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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西藏文学》杂志乃至西藏文学界的历史足迹时，不能不想到同时期西藏诗歌的状况。而要说到诗歌，就不能不忆及当年的“雪野诗”。“雪野诗”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藏文学界兴起的一个诗歌流派。大概与西藏的小说创作的旺盛景象基本同步（或者稍微晚两年），在《西藏文学》上集中涌现了一批优秀诗作，该类作品视野开阔、气象磅礴、富有激情，将西藏的自然山水和天地大爱，用充满人文情怀的优美诗句抒写出来，对一个时期的诗歌写作形成了颇为积极的影响，那些诗作至今读来仍让人心潮澎湃。业内人士将这一时期的这类诗歌命名为“雪野诗”。当其时，年轻的吴雨初先生，就是“雪野诗”流派的中坚力量之一。虽然他同时期也创作过小说，但若梳理回忆他的文学生涯，还是以诗歌为切入点似乎更契合。
子嫣：吴老师，您好！依照《西藏文学》“世纪之邀”栏目以往的访谈惯例，我们依然要先请您回顾一下您的文学生涯。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您发表的首个作品是什么？最早触发您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因素有哪些？
吴雨初：对于那个年代的青年而言，个人的写作变成铅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大学时代的一篇读书笔记，发表在一个图书馆通讯上，具体内容记不得了。进入西藏后，写过一些诗歌，发表在《西藏日报》和《西藏文学》上。文学，特别是诗歌，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或者说是一种“病”）。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阅历思想水平等所囿，最初的创作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审美性，应景性的抒发情绪而已。
子嫣：《西藏文学》1982年第一期刊发了您的诗歌《野马进行曲》：“我是带电的飞腾的精灵/我的歌，是喷着惊雷的嘶鸣/……我野烈！我雄奇/……我奔驰在前无涯际的荒原/激越的蹄点/敲碎洪荒的静寂/敲碎旷古的沉闷……世界因为我们的形象/而欢腾跳跃/地球因为我们的力量/正加速运行……”。时隔三十多年，现在来品读这些铿锵诗句，仍然被其中新颖、俊奇的意象和大气磅礴的意境所触动，并能真切感受到字里行间涌动的澎湃激情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而不自觉被感染。这大概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盛一时的“雪野诗”的代表作吧。请问您现在对这些诗歌作品怎么看？您认为好的诗歌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或者素质？请您结合自己的作品，谈谈您对当下的诗歌写作的看法。
吴雨初：“雪野诗”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也是我自己真正以文学的方式认识和表现西藏的开始。我写过《驮运路》等诗作，我认为触及到了真正的西藏高原。当下的诗歌非常个性化，这是我们当年没有达到的，但我们更多地关注社会和时代，书写时代背景下震撼自己心灵的东西，大概也因此，而使“雪野诗”得到了当时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子嫣：您的个人简介里，包括百度上您的名字“吴雨初”词条下面，都没有提到曾经的作家这一身份。而事实上，您在青年时代的文学创作成绩，已为您在当时的西藏文学界奠定了一定的位置，文学在您的生活中当然也占据了相当的份量。请问这是有意的忽略，抑或被其他更重要的信息遮蔽了？您认为文学和文学创作在您的精神生命成长中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
吴雨初：其时我在藏北工作。当时的藏北文学氛围很浓，一度成为西藏文学的一个基地，成为西藏作家们的一个聚集地，我在其中发挥了一些组织和服务作用。很多作家后来都会把藏北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记忆和生命场域。
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机缘，我没能成为优秀的职业作家，这当然很遗憾，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原因，因为很多非文学因素占据了我的工作和生活。然而文学所给予我的，不仅仅是作品，更多的是一种对家国人生、社会、生命、自然世界等世间万事万物的认识的方法、一种思维的训练。
