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法官萨维里耶娃,下同):您从事什么工作?答(诗人布罗茨基,下同):我写诗。我搞翻译。我认为……
　　问:不要什么“我认为”。老实站好!不要靠墙!眼睛看着法庭!老实回答法庭提出的问题!……你有固定工作吗?答:我想,这就是我的固定工作。
　　问:请准确地回答!答:我写诗!我想,这些诗会发表出来的。我认为……
　　问:我们对“我认为”不感兴趣。请您回答,您为什么不工作?答:我工作。我写诗。
　　问:您的职业是什么?答:诗人。诗歌译者。
　　问: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答:没有人。(并非挑衅地)那么是谁把我列为人类的呢?
　　问:那您学过这个吗?答:什么?
　　问:学过怎样成为诗人吗?您没有上过大学,那里培养……那里教出……答:我不认为诗人是教育出来的。
　　问:那是怎么出来的?答:我想,这……(慌乱地)来自上帝。(引自洛谢夫《布罗茨基传》)
　　法官审问诗人的这段对话,世界文坛广为人知,发生于1964年2月18日苏联列宁格勒法院。5天前,不满24岁的诗人布罗茨基被捕,案由是“寄生虫”。
　　自有统治以来,诗与帝国的关系(本文以诗代表广义的艺术,帝国代表广义的权力)就一直龃龉难通。布罗茨基的遭遇只是更直接、赤裸地展示了权力对诗的仇视。不独帝国本身,一切带有帝国性质的存在,包括帝国的附庸也都仇视诗。
　　2500多年前,孔子就以民间身份拟行帝国之事——将古代流传下来的1000多首诗歌删削至305首,那些被他视为淫声艳乐的径遭蔑弃,他是编辑,也是书报检查官;于文明有功,于文明有罪。
　　稍后代的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严肃声称帝国应把诗赶出城邦,并提醒从政者提防诗人,不要赞美他们。有趣的是,《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也是个书报检查官,喜欢删除《荷马史诗》中被他视为对阿伽门农不敬的诗句。
　　孔子和柏拉图都注重诗的教化功能,所谓“诗教”。这本没有错,诗表现人类的审美精神,原本就属于哲学意义上的善,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成分。只是他们为了所谓的秩序,宁可放弃甚至毁灭诗,而遗忘了没有诗的秩序就是死亡。
　　帝国追求控制,诗追求独立;帝国追求奴役,诗追求自由;帝国追求坟墓的整齐,诗追求生命的参差。因权力组织形式以及地域时代等差异,帝国及其附庸对诗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唯有一点相同——帝国永远仇视诗,远甚于仇视思想。
　　伟大的诗必然涵泳伟大的思想(没有人会忽视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喜剧的思想内涵),伟大的思想却未必能诗意地表达;思想常常成为独断论者,而与帝国结盟,真正的诗从来只是光荣荆棘路上的踽踽独行者。
　　于是,诗也就无法不成为帝国及其附庸们的眼中钉,除非甘为帝国之奴。
　　自由传统深厚的欧洲历史上,宫廷艺术家虽比比皆是,但江山代有才人出、独自行吟的传统倔强地挺拔着。一个典型代表是拜伦,1816年,因上流社会厌恨而出走英伦的诗人说:“不是我配不上英国,就是英国配不上我。”这是英国的自由传统。即使在只有半个欧洲传统的沙皇俄国,普希金也拒绝成为弄臣,吟唱美、爱情、自由和正义;甚至极权的苏联,艾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斯塔姆、巴别尔、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们也都冷冷地桀骜着。
　　皇权传统深厚的中国,则另有一番景象,历代以诗画盛名传世者,大多因其官职,隐然独善者已是帝国最大的“胸襟”、极限的“宽容”。
　　阮籍以大醉60天婉拒司马家族联姻,陶渊明以“田园将芜胡不归?”挂印归田,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并不以诗人身份自矜,却撒娇地冒犯,媚顺地称臣,巧妙地自贬又自负。至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诗人附庸帝国而自我阉割,滔滔者天下皆是,不遑例举。
　　然而,真正的诗总是骄傲的,正如张枣生前的口头禅:“我叫张枣,是一个诗人。”布罗茨基更是用终生的诗作与行迹阐释了诗的这一天然骄傲,“诗人”一个词就回答了法官几乎所有问题,不喜欢人们谈论他遭迫害,甚至参加世界诺奖获得者聚会时,拒绝跟其它人一同起立向瑞典国王致敬。
　　无论中西,帝国依然以诗为敌。帝国深知,唯有征服诗,才是对自由最彻底的征服;而诗没有敌人,自由而凛凛然无恨,这是诗的尊严。