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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厢记》全名《崔鶯莺待月西厢记》，共5本21折5楔子，由元代著名杂剧家王实甫所著，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他一经上演便惊倒四座，博得大众喜爱，荣获众多好评。历来学者较多关注剧中主要人物而对一些配角，但却同样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僧人探讨较少，这些僧人有强烈的典型性与时代性，本文将对《西厢记》中法本等僧人形象作以剖析病寻其塑造的原因。
【关键词】：众僧人；形象；塑造原因；文人地位及心态
故事发生在相国名寺普救寺中，因而僧侣变成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王实甫虽未着较多笔墨于僧人寺庙，但戏剧却非常生动的塑造了一批僧侣形象，成为《西厢记》的一大亮点。
一、众僧形象分析
1.法本：世故贪婪、胆小而心存杂念
一说法本之世故贪财。普救寺是蒲州第一寺观，为则天皇后的香火院，地位显而易见，相应的其主持也有其不凡的身份，乃是崔老相国剃度之人，倘若综上便可让人有一种合理的推断：法本应是一个六根清净、心境澄明，牢记寺规、受人崇敬、堪当楷模的得道高僧。但深入文本，这种猜想便会立刻被推翻。在《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中，法本与张生初次相识，在知道张生为已故尚书之子后，他便单刀直入问了一个有违常理的问题：“老相国弃世，必有所遗？”佛教认为时间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合成得，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而起的家乡，幻影，都是空的，一切事物都不可刻意追求，苦苦执着，倘若痴迷于钱财酒肉，就会产生烦恼，就会不明，所以作为德高望重的主持，听人弃世不应该满怀悲悯之心吗？为何一听便问所留遗产。再到后来，张生掏一两白银作为见面礼，在佯装生气后，法本还是收下了银两，而且深知张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送他钱财，便立即问道：“先生必有所命”。这里法本的饱经世故可见一斑。又于第一本第四折中，张生为在斋坛上亲近莹莹而用钱财诱惑法本，法本也不打含糊的便收下了银两，并为之撒谎道：“先生先拈香，恐老夫人问呵，则说是老僧的亲。”所谓“出家无家”，出家之人连父母子女都不相认何来的蔽亲？这里为了钱财而撒谎就将其贪财形象暴露的一览无余了。
二说法本之好色胆小，无视佛家的清规戒律。上面提到张生租借西厢，法本明知男女大防，授受不亲，况老夫人看管较严，素有“持家甚严”的口碑，所以就算没有住处，也不应该让张生随便挑选有损清誉的接近西厢之地，但他偏偏大意，违命而行之，他到底是贪恋钱财还是压根心中就无佛家的清规戒律？再说第二本第一折中孙飞虎欲抢莺莺做压寨夫人这段，法本作为主持，却与众僧一样慌作一团，毫无主意，胆小似鼠，毫无慈悲为怀的佛教徒的善良心肠，只是一味的推脱，当老夫人让其传达“不拣何人能退敌兵者即倒赔妆奁嫁与他为妻”的命令时，他却在本意上将不拣何人的范围扩大为“两廊僧俗”，此处则从侧面透露出法本内心的真实想法。再回到张生莺莺初次相识时，张生就法本开了一个完全没有分寸的玩笑：崔家女艳妆莫不是演撒你个老洁郎？又说道“我与你看门，你进去。”法本第二次的回答竟是“老僧偌大年纪，焉能做此妄想”，这个回答丝毫没有出家之人应有的决绝与冷静，从侧面来说，张生作为一介书生，为何会在佛门重地开如此违背常规的玩笑，我想多是他找到了可以逾越常理的契机：法本平日里神情举止就不够端正。由此将其胆小且六根不净的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
2.惠明：无视清规而莽撞正义，最为真实