子嫣：从您的履历来看，文学创作于您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块，分别是1976年—1991年期间和2014至今。而于时间段上明确划分的同时，您的创作内容和风格也随之发生了鲜明变化，即由抒情味很浓的诗歌和寓意隐含的小说，变成了质朴、真切的纪实文学作品。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变化发生的？您认为一个人的写作风格与他的年龄和阅历有关吗？
吴雨初：当然有很大关系。现在看起来，我年轻时的一些虚构作品，似乎都是一种文学准备，为我后来的非虚构作品所作的准备。我六十岁以后写的三本非虚构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此前创作虚构作品时的基本功，在文字訓练、叙述方式、结构建造、意境形成，特别是思想理念方面（包括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都是如此。
子嫣：（接着上一个问题）从以上信息可知，您青年时期的大量创作，是您在西藏那曲工作生活期间完成的。间隔二十年后，您再一次启动创作，又是在您重返西藏创建牦牛博物馆时开始的，三年连续写作出版了三本书。我想这不会是巧合现象。请问，西藏和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必然联系吗？请您谈谈，作家的生活环境对他的文学创作会有怎样的影响？
吴雨初：西藏几乎是我文学创作的全部源泉，除西藏之外，我很少有其它题材的文学创作，除了一些旧体诗赋之外。我曾经把出版业分为四个层次：谋生、做事、审美、求道，于我个人而言，基本上属于审美和求道的范畴。尽管我没有写出够得上高原海拔的作品，但我人生的多数时间，却一直是在高原上，在这里审美、求道，或者，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看看高原的浮云，所以，我有一句称得上网络名言的话：“虽然知道神马都是浮云，还是钟情于高原的浮云”。
子嫣：我注意到，您新近所创作的作品中，抒写表达的人事情境大多是二三十年前所经历或看到的，比如《藏北十二年》里的一个个小故事小场景，《形色藏人》里的五十个普通的人物，您用非常朴实简洁的文字，来书写刻画平凡的人物故事和生活场景，读来却让人感觉非常接地气，内里氤氲着温暖平实的情愫与温和稳定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一种更高水准的写作方式，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文学自信上，才能完成这种淡定从容的书写。请问吴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您看来，虚构和真实是怎样的关系？
吴雨初：谢谢你的评价。2006年，我在北京出版集团工作时曾经有一次演讲，主题就是《真实与虚构》，那篇演讲很长，不在此赘述，最后是这样说的：“也许由于我本人曾经长期在西藏生活过的缘故，在谈论真实与虚构的主题时，不由得想起佛教中最常用到的两个词：慈悲和智慧。慈悲往往是对于现实的苦难的关照，智慧则帮助我们在不断超越的虚构中享受快乐，这对于我们理解真实与虚构的哲学意义，或许是有某种帮助的。”因此，无论我作为读书人，还是作为出版商，用良知诉写和探寻真实，以智慧创造和理解虚构，都是我所渴望的。 真实与虚构是文学的不同方式，它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有时候，真实比虚构更离奇。《形色藏人》的一些篇章，有的人看了说，这不是小说吗？其实完全是真人真事。我在《人生中国》丛书的策划人语里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我们崇尚真实，真实往往比虚构更离奇更有力；我们关注平民，平民往往比明星更真实更亲切。
我还要感谢你购买了我的那套纪实作品，本来是应该赠送给你的，但很多人都是对购买的书读得更认真一些，而赠送的书往往没有读或者读得不够认真。
子嫣：先生这个做法是高明的，也正合我意。我自己花钱买书看，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作者，从而负责任地完成这个访谈；同时也表示对文学和作家劳动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我对您的纪实文学作品有拜读的渴望。
我们再回到您的作品中来。文学即人学。文学承担着记录、传播和传承人类思想情感乃至世界的历史、文化等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是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在您的《形色藏人》后记中有一段话：“……在我看来，西藏的雪山草原是亿万年形成的，西藏的古建大寺是千百年形成的，要了解今天的西藏，当然要看那里今天的城市和乡村、路桥和电网，但最重要的是生活在当代西藏的人，是他们的身世和经历、故事和命运。”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您把对客观现实社会和文化的核心关注点放在普通人身上了。由此也间接反映出了您的文学观。您认为文学作品应该传承和弘扬什么？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
