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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9日，在日本全国工会总联合会（“全劳联”）、“国民春斗共斗委员会”的领导下，约1300人包围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会馆，要求大幅提高职工工资、扩大雇佣规模，由此拉开了2017年“春斗”的大幕。
何谓“春斗”
在日本，对“春斗”并没有完全统一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春斗”是每年春季劳资双方就新年度的工资增长水平进行谈判的制度。有些学者则认为“春斗”是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深入而充分的劳资协商与交流的平台。全劳联则认为“春斗”是在年度更替之时劳资双方商讨确认企业的经营状态、今后发展前景和劳动条件之基本方针的斗争运动。总之，“春斗”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周期性。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春季（2、3月份），即企业年度（每年4月至次年3月为企业年度）更替之时，日本工会组织都会进行全国性的“春斗”。而“春斗”又是每年工人运动的开端，为夏季冬季举行的“年终奖金斗争”奠定了基础。第二，全国性。“春斗”是涉及日本各地区、各行业的全国性斗争运动。第三，斗争手段多样，既曾出现过激进的“罢工”“游行”等对抗行为，也越来越多地以和平谈判的形式出现。
“春斗”的主体是工会。在日本，工会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单独型工会，主要有两种形态，即由被同一企业雇用的劳动者组成的企业工会与不限职业和产业、由普通劳动者组成的地域性工会组织，也称一般工会。无论是失业人员，还是无工会组织的小企业的员工或非正规雇佣工人都可加入一般工会。二是部分同盟型工会，产业工会和职业工会都属此类。三是由数个工会结合起来的全国性工会，如全劳联。日本的工会绝大多数为企业工会。
“春斗”通常是有序进行的。每年年初先由全劳联和经团联围绕工资增长水平、劳动条件等问题进行谈判，此轮谈判并非着眼于某一行业或某一工种，而是围绕该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进行谈判。在此基础上，3月中旬～3月底，有国际竞争力的、支撑日本经济的骨干产业和大企业的劳资双方开始进行直接谈判，确定工资增长幅度。6～7月，根据大企业“春斗”确定下来的工资增长幅度，中小企业劳资双方展开谈判或由资方自主确定工资增长水平。其后，国有企业和公务员以民营企业的工资增长幅度为参考，确定自身的工资增长水平。
充满波折的“春斗”发展历程
3月15日是日本2017年“春斗”中所涉主要企业的集中答复日。图为当天中午，工作人员将各公司回应的相关数字抄录在白板上。
二战结束后，在社会主义思想、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广泛传播以及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支持和《日本国宪法》颁布的背景下，日本工会的历史掀开了新篇章。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相继颁布了《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劳动基准法》，为工人维护自身权益奠定了法律基础。而长期饱受战争伤害、生活于困苦之中的劳工阶级为了争取自身更多的权益，纷纷加入各种工会组织。这一时期的工会运动常常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
然而，随着冷战结构的形成，GHQ改变对日政策，对工会的态度也由支持转为打压，使工会组织内部发生分裂，诉诸政治斗争的工会运动陷入低潮。而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由盟军占领状态恢复独立后，左派工会运动再度兴起，大规模罢工运动频发。与之相对，中立派和右派工会组织则更加重视劳资双方的协调。1954年经团联面对来自工会的增薪压力，提出了限制工资增长的“工资三原则”，即工资不应反映物价的上涨，要根据企业经营状况提高工资，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提高工资。经团联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以右派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和中立派工会组织为中心，1955年首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斗”运动，旨在打破低工资状态、维护工人经济权益。此次“春斗”的加薪政策采取的形式被称为“基本加薪”，即以增加基本工资的形式来提高平均工资水平。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伴随“安保斗争”的失败，以激进斗争的形式追求政治利益的工会运动陷入低潮。在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时代后，人们的目光逐渐转向现实生活。在这一背景下，旨在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劳动生活条件等的“春斗”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常态化。1963年“春斗”提出了“与欧洲工资相同”的目标，并确立了以前一年“春斗”加薪实绩为基础来提高工资的斗争方式。
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重创了日本经济，使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时代进入稳定增长时代。这一时期，企业雇佣情况急剧恶化，工资增长率持续下滑。面对这一局面，工会内部围绕斗争策略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采用强硬的斗争方式，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资福利。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工资自律论”，强调要对资方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伴随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春斗”的重点逐渐向劳资协调路线倾斜。以1975年为分界点，两位数增长率的工资增长时代宣告结束。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工会运动不再关心，出现了工人脱离工会的现象;加之工会内部左右派斗争的影响，工会的组织率逐年降低，一度跌至20%，有些人甚至发出了“工会功能终结了”的感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此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企业破产增多，失业率不断攀升。为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引入的竞争机制，使传统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等制度逐渐瓦解，非正规雇佣工人大量增加。这些新情况使工会面临严峻考验，因为在经济低迷背景下“提高工资”似乎成了不切实际的议题。日本工会组织开始做出了一系列“春斗”策略调整，主要表现为：“春斗”的中心由工资福利交涉转变为劳动条件改善谈判，开始重视“反对解雇”、缩短劳动时间、缩小工资差距、保障非正规劳动者的最低生活、增加年终奖数额等问题;计划以“春斗”的形式使劳资双方围绕经济形势、企业经营、生产计划、促进就业等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加深理解，谋求共识;加强工会自身建设，重视吸收新会员。2017年日本全劳联发表的“春斗”方针中，就将今年的“春斗”定位为“综合生活改善斗争”，以图通过“春斗”对解决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起到牵引作用，其斗争重点是“保障、提高最低生活水平”“缩小工资差距”“纠正过长劳动时间”。