惠明在戏曲中可以说是较其他僧人着墨较多的。他是《西厢记》能否向设想情节推进的一个中坚人物。他不同与其他僧人，平日里不拘佛门信条，喝酒吃肉，俨然一个世俗之人。在寺警中，他面对贼兵口出夸张之语“我将这五千人做一顿馒头”用最通俗的市井语言，自夸自耀，全然无佛家弟子之像而充满大义。其次，他还大胆的唱出：“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并且承认自己在僧房里与众僧一起胡渰，大胆说出僧人们普遍的状态“僧不僧，俗不俗，男不男，女不女”尖锐而又真实的将僧人的虚伪，世俗，六根不净的作风深刻的揭露了出来。虽然惠明和尚不尊清规，有出家之名而无出家之实，但其“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慈悲，豪爽，而真实正义的僧人形象与普救寺中表面平和而本质虚伪的糊涂作风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对比，于是《西厢记》中浓厚的戏剧色彩便由此慢慢体现出来了。
3.以法聪为代表的众僧：天真直率而佛心不诚
佛门弟子六根清净是不能有邪淫之心的，只有断了情欲才能自在安乐，修得正果。而在《西厢记》中法聪竟然异常自然的同张生讨论莺莺的天姿国色，按理说，触及这种问题，佛门弟子本应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而法聪却向张生问道：“偌远地，他在那璧，系着长裙，你便怎知他脚儿小？”还有在张生给法本见面礼（银两）想借宿西厢时，站在一旁的法聪紧插一句“莫为厚礼”，这句话及其巧妙地点出法本收见面礼已不止这一次。如此，一个呆头呆脑，佛心不诚的小和尚形象跃然纸上。普救寺的众僧也将这一特点展现的一览无余。在追荐老相国亡灵的法事上，在则天皇后的香火院里，在由老相国剃度的主持的带领下，一处闹剧正在上演。按理说这场法事本应是严谨肃穆的，而真实情况却是丑态百出。王实甫写到：“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僗，觑著法聪头作金磐敲”。全寺和尚无不被莺莺的美貌所牵引，虽然是在为莺莺的美貌作衬托，实则写出了众僧六根不净，佛心不诚，虚伪而呆傻可笑的本质。体现出当时僧人强烈的世俗性和典型性。
二、如此塑造的原因
1.为主题服务，推动情节发展
虽然王实甫笔下的僧人贪财世故，与佛家弟子身份及其不符，但其在表现主题，推动情节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若无法本等僧人，张生如何能入住西厢，若无众僧人，张生与莺莺又如何上演之后的浪漫爱情，之后戏剧化的情节又如何在读者的期待中完成推进。同时，也正是僧人强烈的世俗性，反衬出老夫人浓厚的封建大家长制度下的顽固保守的思想，从而深化主题，强烈抨击当时封建思想对青年男女爱情思想的束缚。
2.增加喜剧效果，迎合下层平民审美
文学作品四要素中，读者为重要一环。加之《西厢记》为舞台艺术，为更得观众喜爱，就得写入大众更加喜闻乐见的东西。在元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而大多市民多以娱乐为目的，喜欢浅显易懂，风趣幽默，贴近社会现实的作品，故广大知识分子便以此为契机进行文学创作。正因为《西厢记》中的僧人无超凡神圣的光环，与凡夫俗子又相似的欲望追求，所以才更合当时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
3.当时的文化背景及文人地位心理使然
早在《会真记》，唐代贞元年间，佛教实力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朝野，引起广大文人强烈的不满。到了元代，统治者更加崇信佛教，僧侣享有相当大的特权，例如：“寺庙的金、银、帛、矿产……奴仆、牧畜、耕牛，莫不用为赏赐之具”，此外元代统治者还给广大僧侣大片免税的土地，于是僧侣们便“视外物重于身，愈有而愈为，所以僧侣不免有了强烈的世俗性，从而为广大文人写作提供了真实的素材。同时，社会流行“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的德威及“臭老九”的说法，使得像王实甫这样的文人豪情抱负的不到施展，不免心生消极，在作品中大量冷嘲热讽，暴露讽刺当时社会风气，故而使《西厢记》中的僧人各个倾向于“非理性化”，极具时代性。
就《西厢记》中的僧人便已有如此成就，何况剧中的主要人物及情节，故而，元末明初贾仲明曾这样评价：“作词章，风韵羡……新杂剧，旧杂剧，西厢记，天下夺魁”。可见，将其称为中国杂剧之冠，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1]王季思校注.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刘晓芳；论《西厢记》中僧侶形象的世俗性[D].长春工业大学，2010.