吴雨初：我羡慕很多作家的虚构作品，那其中展示出他们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自己则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非虚构作品上，事实上，我更愿意从我的作品中既看到文学的力量，同时也能感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魅力。也正因为每个作家的关注点和着力点不同，文学才彰显出其丰富多样性。
子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您在藏北偏僻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了十多年时间，多少有些命运的安排；接下来，您在首都作为一名行政领导、集团出版人的身份，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到了2011年，您再返回西藏筹建牦牛博物馆，大概就是自主的选择了。而之后再开始创作时，您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一名单纯的文学青年，蜕变成一位具有相当的学识修养、思想境界和胸襟气度的文化学者。此时再来回望曾经的艰辛岁月，不仅没有丝毫不堪回首的怨尤，反而更加热爱西藏的一切，您穿藏装、学藏文、说藏话、和藏人交朋友、书写藏人藏地，等等，都可以看出您对西藏文化的真挚热爱和尊重。而在我看来，不论您距离西藏远近，职务职业上有什么起伏变化，抑或有没有进行文学创作，您的内心或者说精神世界从来没有远离过文学，您始终是用文学的赤子情怀观照人生、关照生活的，用文学人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来经营文化事业，从而回报您所热爱的藏人和藏文化。不知道吴老师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您认为文学之于生活、之于生命、之于人类社会有什么价值意义？
吴雨初：完全同意。文学是我们人类认识自己的方式之一。爱因斯坦和霍金都说过类似的话——人类在宇宙间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奇迹，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人类居然能够试图理解自己！文学是证明我们存在、表达人类自我理解的一种方式，是不可替代的。
子嫣：据了解，您在北京工作的二十年间几乎没有进行文学创作，但四五年前，您应约完成的小说《拉亚·卡娃》仍然出手不凡，艺术手法相当精到，虽未常磨，然而宝刀不老，足见文学修养功夫之深。请问在您迄今为止所完成的文学作品中，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些？为什么？
吴雨初：这个没法回答，因为没有。从虚构的角度，可能《拉亚·卡娃》值得一读，从非虚构的角度，《形色藏人》或许有些价值吧。
子嫣：吴老师不仅是一位资深作家，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您还曾担任过几个月《西藏文学》的编辑；工作调至北京后，又担任多年的出版集团董事长一职。请您结合自己的经验谈一谈，文学刊物和写作者的关系，以启迪昭示后来者。您也可以说说您和《西藏文学》杂志的源缘，以及对这个刊物今后发展的建议和意见。
吴雨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藏北高原的一间土坯平房里，燃着牛粪火，就着蜡烛光，读着新一期的文学期刊，热泪涌流的情景。那些文学期刊当中，包括《西藏文学》。我在《西藏文学》工作时编辑过扎西达娃等青年作家的稿件，我为他们的才华而喜悦不已。
我觉得，一本文学期刊可以与最初的作者一起成长，但不能随着他们一起衰老，我的意思是，文学期刊应该更多地关注青年作者，从而获得永远旺盛的生命力。
子嫣：谢谢您！您的建言我们会铭记于心。《西藏文学》开设“世纪之邀”栏目，回顾展示曾经在西藏文坛有过影响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旨在承上启下，凭借前辈的风采来唤醒和感召更多年轻人走入文学世界，享受文学对生命的滋养和光照。我们都希望文学永远年轻，相信文学永远不老。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支持我们的工作！
访谈札记：对吴雨初先生的访谈进行得不太容易，因为他太忙，每一天都有充分的安排，每个时辰都要精确利用；因为他太丰富，从职务、到地域、到行业，跨度很大，千头万绪的，不知从何说起，又从哪儿开始下笔；还因为，他的一生跌宕磅礴，青年时期似乎与文学宿命深远，中途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学之于他是若即若离、若存若亡的状态，甚至缥缈似不存在。是故，采访前我不得不到处搜集了解他的相关信息，除了阅读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西藏文学》上刊发的作品，还特意购买了他近年创作出版的一套书《藏北十二年》《最牦牛》《形色藏人》共三本，回来逐次阅读；又在百度上搜索了“吴雨初”词条介绍等，做了一系列功课之后，才终于约好一个日子在牦牛博物馆见到他。最后发现，吴雨初先生和文学的确切关系是这样的——他把自己活成了一种文學体——激情、大气、豪迈的雪野诗歌。
