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晏子治东阿》一文的高妙之处体现在“婉谏”上，这种“婉谏”设置了让人一望而知矛盾所在，在这种矛盾中让被劝说的对象反思并挖掘矛盾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实现进谏的目的。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拟采用矛盾分析法，深挖缘由，体悟晏子劝说方式的艺术性。
　　关键词：矛盾;婉谏;礼貌原则
　　《晏子治东阿》一文是粤教版高中语文必修4中的一篇文章，讲的是晏子通过两次治理东阿的策略对比，以“婉谏”的方式在三种矛盾的设置中巧妙说服齐景公的故事。关于这篇文章的相关解读和研究比较少。部分教师在讲授这篇文章时要么简单地落实一下字词句的翻译，要么只是将晏子治理东阿的策略进行简单地前后对比。虽然也有少数教师理出了当中的矛盾，但并没有对文中的矛盾进行深入挖掘，探究矛盾背后的内涵，也没有通过对诸多矛盾的层层分析，体悟晏子“婉谏”策略的高妙之处。拟结合具体的教学实际，采用孙绍振先生提出的矛盾分析法，从文本中的三对矛盾入手，挖掘文本内涵。
　　一、“民无饥”与“君反以罪臣”的矛盾
　　“民无饥”的意思是老百姓没有挨饿的，这是晏子第一次治理东阿时的成效，从常理来看，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战国时期，在所辖之地能够取得“民无饥”的治理成效已是极大的功劳。但齐景公对晏子第一次治理东阿的业绩却表现出了异于常理的判断，不但不表扬晏子，反而怪罪他，说出“今子治而乱”的话，让晏子“退而自查”，并有意“加大诛于”晏子。齐景公“反以罪臣”的做法与晏子“民无饥”的治理成效显然是一对违反常理的矛盾。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对矛盾呢？这是由于看问题的立场不同导致的。晏子从普通百姓的利益着眼，站在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看问题，而齐景公因为听信权贵对晏子的诽谤，加之拘泥于眼前利益，其在对待晏子第一次治理东阿这件事上产生了情感错位。晏子从长远利益出发，认为一系列利民惠民的策略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晏子以“民无饥”的结果作为评判治理好坏的标准。齐景公看到的更多的是眼前的利益。晏子第一次治理东阿时所采取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损害了齐景公的眼前的利益。诸如“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在农林牧渔等产业总产量固定的前提下，贫民所得越多，国库所得就越少，这无疑直接影响了齐景公，齐景公成了利益受损者。“属托不行，货赂不至”说的是权贵间的拉关系，受贿行贿等暗箱操作已经行不通了，这一策略的实施损害了权贵阶层的利益，而这势必招致权贵阶层的不满，招致权贵的诽谤。纵观晏子第一次治理东阿时的策略，无一不聚焦于“利贫民”这一根本目的，有的甚至还在无形中损害了齐景公的眼前利益，但倘若齐景公身边多一些像晏子一样的谏臣，即使齐景公一时拘泥于眼前利益，在谏臣引导下也会让齐景公的目光从眼前利益转移到国家长远利益上来。但是，因为晏子的治理策略损害了权贵们的利益，这些权贵又不乏齐景公的近臣，在近臣的诽谤与怂恿下，齐景公更加聚焦于眼前利益，对长远利益视而不见。在这样的情况下，齐景公不但不表扬晏子“民无饥”的治理成效，“反以罪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可见，“寡人将加大诛于子”，不仅是齐景公维护自身利益的本性使然，恐怕更是因为听信权贵的诋毁中伤之词所致。
　　二、“饥者过半”与“君反迎而贺”的矛盾
　　“饥者过半矣”，这是晏子汲取第一次“乱治”的教训，有意而为之的治理所取得的“成效”，说的是饥饿的百姓超过半数。从百姓的立场和长远的利益来看，这是晏子有意为之的不好的事情，针对这一不好的现象，齐景公不但不反省，“反迎而贺”，一个“反”字将齐景公“迎而贺”的态度揭露了出来。同样是晏子，同样是治理东阿，晏子第二次治理却赢得了齐景公的首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源于晏子汲取了第一次治理东阿的经验和教训：第一次治理东阿时，一系列的策略一方面损害了权贵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间接损害了齐景公的眼前利益。晏子在明白了自己第一次治理东阿失利的原因后，抓住了问题的根本，重振旗鼓，并立下“三年不治，臣请死之”的生死状。第二次治理东阿时，在策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晏子有意做了相应的调整。那么晏子第二次治理东阿时，在治理策略上较之于第一次做了怎样的调整呢？首先，在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这个问题上，第一次治理东阿时，晏子采取的是“属托不行，货赂不至”，第二次采取的却是“属托行，货赂至”，通过对比晏子前后的治理策略可以发现，权钱交易这个问题，经历了从打压到允许其存在的变化。