[3]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关键词】：众僧人；形象；塑造原因；文人地位及心态
故事发生在相国名寺普救寺中，因而僧侣变成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王实甫虽未着较多笔墨于僧人寺庙，但戏剧却非常生动的塑造了一批僧侣形象，成为《西厢记》的一大亮点。
一、众僧形象分析
1.法本：世故贪婪、胆小而心存杂念
一说法本之世故贪财。普救寺是蒲州第一寺观，为则天皇后的香火院，地位显而易见，相应的其主持也有其不凡的身份，乃是崔老相国剃度之人，倘若综上便可让人有一种合理的推断：法本应是一个六根清净、心境澄明，牢记寺规、受人崇敬、堪当楷模的得道高僧。但深入文本，这种猜想便会立刻被推翻。在《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中，法本与张生初次相识，在知道张生为已故尚书之子后，他便单刀直入问了一个有违常理的问题：“老相国弃世，必有所遗？”佛教认为时间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合成得，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而起的家乡，幻影，都是空的，一切事物都不可刻意追求，苦苦执着，倘若痴迷于钱财酒肉，就会产生烦恼，就会不明，所以作为德高望重的主持，听人弃世不应该满怀悲悯之心吗？为何一听便问所留遗产。再到后来，张生掏一两白银作为见面礼，在佯装生气后，法本还是收下了银两，而且深知张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送他钱财，便立即问道：“先生必有所命”。这里法本的饱经世故可见一斑。又于第一本第四折中，张生为在斋坛上亲近莹莹而用钱财诱惑法本，法本也不打含糊的便收下了银两，并为之撒谎道：“先生先拈香，恐老夫人问呵，则说是老僧的亲。”所谓“出家无家”，出家之人连父母子女都不相认何来的蔽亲？这里为了钱财而撒谎就将其贪财形象暴露的一览无余了。
二说法本之好色胆小，无视佛家的清规戒律。上面提到张生租借西厢，法本明知男女大防，授受不亲，况老夫人看管较严，素有“持家甚严”的口碑，所以就算没有住处，也不应该让张生随便挑选有损清誉的接近西厢之地，但他偏偏大意，违命而行之，他到底是贪恋钱财还是压根心中就无佛家的清规戒律？再说第二本第一折中孙飞虎欲抢莺莺做压寨夫人这段，法本作为主持，却与众僧一样慌作一团，毫无主意，胆小似鼠，毫无慈悲为怀的佛教徒的善良心肠，只是一味的推脱，当老夫人让其传达“不拣何人能退敌兵者即倒赔妆奁嫁与他为妻”的命令时，他却在本意上将不拣何人的范围扩大为“两廊僧俗”，此处则从侧面透露出法本内心的真实想法。再回到张生莺莺初次相识时，张生就法本开了一个完全没有分寸的玩笑：崔家女艳妆莫不是演撒你个老洁郎？又说道“我与你看门，你进去。”法本第二次的回答竟是“老僧偌大年纪，焉能做此妄想”，这个回答丝毫没有出家之人应有的决绝与冷静，从侧面来说，张生作为一介书生，为何会在佛门重地开如此违背常规的玩笑，我想多是他找到了可以逾越常理的契机：法本平日里神情举止就不够端正。由此将其胆小且六根不净的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
2.惠明：无视清规而莽撞正义，最为真实
惠明在戏曲中可以说是较其他僧人着墨较多的。他是《西厢记》能否向设想情节推进的一个中坚人物。他不同与其他僧人，平日里不拘佛门信条，喝酒吃肉，俨然一个世俗之人。在寺警中，他面对贼兵口出夸张之语“我将这五千人做一顿馒头”用最通俗的市井语言，自夸自耀，全然无佛家弟子之像而充满大义。其次，他还大胆的唱出：“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并且承认自己在僧房里与众僧一起胡渰，大胆说出僧人们普遍的状态“僧不僧，俗不俗，男不男，女不女”尖锐而又真实的将僧人的虚伪，世俗，六根不净的作风深刻的揭露了出来。虽然惠明和尚不尊清规，有出家之名而无出家之实，但其“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慈悲，豪爽，而真实正义的僧人形象与普救寺中表面平和而本质虚伪的糊涂作风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对比，于是《西厢记》中浓厚的戏剧色彩便由此慢慢体现出来了。