“雪野诗”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藏文学》上兴起的一种诗歌风格，当时很快在西藏文坛乃至全国都造成了一定影响。其特点是富有激情，由取材立意到内在气韵节奏，整个显得大气磅礴、气壮山河，读来给人一种昂扬向上、蓬勃旺盛的生命奔腾之力量感。而吴雨初当时就是这批雪野诗歌创作者的中坚力量之一。同一时期，除了诗歌，他还创作了一些小说，反响也相当不错。后来因为工作调动等种种原因，大概有二十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再创作。直到近几年重返拉萨，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牦牛博物馆”之后，又连续写作并出版了上面所说的三本文集。
当我如约来到先生在牦牛博物馆的办公室里时，他正在伏案写字——为他最新出版的《形色藏人》签名。我坐在旁边静静地观察。他穿着氆氇呢藏装——藏族人也只在逢年过节时才穿着的民族服装。观其神态相貌，无论如何也无法界定他的民族身份。他给自己取名“亚格博”，意为“牦牛老头”，大概真是心之所向，以至于日久其相貌也跟着心意转变了。左手边放着一摞已经签好的，右手边是几本待签的，背后书架上有更高的一摞，桌旁地上放着两箱也是签过名的，隔一会儿还有人拿了书进来请他签名。这时我发现，吴老师给藏族朋友签名居然都用的是藏文！一边写字一边还谦逊地说：“我的藏文字体很丑，请多包涵，我写藏文只是为了表示对藏文化的尊重。”不禁好奇，征得同意，便随手翻看他身后签过名的那些书，许多里面夹有纸条，上面写着藏文名字，他便认真工整地用藏文题名落款，有的书上还签着藏汉两种文字。问及，答复是从六十岁才开始学习藏文的。说到学习藏文，便自然引出了他的《藏北十二年》一书。原来这本书最初竟是他给自己编写的“教材”。当年他萌生了对藏文这种拼音文字的强烈好奇心，想要正式学习以了解其内蕴，看了一遍当时市场上的所有教材，感觉不是太深就是太浅，总之都不合自己用，有一天突发奇想，决定自己给自己编教材。说干就干，他把曾经在藏北地区经历的日常人事情境等，用简短明了的文字写出来，一个故事就一百来个字，请他的养女为他翻译成藏语，每天早晨他拿着翻译好的藏文作为读本，去拉萨河边照着读诵，字母、词语、语法都蕴含其中，很快就学会藏语了，不仅可以进行口语交流，还能书写藏文。我心下暗自赞叹着先生独创的高效学习方法，回头却见他从书柜里拿出一个棕色封面的大16开本子打开写着东西。探身去看，是先生特制的笔记本，回头再看，他的书柜里整齐地码放着两摞同样的本子，足有三四十本吧，上面都密密麻麻地记着文字，我惊呼，先生却淡淡地说，这只是日记本之一小部分。原来他每日必记日记，几十年来从无间断！“君子贵恒。”难怪先生做什么都会成功。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想，正是最初的文学心，和始终火一般熊熊燃烧的生命激情，护佑忠诚的文学人创造了一派斑斓壮美的诗意人生。
责任编辑：邵星
子嫣：吴老师，您好！依照《西藏文学》“世纪之邀”栏目以往的访谈惯例，我们依然要先请您回顾一下您的文学生涯。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您发表的首个作品是什么？最早触发您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因素有哪些？
吴雨初：对于那个年代的青年而言，个人的写作变成铅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大学时代的一篇读书笔记，发表在一个图书馆通讯上，具体内容记不得了。进入西藏后，写过一些诗歌，发表在《西藏日报》和《西藏文学》上。文学，特别是诗歌，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或者说是一种“病”）。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阅历思想水平等所囿，最初的创作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审美性，应景性的抒发情绪而已。
子嫣：《西藏文学》1982年第一期刊发了您的诗歌《野马进行曲》：“我是带电的飞腾的精灵/我的歌，是喷着惊雷的嘶鸣/……我野烈！我雄奇/……我奔驰在前无涯际的荒原/激越的蹄点/敲碎洪荒的静寂/敲碎旷古的沉闷……世界因为我们的形象/而欢腾跳跃/地球因为我们的力量/正加速运行……”。时隔三十多年，现在来品读这些铿锵诗句，仍然被其中新颖、俊奇的意象和大气磅礴的意境所触动，并能真切感受到字里行间涌动的澎湃激情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而不自觉被感染。这大概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盛一时的“雪野诗”的代表作吧。请问您现在对这些诗歌作品怎么看？您认为好的诗歌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或者素质？请您结合自己的作品，谈谈您对当下的诗歌写作的看法。
