省（市、自治区）对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体育官员等的奖励总金额高达上亿元。”
诚如一句老话所说：我们并不缺药方，只是缺少服药的勇气。
2012年7月29日，伦敦奥运会女子举重53公斤级Ｂ组比赛将一场尴尬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新华社记者如此写道：“?抓举开把95公斤，只比世界纪录低8公斤，17岁的周俊在Ｂ组其余八名选手都完成抓举后最后出场。她面无表情地走上台，一边的脸颊还有些痉挛抽搐，杠铃颤颤巍巍地举了起来，动作还没有稳定住，就‘咣当’一声掉到地上。”来自湖北的周俊三次抓举95公斤都告失败，以零成绩改写中国女举的历史。
杠铃“咣当”落地，议论随即而起，被视为丑闻是因事实如秃头上的苍蝇明摆着。该级别的两项世界纪录分别是抓举103公斤和总成绩230公斤，保持者是中国现役运动员李萍。此外，在国内奥运选拔赛上，与周俊同为湖北老乡的纪静以平世界纪录总成绩夺冠。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派出总成绩只有150公斤的周俊？为什么中国选手要破天荒地参加报名成绩在12名外的B组？为什么不派有夺冠能力的李萍或纪静参赛？为什么把能收入囊中的金牌付诸东流？为什么在北京夺八金的中国举重对这块金牌无动于衷？
就连老外也看不懂。赛前就有不少外媒发出诸如以上的疑问，赛后，国际举联竞赛主任、伦敦奥运会技术代表阿提拉说出他的两个意外：“第一个意外是，为什么她只报名150公斤参加Ｂ组的比赛？要知道，Ｂ组比赛结束后Ａ组才开始比，Ａ组的人完全可以参照Ｂ組的成绩进行试举。第二个意外是，中国队实力强大，可你们的选手竟然三次试举失败。”
虽没在现场观赛，但中国举重协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马文广却说：“我对这样的结果不意外，我过去就说过，周俊只要发挥出她的水平就行了。”他所说的“我过去就说过”，指的是7月初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说：“53公斤级奥运选拔赛冠军是湖北的纪静，这个奥运名额就属于湖北。湖北体育局认为周俊近期练得比纪静好，她也是湖北的运动员，我们只能尊重湖北体育局的意见。周俊夺金没有把握，体育局希望周俊凭年龄的优势拼一把，我对这个比赛结果并不乐观。”
国家体育总局明知周俊不如纪静却不作为，造成金牌的流失和国家形象的损害，是否也该追究问责？为什么国家体育总局要如此看重湖北体育局的意见？国家利益高于地方利益这时跑到爪哇国了？忘记了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我们的奥运选拔当然是有规则。就举重而言，今年４月的全国锦标赛暨奥运选拔赛，每个级别的冠军将有机会参加伦敦奥运。但最后却出现了违规走向伦敦者。
问题看似是有规则没遵守，但这决然不是主要症结和根子所在。说是一只看不见的脚踩住了奥运选拔的手。其实，那只脚是看得见的——它就是能带入全运会的奥运金牌。也就是说，是现行的奥运金牌带入全运会的计算方法。
国家体育总局出台此举是为激起各地对奥运的积极性，改变“重全运轻奥运”。以前奥运金牌带到全运会是1：1，即1块奥运金牌折算1块全运金牌。现在兑换升至1：2，1块奥运金牌=2块全运金牌。此外，如奥运金牌是双人及两人以上团体项目，那只算1块全运金牌。如在奥运决赛中破世界纪录，也可折算1块全运金牌；但预赛破纪录不算。
因而，在奥运会结束后就能排出下届全运会省市已获金牌排行。某省市在奥运获金越多，就极为有利全运会排名。难怪出现某市体育局长见本地选手奥运夺金激动万分，跨过隔栏跳入赛场。被罚三位数欧元也无怨无悔。
缘此，湖南王明娟获女子举重48公斤级金牌，就意味湖南在2013年全运会已入账二金。如把女举53公斤级名额给了该级别两项世界纪录保持者湖南的李萍，如她夺金再破两项世界纪录，那湖南又要增加四块全运金牌。所以，湖北是绝不会让这名额给湖南籍的夺金第一可靠人选。至于为何不让湖北籍创造平世界纪录总成绩的纪静去，那就不得而知了。
奥运金牌带入全运会的计算方法，真是一把无情的双刃剑。各地相关官员看重全运金牌毫不奇怪。2011年“两会”上，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已说得很明白：“我也不赞成以全运会的金牌数量来考核省市体育官员政绩。全运会的金牌数量，并不能反映一个地方的体育全貌。”
由此看来，彻底解决的办法。要么取消奥运金牌折算为全运金牌，要么就是取消全运会。
早在2003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张燮林、楼大鹏等委员就递交了要求取消全运会的提案，提出“全运会是前苏联体育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大量拨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到2005年，浙江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陈培德再次提出取消全运会。认为它失去了体育本身的意义，已成为运动员名利角逐场，执政者的政绩榜，体育丑闻的表演舞台；让中国体育仅存的一点体育自身的本质丧失殆尽。体育对我们这样发展中国家而言，更重要的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认为：全运会是中国被国际体坛隔离期间的特殊产物，其劳民伤财、好大喜功、以金牌论政绩，体现的是一种病态政绩观。
在去年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副主任赵龙指出：“近几届全运会每届总投入高达千亿元，但高额投入的体育设施在赛会后大多无法为普通百姓所享用，造成浪费。此外，各地将全运会成绩作为官员考核重要标准，高额奖金背后利益链错综复杂。部分省（市、自治区）对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体育官员等的奖励总金额高达上亿元。”
诚如一句老话所说：我们并不缺药方，只是缺少服药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