3.以法聪为代表的众僧：天真直率而佛心不诚
佛门弟子六根清净是不能有邪淫之心的，只有断了情欲才能自在安乐，修得正果。而在《西厢记》中法聪竟然异常自然的同张生讨论莺莺的天姿国色，按理说，触及这种问题，佛门弟子本应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而法聪却向张生问道：“偌远地，他在那璧，系着长裙，你便怎知他脚儿小？”还有在张生给法本见面礼（银两）想借宿西厢时，站在一旁的法聪紧插一句“莫为厚礼”，这句话及其巧妙地点出法本收见面礼已不止这一次。如此，一个呆头呆脑，佛心不诚的小和尚形象跃然纸上。普救寺的众僧也将这一特点展现的一览无余。在追荐老相国亡灵的法事上，在则天皇后的香火院里，在由老相国剃度的主持的带领下，一处闹剧正在上演。按理说这场法事本应是严谨肃穆的，而真实情况却是丑态百出。王实甫写到：“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僗，觑著法聪头作金磐敲”。全寺和尚无不被莺莺的美貌所牵引，虽然是在为莺莺的美貌作衬托，实则写出了众僧六根不净，佛心不诚，虚伪而呆傻可笑的本质。体现出当时僧人强烈的世俗性和典型性。
二、如此塑造的原因
1.为主题服务，推动情节发展
虽然王实甫笔下的僧人贪财世故，与佛家弟子身份及其不符，但其在表现主题，推动情节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若无法本等僧人，张生如何能入住西厢，若无众僧人，张生与莺莺又如何上演之后的浪漫爱情，之后戏剧化的情节又如何在读者的期待中完成推进。同时，也正是僧人强烈的世俗性，反衬出老夫人浓厚的封建大家长制度下的顽固保守的思想，从而深化主题，强烈抨击当时封建思想对青年男女爱情思想的束缚。
2.增加喜剧效果，迎合下层平民审美
文学作品四要素中，读者为重要一环。加之《西厢记》为舞台艺术，为更得观众喜爱，就得写入大众更加喜闻乐见的东西。在元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而大多市民多以娱乐为目的，喜欢浅显易懂，风趣幽默，贴近社会现实的作品，故广大知识分子便以此为契机进行文学创作。正因为《西厢记》中的僧人无超凡神圣的光环，与凡夫俗子又相似的欲望追求，所以才更合当时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
3.当时的文化背景及文人地位心理使然
早在《会真记》，唐代贞元年间，佛教实力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朝野，引起广大文人强烈的不满。到了元代，统治者更加崇信佛教，僧侣享有相当大的特权，例如：“寺庙的金、银、帛、矿产……奴仆、牧畜、耕牛，莫不用为赏赐之具”，此外元代统治者还给广大僧侣大片免税的土地，于是僧侣们便“视外物重于身，愈有而愈为，所以僧侣不免有了强烈的世俗性，从而为广大文人写作提供了真实的素材。同时，社会流行“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的德威及“臭老九”的说法，使得像王实甫这样的文人豪情抱负的不到施展，不免心生消极，在作品中大量冷嘲热讽，暴露讽刺当时社会风气，故而使《西厢记》中的僧人各个倾向于“非理性化”，极具时代性。
就《西厢记》中的僧人便已有如此成就，何况剧中的主要人物及情节，故而，元末明初贾仲明曾这样评价：“作词章，风韵羡……新杂剧，旧杂剧，西厢记，天下夺魁”。可见，将其称为中国杂剧之冠，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1]王季思校注.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刘晓芳；论《西厢记》中僧侶形象的世俗性[D].长春工业大学，2010.
[3]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