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诈用，纵横家应运而生。
　　纵横家的产生有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最初“行人”只是主管礼仪的官员。如《周礼·秋官》有“大行人”，其职责是“掌大宾之礼，及大仪，以亲诸侯”。又有“小行人”，其职责是“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设置的“行人”的职责已经与《周礼》中所记的行人有很大不同，他们以出使各个诸侯国、执行外交使命为主要职责。
　　《左传》中就记载了许多“行人”优秀的外交辞令，“动以利害、巧辞服人”。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或是各诸侯国分别同秦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求自保。为了适应合纵和连横的两种策略，同时一些士人“仰禄而失道”，奔走于各国之间。于是，“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
　　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对于纵横家积极的历史作用，《战国策》曾经这样评价苏秦发起的合纵运动：“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
　　与其他学派相比，纵横家现实实践中有三个特征：无从一而终的固定的君主；没有固定的政治主张；没有一定的价值标准。
　　苏秦和张仪无疑是当时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纵横家。
　　先是苏秦的“合纵”，后是张仪的“连横”，这两个人把战国七雄当作一盘任由他们拨弄的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纵横家智谋除了《韩非子》中的几篇论文以外，总结性的著作是《鬼谷子》。这部书从各个方面论述了游说的技巧，是一部杰出的智谋方面的著作。
　　纵横家智谋是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国际形势的产物，其兴也快，其衰也速。在汉代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以后，纵横家智谋就很难再有多少用武之地了。
　　纵横家智谋的文化特点对我们的民族根性也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有奶便是娘”的无原则的功利意识的倡导上。另外，纵横家论辩滔滔的语言特色对中国的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