吴雨初：“雪野诗”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也是我自己真正以文学的方式认识和表现西藏的开始。我写过《驮运路》等诗作，我认为触及到了真正的西藏高原。当下的诗歌非常个性化，这是我们当年没有达到的，但我们更多地关注社会和时代，书写时代背景下震撼自己心灵的东西，大概也因此，而使“雪野诗”得到了当时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子嫣：您的个人简介里，包括百度上您的名字“吴雨初”词条下面，都没有提到曾经的作家这一身份。而事实上，您在青年时代的文学创作成绩，已为您在当时的西藏文学界奠定了一定的位置，文学在您的生活中当然也占据了相当的份量。请问这是有意的忽略，抑或被其他更重要的信息遮蔽了？您认为文学和文学创作在您的精神生命成长中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
吴雨初：其时我在藏北工作。当时的藏北文学氛围很浓，一度成为西藏文学的一个基地，成为西藏作家们的一个聚集地，我在其中发挥了一些组织和服务作用。很多作家后来都会把藏北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记忆和生命场域。
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机缘，我没能成为优秀的职业作家，这当然很遗憾，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原因，因为很多非文学因素占据了我的工作和生活。然而文学所给予我的，不仅仅是作品，更多的是一种对家国人生、社会、生命、自然世界等世间万事万物的认识的方法、一种思维的训练。
子嫣：从您的履历来看，文学创作于您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块，分别是1976年—1991年期间和2014至今。而于时间段上明确划分的同时，您的创作内容和风格也随之发生了鲜明变化，即由抒情味很浓的诗歌和寓意隐含的小说，变成了质朴、真切的纪实文学作品。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变化发生的？您认为一个人的写作风格与他的年龄和阅历有关吗？
吴雨初：当然有很大关系。现在看起来，我年轻时的一些虚构作品，似乎都是一种文学准备，为我后来的非虚构作品所作的准备。我六十岁以后写的三本非虚构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此前创作虚构作品时的基本功，在文字訓练、叙述方式、结构建造、意境形成，特别是思想理念方面（包括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都是如此。
子嫣：（接着上一个问题）从以上信息可知，您青年时期的大量创作，是您在西藏那曲工作生活期间完成的。间隔二十年后，您再一次启动创作，又是在您重返西藏创建牦牛博物馆时开始的，三年连续写作出版了三本书。我想这不会是巧合现象。请问，西藏和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必然联系吗？请您谈谈，作家的生活环境对他的文学创作会有怎样的影响？
吴雨初：西藏几乎是我文学创作的全部源泉，除西藏之外，我很少有其它题材的文学创作，除了一些旧体诗赋之外。我曾经把出版业分为四个层次：谋生、做事、审美、求道，于我个人而言，基本上属于审美和求道的范畴。尽管我没有写出够得上高原海拔的作品，但我人生的多数时间，却一直是在高原上，在这里审美、求道，或者，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看看高原的浮云，所以，我有一句称得上网络名言的话：“虽然知道神马都是浮云，还是钟情于高原的浮云”。
子嫣：我注意到，您新近所创作的作品中，抒写表达的人事情境大多是二三十年前所经历或看到的，比如《藏北十二年》里的一个个小故事小场景，《形色藏人》里的五十个普通的人物，您用非常朴实简洁的文字，来书写刻画平凡的人物故事和生活场景，读来却让人感觉非常接地气，内里氤氲着温暖平实的情愫与温和稳定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一种更高水准的写作方式，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文学自信上，才能完成这种淡定从容的书写。请问吴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您看来，虚构和真实是怎样的关系？
吴雨初：谢谢你的评价。2006年，我在北京出版集团工作时曾经有一次演讲，主题就是《真实与虚构》，那篇演讲很长，不在此赘述，最后是这样说的：“也许由于我本人曾经长期在西藏生活过的缘故，在谈论真实与虚构的主题时，不由得想起佛教中最常用到的两个词：慈悲和智慧。慈悲往往是对于现实的苦难的关照，智慧则帮助我们在不断超越的虚构中享受快乐，这对于我们理解真实与虚构的哲学意义，或许是有某种帮助的。”因此，无论我作为读书人，还是作为出版商，用良知诉写和探寻真实，以智慧创造和理解虚构，都是我所渴望的。 真实与虚构是文学的不同方式，它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有时候，真实比虚构更离奇。《形色藏人》的一些篇章，有的人看了说，这不是小说吗？其实完全是真人真事。我在《人生中国》丛书的策划人语里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我们崇尚真实，真实往往比虚构更离奇更有力；我们关注平民，平民往往比明星更真实更亲切。