值得关注的是，一直以来政府对劳资双方的“春斗”持中立态度的“政·劳·资”三者关系，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不久发生了改变。政府直接干预“春斗”进程，使“春斗”进入到了所谓“官制春斗”时期。2013年9月，为了配合“安倍经济学”，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首相官邸组织召开由政府代表、经济界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的第一届“政劳使会议”，要求企业界提高工人工资。安倍本人也在多种场合数次要求国内企业提高工人工资。正是在政府压力下，2014年“春斗”确定的工资增长率为2.07%，十五年来首次超过2%。2017年是“官制春斗”第四年，其结果值得关注。
作用重大，挑战颇多
纵观日本“春斗”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即组织机构的政治倾向性由激进逐渐转为保守，斗争的方式由激烈逐漸转为和平，斗争内容由单一逐渐变为多元。
毋庸置疑，作为社会运动的“春斗”对日本经济、社会和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方面，“春斗”对于提高工人工资待遇、改善工人劳动条件、促进日本经济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社会方面，“春斗”在缩小工资差距进而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治方面，“春斗”从诞生伊始即是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社会主义运动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春斗”又被巧妙地作为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棋子”发挥着重要作用。
未来一段时间里，日本的“春斗”大概会沿着“综合生活改善斗争”的方向发展下去。而据笔者看来，其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课题，如在脱工会者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增加工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如何进一步将“春斗”与工人运动、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如何进一步革新“春斗”手段、扩充“春斗”内容，以有效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发展等。这些都是未来有效推进“春斗”运动不能忽视的重要课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何谓“春斗”
在日本，对“春斗”并没有完全统一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春斗”是每年春季劳资双方就新年度的工资增长水平进行谈判的制度。有些学者则认为“春斗”是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深入而充分的劳资协商与交流的平台。全劳联则认为“春斗”是在年度更替之时劳资双方商讨确认企业的经营状态、今后发展前景和劳动条件之基本方针的斗争运动。总之，“春斗”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周期性。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春季（2、3月份），即企业年度（每年4月至次年3月为企业年度）更替之时，日本工会组织都会进行全国性的“春斗”。而“春斗”又是每年工人运动的开端，为夏季冬季举行的“年终奖金斗争”奠定了基础。第二，全国性。“春斗”是涉及日本各地区、各行业的全国性斗争运动。第三，斗争手段多样，既曾出现过激进的“罢工”“游行”等对抗行为，也越来越多地以和平谈判的形式出现。
“春斗”的主体是工会。在日本，工会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单独型工会，主要有两种形态，即由被同一企业雇用的劳动者组成的企业工会与不限职业和产业、由普通劳动者组成的地域性工会组织，也称一般工会。无论是失业人员，还是无工会组织的小企业的员工或非正规雇佣工人都可加入一般工会。二是部分同盟型工会，产业工会和职业工会都属此类。三是由数个工会结合起来的全国性工会，如全劳联。日本的工会绝大多数为企业工会。
“春斗”通常是有序进行的。每年年初先由全劳联和经团联围绕工资增长水平、劳动条件等问题进行谈判，此轮谈判并非着眼于某一行业或某一工种，而是围绕该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进行谈判。在此基础上，3月中旬～3月底，有国际竞争力的、支撑日本经济的骨干产业和大企业的劳资双方开始进行直接谈判，确定工资增长幅度。6～7月，根据大企业“春斗”确定下来的工资增长幅度，中小企业劳资双方展开谈判或由资方自主确定工资增长水平。其后，国有企业和公务员以民营企业的工资增长幅度为参考，确定自身的工资增长水平。
充满波折的“春斗”发展历程
二战结束后，在社会主义思想、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广泛传播以及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支持和《日本国宪法》颁布的背景下，日本工会的历史掀开了新篇章。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相继颁布了《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劳动基准法》，为工人维护自身权益奠定了法律基础。而长期饱受战争伤害、生活于困苦之中的劳工阶级为了争取自身更多的权益，纷纷加入各种工会组织。这一时期的工会运动常常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