其次，在物资分配这个问题上，晏子由原来的“陂池之鱼利于贫民”到第二次治理时的“陂池之鱼入于权家”，把原本给贫民的鱼儿给了权贵之家。最后，第二次治理东阿时，晏子新加了关于赋税这方面的策略。在第一次治理东阿时，并未涉及到赋税策略，但在第二次治理东阿时，却明明白白地提到了“并曾赋纳，仓库少内，便事左右”的策略，加重了对百姓钱财的搜刮，但这些钱财，并未充盈国库，而是用在了讨好齐景公身边的近臣身上。为了满足讨好权贵的所需花费，晏子甚至采用减少国库纳税所得的方式。诸如此类的赋税策略既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又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国家即齐景公的利益。但因为其深得权贵的欢心，齐景公身边的权贵近臣蛊惑使齐景公忽略了自己被损的利益，于是才做出了“迎而贺”的举动。晏子并未直接向齐景公说明被权贵近臣蒙蔽的危害性，而是立下生死状，顺着景公，用完全异于第一次的治理策略，通过前后两次策略及齐景公态度的对比，委婉含蓄地指出齐景公被权贵蒙蔽的危害性，这种进谏方式是为以退为进的“婉谏”。
　　三、两难抉择中的情理矛盾
　　晏子第二次治理东阿时因为采取了一系列维护权贵利益的策略，直接导致了“饥者过半”的局面，饥饿的百姓超过了半数。从数量上看，晏子第二次治理东阿所采取的措施对百姓利益的损害可以说是空前的。从情感的角度来说，作为爱民的晏子，是绝对不忍心看到百姓忍饥挨饿的，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晏子深知，百姓两年或三年的挨饿生活只是暂时的，只有齐景公赞同了晏子第一次治理东阿时所采取的策略后，“民无饥”的局面才会成为一种常态。虽然能否說服齐景公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照当时形势，不努力争取说服齐景公，“民无饥”的概率几乎为零，牺牲百姓一时的利益婉谏，虽然也存在着风险，但至少还有一线希望。晏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说服齐景公同意第一次治理东阿时的相关策略，那么他为什么不在齐景公第一次问责时就向齐景公直谏，却采用自己在情感上最不愿意采用的方式——维护权贵、损害百姓利益的方式，让自己陷入如此这般的情理矛盾之中呢？从交际原则的角度来看，直谏在此时存在着诸多不妥之处。首先，以说服为目的的交际活动，交际双方的一致性是达成目的的前提条件。晏子第一次治理东阿后不具备这种前提条件。在晏子第一次治理东阿结束后，齐景公由于深受近臣蒙蔽，其与晏子已经产生了矛盾分歧，并且言谈中的责难语句已经将这种矛盾分歧表露了出来，诸如“子治而乱，退而自查，将加大诛于子”等。其次，采用直谏的方式必然会涉及到对齐景公听信谗言的指责，这显然也是与礼貌原则中的赞誉准则相悖的。“纵观《晏子春秋》，除了‘晏子治东阿’采用这种极端方式之外，其余劝谏多为直言之劝，有些劝谏甚至还冒着杀头的风险。如《景公爱嬖妾随其所欲晏谏第九》‘今君免成城之求。而惟倾城之务，国之亡至矣’”。惯于直谏，甚至为了国家和百姓利益甘愿冒杀头风险的晏子在《晏子治东阿》中却采用婉谏的方式是经过综合考量的：既考虑了进谏的目的——让齐景公接受自己第一次治理东阿时的策略，又考虑了礼貌原则中的一致准则与赞誉准则。晏子之所以采用“婉谏”，源于对“婉谏”说服力的信心。“婉谏”除了要面临直谏的风险，诸如没有说服齐景公，更要冒着百姓挨饿的风险，作为一心为民的晏子，如果完全没有把握将齐景公说服也不会采用这种“婉谏”的方式。那么晏子的这种自信从何而来呢？首先，源于对“齐景公是一个有治国情怀之君”的正确判断。晏子通过齐景公的言语——“吾以子为可使子治东阿”，体悟出齐景公确实有想让晏子治理好东阿的意向。其次，深谙于齐景公的性格弱点。通过文中齐景公对晏子两次治理东阿表现的态度可知齐景公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容易被近臣的谗言左右。晏子明白自己第一次治理东阿被指责的深层原因在此，又不能违背礼貌原则中的赞誉原则，故不能直谏，只能通过前后治理政策的对比，委婉地将齐景公的这个性格弱点指出来，在不戳伤齐景公面子的前提下，让齐景公意识到错误，从而达到自己进谏的目的。
　　在文本的矛盾处，即“反常”处发现“合道”是文本细读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在“反常”处质疑，在质疑中归纳总结“反常”背后的深层原因，找出其中的“合道”之处，其实质就是孙绍振先生所提出的矛盾分析法。这种方法不仅能使看似一望而知的课文在解读的过程中不断深刻和饱满，而且能让文本解读更加多元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中山市教育科研2018年度青年项目“高中材料作文标题抽取与生成的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C2018130】
　　作者简介：刘云英（1991— ），女， 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一级教师，主研方向为中学语文的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