我还要感谢你购买了我的那套纪实作品，本来是应该赠送给你的，但很多人都是对购买的书读得更认真一些，而赠送的书往往没有读或者读得不够认真。
子嫣：先生这个做法是高明的，也正合我意。我自己花钱买书看，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作者，从而负责任地完成这个访谈；同时也表示对文学和作家劳动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我对您的纪实文学作品有拜读的渴望。
我们再回到您的作品中来。文学即人学。文学承担着记录、传播和传承人类思想情感乃至世界的历史、文化等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是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在您的《形色藏人》后记中有一段话：“……在我看来，西藏的雪山草原是亿万年形成的，西藏的古建大寺是千百年形成的，要了解今天的西藏，当然要看那里今天的城市和乡村、路桥和电网，但最重要的是生活在当代西藏的人，是他们的身世和经历、故事和命运。”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您把对客观现实社会和文化的核心关注点放在普通人身上了。由此也间接反映出了您的文学观。您认为文学作品应该传承和弘扬什么？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
吴雨初：我羡慕很多作家的虚构作品，那其中展示出他们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自己则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非虚构作品上，事实上，我更愿意从我的作品中既看到文学的力量，同时也能感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魅力。也正因为每个作家的关注点和着力点不同，文学才彰显出其丰富多样性。
子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您在藏北偏僻艰苦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了十多年时间，多少有些命运的安排；接下来，您在首都作为一名行政领导、集团出版人的身份，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到了2011年，您再返回西藏筹建牦牛博物馆，大概就是自主的选择了。而之后再开始创作时，您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一名单纯的文学青年，蜕变成一位具有相当的学识修养、思想境界和胸襟气度的文化学者。此时再来回望曾经的艰辛岁月，不仅没有丝毫不堪回首的怨尤，反而更加热爱西藏的一切，您穿藏装、学藏文、说藏话、和藏人交朋友、书写藏人藏地，等等，都可以看出您对西藏文化的真挚热爱和尊重。而在我看来，不论您距离西藏远近，职务职业上有什么起伏变化，抑或有没有进行文学创作，您的内心或者说精神世界从来没有远离过文学，您始终是用文学的赤子情怀观照人生、关照生活的，用文学人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来经营文化事业，从而回报您所热爱的藏人和藏文化。不知道吴老师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您认为文学之于生活、之于生命、之于人类社会有什么价值意义？
吴雨初：完全同意。文学是我们人类认识自己的方式之一。爱因斯坦和霍金都说过类似的话——人类在宇宙间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奇迹，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人类居然能够试图理解自己！文学是证明我们存在、表达人类自我理解的一种方式，是不可替代的。
子嫣：据了解，您在北京工作的二十年间几乎没有进行文学创作，但四五年前，您应约完成的小说《拉亚·卡娃》仍然出手不凡，艺术手法相当精到，虽未常磨，然而宝刀不老，足见文学修养功夫之深。请问在您迄今为止所完成的文学作品中，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些？为什么？
吴雨初：这个没法回答，因为没有。从虚构的角度，可能《拉亚·卡娃》值得一读，从非虚构的角度，《形色藏人》或许有些价值吧。