然而，随着冷战结构的形成，GHQ改变对日政策，对工会的态度也由支持转为打压，使工会组织内部发生分裂，诉诸政治斗争的工会运动陷入低潮。而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由盟军占领状态恢复独立后，左派工会运动再度兴起，大规模罢工运动频发。与之相对，中立派和右派工会组织则更加重视劳资双方的协调。1954年经团联面对来自工会的增薪压力，提出了限制工资增长的“工资三原则”，即工资不应反映物价的上涨，要根据企业经营状况提高工资，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提高工资。经团联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以右派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和中立派工会组织为中心，1955年首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斗”运动，旨在打破低工资状态、维护工人经济权益。此次“春斗”的加薪政策采取的形式被称为“基本加薪”，即以增加基本工资的形式来提高平均工资水平。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伴随“安保斗争”的失败，以激进斗争的形式追求政治利益的工会运动陷入低潮。在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时代后，人们的目光逐渐转向现实生活。在这一背景下，旨在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劳动生活条件等的“春斗”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常态化。1963年“春斗”提出了“与欧洲工资相同”的目标，并确立了以前一年“春斗”加薪实绩为基础来提高工资的斗争方式。
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重创了日本经济，使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时代进入稳定增长时代。这一时期，企业雇佣情况急剧恶化，工资增长率持续下滑。面对这一局面，工会内部围绕斗争策略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采用强硬的斗争方式，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资福利。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工资自律论”，强调要对资方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伴随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春斗”的重点逐渐向劳资协调路线倾斜。以1975年为分界点，两位数增长率的工资增长时代宣告结束。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工会运动不再关心，出现了工人脱离工会的现象;加之工会内部左右派斗争的影响，工会的组织率逐年降低，一度跌至20%，有些人甚至发出了“工会功能终结了”的感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此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企业破产增多，失业率不断攀升。为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引入的竞争机制，使传统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等制度逐渐瓦解，非正规雇佣工人大量增加。这些新情况使工会面临严峻考验，因为在经济低迷背景下“提高工资”似乎成了不切实际的议题。日本工会组织开始做出了一系列“春斗”策略调整，主要表现为：“春斗”的中心由工资福利交涉转变为劳动条件改善谈判，开始重视“反对解雇”、缩短劳动时间、缩小工资差距、保障非正规劳动者的最低生活、增加年终奖数额等问题;计划以“春斗”的形式使劳资双方围绕经济形势、企业经营、生产计划、促进就业等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加深理解，谋求共识;加强工会自身建设，重视吸收新会员。2017年日本全劳联发表的“春斗”方针中，就将今年的“春斗”定位为“综合生活改善斗争”，以图通过“春斗”对解决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起到牵引作用，其斗争重点是“保障、提高最低生活水平”“缩小工资差距”“纠正过长劳动时间”。
值得关注的是，一直以来政府对劳资双方的“春斗”持中立态度的“政·劳·资”三者关系，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不久发生了改变。政府直接干预“春斗”进程，使“春斗”进入到了所谓“官制春斗”时期。2013年9月，为了配合“安倍经济学”，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首相官邸组织召开由政府代表、经济界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的第一届“政劳使会议”，要求企业界提高工人工资。安倍本人也在多种场合数次要求国内企业提高工人工资。正是在政府压力下，2014年“春斗”确定的工资增长率为2.07%，十五年来首次超过2%。2017年是“官制春斗”第四年，其结果值得关注。
作用重大，挑战颇多
纵观日本“春斗”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即组织机构的政治倾向性由激进逐渐转为保守，斗争的方式由激烈逐漸转为和平，斗争内容由单一逐渐变为多元。
毋庸置疑，作为社会运动的“春斗”对日本经济、社会和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方面，“春斗”对于提高工人工资待遇、改善工人劳动条件、促进日本经济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社会方面，“春斗”在缩小工资差距进而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治方面，“春斗”从诞生伊始即是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社会主义运动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春斗”又被巧妙地作为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棋子”发挥着重要作用。
未来一段时间里，日本的“春斗”大概会沿着“综合生活改善斗争”的方向发展下去。而据笔者看来，其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课题，如在脱工会者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增加工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如何进一步将“春斗”与工人运动、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如何进一步革新“春斗”手段、扩充“春斗”内容，以有效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发展等。这些都是未来有效推进“春斗”运动不能忽视的重要课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