子嫣：吴老师不仅是一位资深作家，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您还曾担任过几个月《西藏文学》的编辑；工作调至北京后，又担任多年的出版集团董事长一职。请您结合自己的经验谈一谈，文学刊物和写作者的关系，以启迪昭示后来者。您也可以说说您和《西藏文学》杂志的源缘，以及对这个刊物今后发展的建议和意见。
吴雨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藏北高原的一间土坯平房里，燃着牛粪火，就着蜡烛光，读着新一期的文学期刊，热泪涌流的情景。那些文学期刊当中，包括《西藏文学》。我在《西藏文学》工作时编辑过扎西达娃等青年作家的稿件，我为他们的才华而喜悦不已。
我觉得，一本文学期刊可以与最初的作者一起成长，但不能随着他们一起衰老，我的意思是，文学期刊应该更多地关注青年作者，从而获得永远旺盛的生命力。
子嫣：谢谢您！您的建言我们会铭记于心。《西藏文学》开设“世纪之邀”栏目，回顾展示曾经在西藏文坛有过影响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旨在承上启下，凭借前辈的风采来唤醒和感召更多年轻人走入文学世界，享受文学对生命的滋养和光照。我们都希望文学永远年轻，相信文学永远不老。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支持我们的工作！
访谈札记：对吴雨初先生的访谈进行得不太容易，因为他太忙，每一天都有充分的安排，每个时辰都要精确利用；因为他太丰富，从职务、到地域、到行业，跨度很大，千头万绪的，不知从何说起，又从哪儿开始下笔；还因为，他的一生跌宕磅礴，青年时期似乎与文学宿命深远，中途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学之于他是若即若离、若存若亡的状态，甚至缥缈似不存在。是故，采访前我不得不到处搜集了解他的相关信息，除了阅读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西藏文学》上刊发的作品，还特意购买了他近年创作出版的一套书《藏北十二年》《最牦牛》《形色藏人》共三本，回来逐次阅读；又在百度上搜索了“吴雨初”词条介绍等，做了一系列功课之后，才终于约好一个日子在牦牛博物馆见到他。最后发现，吴雨初先生和文学的确切关系是这样的——他把自己活成了一种文學体——激情、大气、豪迈的雪野诗歌。
“雪野诗”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藏文学》上兴起的一种诗歌风格，当时很快在西藏文坛乃至全国都造成了一定影响。其特点是富有激情，由取材立意到内在气韵节奏，整个显得大气磅礴、气壮山河，读来给人一种昂扬向上、蓬勃旺盛的生命奔腾之力量感。而吴雨初当时就是这批雪野诗歌创作者的中坚力量之一。同一时期，除了诗歌，他还创作了一些小说，反响也相当不错。后来因为工作调动等种种原因，大概有二十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再创作。直到近几年重返拉萨，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牦牛博物馆”之后，又连续写作并出版了上面所说的三本文集。
当我如约来到先生在牦牛博物馆的办公室里时，他正在伏案写字——为他最新出版的《形色藏人》签名。我坐在旁边静静地观察。他穿着氆氇呢藏装——藏族人也只在逢年过节时才穿着的民族服装。观其神态相貌，无论如何也无法界定他的民族身份。他给自己取名“亚格博”，意为“牦牛老头”，大概真是心之所向，以至于日久其相貌也跟着心意转变了。左手边放着一摞已经签好的，右手边是几本待签的，背后书架上有更高的一摞，桌旁地上放着两箱也是签过名的，隔一会儿还有人拿了书进来请他签名。这时我发现，吴老师给藏族朋友签名居然都用的是藏文！一边写字一边还谦逊地说：“我的藏文字体很丑，请多包涵，我写藏文只是为了表示对藏文化的尊重。”不禁好奇，征得同意，便随手翻看他身后签过名的那些书，许多里面夹有纸条，上面写着藏文名字，他便认真工整地用藏文题名落款，有的书上还签着藏汉两种文字。问及，答复是从六十岁才开始学习藏文的。说到学习藏文，便自然引出了他的《藏北十二年》一书。原来这本书最初竟是他给自己编写的“教材”。当年他萌生了对藏文这种拼音文字的强烈好奇心，想要正式学习以了解其内蕴，看了一遍当时市场上的所有教材，感觉不是太深就是太浅，总之都不合自己用，有一天突发奇想，决定自己给自己编教材。说干就干，他把曾经在藏北地区经历的日常人事情境等，用简短明了的文字写出来，一个故事就一百来个字，请他的养女为他翻译成藏语，每天早晨他拿着翻译好的藏文作为读本，去拉萨河边照着读诵，字母、词语、语法都蕴含其中，很快就学会藏语了，不仅可以进行口语交流，还能书写藏文。我心下暗自赞叹着先生独创的高效学习方法，回头却见他从书柜里拿出一个棕色封面的大16开本子打开写着东西。探身去看，是先生特制的笔记本，回头再看，他的书柜里整齐地码放着两摞同样的本子，足有三四十本吧，上面都密密麻麻地记着文字，我惊呼，先生却淡淡地说，这只是日记本之一小部分。原来他每日必记日记，几十年来从无间断！“君子贵恒。”难怪先生做什么都会成功。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想，正是最初的文学心，和始终火一般熊熊燃烧的生命激情，护佑忠诚的文学人创造了一派斑斓壮美的诗意人生。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